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精选了新世纪十年来的报告文学佳作，梳理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发展脉络，反映了我国新世纪十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趋势和整体面貌，书中收录了《一位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永远的红树林》、《天堂上的云朵——回望北川》等文章。

《一位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永远的红树林》、《天堂上的云朵——回望北川》……《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精选了新世纪十年来的报告文学佳作，梳理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发展脉络，反映了我国新世纪十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趋势和整体面貌，书中收录了陈启文、何建明人等文章。

一位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

中国式总理

永远的红树林

木棉花开

昂贵的选票(节选) ——“二百三十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

天使在作战

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红与黑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

矿难如麻

天堂上的云朵——回望北川

2009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同志在京逝世，享年93岁。

《深圳特区报》发出消息称：噩耗传来，深圳人民无不感到万分悲痛。

深圳媒体报道：8月8日，深圳市领导专程赴京，“代表深圳市几套班子和全市人民沉痛悼念卓琳同志；深圳的同志远道而来，卓琳同志的子女邓朴方、邓林、邓楠、邓榕像接待亲人一样，给予了热情接待。”

与中央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同的是，深圳媒体强调邓家与这个城市特殊关系，表明了邓家与深圳的“亲情”。而且，深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要位置，派出几套班子领导前往吊唁。

全国各地能以亲情示哀的，只有深圳一城。

消息特别提到：深圳市委书记告诉邓家子女，在深圳，无论是红岭路口的邓小平同志画像前，还是莲花山顶的邓小平同志塑像前，每天都有市民去瞻仰、缅怀，天天鲜花不断。而仙湖植物园里，小平同志、卓琳大姐一起种下的高山榕，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深深扎根于深圳这块热土上。

深圳媒体的格式化官方语言掩饰不住的是这座城市与邓家那份特殊的亲情，如果理解当今深圳特区面对金融风暴的艰难突围和“特区不特”的困惑，就尤其懂得这份亲情的珍贵。

深圳人记得：在小平逝世十周年忌日，数十万鹏城百姓涌向莲花山小平塑像、红岭路小平画像及他当年两次南巡留下的处处值得纪念的地方，缅怀这位事实上总体设计、命名和“放生”过这座城市的伟人。是他赋予这座城市政治生命及生存权利。

“没有邓爷爷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一天，深圳中医院的老医生谢寿昌指着小平塑像告诉自己怀里2岁多的小孙子。老人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赶紧招手将自己的家人都叫过来拍照。“我们每年这一天都会来。感谢小平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谢小平给深圳带来美好的今天，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永远感恩。”

自毛泽东之后，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能受到一座城市百姓如此长期膜拜，也没有一个城市市民群体对国家领导人的纪念有如此自发、集中与强烈的表达。他们把小平看做是为这座城市签发“出世纸”(准生证)的人，是长期呵护他们家园的守护神。

小平夫妇远行之后，这座城市上空曾经夺目的光环正被更多城市的光环所遮蔽，尽管深圳的官与民都期待着邓小平一家与她的亲情永久延续，但一个新的时代毕竟已经开始了。

深圳边界的景象曾经拷问过邓小平

当年，正当改革的先行者们在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禁区时，潮水般的百姓却出其不意地用脚板参与了一次“投票”。时至今日，仍没有人深入探究过这次大规模的百姓“投票”对特区的催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边界禁区，两个海边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有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香港政府申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欷欺：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条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5．6”事件再次唤醒了人们对30年来100万民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神速的南下解放大军挺进到罗湖桥头却戛然止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30年里，深圳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越境“冲卡”群体事件。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成功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小规模的偷渡越境更无日无之。解放30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10年增加了80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2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30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1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全县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T。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动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