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像小说，像回忆录，又像报告文学，但好像又都不是。它没有任何虚构，是作者在采访杨珍珠和索卡尔本人及其熟人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让两个主人公交替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灵历程，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般亲切。作者恰到好处地把自己的考察和历史资料糅进故事的背景之中，仿佛电影里的旁白者，始终隐居幕后。故事犹如两条铁轨平行地向前伸展，同时又像一根绳子的两股紧密地拧在一起。结构新颖，内容真实，令人回味。

一些幸存下来的珍贵照片使他们的故事显得更加厚重。

宁波人遇到某种特别稀奇、珍贵或者罕见的东西，就称之为“一条大黄鱼”。这里所说的大黄鱼是指那种令人渴望的、相当于黄花鱼家族中比较贵重的黄鱼。

罗伯特·索卡尔和朱丽叶·杨珍珠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条大黄鱼。这是一个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一切不可能皆可成为可能的城市。到那时为止，流亡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中国。越过中国“真正的长城”——语言关，能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当中有一位，那就是罗伯特·索卡尔。他是一个维也纳颜料制造商的儿子，在1938年的最后一刻随父母亲离开祖国。在上海的大学里，他认识了朱丽叶·杨珍珠。杨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但是，他却认为女儿与一个欧洲“穷学生”的友谊亳不足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终成眷属……

施台凡·舒曼十分出色地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毫无先入之见地重叠在一起，并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陌生世界。

序

Ⅰ 旧世界

 索卡尔颜料商店

 御赐宝剑

 学好德语

 光华——光耀中华

 凤凰保险公司

 外国人的城市

 五月三十五日

Ⅱ 遥远的城市

 “现在你们只剩下是犹太人了”

 西班牙风格的楼房

 啊，你这个可怕的城市

 在寺庙里避难

 另一种瘫痪

Ⅲ 新时代

 隔离区的黎明

 杨村

 Bon ami

 一位悲观女人的信

 在Love Lane里弄散步

 贵重的珍珠，光辉的荣誉

 上海最后的日子

 “小孩儿回来了！”

跋

译后记

除了我家里没别人。门铃响了——我屏住呼吸，透过猫眼向外面张望。德国党卫军冲锋队的人常来检查共同租住的房客。可是，我看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乞丐，所以我就没开门，又轻轻地溜回房间。这时候，门铃再次响起来，我又一次向外窥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那个人形体有点异样。突然，我明白了，那是我父亲。他光着头，没戴眼镜，牙齿被打掉了，他已经变成无人照管的伤残者，裹在他身上的那件破大衣长及脚踝。谁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夏天他就被抓走了。当然，现在我立刻让他进来了；但那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几乎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仍然看得见我从猫眼向外窥视时的那幅景象。

索卡尔是索科尔一个稀有的变化。这两种发音涉及的是同一种动物：鹰隼。在绝大多数斯拉夫语言中，都是这样叫的。也有一个与索卡尔同名的小城市，这个小城位于雷姆贝格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们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那个地方迁移到雷姆贝格的。大多数索卡尔家族都是犹太人。

我的父亲西格弗里德·索卡尔1892年生于雷姆贝格，排行老二：路德维希、西格弗里德、柯内尔和蕾拉，也就是奥蕾拉的呢称。大多数犹太人家庭的祖先当中都会有一位犹太教经师，就像每一个俄国流亡者至少有一个叔叔是大公爵那样。但我们家族只出了一个颜料商人。我父亲的父亲，甚至爷爷的父亲就已经干这个行当了，就像后来他的弟弟柯内尔一样，尽管他对这一行并不那么得心应手。我父亲十四岁时在他祖母的暗中支持下离家出走，祖母把两个古尔登金币偷偷塞在他的长筒袜里。他在维也纳的一家颜料厂找到一个位置并在那里完成了学徒考试。

1910年他应征入伍，加人K+K军。正当他的服役期满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因此，他在军队里一待就是七年，最后他在连队里当会计。他服役的地方是意大利前线并在那儿经历了伊松佐河战役。尽管他不一定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却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他甚至热爱皇帝，就像几乎所有的奥地利犹太人那样。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选择了社会民主党。当他复员回到维也纳的时候，他获得了满师证书，终于在第十区宠臣街开了一家店铺：安东广场索卡尔颜料店。

我母亲克拉拉·拉滕纳生于1893年。她在寇洛美雅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加利奇的亚布隆诺夫长大，她的父亲以西多是希尔施男爵学校校长。这位犹太男爵把他的财富归功于几条铁路的建设，其中有一条是东方快车。他创办的这所学校应该把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犹太人居住区的居民培养成同化的市民。因此，意第绪语在那儿是被禁止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当地的语言。虽然以西多本来读为伊萨克，当然那是意第绪语的发音，不仅因为它要适应当地环境，而且也是为了与孩子们的家长沟通，在自己家里说意第绪语也被禁止。所以，在我们家里从来都不说意第绪语。后来，当我在上海更多地钻研意第绪语的时候，我的母亲感到很不高兴。对她来说，这种语言很粗俗。我所掌握的一点点意第绪语的知识却偏偏是在中国学会的。

以西多和他的妻子冉内特也有四个孩子：玛雅、弗丽达、克拉拉和沙洛。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生的，每个人都得到父亲的一笔另外的资助。因为在多瑙君主立宪的国家里有好几个这样的希尔施男爵学校，以西多每过几年就被调动一次，直到俄国人侵加利奇于1917年把他们一家驱赶到维也纳为止。出于对俄国人的恐惧，他们几乎徒步走了整整几千公里。起初，他们还隐藏在亚布隆诺夫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的树林里，然而，当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那个小城市变成一片火海之后，他们知道再也没有退路了。

官员在这个家庭里被视为男人的理想。他为大女儿玛雅挑选了一个铁路官员做新郎，一个奥伊尔贝格的工程师，后来在三十年代他成了寇洛美雅火车站的站长。为二女儿弗丽达找了一个未来的法学家劳尼欧·拉格施坦因。只有我的母亲出了圈儿。大概有好几个候选人，甚至和其中一个订了婚，但是却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婚。当她在一位共同的女友介绍下与我父亲相识并于1922年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一位商人！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然而，后来她在姊妹四个当中情况却是最好的，至少正常的婚姻关系存在了那么久。

在维也纳的头几年，她是凤凰保险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她的亲戚中有好几个在那儿供职，她的姐夫劳尼欧也在那儿。后来他甚至把我父亲也带去签订了一份人身保险。他本来叫萨姆埃尔，希伯来语叫施姆埃尔，意第绪语叫施密尔，后来却使用波兰语的爱称形式尾音尼欧，被称之为施密尼欧。劳尼欧就是从这个名字演变来的。此外，在我们家里几乎从来没有人这样叫他，只是在纸上那样写：我的表姐菲利西娅使用的名字是菲拉，曼雅的名字是阿玛丽亚，而叔叔沙洛本来叫亚历山大。

结婚之后，我母亲过的是一种很讲究的维也纳太太的生活。从童年起，她的头发就是金黄色的，后来借助于过氧化氢染色。每当别人把她和一个电影明星相比的时候，她听了总是很高兴。她经常去咖啡馆、戏院、轻歌剧院和大众歌剧院。有一次当她的名字登入报纸的社会专栏，虽然被排在最后，但她相信自己已经成功了：

猎兔球戏是最美丽的女人和姑娘们约会时玩的游戏，大厅用常青藤装饰一新，构成一幅令人陶醉的图像。包厢全部被上流社会人士坐满。可以看到联邦总理夫人穿着一身白色的绸缎，巴伐利亚公主艾尔维拉梳妆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身珠光宝气。瑞士特使夫人穿的是飘逸的丝绸，相反她的小女儿则像一位真正的阿尔高地区女子。商务顾问夫人、柯克埃斯夫人、索尔特里阿德斯的夫人和克拉拉·索卡尔夫人，则穿着华丽的蓝色民族服装。P7-10

宁波人遇到某种特别稀奇、珍贵或罕见的东西，就称之为“一条大黄鱼”。这里所说的大黄鱼是指那种令人渴望的、相当于黄花鱼家族中比较贵重的黄鱼。普通的鱼虽然也偶尔会进入渔民的网中，但是一条真正的大黄鱼还是很少落网的。

杨珍珠，宁波一个望族的千金和来自维也纳的犹太青年罗伯特-劳伊文·索卡尔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条大黄鱼。这是一个引人人胜的特殊事件，一个独一无二的浪漫故事。这个故事绝非偶然地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那个奇闻异事到处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而且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一切例外都会变成常规的城市：上海。三十年代，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足足一万八千名犹太流亡者在那儿找到了避难的终点站。那地方不是他们挑选的；如果说他们还可以选择的话，那么这简直就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一种惨无人道的暴力正在世界的另一端肆虐，那是一个暴徒横行的城市、罪恶的渊薮，带着屠杀氛围和令人无法理解的文化烙印。那也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但在所谓合并的奥地利和“十一月大屠杀”之后，几乎所有可以考虑的国家都缩到官僚主义壁垒后面躲了起来，于是就只有遥远的长江三角洲的海港城市成了最后的一条出路。太多迥然不同的势力在那里冒险，都试图支配一切，因此那里没有一个要求签证的中央权力机构。那是一种历史的心血来潮：假如巴拿马或者吉布提保证自由入境，流亡者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到那儿登陆。到那时为止，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去中国。即便他们在那儿逗留了差不多十年之后，他们的联系也只限于最急需的几种。在最好的情况下交流也会发生误解。只有很少人能成功地克服融人中国的真正障碍——语言。许多人甚至连一次中国饭也没有吃过，他们只和同乡交往。更不用说他们会爱上一个中国人了。在那一万八千人当中，大概只有十来个人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在上海的西方人几乎不会有一个人长期独居，可是这样的结合对于那些一无所有、惊慌失措、非情所愿处于临时状态的流亡者们来说，似乎简直就是大错而特错的行为。逃亡途中的爱情关系和一个从夜总会跑出来的舞女可能发生的一夜情也许没有什么不同。至于那种严肃的结合，无论和一个亚洲女人还是和一个亚洲男人结婚，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罗伯特·索卡尔却敢做敢为。这位朝气勃勃、求知欲旺盛的生物学大学生在大学里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子。一段试探性的、出乎意料之外的离奇浪漫史开始了。双方的家庭都很不高兴，婉转地说，也只是一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杨珍珠的父母亲担心自己的女儿落人一个“乞丐”和“野蛮人”之手；对于罗伯特的父母亲来说，他与一个“亚洲女人”的结合则好像是一个误人歧途的丑闻。然而，他们俩却顽强地坚守着两人之间安静、骄傲而又大胆的爱情，尽管在他们周围也许没有人能够理解。单从表面看，他们的关系似乎也不是那种干柴烈火式的爱情故事，原因也许在于亚洲人的习惯、年轻人的胆怯和这两位未来的自然科学家的羞涩天性。然而，环境却使他们的爱情成为一场冒险，尽管那时候世界到处充满暴力，时代变幻莫测，他们还是风雨同舟，厮守一生。当年他们俩相识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以至于使他们整个一生都受益匪浅。这就是他们的，同时也是两个家庭、两种文化和两个大陆之间的故事。

中欧的流亡者们感到在上海失去了根基。但是，罗伯特在书本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学习、知识、研究——在他身上，这些东西的作用就是使他生存了下来。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学生，现在他的杰出能力在中国脱颖而出。世界四分五裂了，而他只要取得优秀的成绩，最烦恼的事情也化作烟云消散。科学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当然，1943年的上海看起来并不是科学研究者飞黄腾达的合适跳板。那里的大学和西方世界完全隔绝，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中国其他地方隔离。尽管如此，罗伯特·索卡尔最后还是发展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他成了打开新科学领域行业的一位稀有的代表——可能这恰恰是因为他被迫开始独立思考的缘故。因此，他的故事就可以被当作一种向自修者典范致敬或当做特别好学者的个案研究来阅读了。

当时，上海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热点文化和全球商业潮流的枢纽。正是在那个疯狂的、愤怒的三十年代，它显示出自己是那样一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城市：一个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人口大杂烩，一个肮脏的世界奇迹。冠冕堂皇的、不正经的、老奸巨猾的、吃人的、放荡的和没有感情的人，应有尽有。那里的摩天大楼比欧洲的还高，那里的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那里的赛马场、交响乐团或者那里的豪华宾馆不用担心和拘泥于细节的西方人做比较。但在这同一座城市里，也生活着一百万中国难民，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倒毙街头，在所有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死于哺乳期。上海精神(the shanghai mind)——这个闪闪发光的概念标志着那种善与恶的锋利意识。公正与不公正、真实与谎言，诸如此类通行的道德货币在这里是无效的。可是，在这种形形色色的放荡之中，无辜者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在斗争中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上海，这个违背人们意愿的世界城市，显得像一个多棱镜那样，当我们眼看着就要感到习惯的时候，它却冲破了时代的冲突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它像一个剧院的包厢位置那样处于太平洋战争舞台的中心。然而，大概我们直到今天方才意识到当时在东亚所完成的那个时代转折的规模。

相反，像许多别的坚固而令人感到舒适的东西一样，三十年代的维也纳，从前的多瑙河王朝光荣的资本，却像一个延续了数百年并得到巩固的文化城市那样处于欧洲的心脏。然而，这个世界却正在走向毁灭。我们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这本书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宁波著名医生杨传炳之女杨珍珠与奥地利犹太流亡青年罗伯特·索卡尔。今天，他们已届耄耋之年，在美国长岛一家养老公寓里安度晚年。

跨国爱情故事今天已不新鲜，但那时候可谓凤毛麟角！

本书作者德国新闻记者施台凡·舒曼因为爱上了一位中国女子，在偶然发现了“杨索”的爱情故事之后，萌发了要为他们的爱情立传的动机。在女友的鼓励和催促之下，这部书完成了，他们说这本书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德文原版书护封前勒口上是这样介绍和评论这部书的：

宁波人遇到某种特别稀奇、珍贵或罕见的东西。就称之为“一条大黄鱼”。这里所说的大黄鱼是指那种令人渴望的、相当于黄花鱼家族中比较贵重的黄鱼。

罗伯特·索卡尔和朱丽叶·杨珍珠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条大黄鱼。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和独一无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一切不可能皆能成为可能的城市。到那时为止，流亡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中国。越过中国“真正的长城”——语言关，能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当中有一位就是罗伯特·索卡尔。他是一个维也纳颜料制造商的儿子，在1938年的最后一刻随父母亲离开祖国。在上海的大学里，他认识了朱丽叶·杨。杨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但是，他却认为女儿与一个欧洲“穷学生”的友谊毫不足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终成眷属……

施台凡·舒曼十分出色地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毫无先入之见地重叠在一起并诱惑读者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陌生世界。

杨珍珠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医生世家，祖父早逝，父亲杨传炳在兄弟中最小，早年留美学习西医，回国后在宁波外滩任检疫医生，日本侵略者炸毁了他们家的房屋后，全家逃到上海。日本进攻并占领上海后，他又把全家女眷送往老家浙江天台山避难，直到他在法租界站稳脚跟，才把家眷接回上海。

杨珍珠和罗伯特·索卡尔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相识。索卡尔在生物学系。杨珍珠本来是医学系学生，因去天台山避难耽误了学业，回来后转到生物学系。他们是在索卡尔发起成立的“圣约翰生物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相识的。索卡尔研究蜻蜓的形态，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临行前，杨珍珠的父亲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翌年杨珍珠完成关于一种食用鱼的神经系统的论文，毕业后去美国，在芝加哥与索卡尔结婚。由于杨珍珠的签证是探亲签证，她不能继续学习，也没有工作许可。为了爱情她放弃了学业，打黑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默默地支持丈夫的学术研究。她的奉献，成就了罗伯特·索卡尔的事业，表现出一位东方女性的伟大品格和牺牲精神。因此，罗伯特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说：她“也应该获得‘使丈夫通过’的博士头衔”！罗伯特·索卡尔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他创立的生物统计学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应用。

他们的故事既令人感到欣慰，也令人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凄楚！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结局堪称美好，晚年幸福，一子一女都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稳定的工作。罗伯特的父母亲战后返回奥地利，索回了被剥夺的房屋和商店，后半生平安无事。

令人感到凄楚的是杨珍珠的家庭在她去了美国之后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五六十年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使这个大家庭遭遇灭顶之灾，财产被剥夺，且家破人亡，珍珠的父母亲相继死去，哥哥被发配到东北劳改营，最后死在那里。  透过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一部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简史，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中国医生世家的沉浮。杨珍珠晚年回忆中的一段话颇发人深省，她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时代被再次颠倒了似的，这就是我从罗伯特的讲述中熟悉的事情：迫害、剥夺权利、剥夺财产、在劳改营服苦役。”

这本书像小说，像回忆录，又像报告文学，但好像又都不是。它没有任何虚构，是作者在采访杨珍珠和索卡尔本人及其熟人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让两个主人公交替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灵历程，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般亲切。作者恰到好处地把自己的考察和历史资料揉进故事的背景之中，仿佛电影里的旁白者，始终隐居幕后。故事犹如两条铁轨平行地向前伸展，同时又像一根绳子的两股紧密地拧在一起。结构新颖，内容真实，令人回味。

一些幸存下来的珍贵照片使他们的故事显得更加厚重。

李士勋

2010年5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