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是一部散文选粹杂志，《散文选刊创刊30年散文精选集》系列六本书，展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近30年中国散文创作的辉煌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从一个个无名小卒到足以引领中国文化创作巅峰的文学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发带给中国人民除了吃饱穿暖以外的强烈的文化诉求和思想追求。这六本书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30年文化思潮的沉浮录。

葛一敏、乔叶主编的《浮世悲欢(人间情意)》是其中一册。是《散文选刊》人物篇精选集。

《散文选刊》创刊于1984年10月，由河南省文联主办。是中国国内创刊较早的专门选发散文精品的文学期刊，展示中国散文创作的最新成就。近30年间，推出了数百位文学新人，在散文界享有盛誉。《散文选刊》关注社会生活，彰显当代意识，推举新锐作家，引导创作潮流，兼具经典性、知识性和教育性，是经典收藏的必选。葛一敏、乔叶主编的《浮世悲欢(人间情意)》是一本精选集。

《浮世悲欢(人间情意)》是《散文选刊》人物篇精选集。那些年，那些人，他们行经这世间，哭过，笑过，无声无息抑或轰轰烈烈。芸芸众生在这尘世里来来往往，绘就一幅幅的悲欢喜乐，聚散离合。

第一辑

落红萧萧为哪般

我的老伴——吴文藻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怀念曹禺

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平常的沈从文

怀念孙犁先生

门孔

落红萧萧为哪般

可爱的老头们

吴先生，请开门

凤求凰

秋白，1935

王府大街64号

霞落燕园

谁说草木不通情

祭马思聪文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长城岭上的歌声

第二辑

生命中那些难忘的眼神

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与父辈

日不落家

慈母和我的书

丧乱

陈干娘

呼唤

雨中驶来的马车

祖父是一粒粮食

伊甸之子

关于父亲母亲的几件小事

致亲爱的母亲

回忆父亲

父亲不说话

外祖母的床

生命中那些难忘的眼神

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爱无葬身之地

指缝里的白烟

听潮

第三辑

一代人中的一个

书祭

祭幺婶文

故里三丑

我的第一个老师

小小伙子胡安西

木工叶子扃

在水上跳舞的石头

小席走了

石福

老何家

一个故事

王勇

乡人轶事

一代人中的一个

故乡人物

想起一些人

段先生

外教比尔

童年的阿三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敌后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敌后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11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1938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1951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给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1940年2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的《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1940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1942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宿舍里去找王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的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起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进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一面擦着脸上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5月1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1943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6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1944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1945年8月14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1946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1946年10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11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