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雄著的《知青家长李庆霖》主要写了一个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知青在农村生活的艰难状况，以及在知青招工、招干、招生中存在严重的“走后门、拉关系”等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写了复信，从此毫无政治经验的小学教师李庆霖，一下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从中央至地方省、地、县各级不同派别人物拉拢、争取的对象。他的个人命运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沉浮。

黄志雄著的《知青家长李庆霖》人物的观点、态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如果离开时代背景，对本书人物进行评头论足，无疑是幼稚而可笑的。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曲折走向的一场“内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斗争是主旋律，观望不得，逍遥不得。斗争是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每个运动都必须站队、表态，稍有不慎，便要身败名裂。在这样一个荒唐的岁月与恶劣的政治生态下，一些人为了身家性命，难免被迫要说几句荒唐话，甚至被迫做几件荒唐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第一章 告御状

第二章 调查与反调查

第三章 从三青团员到共产党员

第四章 形势比人强

第五章 江青接见

第六章 从“部长级”到学习班学员

第七章 决裂

第八章 中央联合调查

第九章 谈笑凯歌还

第十章 从幕后到台前

第十一章 “签字签字再签字”

第十二章 古谯楼上好风光

第十三章 大江南北

第十四章 “激流勇进”

第十五章 枪杆子与刀把子

第十六章 巨星陨落之后

第十七章 惊弓之鸟

第十八章 “杀”与“不杀”之间

最后岁月

公元1972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2月21日，“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接见了他，两双大手越过太平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既是中国远交近攻外交和军事策略的胜利，也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为7年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这一年8月3日，邓小平从南昌步兵学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出来工作。信件通过江西省革委会送进中南海。8月14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件作出批示。当天，周恩来将这个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的信件作为中共中央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附件一同发往全党。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集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地位比“文革”前更高了，作用也更为重要。四届人大后，他以军队整顿为开端，以铁道部门整顿为突破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邓小平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深得党心民意，为他在随后的1977年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发生在公元1972年的这两件事情，后来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内政与外交走向。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1978年，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而改变了中国亿万人民的命运。1979年1月1日，中美结束冷战局面实现外交正常化，为世界创造了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中，迅速崛起。

也是在1972年年底，我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在埋头伏案，准备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这小学教师忧心忡忡，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只好孤注一掷，向党中央主席告御状。

这位小学教师，就是李庆霖。

李庆霖也不知道有多少天这样彻夜难眠了，让一盏孤灯一夜寒风伴随着自己；多少次欲言又止落笔无痕，只好一遍遍地翻阅毛选四卷。今晚他心中反复涌起一个念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然一击。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铺开信纸，用掌抚摩平整，援笔写道：“敬爱的毛主席”。

忽然近处一阵响动，他猛地一惊，抬头瞥见不远处一只老鼠正朝他眨眼。他苦笑一下，也不理会，正要继续写下，却分明感到门口有人走动，只好起身开门。但觉寒风扑面，径直越过他的身体，吹得桌上稿纸纷飞。李庆霖不由地打了个哆嗦，双手奋力一按，将门锁好，返身满地寻找纸张。他将稿纸逐一收拾整齐，用手抚平，陷入沉思。

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打断了李庆霖的思绪，他起身开门，只见校长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外，劈头便说：“你在干什么，敲了半天门。”

“没、没干什么，正给亲戚写信，家里不方便，就上办公室来。”李庆霖说着，慌忙将校长让人室内。

“哦，”校长瞥了一眼已被李庆霖压在小臂下的稿纸，看到他慌张的样子，脸色缓和下来，继续说道，“你最近好像心事重重，有什么想不开的？”

校长几年前还是农民，但形势发展比人强。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最高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

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

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

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

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社论发表后，莆田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入农村学校。校长原是大队治保主任，担任贫宣队队长不久后就地转任校长。李庆霖对校长，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畏心理。这种心理来源于三年前的第一次见面。

三年前，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班中，失去人身自由的李庆霖再次被迫承认是“三青团员”。学习班一解散，他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校长申辩，新任的校长——贫宣队长微笑地听完申辩理由，坚决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李庆霖焦急地说：

“师范学校敌伪档案名单有我的名字，那是教务处的点名册呀；作文比赛、篝火晚会虽是三青团组织的，但属于全校性活动。不能据此就定我是三青团员的。”

“敌伪档案上只要有个名字，就足以认定你是三青团员。”校长立场坚定地说，“何况还有你自己交代、同学揭发。”

“点名册要能定，那我们全校教员不都成了共产党员了。”

“你混蛋？！”校长严肃地说，“将伟大的党与三青团相提并论！”

李庆霖猛地一愣，半晌讲不出话来。他想了又想，终于还是不甘心地说道：“人家既没有给我三青团臂章、团证之类的反动证件，我也从来未交过团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三青团员。”

“国民党反动派笨头笨脑，政治制度腐败。当时参加伪党伪团的人，哪里需要什么手续？随便撕张擦屁股的草纸写上名字就算数。可以不给你臂章、团证嘛。”

李庆霖眼见说服不了校长，无奈地感叹道：“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参加三青团，究竟编在哪个部分，属谁领导，就这样被定为三青团员。真是冤枉呀！”

校长并不理会他的感慨，再次反驳道：“你对三青团印象不深，不知编制和受谁领导，说明你只是一般团员，不是骨干分子嘛。”

自从这次谈话后，李庆霖每当见到这位贫宣队长出身的校长，心中就不免气馁。校长虽是农民出身，却也是初中毕业生，看到像李庆霖这种有几分真才实学的教师，有时也显得尊重。

“没什么事。”李庆霖压住稿纸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苦笑着说道：“良雄马上又要毕业了。”良雄是他的二儿子，正在读初中。

“又要去山区插队落户？良模在蔌芦怎么样？”校长随口问道，也不等他回答，就接着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顾曾孙没有灶前了。我们农民要像你们城里人这样，那不是都不活了？”

灶前，古汉语指厨房。莆田居民大多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当地方言极好地保存了千年之前的古汉语。

李良模是李庆霖的大儿子，1969年初中毕业后，前往本县山区蔌芦公社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李庆霖听到校长提起大儿子，不由深深地叹了口气，似有无限苦闷。

“我顾不了曾孙有无灶前，但现在家里的灶都快不会冒烟了。”李庆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不敢说出口，怕校长批评他给大好形势抹黑。他只是愁闷地望着校长。

校长看他这样，起身说道：“你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多愁善感。甘蔗吃一箍剥一箍，想那么多干什么。快半夜了，该回家了。”

校长离去后，李庆霖用笔抵着下巴，两个深陷的眼窝，直愣愣地望着前方，不由地想起那年被定为“中右”的情形。

1957年，28岁的李庆霖正春风得意，凭着在福建仙游师范6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在教学上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同行们的认可，成绩突出，被任命为莆田县忠门公社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任命刚下来，他又奉命前往晋江专区参加小学行政干部轮训班学习，全校教师们纷纷过来祝贺，都说李主任一回来，肯定就是校长了。岂料祸福相依，李庆霖在接下来的一场政治运动中，遭受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P3－5

作为一个福建莆田人，我出差在外时，时常有人打听有关李庆霖的情况，表情总是热切而又复杂，相当一部分人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写给他的那封著名复信的内容，有些老知青甚至还会大段大段地背诵他写给毛泽东来信的内容，这使我既惊讶又惭愧。然而，当时我并没有产生写这本书的欲望。

创作欲望是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中产生的。这些资料细致繁多，同我的工作有关。我阅读这些资料，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是为了熟悉我们福建莆田的人文历史，不如说是为了消遣打发日子。阅读是我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仔细地阅读卷宗、比对证据，去伪存真则是我的职业习惯。通过阅读，我发现李庆霖很特殊而又很普通。他很特殊，是因为他与所有的“文革”人物不同，不是靠造反起家，而是因为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老实话，反映了具体问题，从而在客观上为前后1700万知青带来了福泽。也就是说，他是靠做好事起家的。他很普通，是因为他虽是一介小学教师，但命运沉浮却具有时代性与代表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期间，历次大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有他的份儿。反右时，他被定为“中右”；“大跃进”年间，他被插过“白旗”；“文革”初期，他被打为“三青团员”；“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成了“国民党员”、“美蒋特务”。毛泽东主席给他复信后，他成了共产党员，担任了上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下至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等多项职务。不久，他的言行又被指控构成反革命罪，界于杀与不杀之间。

这样一个命运沉浮的人物，与那样一个主宰他人命运的时代，引起了我创作的欲望。

我阅读的材料当然包括李庆霖卷宗，也包括与他相关的许多人员的案卷。那一摞又一摞厚厚的卷宗，花去了我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几千万言的交代材料、证人证言、会议简报、会议记录、大字报底稿、电报稿、讲话稿、书信不仅为我勾画出李庆霖等人的活动轨迹与人物性格，而且连细节与场景也依稀可见。有时我只要穿针引线，将材料整理后，用线条将它串联起来，便是一个个内容生动、片段精彩的叙事场景。这些生动精彩的故事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以至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真实对话，看起来更像是文学创作。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选择了以纪实文学而不是传记的表达方式写作本书。

本书人物的观点、态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如果离开时代背景，对本书人物进行评头论足，无疑是幼稚而可笑的。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曲折走向的一场“内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斗争是主旋律，观望不得，逍遥不得。斗争是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每个运动都必须站队、表态，稍有不慎，便要身败名裂。在这样一个荒唐的岁月与恶劣的政治生态下，一些人为了身家性命，难免被迫要说几句荒唐话，甚至被迫做几件荒唐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我无意于翻旧案算旧账。“文化大革命”早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就已明确否定了。《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有“文革”情结的人，不妨再细心读一读这份历史性文献。通过本书写作，我进一步理解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认识到邓小平伟大的历史地位，也深深地体会到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民主法治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无意在作品中宣扬什么，也绝不刻意褒贬某个人物。我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离得不远不近又够远够近。由于年龄的原因，我远到无法参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足以保持审视的距离；近到深可理解那些人物在特定年代的所作所为。由于工作的便利，我可以将听到、看到的一些材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许对，或许不对，但绝不违背良知。我无意给书中人物刻意增添一点什么，但遗漏与偏颇却是难免的——那是因为我学识浅薄与材料不足。正如盲人摸象，或许我只摸到了大象的腿，但我会说这大象像根柱子，而绝不会说像堵墙。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记忆总是有所选择的，即便是一个最为真诚的人。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者尊严的经历，往往会被内心压抑至潜意识而被忘得一干二净；而那些能够去除痛苦、引以为荣、能够表现良知或者体现尊严的经历，往往成为最牢固、最向往的记忆。我向来对所谓亲历者的回忆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翻开某些人物的回忆录，我有时被书中的真实感动，也有时为其中明显的虚假恶心。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即任何人都无法评判自己的行为，这表面上是程序问题，实质上是人性因素。

构筑本书的基石是卷宗材料，它是当事者在事后留下的痕迹。这既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当事者接受采访时自我标榜的虚夸成分，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人性弱点带来的记忆选择性遗忘问题，但它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高压下，当事者自诬或诬陷。我在修改本书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引用相关材料时，也力所能及地予以提醒。

尽管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进行写作，但表达方式却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提供给读者的人物形象，也是属于文学艺术画像。

1996年，我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初稿。后来，我又用了十几年时间，阅读了大量背景资料，多次走访了包括李庆霖在内的相关人员，倾听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多次大幅度的修改。每次修改文稿的时候，我都要重新阅读那一摞又一摞厚厚的卷宗，查找一本又一本参考书籍，力求本书的重要细节能够经得起读者的质疑与推敲。

本书成稿之后，曾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阅读过底稿。年长者大多送我两个字：真实。我想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因为真实既是我写作初衷，也是我写作目的。当然，这种真实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我所担心的是尽管自己有求真的写作态度，恐怕也达不到真实的高度。年轻者也送我两个字：荒唐。

送我“荒唐”两个字的朋友都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以对待魔幻小说的态度，阅读本书，除了感到新鲜外，无法理解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本书是满纸荒唐言。

说“真实”与“荒唐”的都是我的朋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年龄，以及由于年龄差异而形成的对事务判断的差别。我想，荒唐的不是我键盘敲击出的方块字，而是那个岁月。我希望，那个荒唐的岁月，永远不要重现。

这是一部我披阅20多载，大幅增删多次的作品。也是一部令我满头青丝变成华发的作品，它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年华。

1987年底，我转业到法院工作。由于条件便利，我阅读了李庆霖与相关人员的卷宗。经过反复阅读后，我决定创作本书。

由于职业关系，我上班拟写法律文书，下班创作文学作品。拟写法律文书有助于文学创作更加严谨，文学创作有助于法律裁判更加人性化。法学与文学说到底都是人学，前者注重人的行为规范，后者注重行为背后的动因。职业与爱好，使我认为自己是创作这部作品的适格人选。

1996年，我花费四五年时间创作的手写初稿完成后，王朝霞女士花费了大量心血，用当时简陋的打印工具为我打印了文稿，令我非常感动。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特地从长沙赶到福建，在审阅了文稿后，与我商谈出版事宜。由于我对稿件尚不满意，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认为，一部作品如果连作者自身都不甚满意的话，那便没有出版资格。此后，我对文稿进行多次大幅度的修改。

前年初，我出版了一部传记作品，对人性有了新的领悟，萌发了再次修改稿件的念头。修改最后这稿是个愉快的写作过程，我已经能够较好地把握本书人物，进入他们的内心，理解他们的行为，并深度发掘他们行为背后的动因。比如，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中有“全国此类事甚多”句，以往未予引起我足够的重视；这次修改时，我便追问：毛泽东既然这样说，那么在他收到李庆霖来信前，是否知道知青的状况？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通过什么渠道得知的？他为什么选择给李庆霖的复信作为解决知青问题的突破口等。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我得到诸多帮助。王顺镇先生20多年来，每稿必读，每读必有独到见解，让我受益匪浅。作家杨金远、郑国贤、张玉钟先生曾经从不同角度采访并发表了有关李庆霖的传记作品，这些作品以及他们与我的交谈内容，对本书具有借鉴作用。董金勇、许一新先生为我多次校订书稿。在此，我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别需要感谢的还有梁征、李飞亭、李辉龙、胡志伟、黄华先生，他们的关心是我得以完成创作的重要动力。

在此，我还应当感谢我的妻子田金凤。20多年来，正是由于她无私的奉献，使我得以安心创作。

本书出版前，我又根据出版社意见，删节了相当一部分内容。

作者谨识

2015年6月于黄滔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