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深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十九世纪西潮东渐之际，两个世界、两种文明发生激烈撞击，受到西潮影响的开明士大夫中逐渐孕育出的与传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思想观念，若中西调和思想、托古改制论、中体西用论、外交思想、民主政治观念等。本书以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与思想史材料，回复到当时语境，检析思潮的相互激荡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为晚清思想界绘一真实而深远的图景，同时包蕴着作者对中华传统与现代思潮的比较性省察，予人以丰富的启迪。

十九世纪西潮东渐之际，两个世界、两种文明发生激烈撞击，受到西潮影响的开明士大夫中逐渐孕育出的与传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思想观念，若中西调和思想、托古改制论、中体西用论、外交思想、民主政治观念等。本书以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与思想史材料，回复到当时语境，检析思潮的相互激荡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为晚清思想界绘一真实而深远的图景，同时包蕴着作者对中华传统与现代思潮的比较性省察，予人以丰富的启迪。本书版本采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一、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质

 (一)认识西方事物的态度与方法

 (二)创新的理论与概念

 (三)人物地位与思想成分

 (四)结论

二、清季维新人物的托古改制论

 (一)属于观念的托古议论

 (二)属于庶政的托古议论

 (三)属于制度的托古议论

 (四)结论

三、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

四、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

 (一)清季学人的中西调和理论

 (二)张之洞的固本之论

 (三)张之洞的开通之论

 (四)结论

五、南学会

 (一)南学会的组织与活动

 (二)南学会的扩大

 (三)南学会的新观念与新风气

 (四)南学会所遭遇的反对

 (五)结论

六、清季学会汇表

七、道咸两朝中国朝野之外交知识

 (一)一般对外的错误观点

 (二)通达事理者的对外态度

 (三)当时人士的外交智术

 (四)结论

八、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

 (一)传统的外交智术

 (二)世界眼光与主权观念

 (三)外交政策的认识与讨论

 (四)结论

九、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

 (一)学理的探讨

 (二)制度的筹议

 (三)反民主论说

 (四)结论

附录：“现代化”的时代意义及其精神基础

叙录

征引书目

本书作者所著其他有关思想史论文目录

(二)通达事理者的对外态度

道咸两朝，对外战争既吃了败仗，对外和局也吃了不少暗亏。外人并不会仁慈的，他们在尽量地利用中国的愚昧和弱点，以取得权利。当时中国朝野的外交知识，十分贫乏，即使清醒的人士，也很缺乏国际常识。所以自甘固陋，最为危险，当时了解此情的可谓不多，所论之点，自足见难能可贵。

萧令裕对于误解洋人体形的改正说：“或谓番舶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胡商，出游登山，亦殊趣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目验也。且夷性沉惊，多巧思，所制钟表仪器，中土所重，而船炮尤至精利。”(萧令裕：《英吉利记》)包世臣也与杨芳谈及：“论者皆谓英夷长于水战，一登岸则技穷，此言断不可信，英夷虽习船，其生长本在地上，何不可登岸之有？”(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

对昧于外情之批评，言之者都很中肯綮，高延第的批评：“东南夷祸，一发而莫之御，糜烂数省，历年而后定，岂不哀哉！原其始，中国之狃于承平，耽于骄逸，又习闻华夷贵贱之陋说，虚侨自大，以为区区岛夷，终不能越重洋与我为难。及闻轮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讨论敌情虚实，以为备御。……是知文物声名，只足以自骄自愚，而非富强之本。”(高延第：《涌翠山房文集》，卷三)魏源的见解更为详尽，他说：“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日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必日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番夷事者，则必日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竞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魏源：《海国图志》，卷一)

对西洋的认识，若无主观的排外成见在胸，只凭情、理、势来推度，其结论可近真实，至少也不至太危险。道光三十年(1850年)，福建学政黄赞汤有平情之论，他说：“大抵夷人亦非全不讲理，只要地方官处置得当，又须平日居官清正，彼亦心服。”(《咸丰朝夷务始末》，卷二)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曾国藩致郭岜焘书称：“粤中××猖獗，良可愤叹，惟夷情志在通商，稍损于国体，尚无害于民生，或者许和之后，仍可驯扰，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八贤手札》，页四)此二说，前者以理度，后者以势论，在当时说，大致都很切近实情。所以只要不为虚侨之气所蒙蔽，保持清醒，正视现实，也是最妥善的外交态度。

林则徐收缴英人鸦片之时，坚持英商具结，如有夹带，船货没官，人即正法，致使鸦片之禁隐于僵局。魏源对此事颇不直于林，他的批评说：“其令过严，已非律载蒙古化外人犯杀罪准其罚牛抵偿之例。”又说：“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魏源：《圣武记》，卷十)这是很平情的批评，若果林氏不坚持人即正法，鸦片之禁或不至于到达绝望的地步，坚持得过火，也会功亏一篑。

林则徐虽无太多国际常识，但却致力于了解外情，并用尽方法去从事搜罗。就这一点言，他的识见远在同时一般大吏之上。他努力于认识外洋一切，都是从翻译人手，方向十分正确，自然较通事们辗转相传的知识来得可靠。他一面派人翻译当时新闻纸，一面派人翻译域外地理。这还不够，他另又派人坐探外情。如他的“备夷六条”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碚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梁廷栅：《夷氛纪闻》，卷三)当时魏源也有一个比较完密的原则性建议，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夷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魏源：《海国图志》，卷一)他的注意方面，比较广大得多，曾将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所译的西国律例，收入《海国图志》，当是注意西方法制最早的人。咸丰末年，沿海疆吏已多有进步，如何桂清、劳崇光、薛焕等，都曾利用新闻纸了解外情，对于洋人的认识与应付，自然增益不少。

认识外情，学习新知，而谋为适应之方，其态度认真诚恳，也颇不乏人。姚莹著《康车酋纪行》一书，将其著作用意告其友人说：“莹为此书，尽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耳，非侈新异欲贪四夷之功也。……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愿不知忌讳耶？特不忍自负其心，冀中国有人一雪所耻耳！”(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对师夷长技一念，魏源倡之甚力，所谓：“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魏源：《圣武记》，卷十四)这是他理论的根据，因此他主张：“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官吏之例，行取米利坚、佛兰西、葡萄牙三国，各遣夷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火器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而不旋踵间，西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魏源：《圣武记》，卷十)他不仅认西洋船炮当急求学习，就是西洋火轮船、火轮车、铁路、火轮机(即蒸气机)、运渠、防波堤，都极为利便，所谓“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他的乐观的结论，代表出一种完美的展望，这个展望也正是一个中西文化的糅合。如他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惊起，又何暂用旋辍之有。”(魏源：《海国图志》，卷一)

P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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