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在世界文学中有短篇小说巨匠之称。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热情宣传民主精神，积极探求真理，对“小人物”给予深切的同情。他的作品题材多样、形象鲜明、文笔精炼、深沉含蓄、耐人寻味。代表作有《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苦恼》和《套中人》等。《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契诃夫）》收入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17篇。

《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契诃夫）》选收契诃夫的优秀短篇小说十七篇，代表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其中，《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苦恼》等揭示了统治阶级的凶残、奴才们的卑劣和“小人物”的悲哀，充分显示了作者创作早期的才华。《第六病室》以病房为象征、把沙皇俄国比喻为一座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令人惊心动魄。

一个文官的死

嫁妆

胖子和瘦子

变色龙

苦恼

万卡

渴睡

跳来跳去的女人

第六病室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农民

套中人

醋栗

约内奇

出诊

宝贝儿

新娘

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可意译为“蛆”。，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一出三幕小歌剧。。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帝俄的文官，相当于三品或四品文官。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式。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托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帝俄时代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常用的名字。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手。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问询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们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打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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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生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契洪特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地渲染着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使读者深深地同情小万卡。在主题思想上与《万卡》和《苦恼》相近的还有短篇小说《渴睡》。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这时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可贵的是，契诃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责任重大。他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正是契诃夫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一八九○年春病弱的契诃夫前去库页岛。他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使他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库页岛之行也拓宽和加深了他的创作意境，使他写出了《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这里善于思索者被认做“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却正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应该说，《第六病室》中的“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是契诃夫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中的转折。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艺术形式也日趋完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真实，朴素，深刻，动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解放运动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它必须解决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完成反专制、争民主、反对封建残余、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资本剥削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是站在民主力量这一边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对法国反动派诬陷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并指责在此案中助纣为虐的苏沃林及其《新时报》。一九○○年春他协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到雅尔达肺病疗养院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帝俄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蒙难的青年学生。这些事实都表明，契诃夫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更为坚定，而这正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工厂、小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农民》等）；暴露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和不道德性（如《出诊》）；剖析庸俗、自私和铜臭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约内奇》）；反映典型的社会心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描写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写他们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决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醋栗》和《新娘》）。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农村、工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画面，也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

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做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而且浓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为载体。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他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练，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的社会—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是人民的宝贵财富。

朱逸森

2002年3月于上海

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列夫·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