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是大多数青少年的必经之路。凡是经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感到这是人生历程中最珍贵而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其间有许多人和事值得回忆和追念,但那又是自己尚未感觉到的青春萌动期,也会干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我的中学时代》(作者阿滢)把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甚至已过望九之年的当年中学生三十八人,从现实生活中拉回到几十年前,让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把已模糊和淡忘的往事,重加梳理和挖掘。每个人截取一段记忆最深的趣事,不拘主题,自由发挥。这不仅可以再一次涌动写作者的青春激情,而且这些几十年前的回忆,必然随之展现出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亲近那个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作者阿滢)把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甚至已过望九之年的当年中学生三十八人,从现实生活中拉回到几十年前,让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把已模糊和淡忘的往事,重加梳理和挖掘。每个人截取一段记忆最深的趣事,不拘主题,自由发挥。这不仅可以再一次涌动写作者的青春激情,而且这些几十年前的回忆,必然随之展现出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亲近那个时代。《我的中学时代》这些文章都发乎真情,真实可信,清新而不加雕琢。无论其清新也好,灿烂也好,灰暗也好,都是每个人最宝贵的收藏、最温馨难忘的记忆。
花园右侧的一排平房,大约有九间,是教员宿舍。但这里住着的都是年资高的老师,刚从大学毕业的老师是没有份儿的。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担任我的国文教师的是任镜涵,一位老先生,可能在清朝还有过什么功名,这一节我不清楚。学期开始,我们就都捧了一叠粉红纸面簇新的作文簿去请他题签,他就一一给我们题,还签了名并盖章。实在颇为风雅。但从他那里实在并没有学到什么,那讲义也一点都记不得了。到了高中,国文教员换了孟志孙,就大大不同了。教材首先就两样,《诗经》《楚辞》……次第讲授,当然是选本,并非全文。指定的参考书也别致,讲《楚辞》其实只讲了《九歌》,就指定要参考戴震的《屈原赋注》。他又不说明这已有了商务印书馆新印的小册子,于是我们就到处找这《屈原赋注》,总是找不到。不必说新书店,就是旧书铺里也没有。直等到同学周杲良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木刻精印本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他父亲周叔瞍先生的家刻本。这书几十年来我一直注意搜寻,终得不到。还是前两年从叔搜先生那里讨得了一部。是这书,使我对木版书产生了兴趣,从此买起旧书来,虽然它只不过是五六十年前刻的,说不上古。
志孙先生好像又颇注意于“五四”以来兴起的“国学”风,由于他的影响,有一个时期我也曾想做一个国学家,同时对胡适们所搞的一套产生了兴趣。胡适作的《红楼梦考证》和主编的《独立评论》都是我的课余读物。上海的刊物中出现了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站在这对立面的是鲁迅的杂文。那时候年轻,还不能了解这是三十年代文坛和政治舞台上两种势力分明、激烈的争斗,但想做国学家的愿望却终于消失了。志孙先生是本地人,说得一口天津话,他用慷慨激越的声腔大声朗诵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神态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写一笔郑板桥体的“六分半书”,无论在黑板上和作文卷上都是如此。在考卷上他从来不批分数,只简单地写一个什么字,这是出于一句五言古诗中的字。要等同学考卷一起发下,才能弄清自己得的是诗句中的第几个字,知道这是甲乙还是丙丁。
在南楼的一侧,也有一排小房子,好像也被称为“九间房”,这是另外一处教员宿舍,“七七”之后,日本飞机的炸弹首先就落在这里。这是我早已知道的,因此也就不去访问那遗址。一直教我们英文的李尧林先生就住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晚上,叫我到他那里谈天的事。小小的房间,生着一个火炉,炉子上煮着鸭梨,他就用这来招待客人。在所有的老师中间,他是与同学关系最亲密的一位。他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里包饭,同桌进食;他喜欢打网球,也喜欢看电影。他和我们随便谈天,他告诉我,在宿舍里我的床头小书架上排满了的新文学书,曾引起过舍监的注意,在我们上课时去检查过几次,虽然不曾找到什么“反动”的把柄,到底被当作思想不稳而提到教务会议上去了。他当场提出了抗议,痛斥了这种暗害的不光彩行径,在说着这些时依旧掩饰不住他的愤慨。他喜欢音乐,搜集了不少唱片,就放乐曲给我听。他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课,教我们唱英文歌,有时还把课堂移到室外,带我们到近处去散步,一面走一面讲课。这些对同学们说来都是极为新鲜的,他不是严师,是可亲近的大朋友。
我也喜爱文学。在他的书橱里满满放着新文学出版物,在玻璃橱门上贴着一张“此橱书籍概不出借”的字条,他注意到我看着这字条出神,就笑着说:“要看什么,可以借去。”从书橱中我抽出了两本《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这是我第一次与俞平伯的作品相见,朱自清的《背影》和叶圣陶的《稻草人》早在小学时已读过了。
在“九间房”里还住着两位先生。何其芳和毕焕午,不过他们不曾教过我,因此并不相识。其芳先生后来在一篇散文里曾对南开表示过非凡的厌恶,称之为“一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我们每天晚饭后经常去散步的墙子河,在他的笔下也成为一条臭水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方式是很不满意的。这使我想起每周在新建的瑞廷礼堂里听校长张伯苓的“训话”的情景。这些“训话”大约就是引起其芳先生他们极大反感的。校长以外,有时候张蓬春先生也偶尔来演讲,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很善于说话的,比他的老兄高明得多。张九(蓬春)是南开话剧运动的创始人,又在梅兰芳赴美演出时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又是梅兰芳的好朋友。于是有一次梅来天津演出时,就请他到学校来参观了,也许是想请他演出为学校募捐的义务戏,这一节我说不清楚。
这座瑞廷礼堂现在还在,也还是大礼堂,不过看起来有些过小也破旧了。我没有走进去看。不过三十年代初建成时却是了不起的堂皇的新建筑。梅兰芳到学校来时,训导老师早就做好了准备,严禁学生围观。那时我很想请梅签名,但没有法子想。灵机一动,想来他一定会参观礼堂的吧,于是就事先挨近后台等候,果然校长们簇拥着梅走进了空落落的礼堂,这时我就突然从后台走出,出现在他们面前,校长们受到这突然的袭击也束手无策,我并没有受到叱责,从容地将一张纸片递过去了。梅兰芳接过后踟蹰了一下,轻声说:“是横着签还是竖着签呢?”然后就用笔写下去了,字写得很纯熟而老到,和他说话的语音完全不同。
这时,我注意到他脸部的髭须已经青青地布满了双颊。P7-10
中学时代是大多数青少年的必经之路。凡是经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感到这是人生历程中最珍贵而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其间有许多人和事值得回忆和追念,但那又是自己尚未感觉到的青春萌动期,也会干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中学时代,特别是几十年前的中学时代,由于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分流,寻求各自不同的走向。有的循序渐进平稳地走完自己的学程;有的经历社会潮流的冲刷,较早地觉醒,认识到个人的社会职责,不满现状而投身革命,分担家国的命运;有的家境艰难,辍学自谋生计,以承担和减轻家庭的负担;也有一些家道富足,席丰履厚的膏粱子弟,终日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看来,中学时代真是一个既隐隐约约显示着前途,又令人忐忑不安的时代。它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和老师的心,然而中学时代的种种切切留在每个人心灵上的痕迹,却难以遗忘。
我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津求学的中学生。当我升入初中二年级时,日寇侵我国土,置国人于其铁蹄之下。为了苟安,全家迁居法租界。我进入一所私立中学,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上了日寇黑名单的抗日者,老师都是不甘心屈身于敌伪机构,具有爱国节操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毕业于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等名校,学识渊博,善于诱导,其中好多人后来都成为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们辛勤浇灌,苦心培育,为我日后的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但少不更事的我也曾干过给他们起绰号、设圈套等恶作剧,现在想来,深感愧疚而默默祷念,祈求宽恕!
感谢阿滢,想到“我的中学时代”这样一个好题目。他把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甚至已达望九之年的当年中学生三十多人,从现实生活中拉回到几十年前,让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把已模糊和淡忘的往事,重加挖掘和梳理。这不仅可以再一次涌动写作者的青春激情,而且这些几十年前的回忆,必然随之展现出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让人们约略地看到那个时代的一大侧影。阿滢的良好愿望很快地得到响应,许多年龄不等的当年中学生,都从不同角度回忆起自己的中学生往事,并形诸文字。这些文章都真实足信,清新可读。阿滢编成之后,嘱我写序。我粗加阅读,见所收各文作者虽有识有不识,但都是对社会卓有贡献的成功人士。我惶恐不已,未敢妄作,而阿滢雅命难违,谨缀数语,聊作小引云尔。
二○○九年八月中旬
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中学时代是人生进入了一个对社会、生活、爱情、人生的懵懂时期,是一个由少年到青年的蜕变过程,是人生最纯真,也是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美好时光。
二○○八年,当《初中生》杂志约我写一篇回忆初中生活的文章时,一下子激发了我的灵感。我想,如果约请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学者每人撰写一篇回忆中学生活的文章,编成一书,便可了解各时期的中学生活,一定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
“我的中学时代”这一选题,得到了某教育出版社的认可,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编选一本《我的中学时代》的想法。我便开始了约稿工作,约稿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积极响应,《文汇报》社的刘绪源先生最先发来了稿子。之后,李济生、来新夏、文洁若、丰一吟、陈学勇等先生都寄来了回忆文章。当时已九十二岁高龄的李济生先生在文章中称这是他“为文中‘命题作文’之首例,实以情谊难却耳”。
还有几位先生的作品是从书上选录的。我在《黄裳文集》中见有《南开记忆》一文,便给黄裳先生写信告知选用他的这篇作品。姜德明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相思一片》书中有《燕子来了》一文可以选用。周海婴先生曾签名寄赠其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在《我的学习经历》中有一段关于中学生活的文字,想摘出来编入《我的中学时代》一书。我给海婴先生写信说明编选《我的中学时代》一事,若同意编选就把该段文章打印后给他发去审阅,并为文章拟个题目。海婴先生用电子邮件回复同意编选,我将海婴先生文章打印后寄去。海婴先生来电话,告知寄来了经他审定后的稿子。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只得再次寄去海婴先生的文稿,他修改后的文稿我仍未收到。后来,海婴先生来电话让我全权删改。
《我的中学时代》一书的入选作者涵盖半个多世纪的各个年代,目录按作者出生年代顺序编排。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和《天津日报》社资深编辑罗文华的鼎力支持。徐雁兄就如何约稿、编选以及内文编排出谋划策;文华兄积极代为约稿,并在《天津日报》选发了几位老先生的文章,为该书的出版做热身宣传。著名史学家、八十七岁的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不仅撰稿支持,还为本书作序。《海南日报》《开卷》《悦读时代》等报刊也先后刊发了来新夏教授所作序言。各位师友的热情支持,令我感佩至深,唯有精心编排,以精美完善之书回报大家。
然而,把书稿发给出版社几个月后,却突然接到出版社编辑的电话,让我把作者年龄控制在七十岁以上,编辑说:“现在我来说这些,是否太迟?”为了组稿我忙了半年时间,书稿都已经编成了,又提出如此要求,我是无法接受的。更重要的是,不同年龄段作者的文章可使读者了解各时期的中学教育状况,并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我国中学教育的发展脉络。这些稿子的作者有文坛名宿亦有青年才俊,即使年轻作者也都是各地知名作家、学者,文章都是精挑细选的,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看到自己年龄段的文章会引发共鸣。我编过报纸,办过杂志,也编过书籍,从来都是按作品的质量选稿,而从未考虑过作者的年龄。况且我们又不是编选《老年文选》,为什么要以作者年龄作为入选标准呢?因而,我坚决地拒绝了编辑的要求,并索回了书稿。书稿一放就是三年,我感觉愧对支持我的各位师友。 .
壬辰夏,时来运转,拙著《秋缘斋读书记》的责任编辑、天地出版社的吴晓春女士慧眼识珠,看中了此书,并得到了社领导的认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周海婴、黄裳等老先生的先后离世,令我们在唏嘘感慨之余更增添了本书问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这部历经坎坷的书稿终于要付梓了,我也总算对支持我的师友们有所交代了。
感谢支持我的师友!感谢天地出版社领导和吴晓春女士! 本书的出版如果使教育工作者有所思考,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的话,正是编者所期望的。
阿滢
二○一二年十二月于秋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