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为表纪念，傅敏先生亲自编定了这个新版《傅雷家书》。与旧版《傅雷家书》不同，新版的遴选更侧重“人伦日用”，突出傅雷“真诚待人，认真做事”的做人准则，少了文化艺术的长篇论述，多了日常生活的短小故事。时间涵盖1954年至1966年，以傅聪的留学打拼经历、情感婚姻之路为经纬度，以亲切风格展现傅家父子间在求学、处世、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交流。

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编的《傅雷家书(精)》新版加入了傅聪回信十余封，傅雷父子终得在书中团聚。相比旧版，这是一部更加完整、亲切、丰富的《傅雷家书》。

书中的傅聪回信、傅家照片和英法文家书中文版等均为译林专有版权，这些珍贵资料保证了译林版《傅雷家书》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

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编的《傅雷家书(精)》以傅雷长子傅聪的留学打拼经历、情感婚姻之路为主线，精心选编傅雷夫妇与傅聪及弥拉的往来家信，内容偏重“人伦日用”，突出傅雷“真诚待人，认真做事”的“做人”准则，少了文化艺术的长篇论述，多了日常生活的短小故事。这份两代人之间双向交流的文字实录，严肃不失亲切，深刻不离日常，以小见大。乐在其中。它不仅反映了亲子交流的重要，也利于年轻学子在阅读中理解父辈、增进沟通。书中珍贵照片、楼适夷初版代序、傅聪家信及英法文信为独家版权，2017年不随傅雷著作权进入公版，其他任何家书选本不能收录。

傅雷夫妇与傅聪及弥拉的往来家信

一九五四年（39通）

一九五五年（28通）

一九五六年（20通）

一九五七年（11通）

一九五八年（05通）

一九五九年（03通）

一九六〇年（19通）

一九六一年（24通）

一九六二年（13通）

一九六三年（11通）

一九六四年（05通）

一九六五年（14通）

一九六六年（04通）

编后记 傅敏

雷吉娜?斯曼齐安卡说：“萧邦这个协奏曲在波兰是听得烂熟的了，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在你的演奏中，差不多每一个小节都显露出新的面貌，那么有个性而又那么萧邦。总而言之，我重新认识了一个新的萧邦《协奏曲》。”

克拉可夫音乐院院长鲁特科夫斯基说我的演奏和李赫特极相似，音乐像水，像江河之水，只觉得滔滔不绝的流出来，完全是自然的，而且像是没有终结的。

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曾经是萧邦的学生的学生，帕德雷夫斯基的好朋友，激动的跑来和我说，她多少年来以为真正的萧邦已经不为人所了解了，已经没有像她的老师和帕德雷夫斯基所表现的那种萧邦了，现在却从一个中国人身上重新感到了真正的萧邦。她说我的音质就像帕德雷夫斯基，那是不可解释的，只因为每一个音符的音质里面都包含着一颗伟大的心。

真的，那么多而那么过分的称赞，使我脸红；但你们听了会高兴，所以我才写。还有很多呢，等我慢慢的想，慢慢的写。

从十二月十九日那次音乐会以后，就是圣诞节，在波兰是大节日，到处放假，我却反而郁闷。因为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到处请我作客，对我真是一种磨难，又是推辞不了的。差不多两星期没有练琴，心里却着急，你们的来信使我更着急。因为其实我并没有真正进步到那个地步。我还是常有矛盾，今天发现技巧好多了，明天又是失望；当然音乐大致不会有很大的下落，但技巧，我现在真弄不明白，前些时候弹好了的，最近又不行了。

一月八日、九日两场音乐会，在克拉可夫的“文化宫”举行，节目没有印，都是独奏会。八日成绩不甚佳，钢琴是贝希斯泰因，又小又旧。第二天换了一架斯丹威，虽不甚好，比第一次的强多了。两次音乐会，听众都非常热烈。从音乐来讲，九日成绩颇佳。

十三日的音乐会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举行。那是一系列的音乐会。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由杰维茨基的四个学生演出。钢琴是彼德罗夫，又紧又重,音质也不好，加柔音踏板与不加柔音踏板距离极远，音乐控制极难。我对这次演出并不完全满意，但那天真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当时的听众几乎都是“音乐家”，而且他们一连听了四天的演奏。我每一曲完了，大家都喊“再来一个”；而那种寂静也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音乐会完了以后，听众真是疯狂了，像潮水一般涌进来，拥抱我，吻我，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许多人声音都哑了、变了，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甚至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

什托姆卡教授说：“所有的波兰钢琴家都不懂萧邦，唯有你这个中国人感受到了萧邦。”

上届萧邦竞赛的第一奖斯坦番斯卡说，若是上回比赛有我参加，她就根本不参加了。她说：《诙谐曲》《摇篮曲》《玛祖卡》从来没听到这样动人的演奏，“……对我来讲，你是一个远比李赫特更为了不起的钢琴家”；又说：“……你比所有参赛的波兰钢琴家在音乐上要年长三十岁……你的技巧并非了不起，但是你坚强的意志使得所有超越你技巧的部分照样顺利而过。”她说我的音色变化是一种不可学的天赋，萧邦所特有的，那种忽明忽暗，那种细腻到极点的心理变化。她觉得我的《夜曲》的结尾真像一个最纯洁最温柔的笑容；而a小调《玛祖卡》（作品五十九号）却又是多么凄凉的笑容。这些话使我非常感动，表示她多么真切的了解我；至少没有一个人曾经像她这样，对我用言语来说出我心中最微妙的感受。她说：“这种天赋很难说来自何方，多半是来自心灵的纯洁；唯有这样纯洁到像明镜一般的心灵才会给艺术家这种情感，这种激情。”

这儿，她的话不正是王国维的话吗：“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关于成功，我不愿再写了，真是太多了，若是一个自己不了解自己的人，那是够危险的；但我很明白自己，总感到悲哀，因为没有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步；也许我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李赫特曾经和我说，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不会完美，完美永远不是艺术；这话有些道理。

对于比赛，我只抱着竭尽所能的心。我的确有非常特殊的长处，但可能并不适宜于比赛。比赛要求的是完美，比赛往往造就的是钢琴家，而不是艺术家。

不管这些罢，我是又矛盾又快乐的。最近的音乐会格外使我感动，看到自己竟有那么大的力量使人们如醉如痴，而且都是“音乐家”，都是波兰人！我感到的是一种真正的欢乐，也许一个作曲家创作的时候，感到的也是这种欢乐吧！

我现在还看到听众的泪水，发亮的眼睛，涨红的脸，听到他们的喘息，急促的心跳，嘶嗄的声音，感觉到他们滚烫的手和脸颊；在他们拥抱我的一刹那，我的心顿时和他们的心交融了！

从波兹南寄来一个女孩子写的信，说：“以前我从来不大想起中国的，中国是太远太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听到了你的独奏会以后，你和中国成了我整天思念的题目了。从你的对萧邦深刻而非凡的理解，我感到有一个伟大的，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在你的心灵里。”能够使人家对我最爱的祖国产生这种景仰之情，我真觉得幸福。（P114-117）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读着这部新书，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我从北京专程去沪，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我到达几小时后，他们的儿子，去国二十余年的傅聪，也从遥远的海外，只身归来，到达生身的父母之乡。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二十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握手相见，心头无限激动，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远不能再见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聪傅敏兄弟童年调皮淘气玩乐的景象。在我眼前的这位长身玉立、气度昂藏的壮汉，使我好像见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静肃、端庄厚憨的姿影，又像见到了他的母亲梅馥。特别使我高兴的，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艺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态度非常沉着，服装整齐、朴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岁月，和往来周游大半个地球的行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从形象的朴实，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时移世迁，过去的岁月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于不断地前进，而现实的一切，也确实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回想过去，也正是要为今天和未来的前进，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在亲友们热烈的包围中，他心头的热浪奔腾，是可以想象的。直到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之后，匆匆数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机转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对叙旧的机会。他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和今天重回祖国心头无限的激荡。他问我：“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谈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胜伤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一生劳作所留下来的业绩，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我知道他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献给人民的宝贵的财富。谈话中便谈到了他多少年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我，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

我想起那书信，因为在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留宿在傅雷家里，联床夜话，他给我谈到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我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我一读。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习惯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生活，但近年来目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切身体会到党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显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他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大笔一挥，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错划为“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在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四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识傅雷并很快成为他家常客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很早发现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贯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溜达，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还自己作曲。

傅聪少年时代在国内就闹过一次流浪历险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傅雷全家从昆明迁回上海，把傅聪单独留在昆明继续学习。但傅聪非常想家，一心回沪继续学习音乐，竟然对父亲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别，没有旅费，临行前由一些同学友人主动帮他开了一个演奏会，募了一些钱。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两地闹了一场虚惊。傅雷后来告诉我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所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对待其它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在对社会、祖国与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的。傅聪在异国飘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吸取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与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不仅仅使傅聪与亲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不管国内家庭所受到的残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祖国，他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艺术巡礼中，也始终一贯，对与祖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的邀请，一律拒绝接受。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次回国，到了香港，还有人替他担心可能产生麻烦，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但他相信祖国，也相信祖国会原谅他青年时代的行动，而给他以信任。这种信赖祖国、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外给他殷切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的，更不能不使人不去想那一次令人痛心的政治运动，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是多么的惊人，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战友与好友中，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在党外的傅雷也是这样，虽然我今天已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在他们的后代中，以及更广大的在十年浩劫中受过锻炼的坚强奋发的青年中，我看见了他们。

我叙述这些回忆和感想，谨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北京东郊

爸爸一生工作严谨，就是来往书信也整理的有条不紊。每次给哥哥的信都编号，记下发信日期，同时由妈妈抄录留底；哥哥的来信，也都编号，按内容分门别类，由妈妈整理成册。可惜在十年浩劫期间，爸爸书信所剩无几。今天，如果能把父亲和哥哥两人的通信一起编录，对照阅读，必定更有教益。

爸爸妈妈给我们写信，略有分工，妈妈侧重于生活琐事，爸爸侧重于启发教育。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爸爸给哥哥的中文信件共一百九十封，妈妈的信也有百余封。哥哥在外二十余年，几经搬迁，信件有所失散。这本家书集选自哥哥保存的一百二十五封中文信和我仅有的两封信。家书集虽然只收录了一封妈妈的信，但她永远值得怀念；妈妈是个默默无闻，却给爸爸做了大量工作的好助手。爸爸一生的业绩是同妈妈的辛劳分不开的。

今年九月三日是爸爸妈妈饮恨去世十五周年，为了纪念一生刚直不阿的爸爸和一生善良贤淑的妈妈，编录了这本家书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傅敏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傅雷家书》初版刊行三十五载，期间时有新发现，根据目前整理的父母生前信账，以邮寄日期计算，给傅聪的信函应有346通(中文信255通，英文信91通)，目前尚存307通(中文信230通，英法文信77通；加上仅存的父母给傅敏信3通，及父母最后的遗书，尚存家书311通。英法文信主要写给儿媳弥拉看的，大部分内容与中文信相重，故金圣华仅摘译24通。《傅雷家书》共辑录家书255通，是目前最为完整的家书集。

在全编本的基础上，我又精选摘编父母给傅聪及儿媳弥拉的家信159通(含外文信24通)，其中父信123通，母信36通；同时收入与之呼应的傅聪家信37通，共计196通，编成父母与傅聪往来家书精选，更便于读者阅读。

自从二〇〇四年中学语文课本收入“傅雷家书两则”后，各种侵权版本的所谓“中学生新课标”傅雷家书层出不穷，我对那些寻章摘句的拼凑以及五花八门的解读很不以为然，认为是“见树不见林”。其实，父母的家信不是为发表而创作，只是普通的家信，写在纸上的家常话。一九八一年我将这些家信辑集成书，公诸于众，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寄托我们的哀思。家书广泛传播的溢出效应，全面展示傅雷家风，再现我和聪哥成长的家教背景，其底色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底线是“先做人”。我以为这才是家书的要旨，望读者朋友们通览全书，深自领悟。

今年是先父母逝世五十周年，为年轻读者专门选编新版家书以志纪念。

二〇一六年新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