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古老”的传奇想重现于世，我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重写。

这重写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历史和语言的角斗。它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身体和心智的角斗。它不可思议的结果就是你正在翻开的这本不可思议的小说。

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读过《遗弃》，你正在翻开的当然是一本新书。如果你以前曾经读到过《遗弃》，你正在翻开的仍然是一本新书。

本书由薛忆沩著。

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年轻人图林，图林是一个“自愿失业者”、“业余哲学家”，《遗弃》就由图林一年的日记构成(但从9月初到接近年底的三个多月的日记被处理成隐居写作哲学史而付之阙如)。作为一个“例外”中的“例外”，他突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发现了世界的“混乱”，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这一年里，图林自动从公务员的岗位退职了；他久病不愈的外公去世了；他以前的上司、一位处长也可能死了；最后他当兵的弟弟也死了。他异地的女友先是怀了一个“别人”的孩子，后是嫁了另一个“别人”。他好像诸事都失败了，也许只除了一件事：他在心灵的路上走了很远。而他走的路是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他进的是窄门。

何怀宏推荐序：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重读《遗弃》

遗弃

后记

1.13

进入冬天以来，天气一直非常暖和。今天母亲和外婆坐在一起，又谈起了她们对气候的担心。

“整个地球的气温都在上升。”母亲说，“报纸上天天都在说。”

“是啊，说是北极的冰都融化了。”外婆说，“北极熊都快绝种了。”她也有许多从报纸上看来的信息。

“我们过去还称苏联是北极熊呢。”母亲说。

“也许将来苏联都会从地球上消失呢！”外婆说。

“那怎么可能？！”母亲说。

“如果北极的冰全化了……”外婆说。

“还真有这种可能。”母亲说。

外婆咳嗽了两声，接着说：“气温这么升上去，地球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太阳呢？”

“谁知道呢？！”母亲说。

“那会有多热啊。”外婆说。

“那时候我们早就死掉不知多久了。”母亲说。

“我可不想死掉很久之后又被多烧一次。”外婆说。

她们的谈话让我烦躁。“人不可能被火烧两次。”我在自己的屋里大声嚷道。这很像是赫拉克利特说的话。

外婆和母亲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我不喜欢日常生活，可是我喜欢记录日常生活。有时候，生活中的细节会被找挪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我应该怎样定义我的写作？它们简约而深奥，读起来让人觉得奇怪和费解，比如前天写的《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并不是故意将它写得奇怪和费解。它完全是“自然地”呈现在我的大脑之中的。说我的写作是“小说”，一定会引起专家的不满。我是“业余哲学家”。我的写作对我自己是清晰又完整的。它对应着我心中的灵光或者心中的秘密。它抗拒传统和正统的分类。

1.14

今天办公室的人刚到齐，处长就说：“我们要认真总结一下新年以来的工作了。”大家就将椅子搬到了办公室的中间，围坐在一起。处长掏出自已的纸烟盒，给每个抽烟的人派发香烟。这是在办公室里开会时永不更变的第一道程序。处长将香烟抛得很高，这使办公室的气氛显得非常活跃。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每位抽烟的同事会轮流主持这种派发香烟的仪式，办公室里始终烟雾缭绕。我不抽烟。我憎恶抽烟。烟雾比会议的议题更令我难以忍受。

像平常一样，我尽量坐得离抽烟的同事们远一点。我翻开一张报纸，读起了第三版左下角处那篇介绍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文章。对于经常面临严重饥荒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机构好像是一个救星。但是，联合国底下到底有多少有用的机构？联合国本身到底又有多少用？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我们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殊死搏斗，我们后来又因为得到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志满意得。混乱的历史与混乱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意外，充满了荒诞。

我们是第三世界里的佼佼者。我们基本的人权基本上得到了保障，比如温饱。所以，我们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聊天、喝茶、看报，不时还举行轮流派发香烟的仪式。

从前开会的时候，通常只有处长一个人说话。最近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近，同事们的话多了起来。不断高涨的物价让大家的话多了起来。今天刚抽完第～轮烟，坐在我对面的同事突然情绪激动地说：“现在靠我这么一点工资，连养儿子都养不起。”说着，他将右脚从皮鞋里抽出来，脱掉袜子，很费劲地用右手食指在脚趾缝里捣动了几下，然后用右手拇指将食指上的碎屑弹掉。

大家都看着他的动作，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

“那你是怎么养的呢？！”处长漫不经心地说。

“广泛发动群众，”坐我对面的同事说，“让亲戚朋友一起来养。”

同事们接着就物价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处长在积极参与讨论的同时又不断提醒大家我们会议的议题是“总结新年以来的工作”。他的提醒远不如他的参与有效。他的提醒只能带来短暂的安静，而他的参与总是将对物价的讨论推向高潮。

一开始就跑题的小会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半钟。机关的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菜了。处长临时决定带全办公室的人去机关大门对面那家新开的餐馆吃“工作餐”。吃完丰盛的“工作餐”后，同事们都夸奖处长，说他使我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了保障。P17-19

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重读《遗弃》

何怀宏

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年轻人图林，图林是一个“自愿失业者”、“业余哲学家”，全书就由图林一年的日记构成(但从9月初到接近年底的三个多月的日记被处理成隐居写作哲学史而尚付阙如)。作为一个“例外”中的“例外”，他突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发现了世界的“混乱”，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这一年里，图林自动从公务员的岗位退职了；他久病不愈的外公去世了；他以前的上司、一位处长也可能死了；最后他当兵的弟弟也死了。他异地的女友先是怀了一个“别人”的孩子，后是嫁了另一个“别人”。他好像诸事都失败了，也许只除了一件事：他在心灵的路上走了很远。而他走的路是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他进的是窄门。

我想借鉴作者后来一篇小说的篇名来描述《遗弃》，将其精神主旨称之为“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旅程”。这不仅是指它是一个年青人写的——其主人公也是青年——而这一青春的年龄段虽然离常常引发永恒问题的死亡最远，却常常是那些敏锐地意识到死亡的黑影、并隐秘地渴望着永恒的人们的最初年龄段：而且，“最初”在本文中还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思想意义，即其中所达到的世界与“我”的互弃关系的思考以及世界混乱无聊的感受均呈现出其为寻求永恒的最初路程。

在写作中追求完美

《遗弃》首先是一部你看了会觉得作者是注定会执著地写下去的作品。写作是他的命运，哪怕这其间会有中断，但他一定还是会回到这条路上来。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极其虔诚，甚至将写作视作一种信仰。一种拯救。他在写作中也是力求一种完美，一种永恒。或至少是一种长时段。他探询各种各样写作的可能性，对自己的成名作品总不满足，不断重写，不断修改，似乎只要一阅读自己的旧作。就会意识到继续完美的各种可能性。不仅《遗弃》与《不肯离去的海豚>这两部早年作品被改写，像《出租车司机》这样给人觉得几乎“无可增减”的作品也还是有新的改动。

《遗弃》中的主人公如此理解他自己的写作，看来也表明了作者对写作的基本看法：“写作可以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它没有边界，或者说它仅仅以语言为边界。而现实是一堵墙，一堵不断挤压生命的墙。它冷漠无比，它会让许多的可能变成不可能。”换言之。写作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回答。“这种回答当然没有灾难和暴力的回答那么粗暴、那么武断、那么不讲道理。写作是一种试探，对生活的试探，对语言的试探。它不仅给出了一种回答。它还暗示存在着无数种其他的回答，可能的回答。”所以，图林宣称：“写作是创造，是在寂寞中的爆发。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对笛卡尔再做一次修正。我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写作故我在’。”

写作和他的生活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图林的问题。一方面，他肯定“我的写作”纯属虚构；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它同样是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见证的一部分。“虚构如何见证生活，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是三千年来的哲学所忽视的重大问题。”“我的生命是不自由的。我也不奢望自由。我的口号不是‘自由万岁’，而是‘写作万岁’！”写作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甚至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这种写作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不可能让我银行账号上的余额朝正确的方向改变”，也不一定有发表或流行的运气而获得名声，甚至自己还会怀疑自己的写作天赋。但真正的作者却不可能不写，甚至也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写，而只能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来写。图林还尤其迷恋书面语言。他说：“我深信，口语是这个世界混乱的根源。也许对英语我会宽容一些，因为我刚好能够听懂。而对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者越南语，也许就更能容忍，因为它们对我就好像是噪音。我根本就听不懂。书面语言也同样是混乱的根源，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容地剔除其中那些可能引起混乱的因素。如果说书面语言是缓慢移动的白云，口语则是暴风骤雨。我脆弱的心灵越来越经受不起那种剧烈的风吹雨打。我宁愿永远躲在书面语言的角落，用文字而不是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一个在谈话中言辞吝啬的人却可能在文字中喋喋不休：一个在直接交往中沉默的人却可能在日记中完全打开自己。

但是，真正走上写作这条路的人其实要面对常人遇不到的许多挑战，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一个不仅“写作”而且“思想”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写作对他不仅是“生活的证词”，也表达思想。但是，在写作与思想之问总是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在思想极度混乱的时候，写作也许是一种治疗。但是，混乱又会使写作难于开始。……‘有写作的需要却又无法写作’”，或者，写作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混乱的思想也经常地搅乱写作，这是要经常面对的一个矛盾。

但是，更为根本的矛盾是写作与追求永恒、彻底与无限的思想的矛盾。在图林看来，人在死的时候，应该将属于他的一切统统带走，包括他的“名”，包括对他的记忆。否则，他的死就是不完整的和不彻底的。“虽死犹生”既是对死的歪曲，也是对生的戏弄。它是荒诞的人生可能经历的最后的荒诞。但是，写作却可能与之冲突。写作有可能导致写作者出名，而出名的写作者当然不可能完整彻底地死去。于是，这就成了一个珍视“彻底的”死亡的写作者面临的困境。不过，他可能没有办法，还是必定要写作。因为，这种写作对他甚至是一种生理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写作是死亡在逼近自身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我还能写作，还在写作，还要写作。写作可以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短暂的满足，，它是我不可或缺的生理需求。写作也能够带给我‘升华’的体验，让我发现时问，进入时间，成为时间。”

作者后来在一次对话中谈到：。我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大量的阅读与少量的写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地‘居住’在哪里。阅读的质量与写作的质量就是我的‘生活的质量’。”他还谈到：“我对写作要求过高，。高处不胜寒。语言问题被我当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是我面对的最大的道德问题。”当然。他也还有一种自信。他在新的世纪里远走他易，处在非汉语的环境中，但他还是深信，他的汉语仍然能够“触及灵魂”

图林在谈到他羡慕塞林格的离群索居时写到：“我们都想逃离，我们又都在‘守望’。我们在没有希望的田野上‘守望？着百孔千疮的纯洁和奄奄一息的童贞。这‘守望’是最后的牧歌，是最惨的绝唱。”今天可能是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和美隐退的时代，虽然薛忆沩的作品或许不会太流行，喜欢它的人不会太多，但一旦喜欢上却可能会很喜欢。因为它还是保留了一种东西，喜欢它的人或也将加入为一种隐退的思想与文字之美的“守望者”之列。

时代与永恒的纠结

永恒是对一种无限或者说时闸无限的渴望。但它又时常和有限的时代纠结在一起。甚至我们可以说，恰恰是和时代、和此生、和社会，乃至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永恒渴望，才真正是属人的渴望，或者说是人的全面渴望。如果不想脱离人来来讨论永恒，那也就意味着不能脱离时代来讨论永恒。而我们在《遗弃》中，的确也可以看到主人公和时代的纠结，这也是他和世界的纠结，和体制的纠结。

图林认为，个人在“体制”里没有意义。一个人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他只是办公室里的一件物品，就像一把椅子，，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服从是他的天职，忠诚是他的义务。他为这个体制12作，在工作中受蒙骗，又用工作去蒙骗。他所获的工资甚至也可说是不义之财。因为他的劳动不仅毫无意义，还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发展的阻碍。

这种思考还不仅限于政治的领域，还涉及到社会的更广大范畴，涉及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痛感人们对一切都没有信心。欺骗成了新的社会规范，新的生活技能。而人与人之间，欺骗也蔚然成风，生活中的美和活力却消失殆尽。比如说，哪怕天降大雪，同事们也很可能不会去打雪仗。他们习惯了办公室的悠闲。他们害怕出汗。出汗好像是对他们“个人利益”的侵犯。但他们真的有“个人利益”吗？他们可能连“个人”都不是。非“个人”的特征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体制是他们的母亲，它分给他们的乳汁不会让他们吃饱，也不会让他们饿死。这种特殊的营养模式让他们对特殊的母亲产生了特殊的依赖，也让他们对特殊的集体产生了特殊的依赖。尽管他们不是“个人”。他们却还是没有忘记去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在不可能“多得”的庞大计划经济体制里，避免“多劳”成了他们的共同选择。人们生活在无数的计划之中，但究竟是谁在计划我们的生活？最初的计划是谁制定的？最后又是谁取消了计划？是谁让计划落空？是谁让计划实现？是谁计划了我们无法改变的命运？对这种种问题人们都不清楚，却又盲目地接受了体制的安排。图林说他如此冒犯地思考体制是因为他思考的是“人”，普遍的人，而不是体制的奴隶。这个普遍的人困惑地活着，拒绝接受体制强加给他的所有假象。他知道死亡是绝对的真理，他知道“明天”很值得怀疑。显然，在此这种对体制的思考和批判不仅是单纯社会政治的，还有立足于生命与永恒的意义。正是这类对体制的思考和批判导致了他最终作出退职的决定。

但是，对他所在社会体制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大洋的另一面就是天堂。对西方的一味赞美其实也不那么靠谱。图林写到一位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哲学教授I-See的信中总是洋溢着对美国的赞美。他赞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思想自由，也赞美美国清新的空气和方便的生活。而图林希望哲学的批判精神能够让I-See看到那个“超级大国”的阴暗面。图林也像他的朋友韦之那样，总是在固定的时段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和时事分析。他觉得这些新闻和分析冷静客观，但是，其中也包含另外那种制度的偏见。他批评那些激烈批评本国体制而出国寻求成功的艺术家们，说他们只能在“那里”成功，而不能在“这里”成功，这本身就很荒诞。而根本的是，那些艺术家和I-See一样，他们都想向“人”(特别是他们的敌人)证明什么。这是他们的“不自由”。他们没有对死亡的敬意和畏惧。这就是他们与“以死亡为出发点”的业余哲学家的差距。

然而，图林自己的退职其实也只是退出直接的政治领域而并不可能退出社会领域，他不要体制的供养，但又还没有真正经济上的独立。他积攒的钱只勉强够他生活一年。他还得住在并不理解他的亲人的家里。所以，当处长说：“退职之后，你不还是只能依靠你的父母吗？！”这句话真正刺痛了他。而当他回答I-See的问题：“你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应该对社会做点贡献吗？”虽然他说他辞职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他也同样难以面对I-See的反问：“可是，你这么大了，还要父母来负担，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吧？！”他为此甚至憎恶自己，憎恶自己无法理直气壮地面对这一点。他非常清楚，他的反抗可能只意味着转换了“混下去”的方式。他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他一方面说：“遗弃”公职只是我一系列的“遗弃”的开始。我这一段的生活是由不断的“遗弃”构成的。但另一方面又深切地感到：我究竟能够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存在多久？这个问题不仅令人困惑甚至恐惧，因为不可能有再一次的“遗弃”，因为他不再有什么可以“遗弃”。

他感到相当失望甚至绝望，不仅对他人，甚至也对自己。他想：虽然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却仍然相信生命的意义。遗憾的是，这种“相信”并竞争是生活和心理的逻辑。“正常”的人都过别人的生活，都为别人(准确地说是为“超过别人”)而活着。上帝死掉之后，人就变成了庸人。也许这就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因为“人就是庸人。人都是庸人，人只是庸人”。所以，他说他自己其实也不会出去和人打雪仗。虽然这不去的原因和他的同事不一样。他不去是因为他可能整个就不喜欢参加与他人在一起进行的集体活动。幼时的冬天他总是趴在窗口看邻居的孩子们在雪地里游戏。却不想加入他们，害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他自己是不是也还是庸人？他是不是还得乖乖地回来？今天的世界已经走到了“现代”，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么人还能活多久？绝望的确是来自现实与永恒的比照，那么希望呢，是否也能来自有限存在物对永恒的渴求与观照？

放弃世界以追求永恒

《遗弃》的首页题词是图林的话：“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这就是主人公所理解的世界与“我”的基本关系。即一种互弃的关系。在此的“世界”就是“非我”的一切，不仅是物的世界，也是人的世界，甚至就主要是人的生活世界，是所有的物也都打上了人的印迹的世界，，“世界遗弃了我”，这是“我”的感受，是“我”对一种我感觉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的感受。这是一种世界观，“我”在一种它与“我”的关系中观察这世界。而“我试图遗弃这世界”是“我”的意志，“我”的努力，“我”的决定。“我”不一定真的能够遗弃这世界。但“我”正在努力尝试这样做。所以，后一种遗弃是一种自我放弃，自我放逐。即首先他觉得这个世界遗弃了他，所以他也来遗弃这世界。这可能是他最初的。也可能是他最后的一个主动行为，他要努力保持他作为主体的残留可能性。放弃世界是为了赢得永恒，放弃空间是为了赢得时间，故必须舍得。放弃世界或正是追求永恒的第一步。  图林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没有让他感到生命有什么意义。这里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死亡，如果说死亡就意味着一切的虚无。它就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没有永恒、没有灵魂不朽、看不到生命意义的世界。如果不知道死亡的真实含义，也就看不到生命的真实含义。他说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停止关于死亡的思考。死亡因为与混乱的关系而有意义。死亡既可能是混乱的原因，也可能是混乱的结果。他说他不知道是世界的混乱引起了头脑的混乱还是头脑的混乱引起了世界的混乱。但是他知道制止混乱的努力总是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战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不能去制止也不想去制止头脑的混乱，觉得黑夜深不可测……死亡深不可测……图林从不锻炼身体。他对寿命的长度没有幻想。他对死亡的恐惧是纯粹的恐惧，绝对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他不相信自己可以推迟死亡的到来，或者有必要推迟死亡的到来。他说我们的死亡是由已经死去的上帝决定的。我们对它只能等待。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对它的等待。

因为有死亡的存在，世人许多的活动和竞争就显得可笑了，比如说让多少人艳羡的成功。在图林讥讽的眼光看来，人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什么事？形形色色构成就也许正好就是构成混乱世界的要素。五花八门的成功也许正好就是混乱的根源。混乱的世界中挤满了欲壑难填的个人，匆匆忙忙的个人，成功或者奢望成功的个人。而且，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是重复的。人生是重复的，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甚至时间也只能通过“重复”而被感知和认知。重复赋予时间美感和价值。日历将我们的生活重复地切断，这样，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等等突然变成了能够重返世界的阴魂，都与今天发生了联系；这样，人们总是在过同样的节日，并且要过一辈子的“生日”。绝大多数的人都可有可无。他们出生。他们活着，他们死去……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重复。那么，有没有走出重复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死之前就“消失”？他甚至生硬地说，“谁都不应该来到这混乱的世界。”“我”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带来“失去”的旅行？

这样，图林考虑人这一存在其实就是这世界上的“迷茫的动物”了，“迷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只有死亡能够终止迷茫。语言和行动都在加深我们的迷茫。的确，所有的其他动物都不会发问，只有人会发问，但发问也得不到解答，就只好继续迷茫。而可能更多的人还不发问，他们只是觉得无聊。《遗弃>中对“无聊”的范畴有一些讨论，或者说“聊”了一下这“无聊”。人们害怕这“无聊”就积极活动，于是造成冲突。作者在他另一篇小说《不肯离去的海豚》中写到：当主人公x和他的妻子在一次航行中被自然美景深深打动的时候，他想到人们总是在试图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但是，每一种历史的进展最后都只是加剧了整个人类的堕落。X对他的妻子说：“人类生活中除了无聊就是冲突。”当他们跟着水泄不通的人流走出码头时，X接着说：“历史也是这样。无聊弓l起冲突，冲突又导致新的无聊。”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在故乡的河滩上见到的那些尸体。这又是时代与永恒、政治与上帝的一种纠结。

于是，图林试图主动地遗弃这世界——既然他本来也就要被这世界所放弃，而他这样做至少可以证明他的一种主体性。同样面对世界的荒谬与混乱，忆沩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像萨特那样：“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个世界上打赢”；也不是像加缪那样，诉诸西西弗斯似的悲剧英雄。图林试图主动放弃这世界，表现得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他不仅对这世界-卜的竞争、成功无动于衷。对一般的人们无动干衷，甚至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和恋人、乃至对自己也无动于衷。

图林的父母是体制下长大的一辈。他蔑视一生都依赖和信任“组织”的父亲。这里面还有蔑视权威的成分。他说他蔑视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所确的父亲：亲生的，继养的，修辞学意义上的……即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这种身份”。他对母亲也几乎是忽视的，他说她受制于冷漠的体制，其记忆是被篡改的记忆。“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强加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她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相形之下，图林对祖辈、尤其是民国范儿的外婆的感情倒要深一些，他还是感兴趣于她用记忆捍卫的革命之前的世界，说“那是永远也不会遗弃她的世界”。他会听她讲故事，虽然也常觉得她唠叨。他对去医院看外公也是非常冷淡的，甚至在外公死后有意遮避参加他的葬礼。

至于爱情。图林自承自已是“无法给人幸福的人”。因此，在挑选“女鹏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应该具备承受灾难的能力。他大学时代的恋人Z分配到了别处，她觉得他和她隔得越来越远，不仅是地理距离的远，更是心理距离的j元。她在失望中和他终于分手了。而他也并不难受，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自己不用说废话了。他对同学也没有兴趣，觉得不参加他们的聚会没有任何的遗憾。

图林所期望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许是一种相互之间极其冷淡的关系——保持很大的距离，但也能保持相互的独立性。就像他看到一只鸽子飞落到他的窗台上。他想它并不需要我的走近，不需要我的关照。“走近”也是一种污染，一种对空间的污染，一种对自由的污染。他说我也不喜欢他人走近我，不管以什么名义——比如说“关心”，而“关心”也是一种污染。他觉得那种无人问津的死亡很了不起。他不去看生病住院的外公，觉得外公其实也不想人去看他，“病人需要探望大概只是健康人的幻觉，就像死人需要葬礼一样”，他说他若有这样的时候，也不希望有人坐在他床边。

图林对方己的行为也常持无所谓的态度。他走进了百货大楼，一边想那不是他的本意，但一边还继续往里走，还上到了二层，又上到了三层，最后又上到了顶层。但什么也不想买，什么也不想看，只是不停地走着，无聊地走着。他路过一个电影院，从片名就知道电影很差劲，但觉得正对自己的心情，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他收到Z的来信，觉得太厚，就先不打开了，但他知道，如果信很薄，他还是会找到一个理由先不打开。

萨特《恶心》的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是恶心，是直想呕吐，，加缪《局外人》的主人公则是对他周围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连对母亲的死也无动于衷，像是游离于这个世界的人。而图林不仅对一般的外界和他人表现冷淡，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恋人也表现冷淡，甚至对自己也相当冷淡。到处弥漫出一种“无关性”，似乎一切都与。我”无关，一切部不重要。但这后面的确是有一种隐秘的重要性的，即其实有对思想、真理、永恒的关注。正是与它相比。其他的一切才失去了分量。对世界无动干衷是因为对永恒有动于衷。就像他有时会突然想起他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同事们。他们难道一辈子就那样过吗？难道那些死后火化的“珊瑚碎片”不会让他们恐惧吗？难道恐惧不会让他们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图林也许是要把自己逼到绝境，让自己极其孤立，极其寂寞。因为他想也许在这种时候，“我”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寂寞剁去了所有的伪装。将“我”暴露出来：那是赤裸课的“我”，是无依无靠的“我”。但是，寂寞叉是一种困境，它如一道屏障，可以将“我”与混乱的世界隔开：而它同时又如一种病毒，会迅速吞噬个人的耐心，在精神上造成更深的混乱。所以。当他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将她的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她充满母爱的动作让他有一阵很深的伤感。他逃避了外公的的葬礼，但却感觉又经历了另一场更复杂的“葬礼”：我们的关系结束了，纯真丢失了。他想：我们也许无法逃避。也许永远都无法逃避。他突然觉得父亲也是一个“孤儿”，一个被他所热爱的体制遗弃的“孤儿”。他不理解一个“孤儿”为什么要躲避另一个“孤儿”。

相当奇特地，《遗弃》的初版是在一九八九年，这是一个注定要被人们多一些谈论和记忆的历史年份，对许多人来说，这往往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对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人来说，在他们的心里，当年发生的另一些事件可能并不比那一政治事件次要，比如说一个年轻诗人海子于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山海关铁路卧轨自杀，又比如一个年轻作家薛忆沩写的《遗弃》在这一年的出版。今天我尊重它的新版，但也还怀念它的初版。因为那初版可能带着更多的“思想的原始悸动”的痕迹。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哲学对它的影响，其中可以辨认出的最明显影响是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主要还是发自自身生命的青春体验。

年轻人幽暗时分在茫茫的大地上摸索，没有多少先辈的智慧可以借鉴，他甚至觉得世界是黑漆漆的一片，但如果抬起一点头来，也许就能看见遥远的天边有一点依稀的光。感受到这世界的荒谬与无聊，但这只是第一步，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这种感受的确体现了一种追求无限的精神，是用一种永恒的标准来衡量这世界。而如果坚持这一精神，就一定还会前行，就一定不会放弃。而由于某些属人亦属灵的特性，到一定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是会与世界和解，我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将“失而复得”、“弃而复归”。未来会不会如作者所言：“有一条伟大的河，需要我们跨过。但是，没有一座伟大的桥”呢？而我们自己能否建造这样一座桥？或者这座桥可能还是隐秘地存在，我们只是由于目前的精神盲点而还看不到它？

《遗弃》本来是一本被遗弃了的书。现在，许多热爱阅读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传奇”。

它初版于一九八九年三月，我二十五岁生日的前夕。可是，接踵而至的历史迫不及待地证明了它和我的“生不逢时”。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这本书销声匿迹。用我自己的话说。它的读者数量“即使以二进制计也不会超过四位数”(注：二进制里最大的四位数相当于十进制里的“十五”)。

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在一九九七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专家荐书”栏目中惊世骇俗的推荐将《遗弃》从“虚无”推向了“存在”。接着，因为《南方周末》等媒体和一些知识精英的继续关注，这本奇特的小说成为了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一个话题。它的修订本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销罄。它又一次从市场上匿迹了，但是这一次，它留下了响亮而空洞的名声。

近年来，随着我自己文学作品质量和信誉的稳步成长，越来越多的读者又在开始寻找《遗弃》，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又有意重版《遗弃》。同时，这部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也继续成为媒体上的“新闻”。它的封面不时被报刊和网络激活。它的“传奇”不时引起论者的评点和唏嘘。

直到完成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直到这部创作时间与《遗弃》相距二十年，创作地点与《遗弃》相隔着“整个地球”的作品获得了令我诚惶诚恐的赞扬。我自己才再一次翻开那有点“古老”的传奇。

我大吃一惊！我惊奇地发现尽管这本“著名”的小说具备不错的总体素质，在细节上，它却已经远远落后于我现在的美学标准。如果这“古老”的传奇想重现于世，我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重写。

这重写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历史和语言的角斗。它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身体和心智的角斗。它不可思议的结果就是你正在翻开的这本不可思议的小说。

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读过《遗弃》，你正在翻开的当然是一本新书。如果你以前曾经读到过《遗弃》，你正在翻开的仍然是一本新书。

一本“著名”的书终于变成了一本“了不起”的书。我惊叹这语言的奇迹，这思想的奇迹，这生命的奇迹，这孤独的奇迹。

我将用更执著的写作来感激这奇迹。我将用更虔诚的写作来敬奉这奇迹。

薛忆沩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于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