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简古文四声韵》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2月
出版后记
《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是两部宋代人集录当时所见古文字体的书籍。他们集录的这种所谓“古文”，本是汉代人对小篆以前古文字的笼统称谓，实际是来源于战国时期的简帛书籍。我们现存的先秦文献虽然曾经汉代人整理，但直接或间接都是来源于战国写本，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战国时期人的作品，并不是汉代人伪造，这一点在古书年代学的研究上已经日趋分明。同样，汉代人所谓的古文，经与地下出土古文字材料对证，主要是战国时期的书写文字，也已不成问题。这些都使得我们对汉代以来古文之学的传承不能不予以重视。
汉以来，传写古文字体一直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字书，另一种是古体写本（包括石刻）。前者可以《说文解字》为代表，后者则以《魏正始石经》为代表。《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就是以《说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经》做基础，进一步扩大搜集当时存世的其他一些字书、写本和石刻，汇辑其中的古文字体编写而成。它们是《说文》和《正始石经》之后研究古文字体最重要的两部书籍。
《汗简》和《古文四声韵》都是北宋时期的作品。其中《汗简》写作较早，是北宋初年郭忠恕的作品。忠恕《宋史》有传（卷四四二《文苑列传》），字恕先，河南洛阳人，后周广顺中曾官宗正丞兼国子监书学博士，后人呼为“郭宗正”。入宋，仕太祖朝，遭贬黜。太宗即位，召授国子监主簿，参加校刻石经和整理历代字书。次年流登州而卒。郭氏是宋初博通小学、“传识古文科斗字”首屈一指的著名人物，《汗简》这样一部总结历代古文字体的重要书籍首先由郭氏编成，绝非偶然。
郭氏此书，体例全仿《说文》，按“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排列文字，析为四卷。正编前有《引用书目录》一卷，后有《叙略》和《目录》各一卷，共计七卷。书名取典古人所谓“杀青书简”，是用来标明古文渊源所自，说明古文是来源于古代用以“书简”的文字。
今本《汗简》的《引用书目录》列书凡七十一种。其中有些书可能是异名重出（如郑珍以《古月令》即《古礼记》、《古乐章》即《古毛诗》、《义云章》即《义云切韵》、《证俗古文》即《颜黄门说字》、《庾俨字说》即《演说文》、《群书古文》即《马日碑集》；又《滑州I赵氏石额》非郭氏标题，《古虞卿碑》编中无字），还有像《墨翟书》、《周书大传》（见于《古文四声韵》）、《李守言释》（见于《古文四声韵》）、《摭古文》（《古文四声韵》作《杂古文》）、《集类文字》五种，《目录》失载，与实际有一定出入。郭氏收字大抵以《说文》、《石经》为主，但其引用《说文》与今二徐本《说文》有一定差异，所见《石经》与出土《正始石经》残字以及《隶续》所收《正始石经》残字也互有不同。除《说文》、《石经》、《碧落文》三种外，郭氏引书今已散亡殆尽。
《汗简》正编收字的体例是每字一体，即使相同的字，也不做归并。正文用古体，释文用楷写今体，无论正文、释文一般不作隶古定。（郭序：“仍于本字之下直作字样之释，不为隶古，取其便识。”）其中有些释文实际上是照抄原书的假借字，并非该字体的本文。其所收古文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说文》古文，而是包括《说文》中的籀文和别体，甚至还有一部分篆文和晚出俗字。其隶字归部往往任取字形上下左右之一部，即同一字也有隶于几部者，凡此皆有违许书体例。
《汗简》一书在宋代流传不算太广，现存的几部宋代目录，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都只提到郭氏所著的《佩觿》而没有提到《汗简》，只是元代辑成的《宋史·艺文志》始载“《汗简集》七卷”。今本《汗简》卷首有北宋李建中（945—1013年）题记，最早流传开来的《汗简》抄本就是李建中手录的“秘阁新本”。建中所见《汗简》原本失记著撰人名氏，今本书前的名衔是他请教过徐铉（916—991年）而后补加。因此李建中本很可能是抄成于太宗朝末年，距《汗简》成书并不太久。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李建中本复经李直方转抄，最后一直流传到明代。现在我们所见《汗简》最早的本子是冯舒转抄本。冯舒，字己苍，又号癸巳老人。他的这个抄本据其《后跋》说，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借之山西张孟恭氏”，而于“乙酉六月”、即明亡后第二年（1645年）抄成，实际上是刚刚入清的本子。冯氏说：“此书向无刻本，张本亦非晓字学者所书，遗失讹谬，未可意革”，可见这个本子并不算太好。但无论如何，它能保留下来已经就是万幸。
《汗简》出现后，又有夏竦《古文四声韵》的继作。竦字子乔（985—1051年），江州德安人，是仁宗时代有名的大官僚。其书成于庆历四年（1044年），凡五卷。P8－10
一部书编完，照例是要有一篇后记的，记述编纂始末及编纂过程所遇诸种因缘。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不是也说么，‘‘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又云，“夫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但这部书稿编完，临末要写后记，却笔下踌躇，迁延许久，不能落一个字。这主要原因是李零先生乃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的重要人物，在考古、中国古文字、先秦古史、历史地理、古文献、古文学、古代艺术史、世界军事史及杂文创作诸领域，皆做出过傲人的成绩，著作等身，“天下谁人不识君”，很难用区区几百字、几千字来概述其人其学。何况，小子何能，竟获此大因缘，编纂李先生的序跋集。
但文章总归是要写，思来想去，还是先从与李先生的一些因缘及交往说起吧。希望通过这些相较客观的记述，写出我心中的李零先生，也使读者诸君对文字背后的李先生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李先生是山西武乡人，而我则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武乡、左权是邻县，一西南，一东北，南北毗邻，皆在太行之西陲。武乡是后赵皇帝石勒的旧地，以境内有武山和武乡水而得名。左权旧称禄阳，秦汉时并武乡一起属涅县，隋时别置辽州，此后一直至清，一州管三县，是历朝隘塞锁钥；1942年左权将军殉国于此，始改称左权，袭用至今。左权将军之前，春秋时帮助重耳复国的“晋之五贤”的先轸相传也战死于左权，迄今左权城内有先轸祠，城南隔西漳河有先轸墓。
李先生的老家在武乡西乡，他在《梁侯寺考——兼说涅河两岸的石窟和寺庙》一文中引《武乡新志》说：“今武乡西境，走南关、窑儿头、土门、石窑会、分水岭、五里铺、良侯店、勋欢、权店九个驿站的古驿道是‘太原与潞、泽之通衢，即省路之大干也’。”他这里提到的这条道是古道，北魏孝文帝改革，自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走的即是这条道。良侯店，《宋史》及《资治通鉴》皆有提及，但写作“梁侯驿”。李先生的老家即在良侯店东之北良侯村。这条古道的权店，自古迄今都是交衢要道，《武乡县志》引录乡邦文献，艺文部分的许多诗文即摘自权店驿站壁间所题。权店往南去是沁县、长治、高平、晋城、洛阳，往东走是段村（1947年后的武乡县城）、故县（1947年前的武乡县城）、洪水、墨镫，及左权。
左权至武乡，车尘马足，不过一小时的路程。沿途山路崎岖，高峰浚流，鸡犬之声互闻，人家连属。我十几岁时，有几年榆社修路，去榆次、太原皆须绕道武乡，中间有半截，走的即是这条道。印象中武乡境内水道纵横，沿途时可隐见的，有郦道元《水经注》里著录过的涅水和武乡水（即浊漳河北源）。二水皆浊漳河支脉，涅水穿越整个武乡西境，往南流入沁县，再东南经黎城、潞城、平顺出山西境；武乡水则南流入武乡城东昂车关小驻后，折而向东，走武乡东境，流至河北涉县与自左权境内而来的清漳河合流，后再逶迤往东，汇人海河，走塘沽人海。迄今记得当时有一次独自一人乘车走武乡、祁县去榆次，自东至西，穿武乡全境而过，恰逢雨季，沿途见菽麦青青，湯湯（shangshang）两条河水略城而过，蜿蜒而下，宛如画境，印象至今不忘。
我读李先生的书，知道李先生的名讳很晚。1998年，我二十一岁，在山西南部的一所大学里读中文系二年级。日子紧张而平淡，内心苦闷，不时以阅读排遣。记得是5月末的一天了，天气已极闷热（晋南的空气当时还很污浊），溽暑难当，夕阳西下，与隔壁宿合的徐永亮兄一起在校门口不远处的席殊书屋里漫无目的地闲逛，就如香港人所谓看白书“打书钉”一般。突然，一册题名《放虎归山》的书跃入我的眼帘——这是“书趣文丛”第四辑的一种，同系列的还有葛兆光的《考槃在涧》和汪晖的《旧影与新知》——当时尚不知李先生其人其名，只觉得这书名奇异而有气势，很想一窥究竟。抽下展读，辄见内容拉杂成文，出入东西古今，文字清新扑面，“既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不免心下欢喜，购取而归。
这是我第一次读李先生的书。这部书当时有两篇给我印象最深：一篇是《太史公去势》，再有一篇，是《汉奸发生学》。《太史公去势》，由司马迁遭刑说起，谈的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有作者的切身体悟，“其忧思有如此者”《（礼记·儒行》），读来感同身受，印象深刻。迄今忆起，这篇文章读罢，还曾与同宿合的王亚云兄、隔壁宿合的王学锋兄等，一起讨论过“去势”问题、“知识分子”的含义，及书名的意义所在。前一阵亚云兄来京，十一年未见，谈起往事，他还记得这桩旧事呢。而《汉奸发生学》，后来很久才知道，它在发表后曾引发过一阵小波澜，好不热闹，有许多人参与过讨论。但当时只觉得作者观点新颖，颇具说服力，诚如古人所谓“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远迂；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读来畅快，心下甚是推许。此外还有一篇《闭门造车——房中术》，读到最末一段“过去陈寅恪先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曾指出研究历史并不是同古人找碴儿，寻找他们的可笑之处（这很容易），相反他主张要对古人抱‘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很赞同。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有一陋见，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纠缠于古人，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合口味，则束书不观可也”时，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只觉得这作者识见澄明，着实透彻，说了如许颇具通识的话，非凡学所窥。后来年岁渐大，见过形形色色的学人，觉得这一意见可为治学金箴，不少人读书，往往只是盯着书中的不足，挑毛病，而不是要读出书中的优点及好处来，格局不大。于是当时便暗暗记住了“李零”这个名字。里面还有一篇《读＜少年先锋＞》一篇，李先生谈他的父亲，谈及他“太行深处，漳河之滨”的故乡，这让我知道李先生原是山西武乡人，我的邻县同乡，这不由让我对他更多了一层亲近感。
这之后，遂开始专门找李先生的文章来读。《中国古代房内考》即购于此后不久，记得是在临汾城里那间著名的“黄金书屋”。与此书同时，还一并买到过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都是那几年对我们这代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此外，李先生刊在《文物》、《考古》等杂志上的文章，如《读九店楚简》等，也皆找来读过，但可惜自己当时学术尚未入门，对考古、古文字一窍不通，读来草草。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2001年我到北京后在北大的课堂上。记得最初是在三教，但不记得上什么课了，似是一次演讲。当时因为陆续在读李先生后来的文章，很为他的“卓见洽闻，发明难言之意多矣”所折服，内心激动，有一种亲近巨匠的感觉。
后来2002年在一教听他讲“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则就记忆较深了。小小一教室，挤满了人，座无虚席，走廊及座位后面都是人，且堂堂爆满，大家凝神静气，一起听他讲在美国研究楚帛书的情况，讲在上海整理上博简的经过及发现，讲某古文字的释读……传世与出土并重，学识与幽默迭见，出入班志、《说文》，纵横百家，皆清新喜人，抓人视听。
那一学期的课，对我当时产生较大心灵冲击、迄今不忘的，是有一次在课堂上听他讲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一文的成文前后及他的认识。那是那几年知识界、思想界轰动一时的名文，是学勤先生某次在刘东召集的读书会上演讲的录音整理。而实际的整理者即是李零先生和中文系的魏赤老师。但李先生自己并不完全赞同学勤先生的观点，记得在课堂上谈及他个人对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看法时，他认为关于“疑古”的讨论不必掩盖分歧，要像顾先生当年那样，不妨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让这些意见进行一次正面且激烈的交锋，反而能够真正的推动学术的前进”。也谈及古书的撰述、编纂与流布传承，一部书里有某一篇伪时整部是不是伪等问题。对于顾先生提倡的古籍考辨，李先生亦有针对地列出其诸多流弊，指出千万不能将古书本身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古书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的做法并不可取，他主张以古书年代学代替辨伪之学，认为前者可以涵盖后者，而后者则不能通贯前者。他还指出，“书是书，人是人，人早不一定书就早。”我之前在陕西师大听过黄永年先生讲顾先生“古史辨运动”的课（讲《太平广记》的课里提及，非专门的课），对顾先生的贡献钦佩得不得了，李先生的这堂课，则让我对顾先生、古史辨运动和当代考古发现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一直影响我到现在。
这一学期的课，李先生后来整理收入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此书初版、修订版及再印本三个版本我皆有，每次翻检，当日上课的情景都会再次忆起，一些场面还会再浮现于脑际。
四
这之后一直至2008年，虽不时读李先生的书，给李先生打过几次电话，见面鞠躬打招呼，但一直不熟，几无交往。熟起来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儒藏开专家组会议，会后骈宇骞先生要去看望李先生，邀我一同随行。在李先生府上，当李先生听我说是左权人时，眼睛一亮，遂忆起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始将人对上号来，攀谈方多了起来。这之后交往渐多，一日日熟悉了起来。
与李先生较熟悉之后，才知道他是位极度勤奋，对学问心存敬意、精益求精的人，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每天凌晨四时左右即起来工作。外人读他的文章，每每惊讶于他的文章“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藻溢于辞，辞盈乎气，智慧与博雅并见”，读来如“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殊不知作者背后所付出的辛苦。
李先生不止一次和我及晓威、政富谈起他特定文体、文风背后的“隐志”，告诉我们这是他自早年起即开始的一个“有意为之”。在他看来，文章首先是要方便读者阅读，因此他的文章很少用长句子，都是短而精悍、语意通畅、“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句子。他曾有《南白和北白》一文，也专门谈过这个语言表达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会一遍一遍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自己说自己是“老改犯”，我等的所见则是我们的阅读速度跟不上他修改的速度。举一个例子，李先生写《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时，我们一帮学生是他的第一读者，帮他核正文字、查阅资料，也提些具体意见（次数很少）。我们与李先生一般每周见一次，但往往是当我们下周见面将阅读的意见呈给他时，他已另有新稿，且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兰台万卷》我计算过，从开始交付我们阅读，到最后成稿，前后修改不下十七次。起先还是打印多份，人手一册，后来打不胜打，都是电子稿传阅。眼看着它由一个’Word文档变成十二个’Word文档，由十几二十页变成二三百页。现今书印出来了，他又有许多新的修订，一页页一条条记着，等待再版时订补。
《兰台万卷》如是，李先生的所有文章、所有专著基本都如此——这背后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追求，更多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这里再比如《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说孑L家坡汉简（日书＞的＜居官图＞及相关材料》、《角帽考——考古发现与明清小说的比较研究》二文，我曾帮着核对资料、扫描图版，李先生的修订亦不下十七八次，且小到某一图像来源、图版效果，一处引文来源、注释体式、所引书版次，皆要清晰注明，格式一致，以臻精益求精。而其中更重要的，还有李先生那种谦逊好学，不耻于问，善于向别的专家求教。写《升官图》文时，有些棋图不是很清楚，曾托人代询白化文、杨辛二位先生，以希得到指点。写《角帽考》文，为“触器”问题，他曾亲自请教过王邦维教授，获得确解。写《梁侯寺考——兼说涅河两岸的石窟和寺庙》，为涅河两岸的石窟及沿岸的北朝石刻，曾专门请李裕群先生到他在学校的办公室，就所拍摄的照片以作请教。前人说做学问要题无剩义，恐怕亦不过如此吧！而从中亦可看出李先生对学问的一种孜孜追求，暗想这也当是三十年来，李先生学术研究能时常保持在最前沿的一个“内在理路”（InnerLogic）。
这些均可看出李先生对学问的认真、谨严、精益求精。走笔至此，也不由令我想起李先生为他的老师张政娘先生编文集的事。在张先生逝世后，中华书局前后印行有《张政娘论易丛稿》两种，一种影印，一种排印。而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两种书的出版都是由李先生负责整理完成的，为此不惜推迟自己的研究写作计划（《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卷前自序尝有语及此）。特别是排印本，涉及文字校勘及张先生批注，工作量甚大，更是耗费了李先生的不少心血。就我所见，这部书稿的校样李先生当读过不下五遍。每次学生交回核校稿，他都要亲自再作校阅。一字一句，小到每一字、每一标点，皆有校改。及至二校稿，最后送递责编石玉时，改动还很大，稿面密密麻麻，墨彩斑斓，几莫可辨识。——当日看到此情景，心下甚是感喟，这固然涉及到工作态度、工作方法问题，但学生为老师编遗著，能做到如此精细而勤勉，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人人可以做到的事，于此亦可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李先生之性情及为人。敬服之心油然而生。后来和中华书局的张继海老师说及此事，张老师也极言其是，深以为然。
这里也需提到的，李先生编此书，最后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张先生的夫人傅学苓女士能最后看到此书的正式出版。但那天当我遵李先生命自中华书局取回样书，李先生带我和田天一起赶往306医院，第一时间将样书呈给傅先生时，傅先生已处弥留状态，目不能视，酣睡而已，竟不得见，令人感喟。时张先生长子在院陪侍，，说就是这几天的事，我与田天在楼道里不由一阵欷歔。后一周奉到李先生电话，告知傅先生已下世，言及傅先生最后一周终未醒来，亦不曾亲见是书之正式出版，不禁再下感叹。我想这当也是李先生编此书留下的一个遗憾吧，附记于此。
五
李先生是学考古出身，学问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涉及“三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他在新版的《待兔轩文存·读史卷》自序里谈到他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三古’是基础学科，我重视，我喜欢，但对我来说，这是训练，不是目的，我更关心的是问题。三代无学科，问题并不属于哪个‘古’。更何况，我是现代人，我的立足点还是现代。三十多年来，跟着问题跑，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我还涉及过很多行当，至少有五六种。研究《孙子》，涉及军事史；研究方术，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简帛古书，涉及思想史；四出访古，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艺术史。虽然，这些行当，没有一行是我的‘本职工作’，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还承认我。”我以为这些话最能概括他自己做学问的“神”。n’
《孟子》里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又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矣。”读李先生的书和听他谈话，感受最多的，是作为一名现代学者，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有计划、有条理，更重要的是能打通文史，融会多门，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思考问题，具备一种问题意识，能独立思考，不囿于成说，能于普通材料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后者，记得过去胡适之先生称赞王利器先生，说“读书贵在发现问题，有了问题，就等于把问题解决了一半，那一半只差把答案写出来”（参见《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读李先生的书，诚哉斯言。例如我们读他的《中国方术考》，此书是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结合考古材料，系统总结了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主要是战国秦汉的方术知识，即道教、佛教以前的方术知识），对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书的重点，是以方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为脉络，对中国文化源头和思想史进行了梳理和重新思考，以考古发现为佐证，穷本溯源，用考古材料更正了人们心目中许多既成的观念。李先生尝云：“笔者的兴趣并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希望给思想史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角度。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把阴阳五行学说看作一种晚出的支流：推其源，不过是邹衍一派的怪迂之谈；述其流，也无非是盛极汉代的荒唐迷信。这种看法既源于古史背景的模糊和有关史料的缺乏，也与汉代以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逆述误差’，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从‘古史辨派’论战中所受到的那次重要‘洗礼’有关。”此书的精粹所在比比，例如他对式盘的研究，提出“式图”的概念，此对重构古人宇宙模式厥功至伟，影响亦垂今。后来王爱和写《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基本即延续他这一思路。这一领域的研究，李先生实导本先路。再比如李先生的《李零自选集》，本都是零敲碎打、边角料一样的考古资料，却被他用一种宏观的战略眼光组织、整合、统贯起来，建立起一个个完整的体系，在先秦史研究的很多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而读这些文章，作为读者，我们能感受到学术研究那种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四者兼顾而不可偏废的要理。
李先生是一个按计划写作的人，他早年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1）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2）战国文字和简帛书籍的研究；（3）古书体例和古书年代的研究；（4）（《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的研究；（5）古代方术的研究；（6）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他研究生时代的方向本是楚铜器，但为寻求同时代语料和可参证资料，以研究楚铜器而研究楚帛书，以研究楚帛书而研究古书体例、中国方术，以研究中国方术而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再而中国艺术史、而中国历史地理，他的学术轨迹皆有案可考，有脉可循。他写《丧家狗——我读（论语＞》，起源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他读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时，他在《郭店楚简校读记》的前言里说：“过去，老实说，我一直对孔子提不起兴趣，觉得论深刻机智，他比不上老子。可是现在，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出土最多的却是大量儒书，它们逼我重新阅读，重新思考，改变偏食的习惯，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特别是它提醒了我，向来的思想史研究，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对孔门学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谓‘七十子’，太不重视，认为《礼记》是汉代文献，《论语》以外，免谈孔子，老是用‘孑L一孟一苟’三段式讲早期儒家，把本来最重要的一段给忽略掉了。”在刊于1997年的《李零自选集》卷前自序里他也谈到，他想“把对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组织到‘礼崩乐坏’这个诸子争论背景的研究上去，并以此作为重新研究儒家学派的切入点”。后来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他为本科生开经典阅读课，带学生一字一句、一篇一篇、老老实实读《论语》，方因缘触发，一鼓作气有《丧家狗——我读（论语＞》。他的这本书从萌生念头到写作完成都很早，他并不是为了要赶哪个潮。戴卡琳（catmgI）efoort）教授说他塑造了另外一个孔子，比于丹塑造的更可爱，其实哪里是呢，他只不过借助考古材料、比勘《左传》及传世文献，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而已。此外如《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亦绝不是突发奇想，率意为之，《中国方术续考》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即有关于《汉书·艺文志》的讨论。他写《兰台万卷》，背后有个人的学术脉络在焉，纯系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其内在之必然。而这部书的价值，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以简驭繁，以简帛古书的知识重新认识班志，对先秦、秦汉时代的“学”与“术”，及其源流演变，有一通盘的叙述，所谓“疏释名相，提挈纲领，使玄关有钥，而智炬增明”（如李先生对经传、解说、章句等各名类的考据分析），其背后有学术史、思想史的眼光及情怀。
但计划之外，又有例外。要知道，他不是偏于一隅的专家，而是博学多闻的学者，他的兴趣在多方面。他兴趣广泛，喜读杂书，偶然看到的某一问题，可能都会引发他的学术热忱和学术联想。他有一爱好是阅读出土简报，在翻阅某一简报时，可能某一器皿或纹饰图案都能触类旁通，引发他对相应另一问题的思考，撰述成文。几年前，他曾很认真和我讨论过书籍称“页”和“叶”的问题，托我转询沈津先生、沈乃文先生等一些版本学家，而兴趣的起因即是某文物单位请他去看新出土材料而引发的。后来撰述成文，即刊在《文物》2008年第12期上的《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类似例子甚多，不胜枚举，这背后皆围绕一个学术中心。古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天下积学之士多矣，能如李先生般将宫殿、厕所、兵法、房中术、毒药、酒色财气、汉奸发生学、人类畜生学皆纳入笔底，做成有据可考的大学问的，凤毛麟角。
六
／、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李先生的学术生涯自1977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算起，迄今三十四年间，若不计增订再版的话，共出过三十四部书（本书中所附李先生著作目录可参）。若是包括增订再版，及现已交付出版社但尚未印出的书，则远要超过四十部。
现今呈献给大家的这部书，是一部聊天聊出来的书，原先并不在李先生的出版计划，也不在我的整理范围之列。事情的缘起是20（j9年夏，那时苏晓威还没有毕业，有一次，我与晓威同李先生一起在老化学楼李先生的那间有名的办公室（即李先生文中提过的“待兔轩”）聊天。不知怎么，我忽然说起我读李先生书的感觉，说正文之外，感觉其前后序跋亦自具特色，非具文而已；述及个人研究心路及成书前后诸种，可谓一代心史、信史，若系以年月，可编一本类似学术编年的书。李先生听罢，笑颔以为然，俞允我有暇可助为整理。
于是事情遂提上了日程。扫描整理，核正文字，用去了很多时间。但系统读李先生的书是很愉快的，就如同1998年那个溽湿闷热的夏天，躲在晋南的乡下初读《放虎归山》时的那种感觉，不时为作者的妙悟和通透而欣喜，也为作者曲折的研究遭际而扼腕。《文心雕龙》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当时读来，即是这般感触。同时也使我更进一步、较深层地了解了李先生其人其学。古语说“知人论世”，又说“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在区区则以为，李先生的序跋，为读他的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详细的阅读指南，“津逮来学，诚为有裨”。亦诚如他所常说的，“自己是自己的最好读者”，李先生的序跋，从某种角度讲，可谓他自己就自己个人撰述历程及个人学术兴趣发展最精确的自叙。而从这些自叙里，我们能看到他是怎样由一名立志研究《孙子兵法》的向学青年，三十年间，逐步成长为一位成果丰硕、贯通文史研究诸领域的前沿学人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当然，李先生对名利一向是看淡的。
书名是李先生取的，大标题是“小字白劳”，副标题是“李零序跋与学术编年”。“小字白劳”，李先生曾有文字说明，记注他早年的那段坎坷学术经历。他在《待兔轩文存·读史卷》的自序里说：
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白劳”就是代价。
“白劳”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学界并不例外。
当年，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龄最轻，地位最低，当过小媳妇儿。我想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当年的我，“白劳”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一1978年，考古所编《新出金文分域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基础工作就两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刘（刘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个油印本，我俩的名字还排在前面，但书印出来，却排在后面，排在“0％”后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我参加过最初的资料准备，书要一本一本对，拓片要一张一张找，除了室内整理，还要到各大博物馆拓铜器，我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名没有，书没有，什么都没有。老刘说，你为这书付出那么多，别人装糊涂，我知道，留个纪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给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卢（卢连成）、陈平和我。1982年，我在沣西挖西周遗址，也是跟他们在一起（还有郑文兰）。最后，我和陈平调走，老卢也离开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劳累也“雨打风吹去”。
此外当也包括他整理上博简的经验。辛苦经年，除夕夜犹只身上海，“一人蹲在龙漕路，听彻夜的鞭炮声，……夜以继日，整整干了三个月”，“白天剪照片，夜里作释文，穷目力之艰，跟时间赛跑，既不能细心阅读，又不能从容思考”，工作之艰辛难与外人道。每览他在《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卷前的自序及说明，心下均不由感喟莫名。
这部《李零序跋及学术编年》，依李先生意见，共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作者在社科院考古所和农经所时，1976—1985年，作者二十八岁至三十七岁这段，整理《汗简古文四声韵》，出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其个人学术，初展锋芒；第二个时期，是1985—1989年，作者初入北大时期，三十七岁至四十一岁这段，以《孙子兵法》研究发轫，进而研究中国方术，特点是“很学术，几乎一点杂书不看”；第三个时期，是1989—1998年这十年，这十年间，放虎归山，写下杂文无算，学术研究开始由中心向边缘扩展，加以出国较多，眼界大开，希图“找到一种能够突破早期西方史学偏见的新视角和沟通‘古今中外’的切入点”；第四个时期，是新世纪以来，作者自五十一岁至六十岁以后这段，开始转战国内，带学生一起读经典，四出访古，研究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及艺术史。从这四个时期的划分，我们能很清楚看出李先生个人学术脉络皆有案可考、有踪可循的轨迹。
四个时期之下，分收李先生三十四年间所出版三十八册书的序跋（包括重复、修订本，未正式出版者不收），依写作年月为序，排其先后。有重版者以初版年月为基本次序，新版书影系于初版书影之后，以备闻见；修订增补者，则单列，系以最新出版年月，以概见作者学术发展之探索过程、研究理路。这里如《新编全本季木藏陶》，李先生做的分类考释，此书出版于1998年，但实际写作在1987年9月就完成了，在出版社压了整整十一年。为反映作者研究思路及学术探索过程计，只能以写作年月列，若依出版年月，则或有淆乱学术编年脉络之虞。同类如《＜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本系一书，即《（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而最初出版，则被析成两部，分于两家出版社刊出）。再如《中国方术考》，1990年即已写出，但是书出版迭经多难，李先生曾喟言这是他最多灾多难的书。此书人民中国1993年出版后，二十年间，洛阳纸贵，现有人民中国、东方出版社、中华书局三个版，但三版时间跨度较大，修订亦甚多，作者均有新序言详作说明，为体例计，故分列三条。此外如《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虽有新版说明，但与旧版时间跨度小，修订幅度不大，基本是作者同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思路，故不予分列，次要的版本、从属的序跋附见于主要的序跋之后。而“我们的经典”系列卷前总序，四册分有，依著作为纲一一胪列，则嫌其重，故仅列于《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条卷前，不再单列。《张政娘论易丛稿》，虽署名张先生著，但系李先生依据张先生残稿厘清眉次、校点整理，卷前《写在前面的话》，卷末《整理后记》，谈及易学发展史、数字卦及他个人易学研究观念，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故破例一并收入。此外如《吃苍蝇》，本系最初版《放虎归山》中之一篇，再版未收，以涉及书人书话、图书出版，虽非序跋，破例收录。
李先生三十余年问所有著作的封面书影，此书尽量囊括。整理者仅就标点范式做了统一，订正了原书一些误植的手民之误，文字则厘正后一仍其旧，尊崇原貌，仅改其讹误而已。全书统一为脚注；数字、标点、注释体例，也在尽量少改的前提下，略作统一。
这部书的编辑，得到了李先生的大力支持，许多书影即蒙其提供。初稿编成，并累本书责编曾诚审校一过，订正了不少初编过程中新衍生的错误。值此之际，谨向李先生、曾诚，及在这部书的编辑过程中帮过忙的朋友，如李政富、廖明飞等，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小字白劳
1976—1985年论著简目
01 《三十年来出土的殷周有铭铜器简目》
02 《新出金文分域简目》
03 《汗简?古文四声韵》
04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
刚到北大
1985—1989年论著简目
05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上海版）
06 《新编全本〈季木藏陶〉》
飞来飞去又一年（经常出国的年代）
1990—1998年论著简目
07 《孙子兵法译注》
08 《司马法译注》
09 《中国兵书名著今译》
10 《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版）
11 《中国方术概观》
12 《孙子古本研究》
13 《放虎归山》
附：吃苍蝇
14 《吴孙子发微》
15 《孙子译注》
16 《李零自选集》
何枝可依（新世纪以来）
1999-2011年论著简目
17 《中国方术考》（东方版）
18 《中国方术续考》（东方版）
19 《郭店楚简校读记》
20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21 《入山与出塞》
22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23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商务版）
24 《花间一壶酒》
25 《〈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
26 《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中华版）
27 《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
28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29 《丧家狗——我读〈论语〉》
30 《放虎归山》（增订版）
31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
“我们的经典”总序
32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
33 《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
34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
35 《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
36 《张政烺论易丛稿》
37 《待兔轩文存?读史卷》
38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
附录：和三联一起过生日
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编者后记 孟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