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的床和桌，宋代花瓶与茶角，砚山与砚屏，熏笼与手炉，摺叠扇、剔牙杖……本书由名物研究入手，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的碰合处复原历史场景中的若干细节，以考证为底色，采用叙事的方式，使历史、文物与文学结合。

收入书中的二十一题，时代从秦汉直到明清，皆是由名物研究人手，而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的碰合处复原起历史场景中的若干细节。它以考证为底色，而用了叙事的方式，意在历史、文物与文学的结合中，使语言成为一种亲切的媒介。借助考古发现而复原的古典记忆，应有它独特的鲜明，虽然相对原初的丰厚，它只是星星点点。

序

肩宋时代的床和桌

行障与挂轴

宋代花瓶

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

霍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

宋代茶角

笔筒、诗筒与香筒

提匣与行具

名刺、拜帖与拜匣

砚山与砚屏

熏笼与手炉

摺叠扇

十八子

剔牙杖

领边秀

三清茶与三清茶瓯

舂盘

五月故事寻微

纸被、纸衣及纸帐

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花一世界

后记

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佛教东传而为席坐时代稳定成熟的家具形制带来了若干变革的因素，而此前已经出现的来自西域的胡床，更成家具变化中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传统家具中，席与屏风，也包括各类帷帐，都是可以折叠、方便移动的，胡床的迅速被接受，可折叠而便携，大约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南北朝时，胡床用于军中的事例有不少，戎服垂足坐胡床，自然既舒适又方便。《梁书》卷五六《侯景传》所谓“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条史料，此中之要，一在“著靴”，著靴则传统之跪坐难行也，而这里的“床”，原是起居处的尊位所在。侯景之“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乃是在尊他上另设坐具，而为着著靴垂足坐的方便，但却大反传统礼俗，它被写入正史，也正包含着对此特别的惊异与批判。

一唐代的“床”

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不妨以陕西三原唐李寿墓为例。墓葬年代为贞观五年，即公元六三一年。墓中置石椁，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寝殿。石椁内壁满布线刻画，茵褥、隐囊、挟轼、筌蹄、胡床；食床、暖炉；棋局、双陆局，画中侍女捧持的诸般器具，表现了当日贵胄家居生活之一般，而家具的时代特征正由此见得鲜明，那么把它作为与后世便于比较的一个标识，也大致合适。

这一时代的家具中，最为特殊的一类是所谓“末”，换句话说，即床的概念变得格外宽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它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

比如作为尊位的坐具。《资暇集》卷中“座前一条：“身卑致书于宗属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干床也，言卑末之使不当授受，置其书于所座床之前，俟隙而发，不敢直进之意。”作者李匡义是唐末五代人。床作为尊位之坐具原可上溯到东汉及南北朝。尊者“座于床”的情景，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很常见。《太平广记》卷三○一《广异记‘仇嘉福》：“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人洛。出京，遇一少年”，少年欲与之同行，而引其入华岳庙，“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幕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林，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林坐嘉福”。所谓“贵人，者，太乙神也。又《法苑珠林》卷六四引《冥报拾遗录》：“唐范阳卢元礼，贞观末为泗州涟水县尉，曾因重病闷绝，经一日而苏，云有人引至府舍，见一官人过，无侍卫，元礼遂至此官人座上，据林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头，一手提脚，掷元礼于阶下下”是林在阶上也。两则均为初唐故事。又唐末皇甫氏《原化记》中的“车中女子”，曰一入京应举的书生被两少年强引至一处，“携引升堂，列连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而后有女子乘钿车至，“遂揖客人，女乃升林，当局而坐”。此车中女子，原是一位很有侠气的贼首。几则故事中，除竹倚林和绳床是椅子之外，余之言床者，均是作为尊位的坐具。以唐五代绘画为比照，这里的情景便很容易明白。如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的一幅，绘佛图澄为后赵皇帝石虎说法，佛图澄立于左，右设一床，床上设案，石虎的位置，正是“当案而坐”。壁画时代为初唐(图1)。匠代卫贤所作《高士图》或者也可以引在这里，画中占据居室中心位置的是床，床两边设凳，床上一具栅足书案，案上放着展开来的书，书帙卷裹着的卷轴置于案足(图2)。所绘坐具与前举敦煌壁画正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当然《高士图》原有刻意求古的成分。

又有一种床，该算一般的坐具。《文苑英华》卷五一。录崔融《耽书着床判》，前述事之始末日：“孔安家贫耽书，一座数载不移，故穿床。邑宰以为惰农，遂蒙笞责。廉使谓高贤。”崔融自是廉使意见的赞成者，以为邑宰“徒有望于勤农，终致惭于励学”，此且不论，所谓“一座数载不移，故穿床”，是床乃坐具也。又《太平广记》卷三九录《广异记》中的麻阳村人故事，曰辰州麻阳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次。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弈暮，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人，持书，状如听讲。云云。“牵牛蹊人之田”，是用着《左传》的典故，见《宣公十一年》。这里的“老人”原是河上公，“童子”乃王辅嗣，到了仙界聚在一处，《老子》的注释家便成了河上公的侍者。唐人笔下的志怪故事多充满人间烟火气，故事中的这一场景也是从生活中来，这里仍不妨援图作注。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时属晚唐的一幅，绘禅椅，绘衣桁，衣桁前面绘一张床，自是卧床，与它相对的两具小床，“床上各坐一人”，其情景与麻阳村人眼中所见似乎相差无几。此中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禅椅与坐具的床并行，然而坐姿无异(图3)。P4-7

作为诗的物与作为物的诗

与扬之水初识于探访福建窑址的路途中。沿途聊些身边人物，考古故事。感觉她为人真挚，博闻，好问，图画得好，笔记精徽。回来发现她写作速度惊人，每次见面送给我一叠新作，说的都是古人生活中的寻常物用，文字间流露出一种纯粹的古典韵味，淡雅，深致。后来她让我为她的新文集作序，理由是，每篇都认真读过了，而且能坦率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作研究生常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但从没听说是写序的理由。我珍惜这份浓厚的友情，也知道她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就答应下来这件自知不可能做好的事情。

书里的篇章考证古诗文名物，内容从先秦到明清，而多宋人故事，或从文到物，或从物到文，或是风俗故实。文笔是她一贯的风格，行云流水般，气韵淡远，好像更无我。偶尔幽默一下，意趣横生，令人惊喜。视野广博，考证精深，又举重若轻，了无痕迹。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读来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

习惯了演绎推理，总是认为，大概在寻常物用后面有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贯穿始终。于是仔细研究，欲寻找树叶后面的“枝干”。但扬之水自己说，写这些题目，好像低头拣起一片树叶，然后就开始琢磨，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最终抬头找到树，也可能没找着。我想，这意象很美，因为拾起的片片落叶皆是诗。明亡的时代，常见一种青花碟子，只画一片写意的秋叶，边上写着“落叶无声”，或者“一叶知秋”，我一直都没弄明白它的来历，有时就是这样，叶子还在，树没了。

书中对文房清玩细致的描述里，蕴涵着一个长时段的物质文化变局对生活体验和审美趋向带来的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这大树的主干便是生活姿态与家具的变化，——居室陈设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从跪坐向高坐具的转变，宋人已有自觉，。而扬之水通过对寻常器物的追本溯源，探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牵动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由此枝繁叶茂，导致文化传统的变迁。回头再看，“明窗净几，罗列布置”，“乌篆蜗书，奇峰远水”，“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赵希鹄《洞天清禄》序)，宋人笔下的人间清趣是在历史舒缓的潜流中悄然涌现。

有时候，就是用心说一个小事情，看半天也寻不着什么大格局。然而，日常起居，形体姿容，到扬之水笔下，就多了一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令人在意想不到而又寻常不过的地方与古人不期而遇，妙趣顿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经国大业能于此间切入。这般“错。错落落的精致”，倒让人宁愿“一叶障目。

宋人把这种对平凡琐事的关怀追溯到唐人张彦远，赵希鹄《洞天清禄》开篇即说到这位遍览天下珍藏，作《历代名画记》的作者，还写过一本《闲居受用》，记述身边平凡生活点滴，所谓“至首载斋阁应用，而旁及醯醢脯羞之属”，虽然作者既而感叹“噫!是乃大老姥总督米盐细务者之为，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因别立鉴古一项而日之为“清福”；不过依着张彦远自己对气韵的讲求，——“若气韵不周空称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想来《闲居受用》中的丛脞“细务”也是写平淡中的意韵，而宋人的“清福”未尝不是与此“细务”之意韵相衔。此后许多谈物的作品，常是国破家亡，物去人非之后的追忆，亦多系于“醯醢脯羞之属”，至深的哀恸，竟也是寄寓于对平凡细物的不舍和依恋。

扬之水的名物新证承袭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物，说到诗与画的世界。因为同行亲历，我想还包括实地勘察，对古今之变发生的场景有身临其境的感知，足迹超出了周去非、赵汝适所熟识的世界。  研究的核心是定名与相知。定名源自考查古籍中提到的草木乌兽鱼虫的名与实，进而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与用途，古书中对自然的细致分类保存着我们模糊的历史记忆，——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规则和秩序，曾是一个多么漫长艰难而生死攸关的事。文物风俗典章制度中则蕴涵着古人的观念和理想。当承载它们的物随着岁月尘封而湮灭，就不得不再去穷究名与物的关系，恢复久已离散的语境。

名物研究本来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不过一直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对物本身的觉醒与兴致，却是宋人的风尚。在刘敞、欧阳修的倡导之下，北宋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对古器物进行系统的收集、描述和研究。文房空间的变化“使精彭的雅趣有了安顿处”，宋人的疑古思想也为对物与文的双重关注开启了探索之源，

时风好古，北宋文人在他们的金石考古著作中就先讲明白：古器“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金石录》序)，或“非敢以器为玩也”(《考古图》)，更重要的是可以“决经义之疑也”(《金石录》卷十三《爵铭跋》)。疑古，所以对史籍书写和流传过程有更清醒的体察“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虽然说“刻词乃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可“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刻词本身也就不可能不失其实。证据是，在北魏郑文公碑上，赵明诚看到郑道昭在远离都城的摩崖碑文中隐去了朝廷因为其父治阙廉清而加的恶谥。他觉得不可思议，但并不肯因为碑文乃当时之物而否定史籍之详。我想，大概他已经把那些秉私意、失其实的古籍和金石都当作更广阔的历史的一部分了吧，宁可求同存异，也不轻易厚此薄彼。

宋人金石考古的一个重要工怍便是给古器物定名，——名物学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持“物”以找名，乃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王国维语)，扬之水并不泥于古人对名与物的对照考查，她的求新之处在于关注的是诗文和器物问的契合，尝试“在二者的遥相呼应处，接通它们本来应有的联系”。由此，使物在诗中的生命于两者的契合处复活。

此即所谓“相知”，——从释读文物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开始，达到“与古人有会心之妙”“考证翔实，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会心之妙还要依附于情和韵。有一位读者说得非常好：“说起来，‘相知’大概算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了，研究者和研究的客体如果可以达到相知和互通的境界，这门学科也就有了灵魂。”这份相知，使人尤思宋人。他们用很重的文思来考古金石，吕大临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考古图》)。一句“如见其人”，宋人或不敌经历了乾嘉学派和现代考古双重熏陶下的今贤。论灵气才思，北宋金石人物，如刘敞，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之属，却可以说是陵跨百代。对此仍是王国维的评价最为贴切，他说，北宋金石学中的“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北宋金石学在靖康之难之后迅速衰落，虽然清代复兴，考证也远过于前代，然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道出宋人金石之美的极致和传统之流中间最富生命力的特质。我更倾向干认为，扬之水的文章秉承了金石学的精神内涵。在一种进化的思路中，大家关心的是金石与考古是否有继承关系，和金石学的局限性，而不大关心金石学的精神内涵和源流，以及考古学的局限性。我想，正是观堂拈出的所谓“乓味”，以及思古之情和求新之念，使扬之水孜孜不倦于名物之学，而与古人相知吧。当我们日渐依赖以科学方法探索这个文明的历史，这种相知显得那么珍贵，——没有它，我们如何体味点点滴滴中久已湮灭的诗意呢。

李旻

于安娜堡

副题“古名物寻微”原是这本集子的正题，但朋友说要有一个软性一点的名字才好，于是从《诗》中拈来这样一句。十乙年前有一本小书名作《终朝采绿》，那么《终朝采蓝》可以算作它的呼应了。“采绿”，“采蓝”，皆是“寻徽”，虽然所“寻”之“微”有异，但“寻微”中所具有的发现的快乐却是相同的。

收在这里的《唐宋时代的床和襄》，原来题作《家具发畏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以唐五代两宋为中心》，发表于《故宫学刊》二○○五年第二期。这篇文章的搜集资料以及写怍过程使我想到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由席坐转向高坐具的垂足坐，观念、习俗的影响竟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具不必说，居室的格局，服饰的样式，各种新器具的出现，等等，甚至有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情，比如古琴的演奏。——郭平《古琴丛炎》曰：“古琴指法的变化有这样一种倾向：早期琴谱更注重右手的丰富，而明清琴谱更重左手取韵的变化。琴界将此特点归纳为早期‘声多韵少’，而明清则‘韵多声少’。因为早期琴曲具体弹奏的效果我们目前很难确证，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困难。但明清琴乐戏曲音乐的影响，注重左手吟猱的韵味变化，则是可以肯定的。”(页178，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六年)这里揭示的应该是变化的主要原因，不过是否还有一个物质的原因呢，即它是由于琴桌的出现，使得琴可以平稳放置，双手于是完全解放出来，因而才有了指法、尤其是左手指法的前所未有的丰富。当然这只是随想而已。而收在集子里的《行障与挂轴》，《宋代花瓶》，便都是由类似的一些随想而引发。本来还计划对文房清玩作一番细致的梳理，考校一器一物的始末源流，从而揭示背后所隐含的共同的历史因卡，《砚山与砚屏》，《笔筒、诗筒和香筒》，《提匣与行具》，《名剌、拜帖与拜匣》，由此系列题目中的几则。只是尚未完成设想，中途又把兴趣转到了别的方面。

兴趣之一，是工艺品纹样的变化，即由唐而宋元，装饰纹样全面中土化的完成，促使这一变化的各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原来也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计划，《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毛女故事》，即此计划中的可则(今已合为一篇)，却依然是尚未完成设想，又有了新的兴趣转移，便是转到了宋元金银器，未完成的设想于是放到了目前正在做的题目里。

对我有一点特殊意义的是《宋代茶角》一则，它原是一个思索了很久的问题，最后终于破解，自以为是一次最有收获的写作经历。

最后一组题作“一花一世界”的文字，约二分之一的篇幅是文物出版社《大圣遗音》中明清部分的图版说明。后来有朋友约写《名物辞典》，这却是一个太大的工程，目前尚只能作为遥远的目标，不过也许可以先写几个条目作为尝试。收在其中的关于首饰以及臂搁、镇尺等十余则，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盛夏在沪上几位老友相聚，一默兄说道，他将来要出一本序跋集，集子里所有的序跋都是计划要写而并没有写成的书。大家听了拍手叫好。大约这是人们常会有的遗憾，这样一种方式的表达很把这种心情宣泄得尽致。现在想起来，自己的这一本集子也正略近其意。因此特别要感谢李曼兄的赐序，他给予了这些散漫的想法以一个理想的归属。

还要感谢孙晓云女史赐题书签。彼此虽然相识未久，但却别有旧缘，也是自己人生中一段禁得起回味的经历。

《读书》十年，是生命历程中尤其重要的十年。老友吴彬是当年最好的一位合作伙伴，多年合作达成的默契使我们之间的沟通可以最简捷最有效，也建立了一种无须努力维系而总也不会中断的友谊。这一次便好像又回到了《读书》，——不仅仅是能够合法使用汉字中的数字以及合法使用本来正确的“身分”一词。有机会回到三联，有机会与老友再一次合作，让人觉得世间果然是有“缘分”二字。  扬之水

记于丁玄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