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史社科)上的109位人物按《水浒传》座次排列，并各附解说。正如胡文辉在目录上写道，“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另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十九位汉学家附录于后。

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说一半是现代学术的“梦华录”，一半是现代学人的“思痛录”。

作者以曲折传神之笔，析入毫芒之思，刻画百年之间的学林英雄，随类赋彩，气韵生动，读来如登凌烟阁，但见个个功业煊赫，气象肃烈，须髯凛然，扪之有温。而掩卷之下，四顾茫茫，但觉风流已过，英雄不作，象床无语，宝帐萧萧，剩有谯周称老，更难掩学林的空寂寥落。

序

序

不敢言序

例言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天星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傅斯年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垣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森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天伤星行者武松 杨树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余嘉锡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李济

 天竞星船火儿张横 陈直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刘师培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 叶昌炽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李宗侗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陶希圣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饶宗颐

 地英星天目将彭圮 沈曾植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 岑仲勉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朱希祖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启功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沈家本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王叔岷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王重民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全汉舁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梁方仲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季羡林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向达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潘光旦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罗常培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凌纯声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徐复观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张五常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 周策纵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郑振铎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闻一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劳鞣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张君劢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庚

 地满星玉旖竿孟康 谢国桢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沈从文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陈康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吕澂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唐长孺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谭其骧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胡道静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吴梅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张荫麟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陈梦家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唐兰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邹衡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刘子健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萨孟武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童书业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唐圭璋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戴裔煊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夏鼐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蒋廷黻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唐德刚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冯家异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姚从吾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邓之诚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万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罗尔纲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周汝昌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瞿同祖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梁思成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郭绍虞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王利器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裘锡圭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汪宁生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杨宽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冯沅君

 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王静如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王先谦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陈登原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承钧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张星煨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

 河北降将乔道清 高本汉

 河北降将琼英 伯希和

 河北降将孙安 白鸟库吉

 河北降将马灵 内藤湖南

 河北降将卞祥 李约瑟

 河北降将山士奇 安特生

 河北降将唐斌 斯坦因

 河北降将文仲容 加藤繁

 河北降将崔埜 桑原骘藏

 河北降将金鼎 高罗佩

 河北降将黄钺 新城新藏

 河北降将梅玉 沙畹

 河北降将金祯 劳费尔

 河北降将毕胜 魏特夫

 河北降将潘迅 葛兰言

 河北降将杨芳 鸟居龙藏

 河北降将冯升 石泰安

 河北降将胡避 泷川资言

 河北降将叶清 费正清

跋(罗韬)

后记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罗、王关系在师友之间，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

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康、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一方面以言论为 “批判的武器”，开启风气，转移人心，启蒙之功莫大焉。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学)的殿军。与章、黄相反，罗、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死心踏地做满清的孤臣孽子，身在民国，心怀复辟；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章、黄跟康、梁相比，在政治上未免冒进，而跟罗、王相比，在学术上又嫌滞后，两皆失措。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却自限于传统小学的旧樊篱，不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

章氏最严重的毛病，尤在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康有为信从今文经学，他以古文经学作为对抗；罗、王治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他则斥甲骨文为伪造。作为文字学大师，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败笔。

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平生著作甚丰，要者如《訄书》、《检论》综观中国古今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国故论衡》总结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文学及诸子学；《菿汉微言》泛论佛学、易学、老庄、儒学。此外，《齐物论释》借佛教思想阐释《庄子?齐物论》，可算比较哲学的会通之作，晚年自许：“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

章氏门人众多，知名者有黄侃、但焘、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吴承仕等；章氏曾戏以太平天国诸王比拟各人：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钱为南王(一说翼王)，朱为西王，吴为北王。又，据说章氏本人也曾自称“章天王”，此与“康圣人”又成有趣的对比。

按：黄侃，字季刚，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拟五十岁以后著书，却在四十九岁病亡。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但守成有余，创新无功，现代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王力、周法高等对他都有批评。他1935年去世时，杨树达在日记里更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 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此谓黄氏即不早逝，亦未必能有大成，虽极苛刻，亦甚中其病。故将黄氏弃于梁山泊好汉之外，仅附记于此。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盖将王氏一人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章氏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马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态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屏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

诗曰：启蒙事业逊康梁，排满赢来举国狂。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  P3-5

例言

一、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和伟人史，但一部学术史，确实相当程度就是杰出学人史。古典体裁的学术史，如正史的《儒林传》，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无不以人为纲。故以“点将录”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选择何种人物，即呈现何种学术观，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虽不要求学术史文献的堆砌，却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以诗学为例：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 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此外，以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的开拓为可贵，以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为可贵，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如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张舜徽、吴世昌、程千帆等，则宁可舍弃在外。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相比之下，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终难有原始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语，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入民国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故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更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大气候。这决定了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 “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以熊十力为例，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六经注我”式的比附，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事实上，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了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了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刘成禺《洪宪纪事诗》的体裁，实为“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对于我，这既是“意料之外”的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书。

所以说“意料之外”，是因为题目完全出于王来雨的提议。

推想起来，已是2006年的事了。当时网络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以网民按键投票方式推选，结果不免流于耳食之学。来雨自己喜好点将录的体裁，先后写过《现代诗坛点将录》、《当代诗坛点将录》，他提出以这种形式来评点现代学术人物，在《南方都市报》上连载，我很感兴趣。经过考虑，我以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为主要线索，并增补若干流寓海外的人物，先列出一份二三百人的大名单，在此基础上拟出大体的人选(以后作了个别调整)，再查检我所藏的图书资料，感觉可以应付，才答应下来。

所以说“情理之中”，则是因为，我虽从未打算写一部现代学术史的专著，但确也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在文献和见解上都有积累。来雨出的这个题目，正好能使我将零散的心得作个总结，就算作为一部学术史的替代品吧。

我于198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读中文系的好处，是考试容易对付，平时不妨逃课，我就只管随自己的兴趣看书。因为觉得精力无法兼顾，也缺乏学习外文的慧根，就放弃了英文，故后来没有正式毕业。

大体说，我在学识上成长于九十年代，其时仍有八十年代的余风，加上身处学院之外，阅读兴趣尽可自由，知识欲望尽可扩张。在纯学术方面，当时我有两个方向：一是上古(秦汉以前)的历史文化，性质属于微观的、考据的；一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形态，性质属于宏观的、理论的。后者问题太大，牵涉太广，只能作为长线的目标，而且以我的身份和资历，凭空提出一种体系性的史观也殊无可能；因此，那时撰写的基本是题目琐细的考证性论文，大都结集为《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

另一方面，出于现实的思想政治处境，我对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史有相当的投入感，对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学人群体，也有特殊的关注。开始时只是写一些杂感类的文字，这在随笔集《最是文人》里可见一斑，以后在现代文献上积累渐多，就转向专题性的研究。其中自以陈寅恪研究为最大宗，结果就铺衍成为两大册的《陈寅恪诗笺释》。我原来对古典诗词仅有欣赏的兴趣，并无研究的兴趣，但由于笺证陈诗，遂又旁涉诗学，尤其是笺诗之学。

要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对古今各文明的兴衰当然要有基本的了解，同时也不能不涉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史)、政治学、法学、科学史种种；而研讨中国上古史，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课题，不仅需要有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甚至天文学史等本位性学问的基础，也需要有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之类外缘性学问的背景。而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又使我留意搜集学人生平与学说的相关材料。更重要的是，我的学习、和研究习惯以具体问题为中心，当我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也就不断地跟着新的问题走，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断涉猎未知的领域及材料，接触未知的学者及著作。在此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也就远远超出上古领域，而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成绩与取径，也有了基本的掌握。——列入这本《现代学林点将录》(以下简称《点将录》)的人物，其著作虽不可能网罗无遗，但可以说大体具备。这是我敢于写这部《点将录》的前提条件。

我一开始就觉得，《点将录》在相当程度上不可能不依赖既有的论说，必然不是太有创造性的工作。打个比方，这并不是“吃猪肉”的学问，而是“看猪跑”的学问。对各门学科无所不通·，对各家论著无所不读，自问无此学力；大抵个人特别重视的人物，或特别关注的问题，读得较多较细，其余往往不过检其梗概，观其旨趣。而且，就算是检读过的著作，时过境迁，也可能印象模糊，在具体撰写时，往往只能略略重检篇目，并依赖原来的批注作出判断。大抵熟悉的人物或领域，独抒己见的成分就多一些，不那么熟悉的人物或领域，则折衷群言的成分就多一些，同时尽量融入学术史的总体观察，如是而已。

——当然，不仅《点将录》如此。事实上，任何形式的学术史，都不算前沿性的学问，而是前沿性学问的总结和附庸，做得再好，也只能算第二等的学问。我想，任何人做学术史，都难以对第一手文献竭泽而渔地细读，也仍然是“看猪跑”的学问罢了。

尽管如此，做学术史实在又是困难的。学术史研究存在着两难：以学术史为专业者，往往欠缺对学术史所涉及学问的实践经验和体认，不能做到“专”，也就不能“入乎其内”；相反，各个领域的专门家，各有其实践经验和体认，但又未必具备通贯的史识和比较的视野，仅仅能做到“专”，又不能“出乎其外”。不能“入乎其内”，则容易流于“隔”；不能“出乎其外”，又容易流于“陋”。要兼备两方面的能力，又谈何容易？

因此，我以为，做学术史虽是第二等的学问，却需要第一流的素养。

此外，《点将录》的人选，大体偏重于古典文史之学方面，尤其是史学方面。这在《例言》中已说明了理由，这里再申论一下：我并不认为中学重于西学，实证重于理论，绝非持中学本位或实证本位的标准以衡量人物。若仅从中国学界内部着眼，侧重理论的西学，在重要性上绝不亚于侧重实证的中学，甚至尤有过之；可是，若与域外学界相比，则中国学人在西学(理论)方面的成绩则不免相对失色，惟有在中学(实证)方面的成绩不失为第一流。因此，我宁取可与外人抗衡的实证性学问，而不取只能在中国本土称雄的思辨性学问；这样，在客观上就较近于《汉学师承记》，而异于《宋学渊源记》。

总之，我是取“学术”本位，而非“思想”本位，这是学术史，不是思想史。因此，《点将录》必然将很多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排除在外，包括严复、康有为、陈独秀、鲁迅、梁漱溟、顾准、殷海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这确实不无缺憾。或许，以后我可考虑自“思想”立场，另写一部类似点将录体裁的现代“哲人”小传。如此合而观之，庶几可见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

还有一点，《点将录》的重心偏向文史之学，这确实代表我对过去百年中国学术史的评估，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生态，就是中国学术未来的方向。我想，此后的世纪，中国人在传统学问的基础上已无法与前人相比，而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对理论的建构能力倒可能后来居上，因此，以中国历史考证为重心的学术格局，相信会逐渐向西学、向理论、向社会科学靠近。

我做这部《点将录》，开始时觉得应是有趣味的工作，但一入手，才发觉写作的难度；本来还有些担心材料不够充分，而到真正撰写时，才知道材料越多，头绪也越多，梳理起来大是难事。有时甚至不负责任地想，还不如材料少些呢！一般来说，每写一篇，案头至少要堆积二三十种书籍。所费时力，远过于原来的想像，颇有骑虎难下之感。

我大约自2006年底开始撰写，每篇至少费时一整天，甚至两天以上。因为习惯一口气写出，一般都在假日动笔，故前后三年才约略完成。而我过去写《陈寅恪诗笺释》，篇幅更大，但也才一年左右。

比之一般的学术论著，此书的麻烦之处在于要讲究写法。在文字上，既要精简也要生动，为了与所附旧诗风格接近，还要文言化一些；在谋篇布局上，上下文要衔接自然，有条理性，前后内容要尽量避免重复；在具体内容上，对著作篇目要交待准确，并突出重点，还要钩勒出其治学领域及旨趣。每篇的正文都不超过两千字，对于此学人的著述和事迹，谈什么固然要仔细斟酌，不谈什么也要反复权衡。凡此之类，所费力气是外人不易体会的。假如别人读起来越不费力的地方，恐怕我写得就越费神。

在体例方面，正文力求简要，见其大体，而文献出处以及间接的考订或议论，则写入注释；因为在文字上很下了一番剪裁功夫，我个人希望读者能连贯地通读正文，有需要的话再细读注释，故有意采取了尾注的格式。注释内容相当繁富，其字数估计与正文相当，为了方便阅读，还特别将注释中文献引证的内容用更小一号字排印，一般人大可略过不看。此外，由于此书并非正规的学术体裁，为省繁琐，对引证文献不尽拘泥，对于《点将录》各家著作的版本情况一般不另作说明，其他常见的要籍也不再一一注明版本及页码，个别得自网络的材料也未附出处。

因为此系列先在报章连载，限于篇幅，不可能同时刊出注释，正文有时也略有删削；还有，发表后局部段落、语句续有修正，人物座次亦有个别调整。这些，除个别地方，当然要以本书为准了。

作为一种学人排行榜，《点将录》天然地具有游戏性与争议性，当然容易吸引眼球，故刊出至今，网上不断有人转载。但我也很明白，大凡论人论学，总不免人各自以为是，这个题目其实是烫手山芋；而以我这样一个处江湖之远的人来做此事，就更易招致旁人的白眼了。

从网络的回应看，尤其是那些一笔抹杀式的批评，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一点：能就文章论文章——不受作者身份这一因素的干扰以辨别论著的好坏，不必依赖学院派的注释规范以判断学识的高下，似乎已成为一种难得的素养了。

当然，我也不会后悔做了这件事。尽管《点将录》在形式上带有娱乐性，我自信它当得起一部学术史。去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纸上网上，议论杂出，但对于季先生的学术贡献却言不及义，足见当前知识界、文化界的学术标准是何等混乱。天下已分，道术已裂，在这个学术专门化、碎片化、工匠化的时代，更需要一种综贯全局的视界，此《点将录》不可不作也。

写学术史，尤其是现当代的学术吏，还有一重麻烦，即关涉晚近人物，或毁或誉，容易横生是非。对此，我的原则是不为尊者讳，就事论事，自以为是则是之，自以为非则非之。学术乃天下公器，不应作阿私之誉，不应作门户之争；学术也是千秋事，无所谓前辈后辈，与其为前人留面子，不如对后生负责任。

在此附述一事。我在汪宁生条中曾引其言曰：“今日之中国到处可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几乎不作实地调查，仅摭拾外国论著中自己未必弄清含义的若干时髦名词，辗转抄引前人调查报告或论文中几条已用资料，组合拼凑，便成巨著。……至于这类‘学者’之中，整篇抄录他人论著不加注明，酿成剽窃丑闻者，则为目郐以下矣。”我猜测此系针对王铭铭而发。但汪先生来函表示：他的话“实为泛指”，“我与王君迄未谋面，对其为人及著作毫无了解也。”我于此暂保留意见，文责自负，特此说明。

《点将录》在报纸刊出、网络转载之后，颇得到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之助。我后来将“河北降将”部分贴到“布衣书局”论坛，得益尤多。

我初拟的人选没有吕潋，是考虑了祥子(黄学祥)的提议之后增入；“降将”部分原来没有劳费尔，是考虑了五明子(高山杉)的意见之后增补。尤其劳费尔一条，我特别在“布衣书局”发帖求助，在材料上多承五明子、OskarBecker、冰爽茶(曹震)、alin诸位指示。另如江东子弟(严晓星)提供了陈之迈所著《荷兰高罗佩》的复印件，陈珏先生提供了刘子健讣告及他本人有关高罗佩的文章，王世民先生提供了关于黄文弼藏唐写本《文心雕龙》问题的论文，刘铮翻译了刘子健讣告，周湘查询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八大金刚”之说；此外，陈福康先生于余嘉锡条，冰爽茶于启功、高罗佩条，OskarBecker于向达条，五明子于吕潋、劳费尔、葛兰言条，长乐老(印晓峰)于梁思成、加藤繁条，柏叶酒于梁思成条，云乎哉于冯承钧条，八百民(王丁)于白乌库吉、葛兰言、石泰安条，周振鹤于加藤繁、劳费尔条，天地一沙鸥于高罗佩条，都各有补充或纠正。其中尤以五明子助力最大。

对于以上诸位，谨致谢意。所记容有遗漏，望乞海涵！  另外，在“布衣”论坛还遇到一位化名“多而滚”者，言辞不善，意在砸场，但他对于安特生条所涉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补充了章鸿钊的线索，在此也一并致谢。

有关《点将录》诸人的图片，也承长乐老、五明子、alin先后提供。至今仍有冯承钧的照片无法获得，虽觉遗憾，但考虑到《点将录》本身就是一本不可能完善的著作，补不胜补，图片也就不妨暂时空缺。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物凋零，文献销磨，不传于世间者多矣，这也体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学术现状吧。

对于《点将录》的写作，前辈王贵忱、黄天骥、马明达诸先生皆有垂注并勉励，亦特此感谢！

王来雨、冯永军(咏馨楼主)分别写过当代新旧诗坛的点将录，而王家葵近时亦以《近代印坛点将录》名动一时，不妨说他们发起了一场点将录体裁的复兴运动。我追随其后，心有戚戚，乃请他们分别作序，不仅为壮大声势，也是想为“点将录”此体作一个盛会，留一个纪念。罗韬在文学、艺术及学术上都深具品鉴力，不可无其言，但就只好委屈他以作跋殿后了。

此系列在《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连载达三年之久，有劳负责具体编辑的雷剑峤。展云继《陈寅恪诗笺释》之后，又给这本书作编辑，而我依然是无以言谢。还要多谢金炳亮社长、钟永宁副社长的重视，多谢责编柏峰女士的审阅。

此外，林贤治先生刚在报章上见到《点将录》的例言时，即青眼有加，希望将来由他刊出此书；后来因我拖延太久，其事未成，但他始终很关心此书的出版，对此，我也抱有同样的谢意。

2010年春于广州洛城

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径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十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遂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大气候。……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

·胡文辉

百年之间，知识分子自期于启蒙民智，而终归于自我改造。朝为木铎，暮为刍狗，其中人事进退，灵魂挣扎，岂易言哉！文辉于难言之处着言，月旦人物，原情定过。对于坚忍于世途，历经苦难，而守志不失者，则重加嗟慕；对于受裹挟于世潮，身不由己，目难及背者，通过语境还原，寄予理解之同情；对丁趋时党附，曲学阿世者，则不为尊讳，直笔书出。这是学术消长史，是学人出处考，更是一代知识分子之思痛录。

风云过尽，残阳如血。这一百零八将之中，能如阮小七安身梁山，不违故志者，能得几人？倒是多似卢俊义之蹈水，武松之废残，吴用、花荣自经，张横、穆宏客死异乡，李俊、童威乘桴海外。点将台前，后继寥寥，《衷江南赋》所谓“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土不还，寒风萧瑟”，这又岂止是学林之殇哉？

·罗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