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在诸多研究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造诣精深，著作等身。《章开沅文集(第6卷思想文化)(精)》即涵盖其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思想文化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基督宗教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也囊括其随笔、序跋、演讲、访谈等内容。文集不仅展现了一个史学大家的人生历程、治学脉络、学术造诣，也体现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史学前景、教育环境乃至社会发展的殷段关切。

本书是《章开沅文集(第6卷思想文化)(精)》收录了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与《试论中国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潮》等21篇论文。这些都是章先生众多优秀作品中的点睛之作，章先生坚持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介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体现了崇高的史学品格。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自序

前言

 第一章 从清末女强人说起

 第二章 以俄、日为鉴

 第三章 近代离异的萌发

 第四章 民族开始觉醒

 第五章 冲突与协调

 第六章 走出国门看世界

 第七章 失掉的机遇

 第八章 离异的艰难历程

 第九章 回归面面观

 第十章 没有结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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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后记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学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的老前辈司马迁早就说过：史学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学科分工而言，史学家虽然侧重研究过去，但是更应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如果做更为超越的宏观考察，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子的现代化?当前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且对当前的实践及时做理论性的总结与探索，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确切而有益的结论。历史学不能代替其他学科，更无法涵盖一切，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需要，因此应该而且能够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从历史本身来说，前后连续的过程是很难一刀两断的。特别是所谓近代化与现代化，由于它们都承担了工业化、民主化这样一些基本任务，因而更难作严格的断限。概略地说，本书所说的近代化，大体相当于罗荣渠教授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所说的“早期现代化”，时间可以断限在晚近现代化之前。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连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特征。与晚近现代化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效应，具有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完全的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又具有相对单纯与易于比较、辨析的特点。

正如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难以一刀两断一样，历史与现实也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在研究中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牵扯到国内外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因为，社会结构尽管在其早期显得相对简单，但它的许多机制与社会效应，却往往是在发育成熟以后，才能做出更为完整、深刻、清晰的判断。历史考察的时段，其所以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们深深感到，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又工程浩繁的科研项目。而说到底，难就难在知己知彼。

很难设想，如果对己对彼都知之甚少或知之甚浅，还能做出任何较有意义的比较。即令有的作者用了较为优越的比较方法，而如果他对中外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缺乏有关中外学术文化的起码素养，那也很难获致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有必要借鉴晚清思想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因为它也是以中外比较特别是中外文化比较，作为思想与理论基础的。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经作过坦率的检讨：“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梁氏强调了语言文字的阻隔，但问题又不仅仅限于语言文字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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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逢米寿，应该盘点一番自己的生平，这套文集的出版就是在集体帮助下的自我盘点。

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整整65年，但这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终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然。

1946年9月进入金陵大学就读，原本报的志愿是农业经济系，因为这是金大的王牌专业，卜凯早已成为知名教授，而我此前曾经在教育部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读过将近一年的会计专业。没有想到金大的正式录取书却把我拨归历史系，个中情由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也从未申请转系，因为历史系有好几位良师，他们都对我热心教诲，我不好意思说对史学不感兴趣。实际上我的课余时间多半用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并努力阅读与印第安人相关的文学作品。

我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因为1948年11月进入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原想经过短期培训即奔赴前线，最好是当个战地记者，不料却被当时设在开封的中原大学视为理论人才，就留在校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是金大历史系肄业的学历害苦了我，我从此再无任何机会上战场杀敌。

1949年6月，我随中原大学南下，在武汉继续从事干部短期培训工作。稍后中原大学分设政治、财经、教育、文艺等学院，我被划归教育学院，仍然从事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工作。1951年暑假，又随教育学院与已经改制为公立的华中大学合并(以后改名为华中9币范学院，后又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且正式成为历史系教师。最初仍然是教中共党史等政治课，直到1954年才开始担任中国近代史本科教学的主讲老师。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又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课老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不过，1956年以前主要还是应付课堂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肄业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历史、政治、教育三个系分头上)，总共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当时，也没有一部完整的教材可供凭借，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有上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也只有一半，此外则为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少量参考书，陈恭禄、蒋廷黻的教材则已作为反动书籍被封存。幸好华师历史系系主任田家农到中央党校学习，胡绳为他们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有一个较详尽的教学提纲，田家农赶紧为我寄来一份，我就按照这个提纲编写简要讲义，印发给学生参考。当时中央强调“厚今薄古”，课时的分配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门当户对，结果是中国古代史为课时不够发愁，而中国近代史却深感课时过多，没有那么多内容可以搪塞。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时有愧疚。幸好1948年我在南京一所私立高中兼任过世界史课程，多少有点教学技巧，所以无论是本科生还是中学在职老师都还愿意听我讲课，这才不断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且挤出一点时间进行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中国近代史是个年轻的学科，如同当时国内其他年轻同行一样，初期的研究也是赶潮流，热心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并且花费很多精力研究太平天国的性质与土地制度。直到1960年以后，才真正把精力转移到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武汉隆重召开，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此前我与外地同行学者交往极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正是通过这次盛会，我不仅聆听了许多著名前辈学者的教诲，并且结识了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青年俊彦，我们从此风雨同舟，共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营建奉献终生。

正是在此次会后，华师领导念我多年苦战在教学第一线，从来没有享受过出外进修的优厚待遇，慷慨地给我两年学术休假，让我借此访师问友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当时，北大与近代史研究所对我都很有吸引力，北大是经过侯仁之亲自联络，邵循正满口答应接受；近代史研究所则是由于范文澜曾经挂名当过中原大学校长，刘大年等已把我看作势在必得的“自己人”。但没有想到更为热心的却是曾任华中师院院长的杨东莼，他在征得华师党委同意后，于1963年春天正式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义，把我借调赴京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资料，而北大与近代史研究所只不过是经常联系单位。

从1963年春天到1964年10月，我名义上是协助征集北洋史料，但实际上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并非很多，无非偶尔陪同章士钊与其几位北洋时期的同僚漫无边际地闲聊而已，真正有价值的史料还是他们自己过去已经发表的忆述。坦白地说，这一年多时间我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即《赵凤昌藏札》)和此前在南通市市委档案室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文献，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部分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20多万字的传记初稿，这就是迟至1986年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的原坯。

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得以充分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与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经常向许多学识渊博的师友问难切磋，这将近两年的进修比我读个学位的收获更大，可以说影响了我整个学术生涯。

在朋友圈中，首先要感谢李侃与龚书铎。我刚到北京时，为接待重点“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陪同他们住在全国政协临时招待所(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租用的两层楼)，与北京史学界仍然比较隔绝。只有李侃特别热心，因为此前他已与总编金灿然商定，把我与祁龙威等都列入中华书局的重点扶植青年学者计划。灿然虽然生病住院，仍召我面谈一次，多所垂询并给以鼓励。所以每逢星期天，李侃必邀龚书铎一起来看我，多半是在附近的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品茶、抽烟、神聊，中午就在院中活鱼食堂进餐。当时物价便宜，一餐饭加上二锅头还不到一包中华烟的价钱。那时星期天难得清闲，不谈国家大事，更不谈声色犬马，主要是谈书论学，自得其乐，我从他们那里获取许多学术界的最新消息。大约半年以后，“北洋老人”多已回家，李侃遂按原计划安排我住进中华书局潜心治学撰述。中华书局书库本身就有丰富收藏，有些是还来不及整理出版的大型书稿，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对我写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加以当时集中力量校订二十四史，全国史学大家都聚集在公主坟中华书局幽静的原址，作为年轻后辈，请教问难更为方便，其中唐长孺、王仲荦都成为我的忘年之交。正是在中华书局，特别是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期间，我才真正开始融入全国史学界。

李侃豁达大度，急公好义，有古君子风。他明明知道我的张謇传稿在来北京以前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但毫不计较，只要求为“历史知识丛书”写一本《武昌起义》就算交差，而且还给以优厚的稿酬。1964年10月，我因撰文评价李秀成惹祸，中宣部通知全国重点批判，中华书局对我的扶植计划亦告夭折。但李侃对我的友情始终如一，就在我回武汉接受批判并且又患黄疸肝炎之际，他仍不断寄来北京上好小米，供我作为中医药丸的添加剂，使我的肝功能迅速恢复正常。

李侃比我参加革命早，原先曾在东北局宣传部任机要工作，以后来北京调入中华书局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成为金灿然的得力助手，与中宣部的几位老领导关系也比较密切。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爆发时他就作为中宣部“黑线人物”横遭批斗；我的另一好友戴逸也因《论清官》一文得祸，大字报铺天盖地。华师历史系有一位曾在北京进修的“造反派”教师，看见这些大字报后联想到我与李、戴关系十分密切，认定我是隐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线人物”，甚至把我们在紫竹院把酒论学也视为暗授机宜的“黑会”，公开在大会小会发难，借助所谓群众声势逼迫我“彻底交代”。但是，“文革”10年，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从未牵扯别人以图“立功赎罪”。此所谓道义之交，自有坚守的做人的底线。所以“紫竹院黑会”的爆炸性新闻也就无疾而终。与此相类似的著名编辑还有《新建设》的王庆成、《光明日报》的苏双碧、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他们都是我推心置腹、放言无忌的密友，我们也都“好汉做事自己担”，从未诿过他人或牵连上级领导。这是我们心知肚明聊以自慰的一点小秘密。遇上这些懂行贴心的好编辑，是我学术生涯的极大幸运。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文革”总算走到尽头。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悼念好总理，声讨“四人帮”，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王庆成仍然给我寄来周总理的著名遗像，我挂在床头日夜思念，热泪湿透枕巾。“四人帮”垮台，普天同庆，京师螃蟹涨价畅销，李侃等高阳酒徒更是持螯尽欢。对于我们这一代曾经的“民主青年”来说，“文革”的结束等于第二次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自上而下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人民备受压抑而又积蓄已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是我一生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1981年继合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与地区开会、讲学与访问。1990年一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3所大学连续任教与研究共达3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并且结识了一大批风义之交与良师益友，正所谓“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

“文革”前后，我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非常强调对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人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或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才发生如此明显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很注意对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作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我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其实这要感谢已故的老师马长寿教授，他在金大作为历史学家开社会学通选课，自然会在我这个历史系学生身上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早已略有所知。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校园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引进西方学术新知形成热潮时，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反而有故人归来之感。

回顾既往，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其实这两个特点从张謇研究即已开始显现，只不过长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难以自由挥洒而已。我们这一代学人生不逢辰，青少年时代基本上在战乱中度过，特别是我自己竟连大学本科都耒读完，因此就学术根基而言，实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甚多，上山下乡频繁，很多时间都浪费了，连“勤可补拙”都难做到，何况又常以文字得祸，屡遭无妄之灾，自然难以学有大成。尽管由于历史的机缘谬膺学科带头人之选，但自己究竟有多少学术底蕴，内心经常为此惶恐。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缺少必要的学术高度，只能为年轻的后辈充当铺路石子，或者是披荆斩棘的前驱。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很快就从业已成为国际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先后转入商会研究与中国近代化研究；90年代以后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而最终又从基督宗教研究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我从不趋时跟风，但却难免喜新厌旧、浅尝辄止之讥，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我很高兴，我所开辟的这些领域大多后继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

为我这样学无大成的老人出大型文集，内心深感惶恐与歉疚，因为害怕如古人所讥剌的“灾梨祸枣”，流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但作为学术史而言，一部完整的论著辑录，也许可以供后世的研究者更便于检索。我忽然又想起晚清张维屏的那首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与宇宙乾坤、文化长河相较而言，吾辈普通学人岂不正如一株野草，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春草的多情也无非是自作多情，既无耀目光华，更非国色天香。但小草作为具有生命的植物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的生命意志何等刚毅，何等充盈，它用亿万群体的集体苏醒，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诗人以春草自喻，既非故作谦抑，更非妄自菲薄，而是对世事对人生已有更深层的领悟，其实也是彻底的自我解脱与更高的精神追求。我常以此诗题赠年轻学人，现在就作为文集自序的结语。

年届九旬的章开沅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多个重要研究领域开拓创新，取得颇受关注与好评的丰硕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博士和硕士，其中不少人现今也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近代史学者。章开沅先生还曾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及至晚年仍不断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陈利弊，建言立说，屡有发人深省之语。

章开沅先生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已经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奠定了显著地位，而这一重点学科在今后的进一步深入拓展，则有待我们后辈一代又一代学人不间断的艰辛努力。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依赖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编辑出版章开沅先生的文集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早期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张謇的深入探讨，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蜚声海内外，以及对近代商会研究的倡导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开创性研究、思想文化史与近代社会的“历史社会土壤学”研究，再到后期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和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章开沅先生曾涉足近代史诸多研究领域，并在许多重要领域都是开拓者或先行者，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除此之外，章开沅先生还曾在海内外举行过无数次学术演讲，接受了许多海内外知名报刊和电视台的访谈，晚年还撰写过一些回忆性文章，所有这些文字也都收录至文集之中。因此，可以说该文集是集中展现章开沅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皇皇大著。

严昌洪教授曾在201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海远航——章开沅-传》(作者刘莉)一书中概括描述章开沅先生说：他是史学家，曾将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又曾将国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他是教育家，是享誉国际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六年，育人无数；他是思想家，通过历史研究寻求前人智慧，对一系列攸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严昌洪教授写下的这段文字，称得上是对章开沅先生突出贡献的准确概括。

在庆贺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们遵从章先生本人的意愿，不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只是以这套十余卷的大型文集和另一部正在编辑的纪念文集，表达研究所以及学界同仁的良好祝愿。这部文集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具有学术传承使命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等出版社领导主动提出出版章开沅先生文集的意向，并征得章先生同意，随即与近代史研究所多次商议相关具体事宜，最终确定了文集的编辑方案，而且愿意不计成本，制作装帧精美、印刷优良的图书精品，为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奉献一份厚礼。  《章开沅文集》的顺利编辑出版，再次集中体现了我们研究所在章开沅先生的开创与培育下所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多年来，研究所全体人员除各自拥有自己的专攻研究领域之外，也形成了积极合作、共同从事重大项目研究的传统，由此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大型学术成果，受到史学界好评。该文集的收集整理与编辑，尤其是增补注释内容，工作量较大，单靠一二人将耗时甚久，只有研究所全体人员共同分担，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仅如此，文集如何分卷、各卷内容如何排列，以及相关各方面一系列具体技术问题的处理，研究所全体整理编辑人员曾经多次开会讨论，运用集体智慧一一予以解决。

具体负责文集各卷相关编辑整理工作的人员名单如下：第一卷至第三卷：何卓恩、许小青、付海晏、章博；第四卷和第五卷：田彤；第六卷：周月峰、徐炳三；第七卷：彭剑；第八卷：严鹏；第九卷和第十卷：郑成林、刘莉；第十一卷：魏文享。此外，刘莉承担了与出版社的相关联络事宜，黄丽为各卷文章的收集付出了努力，各卷编辑者所指导的研究生也参与承担了不少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略予说明。

第一，收入文集的早期著作与论文，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虽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文集中涉及的我国历代纪元按要求应该在其后加注相应的公历年，但考虑到公历年与阴历年并非一一对应，为避免错讹，一律不加注。

第三，由于文集所收各著作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就，有些观点不免带有时代的痕迹，为尊重历史，文中均一仍其旧。

“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先生的这一题词，是勉励我们后辈学人在学术研究的艰难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