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亚所著的《科利奥兰纳斯(中文本)/莎士比亚全集》依据世界上第1部莎士比亚作品集的全新修订翻译而成，是数以千计的版本中接近莎士比亚戏剧舞台的版本，也是三百多年来许多导演和演员钟爱的文本。

本书译文逼肖原作整体风格，以诗体译诗体，以散体译散体，从节奏、韵律、措辞三方面体现莎翁剧文的格律性。翻译风格多样化，主要包括：有韵体诗词曲风味译法、有韵体现代文白融合译法、无韵体白话诗译法，可读性强，文采斐然，文白用语，自然得体。

威廉·莎士比亚所著的《科利奥兰纳斯(中文本)/莎士比亚全集》为“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系列中的一本，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推出，根据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而成，英汉对照，讲述罗马共和国战功彪炳的将军科利奥兰纳斯性格高傲暴烈，因而遭人设计，最终被逐出罗马、复仇未果的悲剧。

出版说明

莎士比亚诗体重译集序

《科利奥兰纳斯》导言

科利奥兰纳斯

《科利奥兰纳斯》译后记

在《尤力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和((科利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对罗马史作的戏剧化处理令人难忘，他是)．他是从哪儿了解罗马史的呢?除了细微更动与即兴创作，答案显而易见。尽管他的大多数剧作都涉及对浩瀚文学和戏剧素材的剪切粘贴，但在创作这几部罗马悲剧时，他眼中只有一部伟大著作。

它就是普卢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the Most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普卢塔克是希腊人，1世纪时生于维奥蒂亚。他这部著作包括46篇为古代史上的伟人写的传记，均是两相对照，书的一侧写希腊伟人，一侧写罗马伟人，每对传记之间还有个简短的“比较”。“并置”的意图在于提出，诸如“希腊的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尤力乌斯。凯撒相比，谁是更伟大的将领?”之类的问题。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Henry the Fifth)中调侃了这种并置，剧中的弗鲁爱林(Fluellen)断言蒙茅斯的哈利(Harry of Monmouth)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1exanderof Macedon)相像，根据是他们两人的出生地名都以“M”打头，两地都有一条河，而且“两条河里都有鲑鱼”。但这个笑话损的是弗鲁爱林，不是普卢塔克——此外，它和莎士比亚写的所有意味深长的笑话一样，具有严肃的内涵。亚历山大大帝在酒后争执中杀了密友克利图斯(Cleitus)，哈利国王则在神清志明时害老朋友福斯塔夫(Falstaff)心碎而死。

对莎士比亚而言，这种比较历史人物的手法是强有力的。宫内大臣对剧作的审查意味着以时事为戏剧素材风险过大，因而写政治剧的最佳方式是取材于历史，让观众自己发现它与当下的相似性。在伊丽莎白女王(QueentElizabeth)统治末年，这位童贞女王的王位继承人不明，继而引发了层出不穷有关政治阴谋的流言蜚语。写一部刻画一群显赫朝臣(比如说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及其小圈子的成员)企图颠覆王权的剧作确实不合时宜，但写一部反映一群罗马显贵(布鲁图[Brutus]、卡修斯[Cassius]和同伙)阴谋刺杀尤力乌斯·凯撒的剧作，就能借助含蓄的对比提出难以启齿的问题了。

普卢塔克以立传来写史，这种笔法对莎士比亚影响至深。他让这位剧作家领会到，些许带有人情味的细节能表达的东西，往往超过客观有力的史笔直书。普卢塔克在《亚历山大传》(“Life of Alexander”)里对其采用的笔法作了说明：“我不想写史，只想写不同人物的生平。因为最高尚的行动并非总能体现人的善恶，而某个随意的场合、一句话、一个玩笑，往往比让万人殒命的著名战役、比伟大的军队、比靠围攻或进击占领的城池更能让人的天性、教养表露无遗。”莎士比亚的罗马剧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能使掌控超凡伟力的政治家人性化的是某个特定时刻——只言片语、一个温馨或滑稽的瞬间，例如布鲁图与卡修斯争执后言归于好，战败的克莉奥佩特拉想起那天是她的生日，卡厄斯·马歇斯离开战场后精疲力竭，忘了在科利奥里帮他的人叫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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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一代骚人，买属万古千秋。

这是英国大作家本·琼森(Ben．Jonson)在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Mr．William Shakespeares(?omedies，Histories，＆Tragedies，1623)扉页上题诗中的诗行。三百多年来，莎士比亚在全球逐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似乎与这句预言在在呼应。但这并非偶然言中，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莎士比亚这一巨大的文化现象产生的必然性。最关键的，至少有下面几点。

首先，其作品内容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世界上很难有第二个作家像莎士比亚这样能够驾驭如此广阔的题材。他的作品内容几乎无所不包，称得上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帝王将相、走卒凡夫、才子佳人、恶棍屠夫……一切社会阶层都展现于他的笔底。从海上到陆地，从宫廷到民间，从国际到国内，从灵界到凡尘……笔锋所指，无处不至。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叙事诗、抒情诗……都成为他显示天才的文学样式。从哲理的韵味到浪漫的爱情，从盘根错节的叙述到一唱三叹的诗思，波涛汹涌的情怀，妙夺天工的笔触，凡开卷展读者，无不为之拊掌称绝。即使只从莎士比亚使用过的海量英语词汇来看，也令人产生仰之弥高的感觉。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iiller)原以为莎士比亚使用过的词汇最多为15,000个，事后证明这当然是小看了语言大师的词汇储藏量。美国教授爱德华·霍尔登(Edward Holden)经过一番考察后，认为至少达24’000个。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依然是一种低估。有学者甚至声称用电脑检索出莎士比亚用的词汇多达43，566个!当然，这些数据还不是莎士比亚作品之所以产生空前影响的关键因素。

其次，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娱乐性。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寓教于乐。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能够给予读者或观众极大艺术享受的娱乐性创造物，往往具有明显的煽情效果，有意刺激人的欲望。这种艺术取向当然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娱乐，掩藏在背后的是当时西方人强有力的人本主义精神，即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来对抗欧洲上千年来以神为本的宗教价值观。重欲望、重娱乐的人本主义倾向明显对重神灵、重禁欲的神本主义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当然，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人所主张的人本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要而言之，前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或原始欲望的正当性，而后者则主要强调以人的仁爱为本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高尚的道德要求。二者都具有娱乐效果，但前者具有纵欲性或开放性娱乐效果，后者则具有节欲性或适度自律性娱乐效果。换句话说，对于16、17世纪的西方人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暗中契合了试图挣脱过分禁欲的宗教教义的约束而走向个性解放的千百万西方人的娱乐追求，因此，它会取得巨大成功是势所必然的。……

三、无韵体白话诗译法  无韵体白话诗译法的特点是：虽然不押韵，但是译文有很明显的和谐节奏，措辞畅达，有诗味，明显不是普通的口语。例如：贡妮芮 父亲，我爱您非语言所能表达；

胜过自己的眼睛、天地、自由；

超乎世上的财富或珍宝；犹如

德貌双全、康强、荣誉的生命。

子女献爱，父亲见爱，至多如此；

这种爱使言语贫乏，谈吐空虚：

超过这一切的比拟——我爱您。(《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李尔 国王要跟康沃尔说话，慈爱的父亲

要跟他女儿说话，命令、等候他们服侍。

这话通禀他们了吗?我的气血都飙起来了!

火爆?火爆公爵?去告诉那烈性公爵——

不，还是别急：也许他是真不舒服。

人病了，常会疏忽健康时应尽的

责任。身子受折磨，

逼着头脑跟它受苦，

人就不由自主了。我要忍耐，

不再顺着我过度的轻率任性，

把难受病人偶然的发作，错认是

健康人的行为。我的王权废掉算了!

为什么要他坐在这里?这种行为

使我相信公爵夫妇不来见我

是伎俩。把我的仆人放出来。

去跟公爵夫妇讲，我要跟他们说话，

现在就要。叫他们出来听我说，

不然我要在他们房门前打起鼓来，

不让他们好睡。  (《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奥瑟罗 诸位德高望重的大人，

我崇敬无比的主子，

我带走了这位元老的女儿，

这是真的；真的，我和她结了婚，说到底，

这就是我最大的罪状，再也没有什么罪名

可以加到我头上了。我虽然

说话粗鲁，不会花言巧语，

但是七年来我用尽了双臂之力，

直到九个月前，我一直

都在战场上拼死拼活，

所以对于这个世界，我只知道

冲锋向前，不敢退缩落后，

也不会用漂亮的字眼来掩饰

不漂亮的行为。不过，如果诸位愿意耐心听听，

我也可以把我没有化装掩盖的全部过程，

一五一十地摆到诸位面前，接受批判：

我绝没有用过什么迷魂汤药、魔法妖术，

还有什么歪门邪道——反正我得到他的女儿，

全用不着这一套。  (《奥瑟罗》第一幕第三场)

学习莎剧有些年头了，翻译整部莎剧还是头一回。最初想译的是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那部作品留有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上的成长印记，从语言、结构上看更适合我这种莎剧翻译新手，《科利奥兰纳斯》这种巅峰之作，应当留给资深译者。但因偏爱该剧，就贸然应承下来，让自己与莎士比亚多了个奇妙的交集，由衷感谢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为我提供这个宝贵的锻炼机会!

翻译这部剧作的时间正好与我组织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2013年本科生综合论文训练工作、准备博士后出站材料、找工作、租房子、搬家等事情叠合，将来提起这部译作，准会想起这段燃烧生命的时光。为保证翻译质量，我阅读了能找到的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的《科利奥兰纳斯》文本，又参考了朱生豪、梁实秋等名家的译文和方平担纲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里的相关剧作，还结合自己研读该剧的感受，反复揣摩剧情、剧文，并借助话剧《大将军寇流兰》的DVD，比照英若诚的译本检查译文是否流畅上口。

这次的翻译既是再欣赏、再比较、再分析的过程，也是深入学习的过程。忙得住办公室的日子，一打开译文文档，心就沉静下来，自由地追逐莎士比亚的目光和笔触，去经历罗马的峥嵘岁月，与那些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人物共呼吸，觉得小小的办公室忽而是平民喧哗起事的罗马街道，忽而是元老运筹帷幄的神殿，忽而是血流成河的科利奥里城……文学的确是生命的孤独中最好的友伴，它能在斗室中辟出新的宇宙。2013年7月20日，我完成该剧第一幕的初译，对做好该剧的翻译工作略有把握。当晚仍在办公室加班，凌晨两点在座椅上打盹，睡意沉沉间意外发现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在黑暗中轻灵地飞舞，不禁将它假想为一颗星星，“不息的灵魂之乐”仿佛就在耳畔回荡。

《科利奥兰纳斯》在中国当数最受误解的莎剧之一。以往的研究者和译者常对科利奥兰纳斯口诛笔伐，将他化约为一个讨嫌的角色，这大多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科利奥兰纳斯多次斥责罗马平民；其次，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后引伏尔斯人攻打故国罗马。在许多有影响力的期刊论文和学术会议论文里，科利奥兰纳斯被解读为一个蔑视群众的人民公敌，一个叛国投敌的恶贼，他的死不是悲剧，而是罪有应得。我无法苟同这类观点。谴责科利奥兰纳斯是人民公敌的人，显然将一批在国难当头时不肯为国效力、在应当浴血奋战时只知搜刮财物、在应当坚守阵地时抱头鼠窜的鄙夫与“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混为一谈；将科利奥兰纳斯对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个人的排斥，定性为对“人民”的仇恨，完全扭曲了他的形象，也无视了“人民”的崇高政治内涵。

而诋毁科利奥兰纳斯被逐后引伏尔斯人攻打罗马为叛国投敌的人，则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科利奥兰纳斯忠于罗马的义务，在罗马罔顾其赫赫战功、将他逐出城门时已然终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纽带历来是双向的，对国家之爱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它是一种互敬和互爱，从本质上说与长上对低幼的愚弄、奴役，或低幼对长上的迷信和盲从不相容。放逐虽非完人、却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科利奥兰纳斯，单方面与他断绝关系的罗马，正像因为孩子有缺点，就要将其置于死地的母亲，已由mother蜕变为monster。孩子为保护生存权与这种monster抗争，借助外力申讨其伤天害理实属情有可原。攻讦科利奥兰纳斯为卖国贼的人常认为，使他被放逐的是诡诈的护民官，而不是“光荣的”罗马，所以他应将讨伐的对象局限于前者，而非泛化为后者。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响彻封建时代的“有谗臣、无昏君”论调的翻版，在帝政历史悠久的国家仍有影响。正是城邦体制的缺陷让利欲熏心之人登上护民官的权位，将功臣赶出国门，让城邦和城民面临灭顶之灾。要改变罗马的昏暗政治，需要的不是一次针对个人的刺杀，而是一场更新体制的革命。

剧中的伏尔斯人虽被罗马人蔑称为蛮族，却能不计前嫌、知人善任，在战争时期上下一心，在和平时期秩序井然。虽然他们的将领奥菲狄乌斯嫉妒科利奥兰纳斯的军功而将其害死，伏尔斯元老都众口一词强烈谴责这种个人行为，要让科利奥兰纳斯的葬礼哀荣并至，充分表明对他的肯定。如果说能识英才而善用之是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伏尔斯比罗马更加文明。科利奥兰纳斯加入伏尔斯人，是一种所迫的投诚。莎士比亚绝不可能将这种行为定性为投敌卖国，否则该剧的原名就不会叫《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而会有个与“卖国贼覆灭记”相类的题目。

在译本完成之际，尤其感念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王宁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陈国华教授对我的大力支持，是他们以身作则，锐意进取，树立了好榜样引导我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还有Peter Pan，我记得你说过有的译本只能反映译者的胆量而非才干，所以译得很小心。外研社的姚虹、徐宁、钱静雨等编辑老师也在译本完成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不少便利，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帮助，译本是难以问世的。此外我也深深感谢家母童小敏，她总在我困于案牍时拖我去锻炼，让我有体力应对学术科研的持久战。“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谢谢妈妈!另外感谢Ruby、大头、阿比、有惜、北北这帮heart melters积极“添乱”，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