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德为世界贡献出他著名的三部曲——《村庄》、《黑水洋彼岸》和《剑与镰》。三部作品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卢的生活经历，用广阔的生活画卷，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北方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觉醒和斗争。

《剑与镰》是描写印度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有组织斗争的绝无仅有的作品。讲述了拉卢因为在德国俘虏营中听了印度革命者的宣传而在遣返后被逐出部队，到联合省参加农民斗争的故事。

《剑与镰》是安纳德长篇小说《拉卢三部曲》中的一本。《剑与镰》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卢的生活经历，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农民的政治觉醒。作者用宝剑象征带来毁灭和死亡的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镰刀象征在田野上从事和平劳动的印度人民，借以表明人民经得起种种灾祸和磨难，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后记

第一章

“醒醒，老弟，醒醒！”

拉尔·辛格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同时感觉到有人在胆怯地摇他左脚的大脚指头。他躺在三等车厢的行李架上，这列从孟买开往白沙瓦的邮车此刻正飞驰在旁遮普的土地上。

“嗯，是什么时候啦？”他醒了过来，揉着眼睛，有些吃惊地问。

“天刚亮——约莫是五点钟吧，”那人说道，“下一站就是你要去的拉合尔兵站了。”

拉卢翻了个身，一动不动地躺着，啧啧有声地嚼着嘴里一夜积攒的腌臌味。他注视着煤气灯玻璃罩周围数百只嗡嗡飞舞的蚊子和飞蛾，那灯光正在嘲弄透进车厢的暖春的晨光。他接着嗅了嗅那闷热而污浊的空气，擦拭着脖子上的汗水，撑起身子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避免撞到政府安装在所有车厢里供情况紧急时用的铁制的枪架。他穿上那双轻巧的帆布鞋，从睡觉的地方爬下来，准备在拉合尔兵站下车，因为孟买港务局给他买的车票就到这里。

“打从我离开家乡出去打仗后，就连印度的火车也开得快多了。”他搔着头皮说，算是他和别人交谈的开场白。

其他旅客——他们在念念有词地做着祷告，或是小声地做着交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这个因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而变得黑不溜秋的人，穿着粗糙的卡其布衬衫和短裤，肮脏不堪；袜子卷到齐脚腕，两条大腿光着；剃光的头上和脸上又长出了乌黑的短发和胡子茬儿，仿佛爬上了无数只细小的蚂蚁——那样子就像是刚从洞里爬出来的什么野人，就是在战后的印度——这个见识过更加特别、更加畸形的怪人的国家里，这种形象看起来也是够奇怪的。他的西服并没有什么稀罕，因为在这年头儿里大多数体面人都时兴穿外套、长裤、硬领子衬衫。但是他那剃光的脑袋，梗着的脖子，以及那副瘦嶙嶙、光秃秃、相貌丑陋、粗手笨脚的猴样——那是因德国的战俘生活和随后在英国度过的日子，使他变成这样的——却引起了那些瘦骨嶙峋、衣着单薄、互相紧挨着蹲在车厢里的旅客的好奇。

“爱睡爱起，悉听尊便。”他自言自语地说，以此来表示他对旅客们默不作声的奚落。  然后他从他那样式奇特且又沾满油污的背包里取出一个小袋子，从袋中掏出一面镜子，照了起来，同时用手摸摸下巴，像猴子似的做着鬼脸，看看是否需要刮胡子了，他决定等到达了目的地以后再说，于是便收拾起东西来。收拾完毕以后，他点了支烟，又一次尝试和其他旅客交谈。

“有这么一个国家，”他意味深长地说，“那里的老百姓宁可把自己的包裹、铁箱、床架搁到上面的行李架上，自己在地板上坐着，也不肯抽空睡几个钟头，这个国家就是——印度斯坦！”

然而通常都很健谈的旅客们都没有搭腔，只是对他皱皱眉头，以此告诉他任何人打乱这黎明时的安宁，都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拉卢开始向窗外眺望。

旁遮普中部地区一马平川，有些地方已经翻耕了，整个大地绿茵茵的，尽管在电线杆旁边的深沟里，野草早已被春天的炎炎赤日晒焦。在广阔田野的那一边，喜马拉雅山较低的支脉在远处的烟雾中呈现出一片黄褐色。

“快到家了。”他认出了这熟悉的景色，自言自语地说。但是一想到家，他又害怕起来，自己不知道在怕些什么。边境邮车飞快地驶过阿塔里车站。这个与兰季特·辛格国王——旁遮普的狮子，英国人到来以前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手下一名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村庄还在那里，而阿塔里城堡在战前就已摇摇欲坠的塔顶，现在已经倒掉了。拉卢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兴奋起来。这些地方一如既往，但又好像有所不同。他不知道在他离开的这些日子里发生过什么。他感到自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外国佬，怪物，就像是拉达克的野人或尼泊尔熊。

“你是什么种姓，老弟？”叫醒他的那个人问道。

“我是从一个叫印度斯坦的国家来的，”拉卢调皮地说，“说不定你听说过这个地方——夏天烘烘热，冬天冰冰冷，到处都是像我这样的怪里怪气的傻瓜蛋。”

“可是你信的是什么教，老弟？你是什么种姓？”那人照旧往下问，尽管他为拉卢回答问题的怪僻劲儿不由得笑起来。

这个旅客是昨天晚上带着他老婆——现在她正缩着身子坐在角落里——在穆特拉上的火车。一到车上，他就用印度三等车厢旅客之间特有的不拘礼节的方式，向拉卢询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五代的祖宗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没有问起种姓，因为从名字上看，他估计拉卢是锡克人。现在，也许他突然想起了锡克人是留长头发的，所以想弄个清楚，但真正为了什么目的，拉卢并不明白。可能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拉卢说话，此刻只是想弥补一下，要不就是因为他刚才一直在做祷告，现在才恢复祖国人民具有的那种不拘形迹的和蔼态度。

“我不信教，也没有种姓了，”拉卢说道，“因为我到过欧洲，在吃牛肉和猪肉的洋人中间过了几年……”

“罗摩！罗摩！罗摩！斯里！斯里！”那人像常人惯做的那样向最高神祗惊呼起来。他显然是个正统的婆罗门。

“啊，这么说，你到欧洲去过了？”一个穿着肮脏的白斜纹布裤子和敞领布衫，戴着土耳其帽的穆斯林说。他在腋下夹了个蝇拍，面前摆着几张名为“柴明达尔”的不加装订的乌尔都文报纸。“给我说说，寇松这个异教徒小子在搞什么花样？他们对在土耳其恢复哈里发觉得是什么滋味？现在我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团结起来了，这些英国人还是管管他们自己的事情好。”

“我在英国的时候忘了去拜访寇松勋爵，”拉卢嘲弄地说，“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巴尔卡特·乌尔拉赫的人。他是穆斯林的领导人，住在德国。他使出了吃奶力气，设法把阿卜杜尔·哈米特苏丹送回土耳其接掌王位。可是土耳其人不领情，不肯接受这个苏丹。我听说他们对宗教不那么恭敬哩！”

“那可怪了，”那个刚才显得像恩维尔·巴夏本人的儿子似的穆斯林说道，“这么说我们的哈里发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了？要是阿曼努拉国王去年继续往这个国家里打，那该多好，说不定已经变成一场圣战了……”

“哎呀，先生，你还问这个！我们印度的整个事业都要完蛋了！”一个穿着平纹细布衫和戴着黑色船形帽的印度教商人说，“政府已经榨尽了这个国家的血汗——就像圣雄甘地说的那样。想想看，我伯伯的公司打算在那边靠近切哈尔塔的地方开一个棉纺厂，一直在筹集大约4万卢比的资金，可那些银行就是不肯贷款！……而且以前还发生了戴尔在咖莲华拉广场不加警告就开枪射击我们同胞的事，政府又让体面人丢脸，硬要他们肚皮贴着地面，在阿姆利则大街上爬着走路——全因为我们抗议‘不得有四个人在街上集会’的禁令！”

“啊，老哥，你还说4万卢比，”一个穿着粗土布衣服、手臂上佩着厚厚的护身符、戴着大怀表的锡克农民——粗实的镍表链挂在他的上衣上——说道，“在乡下连小数目的现钱都缺得厉害。时世艰难得很。魔鬼政府！”

拉卢在德国听煽动家巴尔卡特·乌尔拉赫讲过阿姆利则枪击、阿富汗入侵和许多其他事件，可从未听说小额现金奇缺的事。由于谈话变得严肃起来，他的声调中不再有嘲弄的语调。

“我赞成你们说的，诸位大哥。”他说，“我吃了这个坏政府的饭，在德国当过俘虏，现在是到兵站去，想靠着我在战时打了仗，升级提饷。”

“原来你是上过战场的。”那个穆斯林先生说。

“这位兄弟刚刚回来。”婆罗门同情地告诉他。

“是囚犯吗？”信印度教的商人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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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卢三部曲”的第三部《剑与镰》译完了。几年来，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对作品的内容和安纳德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了解，有的是关于本书的，有的是关于整个“三部曲”的。我想趁本书的出版，一并在这里谈谈。

还在翻译《村庄》时，我就看到安纳德在《为英雄主义致歉》中写的一段话：“这时（指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读到了马克思1853年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系列信件。我把信件的内容同我刚刚写完英帝国主义殖民史的朋友拉尔夫·福克斯作了详尽讨论。于是在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新世界。我过去读过的东西原本乱糟糟地纠结在一起，此时似乎突然清晰起来，我开始用一种相互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印度以至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了。”

当时我不知道这和“三部曲”有什么具体联系，直到《村庄》中文本出版后，才从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知道他“在写作三部曲时受到了这些信件的启发和鼓舞”。

马克思在他的信件中指出，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这种建立在家庭工业之上的公社靠着手工纺织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动有多么巨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因为它的这种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变化。但英国侵略者入侵印度以后，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盛产棉织品的大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这就破坏了那些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其结果，是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社会革命。

尽管革命在客观上意味着进步，但它带给印度的灾难与印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而且在英国本国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不可能收到这种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三部曲”的创作中起着指导作用。所以安纳德说：“我的三部曲既不是写春夏秋冬，也不是写良辰美景。在《村庄》里，我写了英国人破坏了印度古老的土地制度，制造出数以千计类似英国中古时期的贵族和千百万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主人公拉卢受到地主的迫害，不得不离家出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派到法国战场上去作战。在《黑水洋彼岸》里，我写了拉卢和他所属联队的印度士兵——他们都是农家子弟——为他们所不了解的事业作战，许多人白白牺牲了性命，少数人（包括拉卢自己）成了德国兵的俘虏。在《剑与镰》中，我写了拉卢因为在德国俘虏营中听了印度革命者的宣传而在遣返后被逐出部队，到联合省参加农民斗争。”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揭示印度农民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反映他们求生存、争自由的斗争，是安纳德创作“三部曲”的动机。这也是“三部曲”的主题。

这样的主题应该说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有些人对《村庄》和《黑水洋彼岸》虽深表赞许，对《剑与镰》却颇多微词，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它的题材不好。

《剑与镰》中描写的农民斗争，是开明地主领导的自发斗争，它除了组织农民协会以外没有更远大的目标。甘地和国大党不支持它，它又不愿接受共产党人的影响。终于，在政府和地主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斗争遭到失败。

这题材符合历史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帝国主义在战时对印度人民变本加厉的掠夺，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连年歉收，粮食奇缺，瘟疫流行，物价飞涨，高利贷活动猖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1922年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高潮，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骚动，工人罢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印度国大党当时已经是组织遍及全国的大党，不仅有着像甘地这样具有一整套“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并在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威信的领袖人物，而且还能公开组织活动，因而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当时国大党看不到农民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而不肯触动地主阶级，在联合省蓬勃发展的农民协会运动和农民反抗运动中，不愿给予应有的支持。而印度在此时虽已有了共产主义小组，且在1920年也曾试图建立共产党，但人数少，力量小，领导层不成熟，没有一套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实际相结合的革命策略，又因处于非法地位而不能公开活动，在群众中无多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斗争虽然在客观上成为反英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却很难避免它的自发性，很难出现比农民协会更高的组织形式，因而在殖民政府的进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安纳德的《剑与镰》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

我赞成作家的题材选择上应有充分自由的观点。作家应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采用什么题材。他可以写胜利的起义，也可以写失败的斗争；他可以写成功和经验，也可以写失败和教训。把写失败看做是对历史的亵渎与歪曲是一种可悲的框框，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怎么运用他的题材，怎么写。“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安纳德用他的故事告诉人们，这次农民斗争“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人不懂得列宁关于自发斗争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组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革命政党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用这样的题材完全不该受到指责和非议。

当然，主题思想和题材的好坏，并不是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准。作为一部小说，还得看它在艺术上是否精致，所写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是否成功。

安纳德在“三部曲”中用大量笔墨刻画了拉卢的性格。他把拉卢的思想发展分为两大阶段，即参加革命和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拉卢在《村庄》中出现时，是个大约17岁、颇为天真的青年。他在法国作战并被俘时也不过18岁光景，稚气尚未脱尽。4年之后他从德国遣返回印度，直奔军营，本能地期望着得到政府许诺的土地，殊不知等待他的却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首先是因为他在德国俘虏营中听过革命分子的宣传而被部队强行复员，没有得到任何土地和奖赏。接着回到故乡又发现已经家破人亡，房子落入地主手中。唯一使他高兴的是他当年的意中人——已成为寡妇的玛娅。而这一切都使一无长物、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他处于地主更加毒辣的迫害的危险之中，在村里连栖身都成了问题。幸而韦尔马教授了解了他的情况，代表联合省一个名叫拉姆帕尔·辛格的贵族（人称“伯爵”）邀请他去联合省做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的工作。拉卢欣然应邀，带着玛娅前往伯爵的庄园，走上了有组织的农民斗争的道路。

这一段描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水浒传》中那些关于“逼上梁山”的故事。作者看来对农民有着透彻的认识，了解他们在敌人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不到走投无路不会贸然参加革命的特点，写得相当深刻。

对于拉卢在第二阶段的思想发展和性格演变，安纳德同样是通过情节安排来描写的。他让拉卢经历了日蚀节集会、抬尸游行、甘地接见、警察破坏、法庭审讯、军队镇压和被捕入狱等重大事件，用他在这一系列严峻考验面前作出抉择的行为来说明他的为人。

在书中我们看到，安纳德真是认清了自己遭受的诸多不幸不只是个人问题，因而把他的痛楚汇入了农民群众的苦难之中。为着向权势者挑战，建立一个“全体民众，都是弟兄”的美好世界，他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斗争中，他的意志日益坚强，力量不断增长，前所未有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最了解农民，最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和群众心心相印。他最善于从切身体会出发，讲出群众心中的想法。他多次在农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成了最受大家爱戴的宣传员。斗争使他勇敢，在敌人几次用暴力破坏他们的集会和袭击抬尸游行的时候，他总是立即奋起反击，英勇战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不能容忍蔑视农民的贵族老爷们的态度，为此和国大党县党部书记蒂瓦里争论起来，还为了刺激此人而提出了抬尸游行的建议（当然这是个出于感情冲动的轻率的建议，目的不明确，又没有估计到敌人的反扑，未曾为应付破坏作好充分准备）。为了争取甘地的支持，他不怕向这位要人反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努力失败以后又由于极度的失望而在回家的路上大骂圣雄和国大党人。在斗争中他迅速地提高了认识，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听到伯爵说“政府力量已开始衰落”时还感到不安，认为它仍是个永恒不变，万世难移，根本不会削弱的权力实体，唯恐农民会被伯爵的谈话吓走，而在不久后召开的另一次大会上，他自己也痛斥起政府的罪恶来，指出英印政府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制造饥荒，使得广大农民遭受无比深重的苦难，并号召农民参加农民协会，以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才几个月，他就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斗争取得的若干胜利中得到了鼓舞，开始认为依靠大家的拳头可以改变众人的命运，成了一个乐观的领导人。

以上是拉卢性格的第一个方面在斗争中的表现。他性格的第二个方面——他过去就有的犹豫、彷徨——在斗争中也不时有所流露。当他听到家乡的亲戚和朋友因搞暴力斗争而被捕，当警察要以拐骗妇女罪捉拿他时，他感到十分震动。在第一次大会被破坏，在抬尸游行遭袭击，在得不到甘地和国大党的支持时，他也曾把敌人的力量看得过大而缺乏信心。他深信斗争是客观的需要，也愿意为斗争而献身，但运动的目标不很明确，没有正确的斗争策略，又是孤军作战——这是自发斗争所固有的问题，却老是折磨着他，使他害怕走错道路，看不到出路。特别对应否使用暴力手段他总是心中没数，拿不定主意。其实他的所谓使用暴力，不过是在敌人用武力进攻时进行抵抗，纯粹是为了防卫，还不是主动出击以达到革命目标那种性质的暴力。然而当时广为流传的甘地的主张，宗教的传统，以及自己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都在影响着他，使他在事后总因诉诸暴力而心中不安，感到自己在变成粗暴的畜生。这些模糊观念和顾念犹豫时隐时现，一时似乎解决了，但面临困难时又出现了。终于在教授离去，伯爵被捕，领导责任完会落到他肩上时，这些因素一齐发生作用，从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

可以看出，作者无意过多地怪罪拉卢。他只是指出拉卢性格上存在着不足的一面，思想也受着这场自发斗争的制约，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毕竟，他在入狱时也不过是个24岁的青年，应该允许他有总结提高的机会。作者让他最后在狱中回忆并消化了共产党人萨尔沙尔对运动的批评，明确了斗争的方向与方法，准备在出狱后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使这个忠诚的青年农民解决了如何革命的问题，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飞跃。

整体说来，我认为安纳德创造出的拉卢的形象是成功的。拉卢山穷水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之后便一心一意为农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并作为农民的一员领导农民进行斗争，他比哪一个都坚决，比哪一个都勇敢，比哪一个都能干，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了农民们最好的领导人。

在激烈的斗争中，他也有过怀疑、忧虑、恐惧，甚至动摇。在极为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一个尚未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农民领袖有这样一些缺点是非常自然的，这非但没有影响他杰出斗士的形象，反而使他更加可信，因为这符合思想发展的规律，而且他的缺点在不断地被克服之中。他逐渐成熟，终于钻出了自发斗争的死胡同。从他最后达到的思想境界看，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在出狱之后会以崭新的面貌从事一场全然不同的斗争。

称得上能“立得起来”的人物，《剑与镰》中还有好几个。这里，我想稍为谈谈伯爵、韦尔马、甘地和玛娅，探讨一下安纳德刻画这几个人物所用的手法。

对于伯爵，我认为作者主要是用此人的谈吐来刻画此人的性格，喜爱高谈阔论，是他最大的特点。他无时不谈，无处不谈，无所不谈。有时直抒胸臆，微言大义；有时说鬼谈禅，有天无日；有时巧舌如簧，哗众取宠；有时妙语连珠，谈笑风生；有时舌剑唇枪，慷慨激昂；有时冷嘲热讽，字挟风霜。从他的谈话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他那个贵族家庭的发展史，他从小养成的标新立异，为所欲为的执拗性格和奢侈靡费、放荡不羁的封建习气；听到他对英国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正确看法；看到他欢迎十月革命，鼓吹民族解放的积极态度。从他的谈话中，人们不仅可发现他具有真诚同情农民群众、坚持组织农民协会、为农民利益斗争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不要先进阶级领导、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崇拜自发性、遇到危机走上层路线、由于害怕农民甚至携带枪支防身的严重缺点。单单读读他的谈话，一个有着两面性的开明地主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思想性格便会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对韦尔马，作者则是抓住他的主要之点，在关键时刻用浓墨重彩揭示他的思想特征。韦尔马和伯爵形影相随，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但在上半部中，除约略地提到他的容貌、体形、衣着穿戴，以及他虽然希望社会进步，然而崇尚空谈，不爱接近农民，在群众大会上张口结舌等这些比较表面的情况外，对他的内心世界并没有深入的描写。直到写他与伯爵的两次激烈争论，才触及他那自视过高、睥睨农民、憎恶暴力斗争的根本思想。伯爵和他的第一次争论发生在拉卢向他们报告苏夸误杀布彭德拉的事件之后，他当时因不满斗争的发展方向，而埋头搜集资料写书，妄图用他的“巨著”逼走英国殖民者，实现社会变革，故而在一开始对拉卢的报告置若罔闻，在伯爵的逼问之下又指责农民过于落后，缺乏道德，无可救药。伯爵义愤填膺，和他展开了一场论战，在争论中两人的感情都受到了伤害。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伯爵的弟弟比尔帕尔因侮辱玛娅而被打以后，韦尔马对农民“暴力”行动日益增多忍无可忍，与其他同志的矛盾发展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在和伯爵的争论中措辞十分尖刻。伯爵反唇相讥刺痛了他，他自觉无趣，于是客气地和伯爵分了手，自奔前程。作者通过这两次争论从最本质的方面刻画了一个未与劳动人民结合、思想上与群众格格不入，最终只好脱离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很有典型意义。

甘地是历史人物，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严格遵守真实原则。从活动方式来说，安纳德选用了甘地在工作室接见来访者和向群众演说这两个他生活中最常见的场面，给人以真实感。从谈话内容看，尽管甘地和拉卢的对话纯系虚构，但因讨论的是非暴力斗争问题，完全是甘地必然会说的话，所以也让人感到是真实的。作者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场面，一席话，便刻画出了一个胸有成竹、能言善辩、坚持己见的甘地的艺术形象。尽管它是“拉卢眼中的甘地”，但无可否认是个真实的甘地。

对玛娅的性格，作者自始至终都抓住了她执著地追求幸福和由衷地热爱拉卢这两个特点。还在含苞待放的时候她就向往幸福，喜欢拉卢，虽然出生于地主之家，却不以与穷苦农民相爱为耻。拉卢在国外期间她身不由己地按父母之命嫁给了她不爱的男人，生活痛苦，丈夫死后又饱受婆婆的折磨。这段不幸的经历更使她明白只有真正的爱情才能带来幸福，所以在拉卢回村以后便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去寻找拉卢，主动委身于他。对一个在人前连露面都不允许的寡妇来说，这不啻是一场革命。随后，为了幸福和爱情，她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心甘情愿地冒着很大风险跟拉卢私奔，去过那种寄人篱下、动荡不安的生活。这就不但是革命，简直像是疯狂了。当然，她与拉卢的爱情，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并无政治基础，结合之后也产生过种种矛盾。但两人之间的困难——就玛娅来说——主要是感情上面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因为有时她的幸福要求恰好与爱情重合，有时却难以一致。她要求和拉卢结婚，使她能名正言顺地生活；她希望生儿育女，以满足她想做个有尊严的母亲的愿望。她觉得只有这样，她才有幸福可言。这就和一心投身革命、以家庭拖累为负担的拉卢发生了冲突。可是她有韧性而又固执，使出一切手段（甚至利用比尔帕尔对她的勾引）来刺激拉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两人正式结婚，她又怀孕后，她和拉卢的关系便立即缓和下来。对她在政治上的转变书中写了两个动因，一个是尼赫鲁到庄园时接见了包括她在内的伯爵宫中的女眷，使她感受到匹夫从事的事业受到这等要人的重视，想必是有些道理的。另一条是她遵循了锡克教那纳克祖师关于妻子应该跟丈夫一致的教导，决心跟丈夫走。所以最后拉卢被逐出宫殿软禁到农民协会中心时她自觉自愿地去和农民住到一起，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她对拉卢的爱情在起作用，因为“她是那种自己的男人快活才感到快活、没有他便活不下去、习惯于夫唱妇随的女人”。搬到中心并不比私奔困难，只是那里的条件更加艰苦，生活更加动荡而已。所以细细一想，我发现安纳德刻画的玛娅竟是个大胆、热情、痴心、勇敢的女子，为了幸福和爱情不惜脱离原来的阶级，逐渐作出调整，准备跟着丈夫去吃苦受难。这也许超出了安纳德的初衷，但这是这个人物按照她自己的性格行动时必然会产生的结果。至于她的发展和变化，虽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还有些依据不足，不能完全相信，但据印度朋友说却是比较自然，合情合理的。

我认为本书人物塑造中缺点较大的是共产党人萨尔沙尔的形象。书中交代他因为受到追捕，到处躲藏，无法公开活动。这可以成为他在全书中只出现三次的理由。但每次露面他都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特别是在第三次，竟然用了数千字滔滔不绝地批评运动的错误。尽管他的意见非常重要，从他的讲话中也可看出一部分他的性格，但很难说这就是人物创造。可以看出，作者故意没有触及那一阶段的印度共产党人思想认识中不足的一面，是把萨尔沙作为正确思想的代表来写的。但此人既不可爱也不可亲，这也更加显出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上的不足之处。

此外，对伯爵的随从和有些农民积极分子的描写也不能令人满意。不是说对他们完全没有恰如其分的刻画，但总体来看写得过分夸张，使人物流于漫画化，把他们的缺点写得太多、太细、太生动，使得他们在后半部书中的积极表现显得过于突然。

我想安纳德在人物创造上的成败得失，原因应该在他把握生活中各种人物的深浅程度中去寻找。安纳德很重视熟悉生活，他在侨居英国期间，每两年都要回印度一次，有时到甘地的乡村小舍，有时到印度其他地方，了解各阶层人士的思想情绪。他常跟尼赫鲁到农村去，以此了解农民的疾苦。在尼赫鲁的家里，他还能接触到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这就为他描写各方面的人物提供了原型，萨尔沙尔是以他的一个朋友为原型，不幸的是此人不得不藏匿起来，不能老到伯爵那里去出谋划策。从安纳德的这些谈话中，我感到他的人物主要是以一个原型为基础，吸取其他素材，并把自己经历过和感受到的东西融入进去，因此原型是否丰满，其他素材是否充足，对人物塑造的好坏影响极大。拉卢的原型是作者的三舅，伯爵和教授的原型，作者也比较熟悉，同时与甘地他又有多次接触，所以写得都极富特色。对玛娅，则与安纳德的自身经历有关。他于1939年在英国和凯思林·格尔德结婚，他很爱这个姑娘，但因忙于印度独立事业，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关心她，而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凯思林则坚持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为此，两人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当时安纳德正在写“三部曲”的后两部，所以玛娅的身上便融进了不少凯思林的思想和性格，写得很有生气。至于萨尔沙尔的形象，也许是因为他那个朋友过的是到处躲藏的隐秘生活，安纳德和他相处的时间不多，无论对他的优点还是缺点都缺乏深入了解，所以没有写好。而众多农民积极分子，也决非通过短时期的走马看花式的接触所能把握住的，所有表面的特征写得多，本质性的性格刻画小，写得不很成功。

应该说，“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有安纳德的突出之处。《村庄》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印度农民遭受的苦难；《黑水洋彼岸》在于它不但被认为是现代印度文学中最好的战争题材作品，而且是描写世界大战的唯一的一部印度长篇小说；《剑与镰》则在于它是描写印度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有组织斗争的绝无仅有的作品。正因如此，“三部曲”在印度文学中理应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从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三部曲”的中文本均已出版，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喜欢它们，使它们在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中发挥作用。

王槐挺

1987年4月于北京

M.R.安纳德的《剑与镰》终于付梓，至此，作者的“拉卢三部曲”在中国总算出齐了。汉译《剑与镰》脱稿于1985年，到今天已逾二十多寒暑，译者王槐挺先生没有等及出版，先此而去了，那是2007年9月。槐挺先生长我十岁有余，虽与我推心置腹30年，常所谓谊兼师友，而我则于心于礼，一向以师事之。值此漫长的三部曲工程终告完竣之际，我想就我所知，谈谈作者、作品，以及译者槐挺先生的译作和他的翻译事业，算是迟到的纪念吧！

印度作家安纳德用英语写作。他与拉贾·拉奥（1908～2006）、R.K.纳拉扬（1906～2001）同称印度英语小说的“奠基之父”。他们的作品对于印度英语文学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长期而又广泛的影响，而其中发表重要作品最早的，则是安纳德。因此，研究印度英语小说史，不妨视他为起点；更有他的推崇者称，20世纪30～80年代，就是“从安纳德时代发展到安纳德时代”。

安纳德出身于高等的刹帝利种姓，但是他却始终关注着印度穷苦人民的处境。他的作品以描写20世纪上半叶印度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为主，其主人公多为贱民和苦力，他们地位低下，备受歧视，缺乏生计，生活困苦。他认为印度文明自古以来就以人道主义为最大特点，作家的首要任务，即在弘扬这种传统主张，积极推动，使之遍及人间。因此，他的小说始终对社会中最为贫穷、肮脏、潦倒、无助的人群寄予深切的同情，通过揭示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抨击社会不公，呼喊人类正义。安纳德早年曾经生活在仆役、鞋匠、清道夫、洗衣工的孩子中间，十分了解他们艰难而屈辱的家庭境遇，这就使得他日后能够在描写他们的生存状况时得心应手。由于作品贴近大众，安纳德一直是印度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曾于1972年获得印度文学院奖。1998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将他的小说《黑水洋彼岸》改编为剧本并予以公演，以此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一般认为，印度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相互交流、相互沟通上，安纳德功不可没。

他的第一部小说《不可接触者》（1935年）讲述的是少年贱民巴卡一天的生活。他的工作是为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打扫垃圾，清除粪便。贱民备受轻蔑、践踏和凌辱的处境集中体现在巴卡一天的生活之中。作为污浊的人，连他的影子都会玷污他人。为免殃及有种姓者，他必须不时发出声音，提醒人们回避，那情形与当初晋僧法显游印归来所记的笈多王朝情形一般无二：“……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人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不可接触者》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这首先得益于它的主题，即它是第一部以印度最下层人民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

安纳德也是一位爱国者。1919年在阿姆利则上学的时候，他曾亲眼目睹殖民者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民众的贾利安瓦拉惨案，遂奋起参加了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被捕入狱，惨遭鞭刑。1929年，安纳德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返印后即前往阿默达巴德侍奉于甘地左右，同时做着清扫厕所等被视为污秽不洁，足以玷污种姓身份的工作，以体验贱民生活。为底层民众呼吁人权和为印度民族争取独立，是安纳德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且往往在同一部作品中互相交织。

在继续出版《苦力》和《两叶一芽》两部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之后，安纳德为世界贡献出他著名的三部曲——《村庄》、《黑水洋彼岸》和《剑与镰》。三部作品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卢的生活经历，用广阔的生活画卷，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北方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关于这三部小说，槐挺先生在每本书的“前言”中皆有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不待我来赘言。我在这里只是想报告一下小说在中国出版的曲折过程。《村庄》和《黑水洋彼岸》译成后，很快即于1983年和198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但是，《剑与镰》虽然交稿不迟（1985年），却在出版上遇到了困难。这无疑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即东方文学的译介遭到冷落。上海译文出版社热情的责任编辑高宗文先生当年的书信，我见到过，其遗憾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槐挺先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甚至想动用自己养老看病的积蓄以为贴补。事情讨论到1995年，终于计穷搁浅。出版问题再次提起，已是槐挺先生去世以后。2007年9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韩锋等到槐挺先生家慰问，负责退休职工工作的高慧女士主动提出，愿为先生遗译申请院出版补贴作努力。后来，在院级审定会议上，副所长孙士海先生亦就此事给予了鼎力支持。2008年夏，申请获得批准，《剑与镰》的出版破例由出版基金支付全部费用。受槐挺先生的夫人周产娣女士的委托，我在这里代她对关心出版工作的韩锋先生、孙士海先生和高慧女士，以及积极推动此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拉卢三部曲”是槐挺先生最重要的译作之一。作为严谨的翻译家，他自1982年起即与作者安纳德通信，讨论疑难问题。1986年，槐挺先生赴印，专程拜访了安纳德先生。安纳德先生以上宾待之，对他将自己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深表感谢。按照后者的安排，两人分别在新德里安纳德宅、槐挺先生下榻的印度国际中心、新德里郊区安氏旧居、安氏孟买住宅、安氏在坎达拉的草屋作了长短不一的会晤和谈话，其中两次长谈还做了录音记录。谈话广泛涉及种姓、妇女、农民、甘地和印度独立运动、中印文学以及世界政治等。安纳德特别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和工作，三部曲写作的背景、过程、意图以及其他相关情况。他还在孟买将自己的全部14部小说赠给了中国朋友。1992年9月，安纳德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到北京访问。12日，他与私人秘书多尔莉·萨希尔女士到槐挺先生家做客。老友见面，分外高兴。安纳德再次表示，无论过去或将来，他都不会因自己著作在中国的出版索取版权费，为此他可以随时开具证明。印度作家和他的中国译者的亲密友谊，为我们展示出一段值得纪念的文学佳话。

槐挺先生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门类繁多，举凡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传记，皆在其列，而尤以文学翻译为最。为表彰他在翻译方面的杰出贡献，2002年10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称号。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槐挺先生笃守以信为本的翻译原则。这里的“信”，既包括原作思想意趣的忠实传达，也包括原作风格韵致的谨慎追慕，孜孜以求的形神俱似，或即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译学“化境”。现以“拉卢三部曲”为例，他的译文不仅准确复述了原作情节，而且客观反映了原作真淳朴实、不尚藻饰的语言风格。安纳德作品翻译的难点之一，在于作者使用了很多由印地、旁遮普、乌尔都等地方语派生而来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以生动反映印度不同民族、阶层、身份和职业的人物的真实性格，将读者带入典型的印度社会环境。此固为远古印度文学传统的赓续——4世纪大戏剧家迦梨陀娑即已按人物身份设计语言，但由此带来的翻译难度则可想而知。每遇此类难题，槐挺先生除运用他对于印度文化的了解苦心推敲以外，亦常常不避繁难，向其他有关的语言专家请教，甚至直接拜访印度和巴基斯坦朋友，必待通解无碍而后心安。槐挺先生译作经营的认真刻意由此可见，而原作的风致也由此而获得了尽可能完满的传达。

槐挺先生的翻译成就也表现在他的汉英翻译上。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及那以后的数年之中，汉英翻译乃是他的主要工作。而这期间，他又腾出大量时间帮助朋友作嫁。他们或携论文，或带讲稿，而素昧平生，却辗转循迹，慕名而来的，亦不乏人。每当此时，槐挺先生总是放下手头事务，慨然允承。求者踵至，意味着人们对于他卓越翻译能力的信赖。不过，真正反映他的翻译水平的，还是内容艰深的译作，比如张岱年先生的哲学论著。中国哲学雅邃奥邈，倘无相应修养，已自悟解无门，至于翻译，更是谈何容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哲学上表现得异常突出，否则严复不会有“词理本深，难于共喻”之叹。每逢此类译事，槐挺先生总会阅读众多的相关资料，斟酌再三，方才下笔；至于难于理解之处，则往往与作者反复函商，甚至请教国外学者，以期曲传要义。

《剑与镰》译稿积压经年，终于面世，“拉卢三部曲”遂得以完整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我相信，这对于未能亲睹其事的作家安纳德和译者王槐挺先生来说，应该是最好的慰藉和礼敬了；而对中印文化交流而言，同样也是盛举。今借该书出版之机，谨以如上文字，附于槐挺先生遗译之后，既为纪事，亦以托怀。

葛维钧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