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努力满足读者的正当需要
韬奋说：“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他强调，任何读物都应该考虑如何为读者乐于接受的问题，就是既要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益，又要使人喜闻乐见甚至一见倾心，爱不释手，这应该是编辑时刻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韬奋认为，“精神食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硬性读物”，它们“每偏于专门性”，往往比较“艰深”，比较“索然无味”，只有硬着头皮才能看得下去；一类是“软性读物”，它们“每偏于普遍性”，往往比较“轻松有趣”，比较能“使人心旷神怡”。虽然“两者都是社会上不可少的精神滋养料”，但是，他希望：“硬性读物能尽量的软一些，软性读物能纯正而导人趋于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对精神食粮的切实的分析研究并相应采取有关措施，韬奋才可能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方面，做得很有成绩。 在《生活》周刊主张“软性读物”的同时，韬奋也明确反对那种软绵绵的靡靡之音和色情暴力内容。1927年，读者桂朔生写信反映社会上黄色小报盛行，并指为“怪物”。韬奋在答复中指出：一些小报把“近于‘诲盗诲淫，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作为办刊根据，“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
2.讲究诚信，自觉维护出版单位的信誉
韬奋历来十分注重信用问题，把信用看作是生命，是品牌。他办的报刊和书店，除《抗战》之外，都用“生活”的品牌，全力加以爱护和培植。他说：“我深信‘信用是刊物的第二生命’，故我对于《生活》的信用必用不顾一切的不避嫌怨的全力保全它，绝对不许因任何人任何事而损及它。”“获得社会信用的刊物，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要拿出这个刊物的名称，信用便随在后面，其实它的名称所以能引起信用，并非‘名称’的本身有何神奇的力量，全靠它的精神确能和从前一贯。倘若虽仍用旧名，而内容已掉了枪花，名存而实亡，读者非愚呆，谁再愿给与原来的信用？刊物的信用既失，刊物的本身当然只有‘料理后事’的一条路走。”就是说，无论出版社还是刊物出版单位，都应该以全力确立和维护自己的信用。特别是在社会上已经建立起信用的书刊出版单位，更要像爱护生命一样来爱护这种信用。
信用从何而来？它与编辑，尤其是主编的思想和品格密不可分。它要靠办刊人的骨气来支撑。韬奋说：“我深信没有骨气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所谓有骨气就是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言论上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能保持这种精神的便可仍得读者的信任，否则读者所给与的信任亦随时可以收回”。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虽居主持舆论地位而每日仅在评坛上作几句不关痛痒的格言式的评论”的“饭桶”主笔给以尖锐批评，认为他们的刊物“使人看了但觉暮气沉沉，摸不到他的头脑，那就是办了几百年，也未见得于社会国家有多大益处”。
信用还要靠编辑坚持办刊宗旨，对读者负责。韬奋说“我职责所在，对于发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负责任，当然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须以文字内容有精彩为前提，不应以情面而敷衍。但因此开罪于人者实已不少。我既不忍以我所爱护的《生活》为敷衍情面的牺牲品，只得听人诬蔑，诬蔑果有大效，至多使《生活》‘疾终正寝’罢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若我以《生活》篇幅敷衍情面，则《生活》不难成为上海人所谓‘垃圾马车’，虽生犹死，不如‘疾终正寝’来得爽快。我因为对此点看得很透，所以决意：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我在职一日，必努力一日，宁愿卷铺盖，决不肯昧着天良敷衍。”
3.为读者严格选稿
出版物的生命在于质量。坚持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首先在于坚持严格取稿。为了办好刊物，韬奋在取稿上坚持了严格的标准。韬奋对于稿件的取舍标准兼顾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他在接办《生活》周刊之后，便把“有趣味、有价值”作为“最注重的一个标语”。韬奋所说的“有趣味”并非是拿“肉麻当有趣”的低级趣味，而是指联系实际的、乐于被人接受的东西。他说：“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事是有趣味的事实”。这种注意文字的“雅俗共赏”和联系实际的趣味性，是韬奋始终坚持的原则。韬奋说的“有价值”，则在前后期是有一些变化的。早期他所说的“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实际上是谈抽象的道德修养；后来，则宣传爱国、宣传革命，成了韬奋心目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在这样的选稿标准面前，韬奋坚持做到“取稿凭质不凭名”，严格地一视同仁。他说：“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为了对读者负责，韬奋不仅要求稿件内容精彩，而且要求形式为读者所喜爱，有的稿件即使内容有价值但表达方式不易为广大读者所喜欢，他也只得忍痛割爱。有一次茅盾的小舅子也是韬奋的老朋友孔另境先生寄来一篇稿子，韬奋因为其中“所引历史文言较多”，终于作了退稿处理。在生活周刊社时，对于他的“顶头上司”黄炎培先生的稿件，他如认为不合适，也要反复商量直到修改满意为止。对于老朋友陶行知要求登宣传他的乡村教育的文章，他也只是答应看了之后再说，好就登，不好就不登。
韬奋对待稿件这种态度和做法，得到了多数作者的谅解和支持，也招致了极少数作者的不满，甚至攻击。遇到这种韬奋称之为“因公招怨”的情形，他的态度是宁可听人污蔑攻击，决不在原则上让步。
对于“名家”，韬奋是尊重但不盲从和迷信。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实相副的名家，他十分尊重，并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争取他们的书稿为光荣。但是对那些名不副实的“名家”，他是区别对待的。他曾指出：“有些所谓作家，你虽然东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许买到他的大作来看，却不免感觉到硬着头皮看下去也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觉。”即使是名实相副的“名家”，韬奋也反对“猫捉老鼠”式地总是盯住不放的做法。他对于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乱拉“名家”以光门面的做法深不以为然。曾尖锐批评说：只要谁一旦成名，于是，“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广告；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他还批评有些编辑争向“名人”约稿，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说：“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
4.坚持质量第一
韬奋要求编辑加工要精益求精，认真负责把好书稿文字质量关。他刚接办《生活》周刊，就宣布要以“没有一个错字”为“鹄的”。不管工作如何忙，他都不肯有丝毫放松。不仅对原稿认真进行编辑加工，而且认真看校样。韬奋说：“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就随便付排”。“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订了一下。”以一个几乎包办全期刊物的编校和部分写作任务的“光杆编辑”，能做到这样，实在不能不令人敬佩。
5.发扬创造精神
韬奋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求有创造精神，对编辑尤其如此。他说：“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对于当时一般人只知道“一色一样丝毫不改的学样，很少创造的精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经历》中曾经总结了《生活》周刊的创造精神，他办的生活书店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股份制，《生活日报》提出的广博的言论、统一性、研究化、文字大众化等特色和报刊结合等等，都是创造性的体现。陶行知就曾经写诗称赞《生活日报》说：“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问有什么好处？玩的不是老套。”着眼点就在于创造性。
韬奋主张编辑更要有创造精神，反对那种只知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爬行的“肉麻的模仿”。编辑工作的“创造精神”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要有时代的特色，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韬奋曾总结了自己所办的几个刊物，说：“《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姐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所以，韬奋主编的刊物，总是力求把反映当前时代的最新内容传给读者，即使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也能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的特色。
创造精神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反对“尾巴主义”。韬奋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他在第一次流亡期间考察英法等国的新闻事业时，一再提到报纸要有自己特色的重要性。如说英国的报纸“第一可注意的是各报有各报的特点，极少雷同”。谈到法国的晚报《巴黎时报》销路虽小但有影响时说：“可见办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报刊是如此，图书也是如此。
创造精神还表现在形式上的不断革新，时时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面孔。韬奋认为，形式与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形式’往往影响到‘精神’，所以要振作‘精神’，往往不得不一新‘形式’。”这话用之于出版物，无疑也是适合的。
创造精神从何而来？韬奋认为，主要来自对读者的高度责任感。1930年他在介绍当时出版的两个刊物时说：“若稍稍为读者方面着想——稍稍为读者的时间与目力乃至经济方面着想，同时也就是为刊物的本身价值着想——似乎应该注意到一种刊物应有一种刊物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所谓独辟蹊径，不肯落人窠臼，自开一条新路来走，尤当注意内容之有精彩，使读者看了一遍，多少有所得，不觉得是白看。”他对于自己所主办的刊物的来稿要求，也是“注意简练隽永，自辟蹊径，力避沉闷陈腐或雷同重复之作”。
有了对读者高度负责的责任感，编辑人员还要时时留心时事，注意学习，逼着自己去动脑筋。韬奋曾说：“没有前例可援，没有榜样可仿，也有特别的益处，这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韬奋要求：“主持一种刊物的人，胸中当然应该有若干目前所特殊注意的要点；所明揭的宗旨尽管不变，而在当前所特殊注重的若干要点也许在若干时后因时势要求与社会需要之变迁而有新陈代谢之必要。”这是就内容方面的创造精神来说的。在形式方面，韬奋则多次强调要随时从同行和群众中学习和得到启发，不断改进和创新。办刊物的人必须大量浏览各种刊物，包括国外的刊物。但是，浏览这些东西，为的只是扩大眼界，增益见闻，作为自己创造的出发点和避免无意的雷同——“撞车”，决不-能没有出息地照搬照抄。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韬奋这里说得较多的是办刊物，但是出版图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6.真诚热情对待读者
韬奋1926年接办《生活》时，第一个措施就是增设“读者信箱”专栏。这种专栏虽然不是韬奋首创，但是，在对于读者来信的热情和答复的认真方面，在中国能够和韬奋比肩的人恐怕不多。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对于读者的来信，不管是与出版有关的还是无关的，他都要拆阅和答复，而且答复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有些来信问的问题，他自己不懂，还代为请教专家，然后再作回答。为此，即使忙到深更半夜也不以为苦，不以为烦，而是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韬奋对于答复读者来信这件事不仅形式上十分注重，而且在内容上也极端认真负责。他曾说：“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譬如，关于戏剧方面的问题请教过洪深，关于医学方面的问题请教过俞凤宾、曾耀仲，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请教过沈钧儒、陈霆锐、张友渔，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请教过王志莘、潘序伦等等。有次，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问起关于苏联的宪法的问题，他就特地从九龙渡海到香港去请教张友渔，然后再回答读者。有时他不能亲自去，便写信去问，信中附上贴好邮票的信封，只要有关专家收到后批上意见便可寄回，再由他们答复读者。这种宁肯自己麻烦，多为别人着想的精神使许多人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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