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以生动、优美的笔触刻画出了周捷、黎云波、谭炳坤、刘文光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机智、果敢、勇于牺牲的感人形象;并真实再现了白崇禧、张轸、李经世等诸多风云人物,及江城警界、工商界的各种人物,面对最后抉择,各自特殊的心理状态;同时,作品还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一幅幅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江城世态民情风俗画……
书中不仅揭示出了国民党在那特殊日子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还展现出了棋枰厮杀中溅出的智慧火花、古刹尼庵里的离奇巧遇、神秘“剿总”司令部的“金蝉脱壳”、保警总队刑场上的“虎口救人”……纵横复杂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读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艺术享受……
黄鹄矶头、蛇山别墅,精密的策反计划一个个在这里诞生;万安巷码头嘈杂的人群中突现神秘谍影;江汉关的钟声,铭记着武汉和平解放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小诸葛”白崇禧率40万精兵进驻武汉,一面向南京施压,逼蒋下野,摆出一副鱼死网破姿态;一面向中共施放和平烟幕,妄图与之“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一再劝其弃暗投明,但,其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聪明一世“小诸葛”,终落得仓促南逃……
“河南王”张轸,面对危局,举棋不定,想走“第三条路”,解放军秘使,潜入张营,晓以大义,在险遭白崇禧暗算的关键时刻,才恍然醒悟,亲率两万多河南子弟兵,于金口起义。
黄埔四期的汉口警察局局长李经世,在我地下工作者的感召下,意欲反戈,却遭白崇禧裹胁、军统特务监视。在汉口出现“真空”时,李经世终于摆脱羁绊,率全体警员保护电厂、水厂和通讯等重要设施及市民安宁……
第一章 香港飞来“神秘客”
元月十九日下午四时许,汉口王家墩机场,气氛不同往常。
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警卫队,在机场布置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白的参谋长徐祖诒身着军呢大衣,站在寒风凛冽的候机室外亲候着。新闻记者们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猜测着即将白天而降的“神秘”使者是谁。
不一会,深沉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少顷,一架双引擎小型客机,钻出铅灰色的云层,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降落到机场的停机坪上。没过多久,乘客们熙熙攘攘地走出机舱。乘客中,有一个披一件米色风衣,戴礼帽和口罩,中等身材的男子。他一下舷梯,避开记者,便被徐祖诒接进白崇禧的卡迪勒克高级轿车。接着,由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开路,徐祖诒和客人乘坐的轿车居中,警卫队士兵乘坐的卡车殿后,迅速驶离了王家墩机场。
这位未在机场亮相的来客,何许人也?他乃国民党桂系中,一位特殊的文职官员,名叫黄启汉。他在香港,一方面为桂系理财,另一方面则与国民党在港务派势力及中共地下党组织都保持着一定联系。这次他是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之命,从香港专程赴汉,往见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
卡迪勒克牌轿车虽然高级,但因道路凹凸不平,所以,仍像摇窝一样,摇晃得厉害。
卧车里,徐祖诒问客人:
“听说,李任公已经北上,他身体还好吧?”
“健旺得很哩。”客人摘掉口罩,说,“你们这边的消息真灵啊。这次任公是受毛泽东的邀请,乘苏俄军舰秘密北上的。他的去向,连香港各界人士还不大清楚呢。”
“我们也还是前天收到黄绍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才知道的。”
“噢?季宽到了香港?”
“白老总这回花了八万港币,从陈纳德手中包租了一架专机,派季宽赴港去接任公来汉,共商大事,不想,扑了个空。”
“冤枉、冤枉。”黄启汉搓了搓手,寒暄起来,“武汉是个有名的火炉,可一冷起来,又像个大冰窖。”
“是啊。这两天来了寒潮,温度已下降到零下八九度。”
“我们在香港猜想,健公最近的情绪和南下的寒潮恰恰相反——一定好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他在华中起劲地高唱和平赞歌。”
“错啦!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怎么?”
“那些‘和平经’,都是给蒋念的紧箍咒!”徐祖诒道,“其实,健公近来的脾气大得吓人。”
“不会吧?”黄启汉不以为然地说,“据传,蒋先生现在已一筹莫展,正考虑把总统的职位让给德邻公。他还不春风得意马蹄疾吗?”
“蒋先生的权恐怕不那么好交,这是其一;退一万步说,这个烂摊子就是接过来了,也不易收拾啦,这是其二。所以,今天早晨他看见从南京发来的关于徐蚌会战的内部报告,情绪糟透了!他大骂老蒋无能,最后又把陈诚捎带上了。”
“陈诚为什么又把健公得罪啦?”
“这回陈诚倒没有直接开罪健公。他是责骂蒋先生万不该重用陈诚这个不学无术、专事逢迎的败家子。他夸下海口,说三个月内要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后全力解决东北。可是,东北三省和数十万国军精锐部队,仅几个月工夫,反被共军不动声色地吞吃了。以后,他又给老蒋瞎参谋,致使战事节节失利,弄成今天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唉……”黄启汉把头往软座上一靠,说,“问题恐怕不会这样简单。人间世事,功败垂成,不能单怪一两个人,也不是一两件事就诉说得清白的。我们听说,去年秋末,蒋不是屡电催促健公到蚌埠指挥大会战吗?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扭转乾坤,一展雄才的大好机会啊!但,据说健公一直硬顶着,不肯受命。”
“这事不假。不过实际内容,又要比表面情况复杂得多。当时蒋先生接到他派往武汉就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袁守谦的密报说,健公在华中推行‘和平运动’,酝酿‘五省独立’,企图逼蒋下野。所以蒋为了解决这个心腹之患,便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以指挥徐蚌会战为名,把健公调出武汉。健公当然不肯入彀。”
“啊……”
说话间,摇来晃去的小卧车,忽然,“嘎吱”一声停住了。透过蒙着黑纱的车窗,往外望去,只见装石头、砂子、水泥、钢材、木料等物资的军用卡车、民用牛车、马车、人力车拥挤在窄窄的公路上,相互冲撞而不能动弹。徐祖诒摇下一扇车窗,想召几个士兵来为其开道。这时,马嘶、人吼、车鸣之声,不绝于耳。突然问,又“砰”地传来一声枪响!他赶紧把防弹玻璃摇起来。霎时间,后面卡车上的警卫队员闻警,纷纷跳下车。一部分人端着美式卡宾枪,迅速组成一圈人墙,把轿车团团围住;另有一部分人,猫腰朝响枪的前方赶去。
不一会,警卫队长跑步到了小车旁,徐祖诒再次摇下窗玻璃,急急地问道:“出什么事啦?”
“报告参谋长!”警卫队长说,“工程兵团的一辆十轮卡车把征用老百姓的一辆马车撞翻了。车上的石头滚下来,把一匹马的马腿砸伤,那马受了惊,乱冲乱撞地狂啸着,把挽在它身上的套索挣断了两根,为了防止它冲出去酿成大祸,一个长官开枪把那匹马击毙了。”
“干得好。”
“可是,老百姓不依不饶,把工程兵团的十轮大卡围住,要他们赔车、赔马。”
“快去给他们解解围,”徐祖诒心急火燎地说,“要绝对保证长官的车子通过!”
“报告参谋长!路已通不了啦。”
“为什么?”
“那匹死马,还有破车,再加上从车里滚下来的石头,已经把路堵死了,老百姓正在扯皮,没一个人去搬路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乱弹琴!”徐祖诒把手伸出来,用力一挥,说,“去,去!都去帮忙疏通道路,这里只留下几个人就够了。”
“是!”
警卫队长把士兵们带走后,徐祖诒摇上窗玻璃,懊丧地靠在了软座的高靠背上。
“祖诒兄,你们这里可真是热闹啊!”黄启汉打趣说。
徐祖诒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答道:
“这算什么,先生如有雅兴,请过些时再来,不用多久,这儿恐怕就是一片硝烟火海哕!”
“噢,会有那么严重?”
“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恐怕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刻了。尤其是几天前的徐蚌会战彻底失利,共军简直如水银泻地,国军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雪崩!所幸的是,健公统率的四百万大军,目前尚算完整。”P7-10
20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完这部小说的时候,就觉眼前一亮。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既是一本有着厚重历史文献价值,又有文化积淀的好书。
次年(1989年),正当武汉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便将此书奉献给了读者。初版的书名叫《梦断危城》。
“危城”,即指解放前夕的武汉。
武汉三镇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美誉,它既是商贾云集之都,亦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近代史的辛亥首义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该书的故事发生于1949年元月中旬至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的日子)。这4个月,对武汉三镇来说,是自辛亥首义后的又一段极为特殊的日子。当时,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淮海战役”,刚刚于1月10日以歼灭国民党军队55万人胜利结束,国民党政权却仍妄想凭借长江天堑作垂死挣扎,以达到其“划江而治”的目的。于是,他们沿江布下重兵,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
此时,进驻武汉并担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是白崇禧将军和他率领的桂系精锐部队;担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是“河南王”张轸将军和他率领的国民党第19集团军。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对武汉形成了夹击合围。
眼看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一触即发,三镇又将面临毁于兵燹之命运。而在此关键时刻,我英勇的地下工作者为使武汉不受战火破坏,使市民得到安宁,他们出生入死地对以白崇禧为首的军、警、宪、特和地方黑恶势力,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攻心策反,终使张轸、李经世(汉口市警察局长)等一批深明大义的国民党军、警要人毅然率部起义,并在三镇出现“真空”的时日,担负起了保护城市的职责。白崇禧在孤掌难鸣、眼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只好率其桂系部队弃城南逃,从而使得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作者以生动、优美的笔触刻画出了周捷、黎云波、谭炳坤、刘文光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机智、果敢、勇于牺牲的感人形象;并真实再现了白崇禧、张轸、李经世等诸多风云人物,及江城警界、工商界的各种人物,面对最后抉择,各自特殊的心理状态;同时,作品还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一幅幅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江城世态民情风俗画……
书中不仅揭示出了国民党在那特殊日子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还展现出了棋枰厮杀中溅出的智慧火花、古刹尼庵里的离奇巧遇、神秘“剿总”司令部的“金蝉脱壳”、保警总队刑场上的“虎口救人”……纵横复杂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读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艺术享受……
小说初版至今已有20个年头,如今沐浴于改革开放春风中的武汉三镇,早已旧貌换新颜,而原书作者则以今人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并再次把书稿送到了我的手中。
重读书稿,感慨良多。因为再过数月,即是武汉和平解放6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若再往前推移两年多时间,到2011年,便是武昌首义100年——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但,自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这一百年间,中华民族却没有立刻获得新生,而是内忧外患,历经磨难,才有了如今的繁荣昌盛。
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当年随张轸将军于金口起义、为武汉和平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几万河南子弟兵,他们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和一些士兵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有的甚至遭到惩治,而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也在文革中难逃厄运;与此同时,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率全体警员起义,在市内出现“真空”状态时,全体警员担负起了保护电信局、电厂、水厂等重要设施和维持市内秩序的重任。可是,武汉解放不久,经世先生便蒙冤辞世。然而,历史自有公论,还原史实是对文明社会的要求,亦是对参与其事的逝者和生者及他们后代的尊重。
本书再版的另一直接原因是,正值武汉经济快速发展,两岸关系回暖,国人共盼统一的大环境下,某影视公司拟以此书为蓝本拍摄电视连续剧,但作者、书店已无报批送审和供剧作者改编剧本的原著。
书的初版面世不久,互联网上便出现了该书的节选本,并获网民热评。电子版的书名为《策反在子夜》。这次本书再版,我建议作者遵从民意,也将书名更改为《策反在子夜》。
这次重编《策反在子夜》,对我本人来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与新中国成立同年,也与武汉和平解放同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一晃30多年过去了,再过几个月,我将从默默耕耘的编辑岗位上退休,因此,很可能这就是我在岗时责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了。
秦文仲
200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