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居
金衢盆地的龙游、兰溪县，今日不算十分富裕，明清时期可是商贾辈出。有多少人的生意失败了，我们不爱听，这里只说那些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
乡下的攀比较劲，住宅是最直观的载体，媒婆的花言巧语中，向来也以豪宅别业最具说服力。家乡房子的观瞻，是富商巨贾的大事。今日，龙游、兰溪所见的古民居，通常都很气派。
说是古民居，其实不太古，多为清代、民国遗构，如果能发现明代以前的房子，将比考古队员掘到北京人头盖骨更加稀罕。
远远地，我们就能看见三山式或五山式的马头墙。在今天的10go(标志)中，高耸入云的马头墙是江南民居的经典标志。
看过马头墙，迎面而来的是门楼。门楼是民居的正门，由砖石砌成，外观却完全是一座极尽雕饰的木牌楼，这是“门面”的题中应有之义。高处的瓦檐，两端高高翘起，门上的雕饰不是吉祥图案就是忠孝节义的故事，见过这种门楼的人，当能体会“鬼斧神工”绝非玄虚的文学词语。然而，村庄中的门楼大同小异，虽然壮观，却也单调。凡事太过了，又必然俗气。我们欣赏女子适度化妆，而眼前这位名叫门楼的“徐娘”，年纪不小，脸上的脂粉却厚得不得了。成功人士追求美与体面的生活方式，值得赞许，只是他们的趣味从来需要文人的引导。
穿过正门，便是开敞的堂屋，也称中堂。当年，太师壁中央，会悬挂一幅中堂画，俗人往往是花花绿绿的喜庆画，雅人则多是寄情高远的山水画。两侧的对联和上头的堂匾，书法辞章，未必俱佳，但比今日公园里所见又高出一筹。壁前的长条案，中间摆香炉，两侧对称置烛台、花瓶各一，这是庄严的组合；案前的八仙桌，左右各设太师椅，主人安坐其上，这是体面的姿态；两侧的靠壁，照例也挂书画，让主人看去更像个“儒商”，这是风雅的象征。如果实在无力置办名家字画，又不怕别人笑话，以景德镇烧制的瓷板画权宜代之，亦可。
凡是肉眼不容易见到的地方，可就简陋多了。外观气派的房子，内里却通常采光不佳、通风不良，黑咕隆咚的角落，所在多有。后头的厨房，柴火挨着灶头，煮起饭来，呛得要死。当然，满院子也找不到像样的厕所。按理说，住宅的设计，应该首先考虑人的生活需要，可从古民居的实际状况看，设计师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两侧的厢房，当年住女眷。门窗隔扇的木雕，总是古民居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机械的几何纹样，组合起来，竟然如此灵动而浑然一体，点缀其间的禽鸟正欲夺框而出，腰板间的人物仿佛又能开口讲话。人们无不叹服，赞美东阳木雕师傅的天才创造，然而又不免疑心，莫非古人更在乎构件的雕饰而非居住的舒适，好比写文章的人专做那辞藻的功夫? 透过精美的窗棂，费力向内搜寻，只见一团漆黑。是的，女子的闺房岂容他人窥视。曾记否，红楼中的林黛玉，只念得一句《西厢记》“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薛宝钗便以为这位千金小姐简直满嘴胡话。窗棂背后，是封闭压抑的樊笼，在这里，有多少妙龄女子的青春，不曾怒放，便已凋零。
圣人制礼作乐，用心良苦，古民居的固定格式，自有深意。奢华而压抑的大房子中探出来的，将是一张张麻木而枯萎的脸，如同我们在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和鲁镇见过的那样。P3-7
后 记
1995年，我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初，就写点小杂文，给《杭州日报》副刊投稿。《杭州日报》的李玲芝老师热情鼓励我，当时的人们对白纸黑字的印刷品又尚存几分敬畏，有一段时间，我格外有写作的热情。
2001年后想法改变，我认为考古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业务上。我梦想成为纯正的考古学家，于是长年奔波于野外，先是做瓷窑址考古，后来从事浙江地区南宋墓葬和城市的调查发掘，逐渐疏离杂文写作。
现在看来，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殊为无谓。然而，生活阅历的积累，确实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见识。后来我偶尔翻阅旧作，时有“悔其少作”的感叹，以为从前的写作太过仰赖模仿和书本，却忽略了来自考古田野的直接的生活经验。对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是不划算的。
这里收录的，是2009年以来的杂文。大致可分五类：“观物”篇，大概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石语”篇，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搜罗浙江出土宋元墓志是我的业务工作之一，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不吐不快；“冢书”篇，是围绕古代墓葬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我近年较有心得的部分，同样，这些文字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内里则依然是文艺性的；“行路”篇，是考古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谈薮”篇，是杂谈调侃类的文字，酸甜苦辣、百味杂陈，杂文虽小，也要尽量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这是我一贯的追求。当然，以上分类只是聊备一格，事实上，不少篇目界限暧昧，难以绝然归类。这组文字题材庞杂，但多数有其共同点，那就是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通常取材于田野生活。对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
说起来，还是应该感谢《杭州日报》副刊部。2009年，邹颖滢建议我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开一组以“考古人茶座”为名的专栏。后来的写作，断断续续，内容上固然泛滥无归，然于文字的趣味，终归是朝此方向努力的。
唯其来自田野，故首先要感谢浙江各地文物部门的朋友。我无法一一罗列他们的姓名，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寸步难行，也正是他们，赐予我丰厚的生活滋养。
感谢来自陕西的考古技工李文艺先生，一个朴实的农民。他名叫文艺，其实一点也不文艺。十年来，我们辗转各地，在考古工地一起度过无数个晨夕。他对我说：“老了，以后就不再出门了。”2014年6月的一天，我送他踏上回陕西扶风老家的火车。那天，天气闷热，看似要下雨，但终究是晴天。 感谢楼泽鸣先生，一个暂时未找到固定工作的大学生。他自2012年起，跟我在考古工地工作。他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几年，比大学四年所学知识的总和还多。我说：“可惜我无法给你更多的财富，我们从事的工作，从根本上说，不能发财。”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乐趣是最好的老师，多读书、多行路、多思考，如果可能，写点东西，生活也许会变得更有趣味。
感谢《杭州日报》李玲芝、莫小米、韩斌、周华诚、邹颖滢、潘宁，《浙江日报》檀梅、李月红，《钱江晚报》林梢青诸君，是他们长久以来的鼓励和督促，使我平素的杂览汲碎，终于能在今日汇聚成一本书册。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曼编辑，本书的面世，凝聚着她的心血。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先生赐序、海宁市博物馆金雪女士绘制水墨插图，本书因之增色。
纸短情长，恕不一一。
郑嘉励
2016年2月26日
(一)
与嘉励兄相识于十几年前。他的本职工作是考古，但一起聊天的时候，往往都是听他谈“文学”，甚至是很专业的“咬文嚼字”，而通常很有道理，教人不能不服。《考古人茶座》中的不少内容是在聊天时发表过的，部分文字尚带着口语的痕迹，当然更多的已然经过打磨，然而我阅读之际却是能够看到说话时的神情，便更觉亲切。也因此会想到宋人诗中的一联“斩新句子包诸体，放泼腔儿令一家”(刘克庄《答卓常簿二首》之一)，移赠嘉励兄，觉得刚好合式。
以前只知道“智商”一词，近年方闻得有“情商”之说。以我的“物恋”，总喜欢从一器一物见出人情，读《茶座》中文字，每能感觉到嘉励兄也是同道。当然以他的专业优势，对“物”的接触远比我直接，自然更可触摸到古人的脉搏。主讲人的考古，集中在“历史时期”，与史前的辽远相比，似乎更容易放进自己的“当代经验”，多一分对古人的体贴。无法放进考古著述的感慨，在这里便发散为“文艺”，于是生发出“看历史”的智慧，比如《城隍庙》篇。这一类文章读了也是教人喜欢的。
《墓志中的夫妻》，很有意思，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且以后在撰写《“千春永如是日”：泸州宋墓石刻中的生活故事》《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两文的时候，当日的读后感还在发酵，也因此促使我在秉笔之际多存一份思考。记得初从遇安师问学的时候，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开卷有益”，虽然这早是耳熟能详的旧话，但真正明白它的“指导意义”，却还是在不断求知的过程中。放翁诗云“学问更当求广大，友朋谁与共磨砻”，诚为见道之语。
(二)
《考古人茶座》读后，曾写下以上一段感言。去秋见面，嘉励兄说《茶座》易名为《考古的另一面》，将要结集出版，因以写序为命。闻命不胜惶然，惟以谊不可却而胪陈旧日杂感，其实此编研幽辨物，嘘英吐华，自有它的分量和魅力，原毋须他人辞费，而书中的一段文字也正好可以作为题词置于卷端：
“生命就是一段旅行，一段曲折丰富、悲欣交集的旅行，沿途到处有瑰丽而无奈的风景。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观看沿途之风景，体验观赏的充实，领悟人生的真谛。人就是趁活着的时候，做点事情，体验人生。”
扬之水，丙申上元节后
郑嘉励著的《考古的另一面》是考古学相关著作中难得一见的趣味性非常浓厚的杂文集。综合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等多种元素，大致可分五类：“观物”篇，大概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石语”篇，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搜罗浙江出土宋元墓志是作者的业务工作之一，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冢书”篇，是围绕古代墓葬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作者近年较有心得的部分，这些文字貌似偏学术性，内里却属文艺性的；“行路”篇，是作者考古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谈薮”篇，是杂谈调侃类的文字，酸甜苦辣、百味杂陈。这组文字虽题材庞杂，却有其共同点，那就是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通常取材于田野生活，这也是本书最具独特性的地方。
作者虽为考古学家，但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严肃、古板。他的文字诙谐幽默，时不时地会爆出一些笑话，让人忍俊不禁。而以文人的笔法来写考古生活，在考古学著作中亦不多见。这是作者多年来的坚持，也是他的一种理想——可以达成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与思想的连接。考古历来都属于冷门，大众对这一学科的关注度往往不够，总觉得与其有太远的距离和太大的鸿沟。郑嘉励先生的《考古的另一面》这本书，正是在大众与考古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考古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