成功的机会终究来自于别人
对于这一点，20岁时的我也是不知道的。我认为只要埋头苦干，就终能成功。我两手空空，但总有一股子自信，相信自己能靠自己的力量做一番大事业。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的意志与信心是支持我走过20岁暗淡时光的动力。
步入30岁之后我才明白，想成功，单靠一己之力实在太难。真正开始搞事业了，才切实感受到，无人帮忙就会举步维艰。
不论你是多有才华的人，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伯乐予以提携，都很难有成功的机会，更遑论成功。
说到底，机会来自于人。所以人在20岁时不仅要培养能力，也要努力“追人”，积极拓宽人脉。遇上改变命运的贵人
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的人被称为“贵人”。所谓贵人，顾名思义为珍贵的人。你可能要说，相遇便是缘分，哪个不珍贵？但有些人能为你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他给予你成功的机会，推你走向成功，这样的人，就能称为“贵人”。
香港巨富、亚洲首富李嘉诚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机会就是遇上贵人，”李嘉诚是罕见的传奇人物。他15岁时丧父，从此他担起了家长的角色。他做过茶楼跑堂、钟表店店员、五金厂推销员、塑料花厂推销员等。他每天勤奋工作16到22个小时，年仅22岁就开始了小规模的塑料花制作生意，并以此为基石，成长为拥有以长江集团和和记黄埔为首的遍布全球的500多家企业、20万名员工的世界巨商。
李嘉诚的商业规模之宏大，资产之丰厚，简直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范围。在香港，从公寓楼、道路到生活用品，李嘉诚的公司几乎涉及所有领域。
香港人住在李嘉诚建设的7万多栋公寓里，行走在李嘉诚铺设的644公里的道路、桥梁和地铁线路上。不只是这些，他们在属于李嘉诚的超市里购买各种用品，通过李嘉诚的公司使用电器、电话、互联网。李嘉诚甚至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和港口。李嘉诚就这样全面地掌控着香港经济，甚至有一种说法：香港人每支出1美元，李嘉诚就入账5美分。
他能如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勤奋，人们有目共睹。事实上，他是想用勤奋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的工作量是别人的两倍，因为担心自己会落后，他还自学了英语。他为了工作四处奔波，无法经常回家，为此他一直将内衣带在随身的包里。即使在登上了世界富豪排行榜后，他也仍是那个最早上班、最迟下班的人。正是这样的勤奋和对事业的狂热，成就了今时今日的他。
李嘉诚的奋斗史给人们的感觉是，成功是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但事实是，他尤其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李嘉诚说，努力做事、养成优秀的人格只是基本，要成就大事业，还需要遇上贵人。
李嘉诚说这话是不是出于谦虚呢？这话并不是他的自谦之语。靠自己争取机会，是可以小有作为的，但大事业却难凭一己之力完成。就像李嘉诚所说的，越是想有大成就，越是需要贵人协助，相信这句话也是他在拓展事业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人的重要性后的有感而发。
或许李嘉诚认为这份成功是在众人协助下创造的，所以他总是很爽快地将积攒的财富与众人分享。从1981年创建“李嘉诚财团”后，他就没有停止过与健康、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他不仅每年都捐献数亿美元，不久前还承诺将拿出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约lO兆韩元，用来回馈社会。这一举动使他获得了香港人的无尚崇敬。
在公益事业上十分慷慨的李嘉诚，对自己却十分小气。尽管日理万机，他给自己定下的月薪也不过65万韩元。一套西服他能穿10年，手上戴着3万韩元的手表。他的饮食也十分简朴，哪怕是和可爱的孙子、孙女同时用餐，也只是一碗汤、四碟菜，再不会更丰盛。
也许他深知贵人能彻底改变他人命运的道理，所以他也一直为了成为别人的贵人而努力。
李嘉诚对“贵人”的定义令我印象深刻。他认为贵人是这样一类存在：在你踏上漫长旅途前，为你拾掇行装的人；当你遭遇风雨时，为你挡风遮雨的人；当成功的顶峰在你眼前时，最后推你一把的人。
我也曾遇上贵人，并且不止一两个。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我遇上了很多给我激励、赐予我机会助我成功的贵人。他们于我都是值得珍重之人，在这里我想重点介绍赵在勋教授和金浩定律师。
曾任公州大学校长的赵在勋教授与我是大学同寝。他既是国语国文系教授，又是诗人，还是在我20岁的仓皇时光中帮我梳理出人生重点的贵人。正是因为赵教授，我才爱与书亲近，才学会深入思考，“养吾浩然之气”，并立下大的志向。“想事情要充分，不管抛个什么主题或词语给你，你都要能对此口若悬河，论述个把小时。”教授的这番箴言，我铭记至今。
如果说赵教授是在重要的人生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上对我予以指点的贵人，那金浩定律师(现任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就是给我提供在中国正式开展业务机会的贵人。
当时我正在准备第一次创业，就是做中国投资顾问。只有把办公的地点设在企业云集的江南中心地带，才比较有利于推进业务。但江南地价之高，令我望洋兴叹。金浩定先生就在这时出现了，帮我解决了困难。他邀我共事，在自己栖身的位于江南德黑兰路的律师事务所中给我腾出了办公室。这一切，他都为我无偿提供，没有对我作任何要求。
P24-26
《年轻一定要跟对人》不是一般的职场人际关系教科书，金万基博士与我们分享的，是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八方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后的人生感悟。书中记录的作者夫妇与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那段友谊，作为见证者，至今历历在目，感动至深。以一颗真诚、善良、感恩的心以及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作者赢得了贵人，赢得了成功，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未来。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贾立政
在这个浮华而又充满变化的时代，产生一个梦想与放弃一个梦想，对于年轻一代来讲都显得如此容易。因此，方向与坚持的力量，对于处在移动时代的年轻人显得尤为重要。来自韩国的金万基通过本书，给出了他的观点。如今充当青年导师的人很多，但他与他的书与众不同，丰富的阅历和跨文化的学识，让这些随笔充满知识与趣味。
——新浪网副总编辑 周晓鹏
金万基是北京大学最早一批的韩国本科留学生之一，我有幸与他相识。当时他人缘极佳，是公认的同学们的贴心人。如今二十年匆匆已逝，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写就这样一本致敬其青春岁月、回味其人生情商的好书，充满了与人相处的智慧和豁达，诠释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人生哲理。每个人都只有一次青春，而青春时期的朋友是历久弥香的，伴随着你的终生成长和成功。趁着还年轻，多交一辈子相濡以沫的朋友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丁斗
人缘、人脉皆是品性的写照。本书作者金万基博士以自身成长经历为我们作出了最好诠释：求学阶段，要严谨治学、广积善缘，才能厚积薄发；职场阶段，要精通业务、经营人脉，才能提升业绩。“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没有什么定律和捷径，本书独到的探索将成为当代年轻人踏入成功之路的一盏明灯。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驻韩国办事处主任 刘凯
梦想、工作、成功，离不开“人”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不禁感到肉颤心惊。20多年前，三次高考失利，诚惶诚恐地来到中国，直至今日，从没有一刻懈怠过。
每一秒都是挑战的延续，而我总是处在从无到有、孤军奋战的境地，这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我无力改变。很多时候，哪怕只是信心再弱一点儿，都可能会导致我开创的事业付诸东流。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战胜每一个困难，都是因为心中充满梦想，拥有人定胜天的自信心，更少不了那些倾囊相助的人。
30岁以后我正式展开了自己的事业，也遇到很多困难。但与此相比，20多岁时的那段时光才真正是一段黑暗期，我根本看不到前进的道路，不知道前面通向哪里，应该选择怎样的梦想。论工作强度和难度，30多岁时肯定高于20多岁时。但20多岁时的那段时光之所以更让我刻骨铭心，我想大概就是因为其不确定性吧。
我一直沿着为自己制定的基本方向前行，不论周边的人是挽留，还是背地嘲笑，我都毅然踏上了到中国留学的道路，这是因为我相信没人走的路上会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从结果上看，就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才造就了今日的我。
我从来没有居晦或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过程是一帆风顺的。没人走过的路，尽头有什么，当然没人知道。在不知道下一步会遭遇什么的情况下独自前行，那份恐惧自然少不了，这与决心无关。而每当我恐惧的时候，能让我站稳脚、继续前行的就是“人”了。
从中国到英国的整个留学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一同面对困难、彼此激励的朋友，如父母般悉心照顾贫穷留学生的学长学姐，扶正我的人生观并为我种下更远大梦想的导师等，我与很多人结下了善缘。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我才能成为“中国通”，与“架起中韩友谊桥梁”的梦想更近一步。
虽然我从小就比较合群，在人堆里哭笑玩闹，但经历了艰难的20多岁后，我更彻骨地体会到了“人”的重要性。不管是怎样的梦想，如果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与帮助，是很难顺利实现的。 工作也是一样。大家常说现在是专家时代，专家，就是那些在自己工作的专业领域拥有实力的人。有些人会误以为只要具备了专业性，一个人就能生活得很好，绝对不是这样。在这个专家比八面玲珑的人更吃香的时代，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就无法正常施展自己的才华，只有把自己与他人的专业性融合在一起，才能成就大事。
说到底， “人”最重要。要想实现梦想，一定要先拥有“人”。如果有人问我实现梦想的秘诀，我会坚定地说“人”。发自内心地重视“人”的重要性，不分你我，用“我们”的心态来工作，这是成功的原动力。
“得人”并没有时间要求。本书起名为《年轻一定要跟对人》， “得人”，这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只不过“得到人”的方法会存在时间性罢了，20多岁时可以不带任何利益目的地去认识人，但专心工作的30多岁时不同，要通过工作得到“人”。只要下定决心并付出努力，使自己成为专业领域内最棒的，自然会遇到好人。
比起当下的利益， “人”更重要。从短期看，追逐工作所带来的利益会比追“人”大。而在冷酷的商业世界中以工作为重心进行判断和行动，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失去了“人”，工作就无从谈起。在重重困难之后我依然没有放弃中国事业，是因为还有“人”支持我。但如果我是为了利益而去利用这些人，我的中国房地产事业早就终结在摇篮中了。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有人与你一路同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每每看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藏着掖着，不懂与别人分享幸福，让我感到既惋惜又焦虑。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人们似乎并不把朋友或同事当作是一同奋斗的“人”，而更像是任由自己踩着往上爬的“竞争对手”。
现在改变并不晚，收起只盯着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工作和成功的目光，关注“人”吧！只要你做得到，就能遇见崭新的世界。试想一下，在自己燃烧热情追逐梦想的同时，所有的人都会取得共赢，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竞争的冷风，只有人性的温度。一个不再孤独的世界，正在前方等着你。 将此书送给那些因孤独而郁郁寡欢的青春。
草根青年的梦，依旧是现在进行时
不同的路，挑战中国
我二十三岁时，日子过得挺悲惨，甚至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如果当初我按部就班地考上大学，那么彼时正值毕业，或者已服完兵役，一身轻松地为未来作准备。但我什么都没完成：接连三次高考失败；在服兵役的过程中耗尽气力，憔悴不堪。再怎么摸索，前路依旧是一片黑暗。每一天我都在心里警告自己，不能任这颓势继续下去，而我自己却逃不脱人生失败者的自卑心理。
如今再回首，那段日子可谓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我出生于穷乡僻壤的农村洞（现改称圣化洞），从清州市内还要往里走很长一段路。虽然我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六，却不妨碍我快乐地成长。家里经济并不富裕，但在父母满满的期待和疼爱中，我顺利地升入高中。初中时我拿着奖学金读书，还担着联队长的职务。高中三年也连任班长，读书勤奋，很受老师宠爱。
这样骄傲又舒心的日子随着两次复读而彻底结束。不论走到哪儿都自信十足的风光少年逐渐失去了那份傲气，如落败而归的残兵，颓丧着脸，茫然不知所向。这样下去怕是永远都只能做个失败者了！当这种恐惧达到极点时，我作出了改变未来的选择。
当时我在三个选择前犹豫不决：留学美国，留学中国，死守韩国。我不知该作何选择，十分茫然。但即便在这样的茫然中，我还有着自己的主意：总得跟别人走不一样的路，才能有几分胜算。最终我选择了去中国。
人们对此嗤之以鼻。大概20年前的中国，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经济水平与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差不多。听说我要去中国留学，所有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我：“所谓留学，不应该是去先进国家学先进学问吗？”
我没有动摇。中国，是我小时候读着《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无限憧憬的地方，是我想重新开始的地方。我相信，去了中国，我能摆脱在韩国的不堪往事，发现新的可能。
1992年8月，中韩建交；同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登上了驶往中国的船。母亲流着泪，将珍爱的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嘱我以此应对不时之需。虽然彼时中韩已经建交，但那时候的韩国人将中国视作危险之地的意识还很强烈，总觉得我有种有去无回、无法保证归期的壮烈感。而当年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我，还是背起单薄的行囊，攥紧内衣里装着美金的口袋，向中国出发了。
北京大学第一届的韩国本科留学生
从仁川登船时，我的目的地是沈阳。因为当时我唯一能倚仗的就是位于沈阳的辽宁大学语言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但同船上相遇的朝鲜族教授吴尚顺交谈之后，我改变了方向。吴教授的建议是，既然要去中国学习，难道北京不是比沈阳更好的选择吗？我的心动摇了，没有过多地犹豫，我立刻改变了目的地。
但沈阳也好北京也好，于我都是举目无亲之地。不论身在何处，学习中文都是首要任务，如果能有机会在北京安顿下来，自然更好。与北京大学的缘分，也就在那时候结下。
当时没有直达北京的船只，我先坐船从仁川驶往天津。到达天津时正值黎明时分，一眼望去，气氛森然可怖，四处都是身着中山装且配着枪的人。我本来就紧张得手足无措，又感觉这些人在无声地监视我，那股紧张感更是无以复加。
这时候，又是吴尚顺教授对投靠无所、茫然四顾的我伸出了援手。虽然仅有船上的一面之缘，但教授对我的处境大概过于担心。我也的确无处可去，就跟着教授去了北大，叨扰了几天。令我感激不已的是，吴教授的丈夫还在他工作的对外经贸大学为我找到了宿舍。
下了狠心来到中国，在北京的生活却十分艰苦。宿舍的门咣当作响，挡不住肆虐的刺骨冷风，就是将所有的衣服都裹在身上入睡，也暖不了手脚，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蜷缩在床上，捂着饥饿的肚皮，徒劳地抵御着寒冷，而母亲的面容在这时浮现于眼前，不经意间我已是满脸泪水。
每当这个时刻，我就会想起令我疲惫不堪的两次复读，告诫自己收起自怜之心。为了不再重新遭遇那种暗淡苦痛的经历，我咬紧了牙关。我已经落于人后，我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别人几年内完成的事情，这种决心促使我尽全力去拼搏。
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我在对外经贸大学语言学院学习中文，但我没有老实坐在书桌前学，而是走到外面跟路人搭话，以此练习中国话。比如某天我在语言学院学到“你结婚了吗？”这句话，我就问那天遇到的所有人“你结婚了吗？”，不论男女老少；比如学到“吃过饭了吗？”这句话，我就一整天喋喋不休地重复这句话。幸运的是，中国人对待外国人十分友好，路上被我搭话的人，都很乐意做我的口语练习对象。
当时北京最便宜的出租车叫作“面的”，也是被我用于练习口语的场所。我记得当时“面的”车费是10公里约合韩币一千元。这可比课外辅导费便宜多了，对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来说，“面的”师傅简直就是最好的课外辅导老师。我坐上“面的”，就开始把“面的”师傅当作课外辅导老师，一直到目的地，都不停地练习中国话。“那是什么？”“这是哪里？”“您结婚了吗？”“孩子几岁了？”我动用所有知道的词汇，说着笨拙且马马虎虎的中文。
到了夜里，我就到人群聚集的夜市，把白天熟记的对话重新练习一遍。就这样，走上大街跟行人搭话的学习方法收效甚佳。我的中文水平日渐增长，1993年9月，到北京还不足一年，我就顺利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个韩国本科留学生了。
走，去英国！
终于成为北大的留学生了，可这份喜悦却很短暂。听完第一堂课我就蔫了。刻苦学习中文一年，自己觉得好歹也能听懂60%的课堂内容吧。可事实呢，真正听进耳朵里的内容不过30%。后来才了解到，教授是中国南方人，普通话说得不太标准，中国学生都不太听得懂。这一事实令我重拾信心。北大素来以“考进难，毕业更难”而闻名。连中文都说不纯熟的我要想跟上课程，需要付出几倍于别人的努力。
本来听课就够吃力了，天生喜欢与人打交道的我还忙着四处结交好朋友。也正是因为结识了好多朋友，我才能借来课堂笔记，于课后虚心请教课堂上没听懂的内容，从而顺利毕业。
当我决定去英国留学时，虽然没有像之前决定去中国时那样被人看作疯子，但也令很多人感到意外。但这是我思考很久后作出的决定。在中国学习的几年间，我充分地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无限潜力。对于西方人以何种视角看中国，我十分好奇。所以我上了飞机，前往世界上对中国学研究有着最深造诣的大学之一——伦敦大学的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亚非研究学院）。
SOAS果然不负盛名。首先令我惊叹的是那里浩瀚的资料。SOAS由英国王室设立，最早的目的是弘扬之前对亚洲、非洲的殖民经验，因此这里有大量在中国都找不到的珍贵资料。资料之繁多，令人无从下手。
虽然留学英国是长时间思考后的决定，但就像当初留学中国一样，并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英国研究生院的课程为期一年。外国人，尤其是亚洲的学生若想进入研究生院，要先听为期一年的文凭课程，并提交IELTS（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国际英语能力考试）成绩。
我的英语本来就不是很好，而学术英语与日常英语的难度悬殊。我无暇回望，夜以继日，埋头苦读。一番“刺股悬梁”后，我顺利地完成了文凭课程，也考取了足够进入研究生院的IELTS分数。
妻子当时也在伦敦，陪我一同读完了伦敦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日后每提起这段日子，她仍心有余悸。沉重的学业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经济上的窘迫使我们的处境如同雪上加霜。虽然运气很好，能够通过奖学金减轻学费负担，但太过高昂的物价还是使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如果不是通过中国教授时不时得到一些兼职赚点外快，我简直无法想象在英国的日子如何继续下去。
纵然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却真的使我受益良多。正是在英国时对中国学的深入学习，使我在中国做生意时能看得更深、更远，在分析、判断眼前局势时能更准确。在中国做生意时我多次遭遇意料之外的情况而慌张无措，如果没有在英国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知识，我无疑要栽更多跟头，经历更多失败。
无止境的失败
结束英国的研究生课程回到韩国后，我发现接下来的处境与我之前憧憬的截然相反。其实，就在回国前，我还沉醉在对似锦前程的幻想中。我好歹曾在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里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学，现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上升，我自负地认为，回到韩国必能得到多方青睐。
但我美妙的幻想破灭了。我像个凯旋的将军般得意洋洋，却没有任何人上前理会。韩国企业在IMF经济危机后显现出缩减海外投资的态势，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被认为眼下并不必要，很多企业纷纷裁员，专门负责中国方面业务的人才处境艰难。
想进入中国专业研究所的事也没能如愿。因为要求申请人要有博士学位，我连提交申请书的资格都不够。
既然不见有人抛来绣球，我只好给自己找事情做，于是开始创业。我胸怀宏大的抱负，打出了“MS国际”的名号，从中国引进物产在韩国销售。结果自然是惨败。几个月的时间，一件像样的交易都没成就，最终惨淡收场。
接下来我在Herald Media的经营管理局工作了大概半年，然后成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Herald China。在这里我工作了大概五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误与失败。在我关闭Herald China后谋求新的道路时，也遭遇了数不清的失败。
中国不是一个外国人随便就能得以立足的国家。如果对中国独特的商业文化没有足够的理解和准备，十有八九要栽跟头。正是因为对这一点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我在多角度的精准探讨之后，有了对成功的绝对自信，才正式地展开业务。而当那些没有精确的信息就想在中国做生意的人纷至沓来提出咨询时，我一次次地真心相劝，将他们拦了回去。
即便我在开展中国业务上如此小心翼翼，结果还是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准确地说，很多业务都是还未正式开展就不得不放弃了。就连很多中国方面主动联系的项目也因为理不顺种种利害关系而无奈地拖延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说实话，我也不过一介凡人，自然难免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里衰颓，但是我不能就此收手。就像推不倒的不倒翁，每次失败后我都能重整旗鼓，继续迎接下一个挑战。
即便如此艰苦，也终能赢得成功
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在无数次傲视失败之后，我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2011年6月，约五年时间成就了壮举。五年的漫长岁月在我脑中如走马灯般闪过。如今的这些项目，是我曾经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在沈阳建造高层商住混合建筑的项目，在确保必要的建筑用地方面就耗资数百亿韩元，其他方面也同样进行得很艰难。
之所以把沈阳选为房地产开发区，是因为沈阳有着几个优势。首先，沈阳是中国数得着的大城市，而其土地价格却有着相对较低的评定。其次，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地处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中心，可谓此区域的交通枢纽，未来的发展潜力是无穷大的。
沈阳的优势又何止这些！以沈阳的西塔地区为中心，生活着二十多万朝鲜族人，这为雇用语言相通的人力提供了便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对韩国文化十分熟悉，对韩国人十分友好。这就是我将沈阳选为房地产开发地的原因。
在沈阳各地细细勘察后，终于找到了最佳地段。这是个如同韩国的新村和明洞一样的地方，是沈阳三大购物街之一，每日流动人口多达三十万，可谓要地中的要地。
既然是要地，对于它的竞争无疑是激烈的。在最后阶段我与中国本土人士展开了精神上的鏖战，最终一举获得许可。直到现在，中国人都对这块要地被韩国人拿下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不是从数不清的失败中总结出中国商业的特性，并得到一些中国官员的鼎力相助，这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筹备创业资本也是一大关键。对大的建筑公司来说，筹备数百亿韩元不算难事，而凭个人力量凑足这样一笔巨款，确实相当不容易。银行部门为我提供了贷款，后续资金也是通过融资筹措。银行对一个无异于私人公司的小企业法人予以信赖并批准了贷款的事在当时极为罕见。商业性当然是首要判断标准，但周边人对于业务发起人的我的好评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到了现在，只要回想起当初平地起高楼的光景，我还是忍不住会心潮澎湃。高28层的两栋建筑物仅宽度就达140米，如同双胞胎一样并肩而立，日渐高升。我当时住在建筑工地对面的公寓里，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窗外的高楼——我盖起的高楼。即便是在茫茫黑夜里，我也能清晰地看到一层层蹿高的大楼。梦中也总是矗立着高楼，每一夜我都沉浸在幸福里，梦见工程竣工，刚建成的高楼光芒四射。
也许是我对建筑能够顺利完工的期许太过强烈，感动了老天，两栋商住混合建筑顺利竣工，从银行贷出的260亿韩元的项目资金在大约4年时间内全部得以还清。
直到把资金还清，我才终于能放松下来睡个好觉。我没有让信赖我、对我投资的人们失望，如释重负的放松感、终于成功了的成就感、以后可以成就更大事业的自信感涌上心头，我终于能够在长久的紧张后以一颗闲适的心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
在他人帮助下成功后，欲将成功与他人分享
双胞胎高层商住混合建筑只是一个开始。如今我开始梦想着更大的项目，那就是在开发余地无限广阔的中国建造可供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主题度假村。
但是，我还怀有一个比这更大的梦想。我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靠的都是“人”。虽然之前惨遭多次失败，但我一直努力维护身边的“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赢得了很多在事业上信赖我、帮助我的人。这些人帮助我获得了成功，现在我想将成功的果实与更多的人分享。
虽然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我已经开始着手为家庭贫困的学生们准备“汉语知识分享”活动。当今的穷学生连梦都做不起，这多么令人惋惜。因为世界已经变得很残酷，连学习都需要花大钱。
虽然力量微弱，但我还是想帮助境况困难的学生完成梦想。我认为，教授中文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韩国人普遍认为学好英语就能成功，但我认为学好中文在日后有着更大的竞争力。这也是我想教学生学中文的原因。
虽然这已不是一个鲤鱼还能跃龙门的时代，但只要能扎实地掌握中国话，还是有高飞的机会的，就如同经历了两次复读而萎靡不振，最后却通过学习中国话、探究中国文化而开启了新人生的我一样。
接下去，我还想给孩子们提供研修机会，以此来体验中国。如果通过这样微薄的帮助，使贫困的学生能重拾梦想，对于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了。
但是，丢失了梦想的似乎不止是贫困的学生们，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怯于做梦。在此我想告诉他们，只要足够努力，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尽管力量微薄，但我想成为这一事实的证人。我想让他们看到，只要有梦，哪怕经历再多次失败，都能够走出挫折，奋勇前行，最终圆梦成功。这也是我能艰难地鼓起勇气写出这本书的原因。
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实现起来有点难度，梦想兑现尚无确切时日。我有心想在韩国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在商业和外交方面为人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个梦想是我与妻子在英国SOAS学习中国学时就开始孕育的。
最需要悉心了解中国的国家，难道不是韩国吗？拥有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就在身边，韩国对中国的了解却太过贫乏。韩国人进军中国市场就像赶时髦，人们争相而上，又纷纷落败而归，这并不是偶然。
四个直辖市、二十三个省、五个自治区、两个特别行政区、五十六个民族，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大国。中国一个省的面积或人口，规模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因为幅员太过辽阔，省与省之差就如同国与国之别了，虽然同为中国的省市，但每个省的文化、生活习惯甚至语言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把这样的中国看作笼统的一体去接触，自然免不了要惨败而归。了解中国越多，越能感觉到对中国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
我希望能尽早把“中国研究中心”办起来，好为那些非常关注中国的人们提供实质性帮助。我认为，这是我报答给予过我帮助的人们的最好方式，同时我坚信，只要尽全力向前奔，这个梦想就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