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日本帝国主义进兵雷州半岛。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日本就对雷州半岛狂轰滥炸，但最初未敢动广州湾租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广州湾也不例外，日军侵占雷州半岛时，首先进军广州湾。日军以广州湾的港口为依托，据此可把军用物资输送到他们南太平洋的各个据点。

广州湾被日军占领以后，我们开始向内地撤退。当时桂林是内地的文化名城，战时从上海和香港撤退的文化人和进步人士，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几个进步同学高中毕业后，一起到桂林去。我们步行，走了一个星期，还坐了一段汽车，才到达这个山青水秀的城市。按照现在乘坐火车，只要几小时就可到达，而在战时交通不便，抗战坚壁清野，公路挖了好多壕沟，预防日军侵犯。我们一块儿有五个同伴，其中一位同学叫张根年，他也是地下共产党员，他曾经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广州沦陷以后，转学到广州湾来同我一班，当时也是组织上要我与他结伴同行；还有两位进步同学和一位进步老师。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大家讨论问题，谈论世界的形势，议论日本如何在南太平洋进军，议论苏德战争的局势，还讨论中国抗战的前途。我们像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一样，大家不时讨论和争论，走起路来也不觉得辛苦。我们都很年轻，讨论世界大事，唯独不讨论个人的前途，对于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们走这一路，中间也还有一些小插曲。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高山，在路上看见高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走了一天很累了，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还偏要爬到那山的顶上去看一看。山很高，上下一、二个钟头，我们却要爬上去嘹望一下，在山上看看天地是什么样。青年人对新事物总怀有极大的兴趣。

我们到了被称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后，几个人暂时租住在七星岩的半山上，那里都是一些临时搭的竹棚房子，很简陋，但是在夏天，有地方住下来也就不错了。

桂林是个大城市，这里的战争气氛更浓。我们刚刚抵达市内，就听到警报，预告日本的飞机就要来轰炸了。街上的行人，迅速奔走，要跑到防空洞去。我们背着行李，随着众多疾走的人群，跑到一处靠近山坡的地方，下面就是防空洞。当警报再发出紧急声响时，大家就进入坡下的洞里。听大家议论，桂林曾遭多次轰炸，要及早防备。但这次不知何故日机没有飞临桂林上空，所以我们也没有进入防空洞，过一会儿警报就解除了。

在战时，中国东南沿海和华中地区，凡是没有被日军侵占的大小城市，没有不被日机轰炸的。有一次我临时从桂林到韶关，韶关是广东战时的省会，那时也正碰着日机来轰炸。当警报响起时，人们都要从城里跑到西边，跨过北江，在松树林下的防空洞中躲藏。但这条江河只有用木船连接铺有木板的桥，桥面很窄，容不下多少人。警报响了，人们涌向这座桥，在慌乱中也有人被挤下水的。我当时也奔向这座桥，但是紧急警报声又响起，我来不及过河，就躲在一座破旧的茅厕旁边。可恨的日机来了，只听见轰炸声和机枪子弹的扫射声，机枪子弹从我身边嗒嗒的扫射过去，地上还留有累累弹痕，幸好自己没有受伤。警报解除以后，我从街上走过，看见人们忙着扑灭火焰和抢救受伤者。我看见街边的一棵古树，树干有一大洞，洞中遗留有大片的血迹，这是机枪子弹正好击中躲藏在树洞中的人。日寇就是如此疯狂轰炸和扫射我无辜平民。

当时日军还没有南下，内地的桂林可偏安于一时，除了敌机不时来轰炸，还算有暂时的和平环境。内地许多学校在这里招生，但是当我们到达这里时，大部分学校招生的时间已过，只剩下少数学校可以报考。在战时读大学，也是很困难。当时我报考了东吴大学和大夏大学，两所大学都考上了，因在大夏大学考取的是中文系，觉得有些兴趣，就决定去大夏。大夏大学从上海迁到贵阳，我就只好跋涉到贵阳去。

进人大夏大学，在贵阳已有半年了，寒假时，我要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办事处联系工作，这是出来之前与组织上说定的。

回想我从雷州半岛和广州湾出来，离开故乡到桂林和贵阳等地，这对我影响巨大。我接触到的事物，与过去大不相同，视野更加开阔，知识也大为充实，认识到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在战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体现，人们的美德和丑恶，一切所见所闻，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烙印。P11-13

记得四、五年前，我与许老一次闲聊时，说起出版社经常收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很有点意思，希望许老抽时间也能写写。许老听了，露出神秘的一笑，指了指一旁的电脑说：“我已经在写了。”这以后我曾不只一次地问过撰写进度，并表示写好后可由华龄出版社出版。2008年下半年，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和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参考》共同为陆本瑞主编80诞辰祝寿。席间，郝振省所长非常热情，听说许老在写传记，当即表示希望拿到科研所所属的书籍出版社出版。我听了有点紧张，刚要说话，只见许老一面向郝所长连声感谢，一面在餐桌下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一下子明白了。事后许老对我说：“你就放心吧!”许老果真信守了他的承诺，临终前，他特地给我写了一张便笺，嘱托他的《春天的脚步》交由华龄出版社出版。所以说，由华龄出版社出版许老的这部自传，应该算是许老生前和我的一个约定。一年过去了，现在这个约定兑现了。

许老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宋木文、邬书林、于友先、袁亮等诸位同志都写了文章，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专门编辑了《许力以纪念文集》，诸位亲朋好友说得既中肯又实在，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仅以本书责任编辑的身份谈点体会。

许老的自传，与一般的自传不同。全书基本上记述的都是他的工作，而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婚姻、家庭、子女、个人爱好等等，除了开篇有那么一点点蛛丝马迹外，之后就再也没了踪迹。我边看边想，在我与他20多年的交往接触中，许老是一个思想超前，兴趣广泛，十分活跃的老人。为了追上时代的步伐，他70多岁还要学习电脑，而且最终能熟练地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打字；他在80岁时，我们一起外出开会，晚饭后，他不仅散散步，还硬要跟我练习打保龄球、沙壶球。许老喜欢照相，也喜欢为别人照相。我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2009年5、6月间，年已86岁的许老在平谷“桃花节”时，兴致勃勃地给我和其他同志照的照片。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昌平采摘苹果，许老看到树枝上一个特别大的苹果，便踮起脚凑上去，张开大嘴，摆出要啃未啃的姿态让我拍照，引得大伙儿哄堂大笑。但这些，在许老的回忆录中都没有写。也许，在许老的心目中，在许老这一辈人的心目中，他们的一生就是为党、为人民工作；或者说，为党、为人民工作就是他们一生中最最重要的生活。

读许老的自传，对新中国的出版史会有一个更加真切、更加深入、更加生动的了解。你会看到一个老出版人，他们在新中国建立、成长、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考验!你会越发感到中国出版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而这一代老出版人，他们对出版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出版新人，如何继往开来，如何担当起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担，又是多么的重要!

在许老的自传里，许老对与他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同事、朋友，说了太多太多感谢的话，非常真诚，十分感人。而对于伤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在其他时候，他都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曾提起。我知道晚年的他曾有过几次不快，但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涉及。为什么如此，就像他生前所说：“他们也有为难的地方。过去的事就过去算了。”这不仅使我看到了他的宽广胸怀，同时也使我感佩他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崇高品德。当然，就这一点，我个人心中还是有点遗憾。我以为，写自传，就是在写历史。“修言以立诚”，“诚”字最重要。

《我最后的几句话》，写于2010年10月21日，是许老得知自己身患重病，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写的，这可算是他的“遗嘱”。在这不足千字的嘱托里，全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激，对他未竞事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挂念和拜托。在他去世的当天晚上，他还策划着召开“分类全集”的会议。仅仅几个小时以后，他在睡梦中离我们而去。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像许老这样，活一天，就要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尽一分力；活一天，就要为我们的人民、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那应该是最幸福的死。

关于本书的编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这部传记许老前后写了几年的时间，由于他的事情太多，从书稿的行文以及章节、段落的安排看，只是大概拉出一个大框架，随想随写，并没有细致认真地打磨，有的地方直接采用了过去发表的文章。又由于许老的病来得太突然、太凶猛，而让他最揪心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最后二十余卷的收尾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下心，因此，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对他的自传做加工整理，致使全书的风格不尽一致，体例不够统一，一些事件略有重复。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作品的原貌，在征求了虹进兄(许老长子)的意见后，只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文字校订，全书基本保留原样。

2.编辑本书时，虹进兄将许老1993年怀念爱人秦焕如的一篇散文《回忆将伴着我的余生》给了我。文章充满真情，十分感人。这篇文章不算长，但它使我几次落泪，它让我回忆起在秦焕如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许老那撕心裂肺的痛哭。从这篇文章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而又细腻的许老。现将这篇散文和《许力以同志生平》、《我最后的几句话》及虹进近日写就的《父亲在天有知》一并附在书后。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柳斌杰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编辑中一定还有许多疏漏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深切思念资深出版家许力以同志(序一)

像力以同志那样做事做人(序二)

第一篇 青春试步

童年半岛情

祠堂苦读

进城读书渐入佳境

童年淘气惹人嫌

战火启蒙

参加共产党

向后方转移

山城红岩村

他乡遇故知

揭露三青团被学校除名

结伴同行大别山

第二篇 岁月豪情

行军，行军，还是行军

中原突围

化装转移

晋冀鲁豫解放区

在晋冀鲁豫新华总分社成长

陈勇进的《黄河风涛》

马列学院路漫漫

马列主义的殿堂

香山碧云寺读史

教育长杨献珍

第三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青春焕发

战火纷飞，准备进入北平

中南海的意境

展示红色旋律

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

建立组织，统一领导，绘制新图

普及大众文化，拓宽出版领域

私营出版业的走向

“五反”运动中的启示

风飘摇旅途遥

“大鲨鱼”秦川

意识领域中的一些插曲

《刘志丹》、《古城斗胡骑》和凡尔纳作品

思想界的活跃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

理论上的争辩和思想界的较量

思想的启蒙和新文化的兴起

新思潮的巨浪和出版社的地位

历史的车轮和进步的思想观念

苍鹰远逝智慧永在——梦怀乔木同志

信念不移一生奉献——怀念包之静同志

第四篇 风烟突起江河倒流

被剃了光头成为“判官”

打倒“阎王殿”

被隔离在市委党校

宁夏干校夕阳红似火

豆腐房的挑夫

万物更生春雷动

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

解放了

第五篇 走向转折潮起潮落

乌云还没有消散

恢复辞书出版

《汉语大字典》十年磨一剑

耀邦同志关于《汉语大字典》的批示

乔木同志的关心和推动

从《汉语大字典》得到的启示

张怡荪先生与《藏汉大词典》

陈原的语言学和辞书

第六篇 解除枷锁绘新图

“四人帮”倒了

批判中的不同声调

救治书荒

解禁少儿读物出版的庐山、泰山会议

长沙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追索

成立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增设出版机构

少数民族出版

全面整理古籍出版

《鲁迅全集》出版

开放旅游出版物

改革开放的版权立法

社会主义需要稿酬吗?

对外交流的最初步履

引进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历史探索

第七篇 东海波涛书情浓

出访东瀛日本

日本社会文化的支柱

重视资料搜集

吸取新思想

第三次访问日本

日本的经济之谜

日本出版业的发展

形势变换书情更迭

日本连环画异军突起

东瀛文化传播和亚太出版协会筹备会

第八篇 从“莫托文”到“法兰克福”

亚得里亚海的“莫托文”合作出版

在古罗马城堡里

清静的海滨

合作出版《中国》画册

《西藏》画册在多瑙河掀起巨浪

西方文明新格调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德国的古堡新城

在意大利米兰的阳光下

在佛罗伦萨山林之家中做客

艺术之都和共产党员市长

古罗马的战神

马赛曲和国际歌，巴黎的思绪

塞纳河畔的书情

不列颠的图书文明

在马克思墓前

拜见李约瑟博士

获诺贝尔奖的摩提教授和科学家俱乐部

寻访莎士比亚故乡

南大陆民族的抗争精神

寒冷的北国，人们的进取心声

第九篇 邓小平理论传西方

小平：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文集》出版工作的发端

好事多磨

向小平汇报，在北戴河的接见

第十篇 改革开放照四方

《关于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汇报提纲》起草时的形势回顾

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讨论出版工作

走马上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

为中央起草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中央书记处第二次讨论出版工作

第十一篇 社会的声音和业者的探索

大众读物的走向

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出版《祖国丛书》

出版《中国地理》丛书

书评刊物《博览群书》

书评刊物《中国图书评论》

出版《编辑家列传》

十年“巨子”大百科全书

新编《中国出版百科全书》

第十二篇 “灰皮书”和“黄皮书”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出版纪事

乔木谈人民出版社内部书的出版

乔木再谈人民出版社出书方针

小平谈对西方理论著作的出版

第十三篇 质量和管理

中央书记处第三次讨论出版工作

出书的方向

出版经营的经济法则

图书的传播

第十四篇 中国出版的文化情缘

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

1979—1989年的对外交流

1990—1999年的对外交流

对外交流，前景广阔

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成立前后

莫托文组织来华活动

1988年首届两岸书展

海内外风雨情谊

在深圳举行的三届洽谈会

第四届洽谈会——桂林山水甲天下

西子湖畔召开第五届洽谈会

崂山脚下召开第六届洽谈会

第十五篇 海峡两岸的出版交流

台湾浩渺的烟波

艰难的旅途

天涯若比邻

祖国的宝贵遗产

光复书局

锦绣文化企业和董事长许钟荣先生

淑馨出版社

台湾同业的向往

两岸交流的航向

血浓于水

与台湾同业合作出版的几种方式

远山日出

原始住民和高山湖泊

华文出版联谊会议和世界华人

第十六篇 出版绚丽的中国美术画卷

酝酿出版美术画卷

部署《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规划

建立领导工作委员会、总编辑委员会

在杭州召开全国编辑规划会议

专家荟萃倾注心血

绘画图集的旅程

多部全集开卷有益

在景德镇留下风采

总编辑邵宇先生

常青树启功先生

合作出版推向海外

行百里半九十的编撰工作

附录一：我最后的几句话

附录二：许力以同志生平

附录三：回忆将伴着我的余生——怀念我的爱人秦焕如

附录四：父亲天上有知

后记

许力以同志是我深为敬重的革命老干部和资深出版家。他的辞世，我感到突然，更感到悲痛。我一直这样想、这样看，在比我年高的老同志中，力以同志身心最健康，思路最清晰，虽年近九十，仍然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在为他所心爱的出版事业操劳着。对他突然离世，我实难接受，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我回忆着，思考着，许力以的身影在我眼前萦绕。

1973年5月，力以同志从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调国家出版局工作，先后任出版部主任和副局长，是我“半路出家”搞出版的领路人和指导老师。我知道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随军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宣部出版局担任领导工作，很注意向他学习和请教，他也不时地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我以指点。我近几天的回忆与思考，也总是围绕这两方面而展开。

1974年“四人帮”发动“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矛头直指刚从原文化部和原中宣部“五七干校”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国家出版局机关被大字报攻击为“旧文化部旧中宣部的浓缩”，而从“旧中宣部”被“浓缩”过来的直指许力以。在巨大压力之下，力以同志清醒沉着、善于应对，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帮助别人“过关”。当时，被视为重点批判对象陈翰伯(后任代局长)所在出版部党支部，力以同志多次召开支委会统一我们几位支委的思想，以刚刚恢复工作跟不上形势定调，在不得不开的批陈会议上，大家心领神会，一直坚持“跟不上形势”这个基调发言，并在此后积极支持陈翰伯为恢复出版业务所做的各项工作。

得知力以同志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广东。从深圳到广州，我多次向广东出版界同志讲，1975年我跟随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徐光霄、陈翰伯、许力以来广州，在羊城宾馆(今东方宾馆)参加《中外语文词典十年(1975—1985)规划》会议的情况。此次会议所定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英词典》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0年后陆续出版，成为新时期出版繁荣的基础性和主体性工程，影响巨大和深远，直至今日仍然是书写新时期出版成就的重要选项。在制定和实施这一宏大出版工程中，陈原所主持的工作班子起了重要作用，而许力以作为当时的出版部主任和随后的主管副局长，不仅参与了策划，更在组织协调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力以同志还直接组织领导了由四川、湖北两省负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1979年11月2日，他写信给胡耀邦，拟在四川成立编纂处作为执行机构，胡耀邦于11月6曰即作出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作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耀邦同志对力以同志信的批示，使《汉语大字典》以及其他词典编纂起步阶段面临的机构不确定、人员不稳定、财力无保障等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力以同志作为王匡、陈翰伯两任局长的主要助手，对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他坚定地支持王匡推倒“四人帮”强加给出版界的“两个估计”(写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件，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1978年，他坚定地支持并组织实施了王匡决定大批量重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极大地缓解了“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1979年，他坚定地支持陈翰伯在长沙会议上确立的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并在实际出版管理中指导地方出版社扩大出书范围和提高图书质量，有力地推动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出版繁荣和发展。1980年前后出版界的拨乱反正，始终以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为主线，突破出书跟着当前政治运动转的狭窄局面，使各级各类出版社迈入图书品种丰富、特色突出、质量提高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力以同志不仅成为国家出版局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助手，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这是为王匡、陈翰伯以及其后的局领导班子成员所公认的。

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决定》起草前向中央汇报提纲和随后起草《决定》的工作中，力以同志都是积极参与者，并且给有关同志以具体帮助。国家出版局党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向中央汇报提纲送审稿，遵照中宣部领导同志意见，按1981年中央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对几年来出版工作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影响出现的问题作了检查，并在图书和期刊出版部分增写了有关内容。力以同志对这一段作了使我认真思考的批注：“老宋：根据现在的形势和要求，繁荣创作和出版方面的内容要增加，还要积极一些才好。”力以同志对重大政策性问题一向深思熟虑。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即或在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下，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掌握上也不要搞得太紧、太窄。据此，我在汇报提纲中加进了“进一步把出版的路子搞宽，把出版工作搞活”的内容，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竞赛的自由，使创作和著述繁荣起来”。实践证明，把路子搞宽搞活，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对《决定》的起草，他更重视解决影响出版事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在《决定》稿中如何写入“出版单位的利润(包括外汇)基本不上交，或采用大部分留成的办法，作为发展基金”；“出版部门由于纸张提价而增加的支出，由财政部门给予补贴”，力以同志“邀请王益、宋木文、徐荇(《决定》起草小组负责人)等同志开会商讨”，上报邓力群并中央书记处。出版部门至今享有的优惠经济政策，多来自1983年的《决定》，力以同志为此所作的努力却鲜为人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写出。

力以同志对出版工作的指导，始终把促繁荣、上质量、抓重点放在突出地位，在几次面临调整和整顿时也绝不放松。他对中外语文词典编写规划实施的宏观指导与其中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的编写，对《中国美术全集》(60卷)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的出版都倾注全力，抓了再抓，直至完成。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组织和推动出版界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是力以同志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比如策划和推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策划和推动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大型画册《中国之旅》，策划与推动中国多家美术出版社与比利时范登出版公司合作出版60卷《中国美术全集》法文版等，都是力以同志在1979至1985年间全力支持与组织的重点对外合作项目。他还主持制定了对外合作出版的文件，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以指导和推动中外出版交流与合作的有序发展。

对改革开放后列入党和政府议事日程的版权工作，力以同志是热情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协助和支持陈翰伯在国家出版局建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展版权立法调研，启动版权法起草。1985年，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他主持起草了中宣部关于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报告，这一年的6月2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成为尚在起步阶段的我国版权管理和版权立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并确立了我国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和处理中外版权关系的基本原则。

力以同志对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开创者。两岸出版界一致认同，1988年，经力以同志的精心策划与组织，并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道出席开幕式的上海“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开启了两岸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以此为标志，两岸互办书展常态化，其他方式的交流与合作也随之开展起来。力以同志还率先访台做调研，广交朋友，为随后在台举办内地书展、开展深度合作和派团出访探路。许力以也深得台湾出版界同仁的敬重与怀念。

力以同志高度关注出版理论工作，重视出版研究机构建设，重视出版教材建设，重视出版专业人才培养，重视开展图书评论工作。他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写文章，文风朴实，深入浅出，《许力以出版文集》等著作是出版人必读的好教材。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总论”的《出版与出版学》，影响广泛持久，成为他出版理论的主要代表作。

力以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党和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担任领导职务。60年来，参与和主持出版方面许多重要决策和这些决策的组织实施，主持和指导过许多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工作，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历程的推进者和见证人。我们不仅要缅怀他对出版工作的重大贡献，更要总结和学习他指导出版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而在思想上得到宝贵的启迪，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

力以同志给我印象最深、启迪最大的是他真正做到了不断解放思想、一贯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做好出版工作，离不开国家的大形势。当国家大局出现了新情况时，他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适应新形势；而当形势错综复杂、众说纷纭时，他能保持清醒和冷静，沉着应对。特别是在社会转折时期，能够抓住机遇，提出新的主张，推进出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力以同志从党和国家出版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给人的感觉主要是换了个位置：岗位上退了，思想没有退；职务上退了，责任没有退。这正如他1993年在出版文集自序中所作自励与自省所言：“出版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作为出版战线的一名老兵，我将继续学习，与同志们一起，为繁荣出版事业，为加强出版的科学研究，提高理论水平，竭尽余力。”他全做到了，直到最后一息!

我在这篇追思文写完后，看到许虹进传来他老爸亲笔书写的临终遗言。这位老革命、老出版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我最后的几句话》，深情地倾诉了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与忠诚，真诚地表露了对他一生奉献的出版事业的眷恋与期望，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所交代的后事全都是他所主持并操劳了25年之久、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的未竟事业。作为他的“最后希望”，他请“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给予最后支持”，将未完成的24卷“加以全部完成”，并表示“我在此致以敬意”。我想，无须多说什么，我们所有出版人，都被许老对人民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风亮节强烈地震撼了。

力以同志，我深情地思念着你!

(作者为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许力以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党和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担任领导职务。60年来，参与和主持出版方面许多重要决策和这些决策的组织实施，主持和指导过许多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工作，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历程的推进者和见证人。我们不仅要缅怀他对出版工作的重大贡献，更要总结和学习他指导出版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而在思想上得到宝贵的启迪，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为许力以同志的自传，以他一生工作为主线，经过了与这位老一辈著名出版家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同事，朋友间的往事。

《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以时间为序，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许力以同志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奉献的一生。

  许力以同志是一名革命老干部和资深出版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党和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担任领导职务。60年来，参与和主持出版方面许多重要决策和这些决策的组织实施，主持和指导过许多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工作，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历程的推进者和见证人。《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为许力以同志的自传，以他一生工作为主线，经过了与这位老一辈著名出版家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同事，朋友间的往事，全书以时间为序，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许力以同志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奉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