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D.普雷廷编著的《驼峰空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一书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从驼峰空运的提出到组织实施；从驼峰空运所遭遇的天气、地貌等自然条件，到飞机和飞行员的来源、人事变动和后勤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曲折；从导致驼峰空运惨重损失多方面因素的考察，到伴随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驼峰空运不断调整和完善等，深入、全面地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

约翰·D.普雷廷编著的《驼峰空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是一部研究驼峰空运历史的学术专著，对驼峰空运诞生的历史原因、驼峰航线的自然条件、驼峰空运各阶段的特点和变化缘由、驼峰空运的历史意义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叙和分析。作者花费数年时间，查阅、研究了大量中、美、日和台湾地区的档案，采访了部分驼峰空运老兵，并到中国做实地调查。《驼峰空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资料极为丰富（许多为首次发表），史料翔实、观点客观，是迄今为止有关驼峰空运最为全面的论著，对驼峰空运及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总序

致中国读者

致 谢

引 言

第一章 从 “卢沟桥事变”至阿萨姆—缅甸—中国转运司令部成立（1937年7月至1942年3月）

第二章 地貌、天气、飞行员和飞机

第三章 驼峰上空的“飞行表演”（1942年3月至1943年5月）

第四章 驼峰空运与中缅印战区空中优势战略（1943年1月至5月）

第五章 “圣诞节达到10000吨”（1943年6月至12月）

第六章 驼峰陷入战争之中（1944年1月至9月）

第七章 驼峰成为一家航空公司（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

第八章 驼峰空运的终结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人们习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航空运输称作“驼峰空运”，虽然它的意义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但是在专家眼里，它却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持续不断且最为雄心勃勃的空运行动。1942年初驼峰空运开始的时候，参与这个行动的还仅仅只有几架东拼西凑起来的飞机和为数不多的飞行员，但是它却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兑现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承诺最实实在在的行动，至驼峰空运结束时美国通过这条航线共向中国运送了74万吨物资，远远超出了通过滇缅公路和利多公路的陆上运输运送物资的总量。实施这个空运行动不仅要面对世界上最恶劣的气候条件并飞越最危险的崇山峻岭，而且还要时时刻刻面临敌机攻击的威胁。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对驼峰空运进行过认真的研究，现有的书籍大多是亲历者的回忆录或者短浅的通俗文学作品。人们通常的做法，是把驼峰空运作为整个中缅印战区大战场中的一个附属行动来看待，并没有从驼峰空运在该战区所处核心地位的角度对其进行过客观而详尽的历史研究。

这些专著认为，中国早在1937年就已经开始了抗日战争，驼峰空运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盟国的支持。然而，自1944年初，驼峰空运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美国的战略已经不再是维系中国抗战的国家士气这一初始目标，而是把驼峰空运作为向驻华美军运送装备和给养的主要手段，为最终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从提供军事补给的角度上讲，只有维持驼峰空运才能为整个中缅印战区的战事提供动力，因此它就成为了盟军开展其他所有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驼峰空运代表着美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而作出的巨大努力，直至1944年末，新建的利多公路才同原有的滇缅公路连通形成史迪威公路，在此之前驼峰航线就是通往中国的唯一通道。虽然美国探讨并尝试过经由其他途径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但是都不理想，最终只有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才是最佳的供给渠道。采用航空运输的方式也是为了适应中缅印战区的客观自然条件，面对险峻的地貌、极端的天气和落后的道路状况，只有空运才能有效地穿越整个战区。因此，在中缅印战区并且也只有在中缅印战区，盟军部队的部署、补给和撤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空运。此外，因为美国当局认为中缅印战区的重要性不如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因此它所得到的物资供给和人力资源都远远少于其他战区。这就意味着部署在这一战区的美国（或其他盟国）的兵力较少，从而使航空运输成为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的最佳手段。

在欧洲战区，空中实力是以战略轰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英美空军的联合轰炸进攻行动就是为了在地面反攻时机成熟之前，在西欧筑起一道空中前线。在太平洋战区，空中实力的使用最初体现在舰载飞机上，后期才转入战略轰炸和首次原子武器的终极运用。然而，在中缅印战区空中实力则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战略轰炸（比如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首次轰炸的“曼哈顿行动”）、空战（如克莱尔?陈纳德领导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在中国境内保持对日空中优势），以及最为重要的形式——航空运输，如向被困敌后的部队提供支援、将类似特种部队的“远程渗透部队”送入敌占区实施破坏行动或者开展驼峰空运这样的大规模物资运输行动。但是，驼峰空运并不仅仅是一种为实现中缅印战区军事战略而采取的补给手段，它还同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天后罗斯福总统力主建立中国战区。虽然英国首相丘吉尔真正担心的是英国在其亚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认为同中国结盟可能进一步刺激印度日益兴起的独立运动，但是仍然同意了罗斯福的决定，权当是迎合自己这位美国盟友的愿望。中国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大元帅随即被指定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自1937年夏天起就已经同日本开战，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就能继续把将近100万日本士兵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对其他盟国极为有利，但是尽管如此，这个任命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其实，英美的花言巧语并不能愚弄蒋介石，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他——加上斯大林——从此将被视为同盟国的“四巨头”之一，那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战争的重点仍然被放在了欧洲，这是早在1942年1月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已经确定了的，因此中国在同盟国的整体战争策略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要想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就不得不努力同欧洲竞争。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 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记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