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作家文学，是南方文学特别是海南岛文学的一颗痣。这痣的颜色、大小、质素，虽与总体上的观感无伤大雅，但它的存在、有无、大小、文野，却是上述文学格局中不可忽略的印记。在当代黎族作家文学中，王海作为黎族作家，他的身份及所处的文化地位，非常特殊，可说是当下黎族作家文学格局中，最具文化特质的一个。王海编著的《吞挑峒首》收录了作者的小说集以供读者赏析。

在王海编著的《吞挑峒首》中这些充满黎族民族风情的小说中，男主人的性格充满黎族耿直、真挚的特点，情感世界虽然自私却不狭隘、心地单纯却又崇高。对于这些性格特点虽然刻画单薄些，倒也是呼之已出了。

在《吞挑峒首》中这些充满黎族风情的小说中，多有场景描写，尤其是黎族青年男女对歌生活的场景，在热烈的歌声中是朦胧的情境，令人向往。

达乎极乐的返乡忧心

——序王海小说集《吞挑峒首》／郭小东

序二：生活的年轮与忧伤的世界

——王海教授的小说世界／周建江

记忆中的小路

我们曾经也年轻

吞挑峒首

芭英

帕格和那鲁

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

弯弯月光路

轻风，掠过夏日的山坳

被荒草掩没的坟茔

走过了那个路口

我家门前有条河

阿龙

舐犊情

梦中的彩虹

失落在深山里

欺骗

他们都在爱

梦的旅程

采访

鬼影

肝肠寸断

电话奇缘

母与子

寻回的失落

洒满阳光的归家路

忏悔

老虎借猪

卖鸡蛋的小男孩

小小江湖郎

不偷不抢

1982年春节过后，杨野回到了龙头山茶场。

杨野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77级新生是春季入学，杨野离开龙头山茶场的实际时间是1978年3月。时隔数月，1978年高考又开始了，大杨野两岁的哥哥头年落榜，这回也考取一所专科学校离开了家。到了1979年，杨野父亲的问题终于彻底平反，于是迅速办理了离休手续，与母亲一道带着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妹妹迂回了海南老家，远远离开了那片满载着他们家庭苦难和耻辱的地方。在大学读书的四年间，杨野没有回过龙头山茶场一次，也没有主动和场里任何人发生过任何联系。这次重返故地，是因为父亲的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他是专程回来替父亲报销一笔医疗费的。这次回来，他事先也没有和什么人打过招呼，一个黑色人造革旅行包，装着几件替换的衣服，轻轻松松地，他踏上了那条记忆中的小路。

天气还未转暖，一轮冬日毫无劲力地挂在天上，寒风轻掠，小路两旁的茶园传出一片窸窸窣窣的微响。路边，一排排光秃秃的树干上还没有冒出新芽，一群头顶翘起一撮白毛的自郎鸟蹦蹦跳跳地聚留在一棵高大的苦楝树上，叽叽喳喳地争啄着苦楝果。杨野掏出手帕抹了把额头，他身上有些发热了。

这小路真不好走，记忆中的小路似乎不像现在这样崎岖，也不如现在这样漫长。一双新买的皮鞋蒙上了一层干冷的泥尘，杨野在路边的草地上使劲跺了跺脚。

是久不走路了吧?两腿有些发沉。从小学到高中，杨野和小伙伴们每天从家里到场部子弟学校上学，往返两趟要走十公里呢，统共走了十年，也没觉得累。杨野读完小学六年级时，恰值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压缩学制，原来小学的六年制改成了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由原来的三年制分别改成了两年制，所以中小学杨野整好读了十年。那时杨野还小，尽管家庭出身问题始终让他感觉压抑，在小伙伴们面前低人一等，但他想不到，也根本不会去想，以后的人生道路会那么坎坷，那么艰难，更想不到还会有这苦尽甘来的今天。是啊，如今杨野是踌躇满志了，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他所希望得到的虽然还没有完全得到，可他已经得到的却是许多人想得而得不到的。他的奋斗有了初步的结果，他需要得到人们的承认!也许他潜意识里就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游故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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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的作家文学，是南方文学特别是海南岛文学的一颗痣。这痣的颜色、大小、质素，虽与总体上的观感无伤大雅，但它的存在、有无、大小、文野，却是上述文学格局中不可忽略的印记。

海南岛的黎族，有100多万人口。海南岛的文化传统与乡土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言，黎族文化是其中最为耀眼、独特、无可替代且最值得珍重的部分。可以说，黎族文化就是海南岛的文化之魂，也是海南岛之所以置身世界格局并让世界目光有理由穿越海南岛的重要原因。海南岛从纬度上说，是东西方贯通的最短的中途岛。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及其在文化上所可能延展的价值，似乎至今未为岛人认知，引为翘楚且为倨傲。在文化建设上，海南岛不单被长期忽略同时处于被掠夺的形势……说得太远，打住，还是回到本题：王海的小说创作。

在当代黎族作家文学中，王海作为黎族作家，他的身份及所处的文化地位，非常特殊，可说是当下黎族作家文学格局中，最具文化特质的一个。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这种言说中之返乡，是一个作家能否真正真实地走进灵魂的驻地，走进民族魂灵驻地的决心，并使民族灵魂在自己心中重生、滋长的前提。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愁及对乡愁的倾情，也不仅仅止于通常游子对故乡的回望与追忆。忧心如焚的追返，向民族源头的重新寻找，有一种溯源的冲动，以及阅读每一历史进程的细节，舔舐每一民族心理迁徙之履痕的急迫，那是曾经被抛离被异己之后的一次回扑。其中之细微玄妙迷离之处，是外人难能真切把捉的。

在我认识的黎族作家中，对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现代建设，对之省察之急迫，对之的忧心与乡愁的殷切，王海是最为理性同时最为情重的。这种情绪与格致，表现在他的小说中，自然也浓重地体现在他对民族文化的省察之中。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我在研究黎族文化与文学的过程中，尤感兴趣的地方。

王海不同于所有黎族作家的，是他尤为特殊的文化身份及他藏匿于这种文化身份之中的民族成分。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成分曾经沉匿，并未成为他的一种意识与心理自觉。它们的苏醒与认同，是在他长大成人，20岁之后的事情。严格说，也即他在1977年高考之时：黎族，作为族别也作为文化符号，从现实也从心灵同时予他以重视与强调。他从此将作为“黎族”重新出世。他的人生便开始适切另一种文化与民族的命名与仪式。命名与仪式是一个人生命生长与文化生长的生命标志。而此前与之后的生命景观之裂变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怀疑与困惑，将成为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印痕，也将是他的作品中最为炫目同时深富文化意味的价值所在。

土生土长的黎族作家诸如龙敏、亚根等人，他们的文化长成，有着浓重的文化自守和保全，他们与外界文化的链接，更多来自于一种被启动被影响被关照的势能。而王海对自我民族身份的重新认定，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对民族生存与精神存在的责任与使命，则是在多种文化视野与观照下，对自我的一种省察与彻查，一种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的追问、诘疑与挑战。其中的困惑与释疑之范围与边界，将超越民族的界限而融入了多民族的文化交织之中。他对本民族的文化判断和评价，有可能更达至客观、宽容与大度的气象。在文学创作上，他基本上摆脱了民族的狭隘心理，而使其叙事的格局，进入人类文化的历史视觉之中。虽然一民族一文学在反映表达民族的心灵诉求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族自卑与民族自大杂糅衍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王海这类作家的创作中，自然也是难以回避的，但至少，于他可能减持到少与薄弱的程度。这种减弱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忧心”这一哲学命题，也即民族文化心理的焦虑。它们是相反相成的。程度越低，忧心越多。王海的创作呈现了这种文学的心理态势。这也是他优胜于其他本土黎族作家的地方。

在《吞挑峒首》中，他对某种现象的评价是准确的：“奥雅的权位是世袭的。如今，时代变了，大队、生产队的组织行政结构早已替代了过去峒和村寨的关系，奥雅不必像过去一样事无巨细都得费心劳神、发号施令。但是，奥雅还是奥雅。奥雅的威望是不变的。”具体部落或环境里的奥雅，作为个体生命，也许并不尽相同，但是，这里道出了一种文化秘密。文化自有一套自行其是的密码与解密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如此。因其各少数民族本身文化沿革及部落制度的相异性，它们的文化基因中，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文化生成，既有着某种文化共通，又不乏某种牴牾。某种今天看来深富现代性的文化制度与组织制度，作为萌芽时代的成熟形构，早已在少数民族部落社会上根深蒂固。黎族社会内部结构，并未进行过激烈的内部革命或阶级斗争。“民主补课”的改造方式也未对民族内部制度形成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结果。故作为民族的象征地位和力量源泉的奥雅，因其权力与身份的世袭制度，并未从根部上被铲除。他们的文化权威，始终是民族内部结构变动的决定性力量。

王海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体认而有了某种文化的保证。保证了民族文化与乡土风习包括人物性格及叙事细节在文学中的纯度，起码他保证了汉族文化在同化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那种天然的抵抗及在抵抗中的妥协，妥协中的变通……它们是如何经历博弈的艰难与纠结的。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民族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化在与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在较之更为强大强势的民族文化与文学面前，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自尊，同时又敞开胸怀，接纳他民族的文化影响甚至强势进入的形势，并有效排除政治意识形态干扰而进入一种比较正常的文化交融状态，从而符合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要求，得以获得同步的发展。

这种基准的明朗，使王海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进入一种良性状态的可能。发表在《民族文学》中的小说《芭英》、《帕格和那鲁》，事件与人物，都隐匿着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化自信。芭英的母亲在谈到女儿生父时的口吻：“我是在他参军后第二年他回来探家时怀下你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已经一岁多了。我们结婚不到三年就离婚了。他后来那个女人很漂亮，是汉人，他那时做了带领一百几十人的大官了。他是带着那个女人回来结婚的。那女人好白，好嫩，好娇气，天天要刷嘴，弄得满口都是白泡泡。他结婚的时候，公社书记都来喝喜酒的。”

小说接着写道：“母亲声音甜甜软软地说，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说到父亲，母亲好一会儿才眼眶湿湿地苦笑说：“一个是生你的，一个是养你的，加起来就两个了。”

还有小说中对继父的描写：芭英的继父出田回来了，见母女俩手执照片默默无语，便开口笑道：“又在想念你们的亲人解放军呀。”

“继父是个好阿爸，真阿爸。”

小说说出的是一种通达的日常的伦理现象，几笔所勾勒所描写的是几个人物瞬间的日常细节，而整个语境及其后所滋养着的，却是一种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黎族的历史生活风俗，期间隐伏着的文化符码和信号，却非三言两语可以笼括。黎族的婚姻、爱情、家庭，其文化伦理注重于生殖崇拜暗示，即便社会如何发展前行，只要这个民族的语言风习及生存环境的地域性规约没有太大改变，则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便无消失的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黎族的婚姻仍然保留着古代习俗，即“不落夫家”，面对其养子却又“视同己出”。对生命之重视，并不忌讳亲生与否。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大大强调了女性的地位尊严和文化尊严。依然有母权制的遗迹。“黎人气习慓悍，与其同类一言不合，持矢标枪相向，有不可遏抑之势，若倘妇人从中一间，则怡然而解，亦俗尚相沿如是耳。”小说细节及人物性格演化的文化理据，是王海小说尤为注重同时又不着痕迹地加以表达描述的重要部分。

王海在20岁之前，并无在海南岛黎族故乡长期生活的经验。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也相当有限，这种文化距离加上他后来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及民族文学创作，反而成就了他对民族文化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上升为文学创作的间离状态，使之小说的理性把握拉近了对民族生活的感性距离。这就有别于其他创作形态的民族作家，他们的无距离写作，使之难以蜕尽民族生活加附其上的文化羁绊与阴霾。王海比之多了若干观照的视角，多方位的审视结果使他对民族生活的认识和文学的关系，有了更加娴熟透彻的理解。学术进入生活分析的关键之点，是将其民族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伦理现象，做出准确精致的判断与叙事，故在小说便凸现或隐匿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话语，民族文化的文学表达话语。这里面的观念及文化价值，构成了王海小说中最重要的元素。

对于民族作家而言，只有做到精神上的返乡，方能守护达乎极乐的切近与神秘，并将之有效地展示，对于小说而言，便是叙事的忧心。

王海的小说，大多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但客观地说，他小说的80年代印记并不明显。时代的意识形态及文艺风向、风势对之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鲜明。这种评断似乎有割裂或忽略时代与文学的关联之嫌。但是，从今天的阅读感受及对作品产生年代的客观审视而言，王海小说的意识形态痕迹，或当时的习惯性叙述的气习，似乎并不太浓重。其中因由，我以为并不费解。

王海的小说创作发端于70年代末，在80年代的文学热潮中，他并无自觉追捧的趋向。由于是返乡：肉身的返乡与精神的返乡，两者的相吻合使他对乡土的民族生活有一种新鲜却又不失隔阂的印象与感觉。他的文学热情全在于那些依然生存于深山森林中的人物身上。那是一些最古朴，保持着基本的原始生态的人们。千百年的历史变迁，在他们身上似乎有所触动，又是那样的迟滞。20世纪80年代的黎山，依然是夜不闭户，依然是刀耕火种，依然是一把砍刀一杆猎枪……这种生存及生活方式，并未因文革及现代生活风尚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在丛林里，而丛林里依然有男欢女爱的“布隆闺”，依然用刀砍鱼，用狗吠山（打猎），用火烧垦，依然是广种薄收的点种山兰，依然是一片片的船形屋。民族特色全以日常的千百年的平缓生活表达着，形构着。

王海接触的是这样的民族生活与人生。外界翻天覆地的文艺思潮、政治风云，似乎与这里的生存状况并无太大关系。小说便以临摹的状态，进入生活。

可以说，王海如实地感觉着面前的一切，无意中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间离。他自己既游离于这种生活，又急切地探询并代言这种生活，同时又从这种生活中，打捞并抽离着对这个陌生着的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认识，继而写下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小说。《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被荒草掩没的坟茔》、《我家门前有条河》、《失落在深山里》、《弯弯月光路》等等。它们纯粹、平实，诉说着民族新生与蝉蜕的种种干涩与圆通。他如实描状的结果，是他远离了当时的种种思潮与意识形态的文学考虑，而进入了生活故事，心灵写照，并把一切关系，依照民族千百年的生活法则，予以简单地形象的处置。所谓的丑、亦复小丑，所谓恶，亦复与善有关的恶。民间文学的审美原则，坏人全坏，好人全好的传统精神虽然并不可取，但在民族的纯真年代与简单生活中，亦并全无道理。王海的80年代小说，给出了我们许多久违的美丽传说。  王海是黎族百多万人口中，寥若晨星的几位文学教授之一。他于70年代入读中文系，成为我的学生。我是77级中文系的班主任，我和他一起，主编了大学的学生社团刊物：《野草》，师道鲁迅先生。他后来留校，和我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既讲当代文学，也讲民间文学。本集中的小说，就是他在教学之余写下的成果。

海南岛的黎族，已经涌现了一批作家，但作家的学者化，或说学者型的作家，黎族创作群体中，王海是仅有的一位。故他的小说创作，便有一种模范的意象。他自然是黎族作家中，最优秀的一员。

由师生而同事、同好，王海的小说集即将问世，嘱我为之写几句话，却之不恭。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