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几乎不再抱有希望的时候找到梅西①的。梅西是个餐馆，位于剑桥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上，来这儿的顾客多为想要体验生活的学生和教授。我很快就要二十了。昨天晚上，我终于明白，没有介绍信，正常的人是不会雇我当保姆的，而仅凭一张笑脸、一首歌曲和一本普通的作品集，我也上不了艺术学校。于是，凌晨五点半，我鼓起勇气走进了梅西餐馆，向上帝祈祷，希冀我的一生将从这里得到改变。
这个餐馆小得可怜，且弥漫着金枪鱼和洗涤剂的味道。我走到前台，假装看菜单。一个大块头男黑人从厨房出来说道：“我们还没开张。”然后又转身进去了。
我没有抬头，仍然看着菜谱。芝士汉堡、蛤蜊饼、希腊开胃菜。“如果还没有开张，”我说道，“你这会儿干吗开门？”
这个人好一会儿才接上话茬儿。他径直朝我走来，两只健硕的手臂搭在我身体两侧的前台上说：“你不是应该去上学吗？”
“我十八岁了，”我学着在黑白老片里看过的凯瑟琳·赫本的样子仰起下巴，“我在想，这儿是否有个空缺职位？”
“一个职位，”男人慢慢地说出来，似乎从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职位？”他眯缝着眼睛，此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那个疤痕，让我联想到带刺铁丝的疤痕，弯着一样的尖，这个疤痕穿过男人的脸，弯曲在他的脖颈处。“你想要一份工作？”
“嗯，是的。”我答道。从他的眼神中，我可以读出他并不需要服务生，更别说毫无经验的我了。我还可以读出此时此刻的他不需要老板娘，也不需要洗碗工。
男人摇了摇头说：“这他妈的太早了。”他转身看着我，我知道，眼前的自己是既瘦弱又衣冠不整。“我们六点半开张。”他说道。
按理说，此时我就应该离开了。我应该回到那个凄凉的T车站，那个我度过了好几个夜晚的地铁车站，去听街头艺人忧郁的提琴声，去忍受无家可归之人撕心裂肺的哀号。但是，我拿起那张布满油渍且向内折起的菜单，读起了昨天的特色菜。背面是空白的。我从背包里取出一支黑色的笔开始做起了自己唯一有信心做好的事情：我要画这个刚刚拒绝了我的男人。我就这样透过那个可以看到厨房的小窗口乜斜着眼观察着他。我看到他从架子上搬动一坛坛蛋黄酱和一袋袋面粉时肱二头肌弯曲和伸展的模样。我画出了那种动作还有那快速的瞬间，到画脸部的时候，我迅速地勾勒出来。
我仰了仰身子去看这幅画。我还在这个男人宽大的前额上勾勒了一位身体结实的老妇人的轮廓，老妇人的双肩弯曲佝偻，半为劳苦辛勤半为年事已高。她穿过了劣质咖啡的影像，一线线疤痕的影子穿过了她的背部，聚拢的样子揉成了男人脸上奇怪的扭曲疤痕。我不认识这位老妇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显现在纸上。这不是我最好的作品，我知道的，但它是值得留存的东西。我将这张纸放回柜台径直走出了门等着。
即使在我还没有能力去勾勒人物心理秘密的时候，我也总是相信我可以画好。我坚信这一点，就像有些孩子坚信自己能够抓住高飞的球，而有些孩子认为自己可以用感觉和光亮为读书报告做出最具创意的封皮一样，我总是在涂鸦。父亲跟我说，蹒跚学步的我曾经拿着一支红画笔沿着房子墙壁画了一条连续的线条，这条与我眼睛齐高的线条跳过了门框也越过了炉架。父亲说，我画这个纯粹是为了好玩。
五岁时，我在《电视指南》上看到一项竞赛启事，参赛选手需要画一张乌龟卡通画，然后提交参赛，奖品是提供就读艺术学校的奖学金。我当时只是随便涂鸦，但是妈妈看到我的画后说，这正是天赐良机，是我上大学的绝好机会。是妈妈将它寄出去的。当回信函称赞我的才能并提供了一个位于维克斯堡的国家艺术学校的入学名额给我的时候，妈妈激动不已，她说那是我们的幸运日。妈妈说我的才华明显是遗传的，她还在晚餐的时候向爸爸大秀了一番。父亲微微笑了笑说，他们给每一个他们认为会向骗子学校交钱的人发信函，于是妈妈马上离开了饭桌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妈妈把这封信放在了冰箱上面，旁边有我的水彩手指画和糨糊粘的拼贴画。母亲离去的那一天，这封信也不见了，我一直猜想是不是母亲将它带走了，因为她知道不能将我带走。
那时我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比过去几年都想。部分是因为我离开家之前的所作所为，部分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家。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父亲所虔诚信仰的上帝是否能够告诉他为什么他生命中的女性总是离他而去。
后来，在六点十分，那个大块头男黑人出现在门边，把整个门框都堵严了，我已经明白了将会发生什么。他张着嘴疑惑地盯着我。男人一手拿着我画的画像，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将我从人行道上扶起。“再过二十分钟就是客人们的用餐时间，”他告诉我，“我想你不至于对招呼顾客用餐一无所知吧？”
莱奥内尔——是这个男人的名字——带我进厨房，给我～沓法国吐司，一边向我介绍洗碗机、烤炉和自己的弟弟、厨师长勒罗伊。男人没有问我从哪儿来，也没有谈论薪水，好像我们早就谈妥了似的。他突然告诉我梅西是他曾祖母的名字，内战前，她还是佐治亚州的一个奴隶，正是我刚才在画上勾勒出来的老妇人。“不过你肯定是个预言家，”他说道，“因为我没有和别人说过她。”他还说大多数哈佛人认为这个店名是一种哲学态度，不管怎样，这让他们常常光顾。然后他走开了，留下我去思考：为什么白人给女孩取的是类似霍普(Hope)、费思(Faith)这样名不副实的名字，而黑人母亲给女儿取的则是诸如梅西(Mercy)、德里芙兰斯(Deliverance)、赛尔瓦提恩(Salvation)之类的名字，成了她们永远背负的十字架。
莱奥内尔回来的时候给了我一套整洁的粉色制服。他扫了一眼我的海军毛衫、半筒袜以及百褶裙——虽然穿了好几天，裙子的褶线依然规整，“既然你说自己十八岁了，那么我也不会再说你什么，但是你看起来真像一个小学生。”他说。男人转过身，让我在冰箱后面换衣服，然后向我演示如何使用收银机，让我将盘子放在手臂上下练习平衡。“我不知道我何苦要这么做。”他嘀咕着，接着，我的第一位顾客进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尼古拉斯当然得是我的第一位顾客。这是命运使然。无论怎样，他是那天早上进入餐馆的第一位顾客，比两位常客都要早。尼古拉斯弯下腰——他太高了——在离门最远的一个位置上坐下来，翻开一期《环球报》。报纸翻动的声音很悦耳，仿如树叶婆娑声，还有新鲜的油墨味。我给他斟免费咖啡，他没有和我说话，甚至咖啡洒落在第三页的法琳广告上他也没有说什么。当我过来要他点单时，他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就说道：“莱奥内尔知道。”我将盘子端给他时，他点了点头。他要加咖啡时，只是举起杯子，悬在那儿像谢恩仪式一样，直到我过来加满。当雪橇铃响，表明玛维拉和多丽丝两位准时的女服务生到了时，或者陆续来的七位顾客来吃早餐时，尼古拉斯都没有抬头。P8-11
尼古拉斯不准我走进我自己的房子，好在我一直在远远地看着这个家。因此，即使像这样露宿在檐前草地上，我也非常清楚尼古拉斯是什么时候抱着麦克斯进婴儿房换尿布的。灯亮了——那是一盏小巧的恐龙灯，灯罩上印着史前的骨骼——我看见了丈夫那双换纸尿布的手的影子。
三个月前，我离开的时候，尼古拉斯难得有那么一次会帮把手换下尿布。不过也是，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他是没的选了啊！尼古拉斯一直是一个处理突发情况的能手。
麦克斯正在牙牙学语，脱口而出的一长串音符就像是一串夺目的珍珠。我好奇地站起来，爬到了房子近前那棵橡树的矮枝上。只要稍微用点力，我就可以将下巴抬起来够到婴儿房的窗沿上。在黑暗中待太久了，房间里昏黄的灯光射过来的时候，我就会不停地眨眼。
尼古拉斯拉开麦克斯的睡袋。他俯下身去的时候，麦克斯仰起身子，抓着他的领带往嘴里送。尼古拉斯在扯开领带的时候发现了窗前的我。他抱起孩子，故意将孩子的脸别了过去，然后大步跨过来，透过这扇唯一可以看清楚里面情况的窗户盯着我。尼古拉斯没有笑，也没有说话。随后，他拉起了窗帘，留给我的只有那一排气球、小马以及吹长号的大象——都是些我怀孕的时候涂鸦的微笑形象，我当时还向它们祈祷，希冀童话世界可以抚平我内心的恐惧并带给我儿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今晚的月亮是那么皎洁又那么沉重，我久久难以入眠，内心处于崩溃的边缘，不禁想起了指引我找到早已失去的妈妈的那个梦。当然，我现在明白了那根本就不是梦，而是一种有价值的真实。那是一种记忆，是麦克斯诞生后开始唤起的记忆——他出生的第一天晚上，接着是他回家后的一整个礼拜——有时一个晚上会出现几次。在麦克斯醒来喝奶、换姿势，或者需要照顾的时候，我常常会拼接这种记忆，可是很遗憾，几个星期了，我都没有看出什么联系。
母亲厨房天花板上的水印图案粉色中带着暗淡，形状就像许多纯种的马匹。母亲常常把我放在膝上，将手指过我们的头顶，问我，看那儿，你有没有看到那只鼻子？还有那条马尾巴？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关注着自己的“马群”。早餐时间里，母亲摆弄着洗碗机，我就坐在旁边的胶木质工作台上，以为这些精美的瓷碗和杯子的撞击声就是那神奇的马蹄声。早餐后，我们坐在暗处，听着洗衣房里洗衣机、甩干机的滚动声和撞击声，这时，母亲会亲吻我的头顶，喃喃地道出我们的马匹将载我们去的地方：特鲁莱德、斯卡伯勒、贾斯帕。那时，父亲做了一份电脑工程师的兼职，常常回来得很晚，他经常在回来时发现我和母亲就那样在厨房里睡着了。有几次我都要父亲看看“马群”，可父亲从不看。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我们帮他吧。”有一天，母亲站在矮凳上用双手将我举得高高的。她递给我_块带有浓郁甘草味的标记牌，叫我将看到的东西描摹一下。然后我再用在沃尔玛买的64支装彩色蜡笔给“马匹”上色——一匹带白色星状的棕色马，一匹草莓杂色马，还有两匹有橙色斑点的阿帕卢萨马。母亲续描了健硕的前腿，不同的马背，以及飘逸的鬃毛。后来，她把砧板放在厨房的中央，将我搁在上面。窗外是炎炎的夏日，一直绵延到了芝加哥。我和母亲依偎在一起，我纤弱的胳膊靠在她的胳膊上，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马在天花板上驰骋。“哦！佩琪。”——母亲平静地叹了口气——“看看我们的杰作。”
五岁的我不知道“杰作”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生气，而母亲为什么又会笑他。我只知道，母亲离我们而去的每个晚上，我都会躺在厨房的桌子上，回味着两个人的胳膊紧贴着的感受。我会尽力去聆听她那悠扬起伏的声音。三个月后，父亲弄来了白色涂料，将天花板都涂白了，一点接一点地抹去了那些纯种的“马匹”，仿佛那些“马”，还有我可爱的母亲，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凌晨两点半的时候，卧室的灯光亮了，我隐隐地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但灯就那么一闪，接着又灭了。麦克斯很安静，晚上不再醒上三四次了。我颤抖着出了睡袋，打开我小车的后备厢，在跨接电线和健怡可乐中间终于摸到了我的速写本和彩色蜡笔。
我必须在途中购买这些：我甚至不能够告诉你，当渐渐明白我自己不能上艺术学校也不能照顾麦克斯的时候，我将自己的作品深埋在房子的哪个角落。但是出走的时候，我又开始涂鸦了。我画的都是怪异的东西：午餐的包装盒、让车标志，还有硬币。尽管我很笨拙，但我也尝试过人物形象——日杂店的收银小姐，还有玩棍子球的两个孩子。我也画有生以来所知道的爱尔兰英雄形象以及那些神祗。渐渐地，我曾经很有艺术天分的手回来了。
我从来就不是一位平庸的艺术家。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让纸上的东西充满意义。我喜欢将所有的空间塞满，也喜欢用颜色填满每一个黑色的斑点。我所画的作品都是沿着纸张的边缘，一不小心就可能掉下来了。有时候，我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事物，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还时不时画一幅肖像，在脖子的凹陷处或者耳朵的阴暗处画上我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作品完成后，我自己也常常感到讶异。我画出了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东西，画出了还没有透露的秘密，也画出了非我本意的关怀。人们欣赏我的画作的时候似乎很着迷。他们会问我这些作品的意义是什么，不过我从来不予回答。我画的只是意象，人们得面对自己的心魔。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天赋。这种天赋不是来源于我的画作。第一次是在七年级时的一节美术课上，我画了一条简单的芝加哥地平线，但是我用幽深空荡的大楼以及洞开的大门遮挡了淡淡的云朵。在那个几乎看不见的角落，隐隐现出了一座城堡、一座塔楼，还有一个站在窗户边上的女人，女人的手按在她自己的心上。姐妹们看到后很是不安，于是叫来了父亲。父亲说：“没想到，你对母亲的记忆是如此深刻。”
回家了，可尼古拉斯不让我进门。我只得退而求其次——我将身边摆满了丈夫和儿子的图画。我画下了尼古拉斯开门看我时的那张脸，我画下了坐在尼古拉斯手臂上的麦克斯。我将这两幅画作贴在小车的仪表盘上。虽说技艺并不精湛，但是我已经抓住了那种感觉，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在等尼古拉斯从医院回家时，我凭着记忆画了起来，用每张纸的两面画啊画。现在有关尼古拉斯和麦克斯的作品已经超过六十幅了。
我正在画的这幅是晚上早些时候开始的，画得太专注了，没有注意到走到前檐的尼古拉斯。他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叫我：“佩琪？佩琪？”
我走到檐前，好让他看到我。“哦！”尼古拉斯说了一声。他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然后说道：“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还在这儿。”
“我在呢。”我回答，“我哪儿也不去。”
尼古拉斯于是叉着手说道：“不过，已经太晚了。”我以为他会气冲冲地走回去，可是他拉紧了身上的睡衣在檐前台阶上坐了下来。“你在干什么？”他指着我的素描板说道。
“画你，还有麦克斯。”我答道。我给他看了以前画的一幅作品。 “还好。”他评价道，“你一直都画得很好。”
我已经记不起尼古拉斯上一次夸奖我做得好是在什么时候了。他看了我一会儿，似乎放松了警惕。他疲惫的眼睛看起来很憔悴。他和我都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此时此刻，看着尼古拉斯，我看到了一个梦想着往上发展的年轻人，如果有病人去世了，他回家后会在我的怀里平复创伤。从他的眼中，我可以看到一双少女的眼睛，这个女孩曾经是如此钟情于浪漫的情怀。“我想抱抱他。”我轻声说道，这时，尼古拉斯的眼神变得暗淡而呆滞。
“你有机会的。”说完后，尼古拉斯站起来回到了我们的屋子。
我在夜色下继续着我的画作。可自始至终，我都在想尼古拉斯是否也会难以入眠，如果明天精神不好，他会很生气吧。可能是分神的缘故吧，这幅作品也是这个样子了。都不对了。我已经画出了麦克斯的样子——他那紧握的拳头，他那天鹅绒般的板寸头——但是某种东西完全没有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现在我不是在画麦克斯和尼古拉斯，而是在画麦克斯和我自己。儿子坐在我的手臂上，拉扯着我的头发。对于别人来说，这幅画还行。但是在麦克斯伸展着的紫色掌心中隐藏着一圈精心编织过的树叶网。在网的中央，我画了自己母亲奔跑的意象，母亲抱着本应属于我的孩子，这似平是一种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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