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彪西编著的《热爱音乐》内容介绍：印象派音乐作为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今天欧美各国的广播、电视、电影和音乐会上演奏得最多的音乐之一。德彪西是这一流派最杰出的代表。印象派音乐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中国人民有权分享。

《热爱音乐》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一生最经典的随笔集，在《热爱音乐》里，作者用力地探讨着音乐、作曲家、社会、人生的关系。是我们了解印象主义音乐，并通过印象主义音乐了解艺术与人生的一扇窗口。作者语言幽默，批评结合自身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年代的音乐与世情。

译序

印象主义音乐的先声

 印象审美

 耶稣与贝多芬

 歌剧院的腔调

 请上帝饶恕我

 跟克罗士先生的对话

 小议迷信种种和歌剧一出

 我为什么写《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

 音乐发展的方向

 德国对法国音乐的影响

 万桑·丹第的音乐剧《外乡人》

 露天音乐与音乐会

 重演《茶花女》

 大众的审美

 当代公众的艺术教育之我见

 反对音乐行家

 国立喜歌剧院

 宗教音乐会

 爱德华·格里格

 滑稽音乐的趣味

 寄自伦敦的信

 从音乐角度看罗马奖学金

 威廉亚姆·肖迈的喜歌剧《别室》

 一九○三年的乐坛总结

 关于夏尔·古诺

 玛丽·伽登

 关于《希波利特与阿莉西雅》

 音乐不是诗

 马斯涅去世了……

 让·菲利普·拉莫

 科洛纳音乐会

 谈谈对艺术的尊重

 年终絮语

 论情趣

 论先驱者

 音乐会

 《嬉戏》

 为了音乐

 终于，只靠我们了……

 《为了法国音乐——十二篇发言汇编》代序

访谈录

 《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上演前夕

 《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

 法国音乐的现状

 瓦格纳对音乐的影响

 德彪西谈自己的音乐作品

 “我什么也没有创新”

 去巴黎音乐学院做什么

 德彪西先生解释当代音乐

 今天与明天的音乐

 现代意大利音乐调查

 德彪西访谈录

 古典理想的复兴

 慕尼黑法国音乐周

 答匈牙利记者问

 赛义德火车站

 外国音乐与法国音乐家

 一位音乐大家的想法

 关于分散音乐活动的问题

 克洛德·德彪西与《圣·塞巴斯蒂安殉难记》

 德彪西先生与圣乐

 明日的歌剧

 德彪西的歌剧计划

 评当代音乐

译后记

人们大谈特谈合唱交响曲，谈得乌烟瘴气，漫天流言蜚语。这部杰作遭到愚蠢的评论最多。有一种奇怪的顽固想法，将这部杰作永远地贴上“神秘”的标签，就像那著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值得奇怪的是，合唱交响曲并没有被其引起的纷纷议论所湮没。瓦格纳建议为其补充配器。其他人设想用幻灯来解释情节。最终，大家把这部气势磅礴、明白易懂的作品变成了使听众望而却步的怪物。也许承认这部交响曲中有奥秘，人们就可能解开这个奥秘，可是，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贝多芬不是不值钱的文人（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他很骄傲，他热爱音乐。音乐对他来说，是酷爱，是欢乐。他的私生活中极其缺少欢乐。也许合唱交响曲只是他的音乐自豪感的较为夸张的表达，仅此而已。有个小本子，上面记录了这部交响曲的末乐章主导乐思的两百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个小本子证明，贝多芬曾进行了顽强的探索和纯粹音乐上的思考（席勒的诗在这部交响曲里，说实在的，只具有音响的价值）。贝多芬想让这个主导乐思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如果说这个主导乐思本身就出奇的美，那么，由于完全符合作者的期望，而成为气势恢宏的壮美。让一种乐思适应人家提供的模子，没有比这再成功的例子了。主导乐思的每一次发展，就是一次新的欢乐，不使人感到疲倦，不使人感到重复，简直如同一棵树，其树叶全部同时冒出，并开出奇妙的花朵。在这部巨型作品里，没有什么是多余的。即使那被新近的美学家视为冗长的行板，也不是没有用的。在持续不断、节奏鲜明的谐谑曲和乐队奔腾直泻、势不可当地把歌声推向光辉的末乐章之间，插进行板，难道不是事先巧妙安排的一个休息吗？再说，这位已经写了八部交响曲的贝多芬，几乎命定要想到写第九部的，并且决心要超过前八部的水平。我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怀疑他的成功。他那醉心自由的心灵，由于命运的讽刺与安排，被锁在大人先生们失当的宽厚与友谊形成的金色牢笼里，从而受到伤害。尽管如此，洋溢的人道主义感情仍然挣破了交响曲的局限，从他的心灵喷发出来。贝多芬的内心充满痛苦，热烈希望人类与他同声附和。因此，他通过千百个嗓子向他的最卑贱和最贫穷的“兄弟们”，发出这样的呼声。这些兄弟们听到他的呼声了吗？这问题很难回答。

星期五耶稣受难日，舍维雅先生演出了合唱交响曲。他对作品的理解使他凌驾于众多伟大的指挥家之上。同时他还演奏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几部已经变味儿的杰作。唐豪塞、西格蒙德、罗恩格林，再一次大喊大叫，要求主导主题！老贝多芬严肃、合格的大师地位轻而易举地就战胜了那些头顶高帽、资格不明的先生们的江湖语言。P14-16

一九六二年是德彪西诞辰一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中国文艺界决定发表德彪西的部分音乐作品和音乐评论，以示纪念。我的大学同窗和好友胡其鼎，当时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任职，写信给我，约我翻译德彪西的音乐评论集子《克罗士先生——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我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执教法语，大概也是不甘寂寞吧，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谁知一百多页的小册子耗费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深感自己不仅音乐知识不够用，语言知识也是捉襟见肘。德彪西从一九○一年起应邀为报章杂志写音乐评论专栏。他把听音乐会所获得的印象和音乐作品的内容，用文字表述出来，让当时的读者分享他的感受。音乐是抽象的，音乐语言所表达的喜怒哀乐，所描述的风花雪月，听众的理解差异很大，因为个人的教养和阅历很不相同。没有一定的音乐知识启蒙和一定水平的感受力，恐怕是很难听得懂纯音乐的。何况，他听的音乐会，译者没有听过，再加上他文笔犀利，妙语连珠，十分俏皮，时隔六十余年之后，译者要用汉语来传达德彪西当时对作品的描述和感受，实非易事！这是我在接受任务时没有料到的。

译者当时受到一位高人的点拨与帮助。她是我的前辈同事潘英生先生。她有法国血统，精通法、英、汉三种语言。她应外文出版社之约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法国人读了之后都赞不绝口，称赞译本文字优美而传神。她当时在上外教高年级的法文精读课，我是她的助教，关系甚为融洽。她常常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为我解答翻译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她给予的可贵帮助，确保了译文的信实可靠。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买德颐女士，收到我韵译稿后，又请了一位忠厚长者陈冰先生，对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阅和润色，使译文生色许多。

一九六三年初，此书面世，十分走俏。其鼎来信告知，出版社准备再版，如果译文有改动之处，请速告责任编辑。我当时教学很忙，还没有来得及抽出时间，重新校阅译文，上海《文汇报》便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署名的大块文章，对这本小册子进行批判。他的批判是从该书的出版说明开始的。该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几句话：“克洛德·德彪西……通过假想人物克罗士先生……对音乐与生活、音乐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对音乐家的社会作用以及对听众的艺术趣味的培养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作为打手的姚文元，在这本书中发现了音乐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讨伐西方资产阶级音乐思想对中国音乐界的腐蚀。于是一篇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文章就这样出笼了。他在译文中寻章摘句，逐一反驳德彪西“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认为他是一个蔑视群众，傲慢自大，听不得任何意见的资产阶级音乐家，因为德彪西自视甚高，把自己比喻为“鹤”，把群众比喻为“鸡”。此说缘于书中假想人物，克罗士先生的一句话，他建议艺术家“要保持鹤立鸡群……”这本是一个中国成语，是表示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之类的意思。原文中既没有鹤也没有鸡，跟鹤与鸡没有任何关系。以此去批评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外国音乐家，实在叫人啼笑皆非。姚文元当时在上海文艺界是以大棒和无知而闻名的。他曾以一篇《照相馆里出美学》的文章而受到学界的耻笑，因为他对什么是美学一窍不通。朱光潜先生当时正在北大西语系给我们上美学课。他谈起姚文元，除了嗤之以鼻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但是，也有铁骨铮铮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先生，对这种无理取闹的文章实在看不下去，奋笔疾书，批驳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并在文章最后规劝姚文元，作为一个已有一定知名度的“评论家”，不要好读书不求甚解云云（大意如此）。接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沙叶新先生也撰文反驳，诘问姚文元，审美的鼻子应该如何伸向德彪西。随着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上海《文汇报》几乎每周都刊登批判或研究德彪西的文章，历时达一年之久。其间，北京音乐界的人士也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一场原本想对德彪西进行大批判的运动，渐渐转变成了一场如何正确对待西方音乐文化的学术讨论。这自然不符合当初挑起这场批判的真正意图，因而讨论叫停了。一年中发表的讨论文章，人民音乐出版社收集起来，竟有三四百页之多。

在这场论战之初，《文汇报》一位记者来上海外国语学院看我，向我了解翻译此书的始末，并听听我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我们谈起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文艺新潮的兴起和东方艺术的传入。东方艺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量传入西欧。东方艺术在绘画中注重神似，注重整体布局和整体印象，而忽略细节的准确性。当时西方照相术已经发明，并日臻完善，黑白电影已经呼之欲出。艺术家们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表现方法。而追求艺术的不断创新，正是西方艺术家的一大优点。东方艺术的传入，给西方艺术界带来了一股清风，带来新的启迪。因而，绘画、音乐上的印象主义，诗歌、戏剧上的象征主义，便慢慢风行起来。现在中国介绍一位印象派音乐家（顺便说一句，中国第一代到法国留学的音乐家都曾受到印象派音乐的影响，包括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我们批评人家，不是批评到我们老祖宗的头上来了吗？这位记者听了颇觉新奇，嘱我把这番话写成文章，他替我发表。我当然没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这场批判运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当时的外国报刊惊呼：中国连德彪西和贝多芬都批判啦！

一九六六年文化犬革命一开始，批评过“批评家”的贺绿汀先生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并被投入监狱。笔者当时已被划入“另类”，除了接受批斗之外，失去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权利。一个周末，我去南京路看大字报，正好听到广播中转播批判贺绿汀大会的实况。张春桥在大会上说，“贺绿汀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反党”，指的就是撰文反驳姚文元对德彪西的批判一事。贺绿汀是一个极其爱党爱国的艺术家。在中国二十世纪音乐史上，他是把西方音乐技巧用来表达中国思想感情，做得最早、最出色的音乐家之一。他的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和抗战时期写的《游击队员之歌》都堪称中国二十世纪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样的音乐家因为一篇文章而在政治上蒙受冤屈，我感到心如刀割，心若死灰。后来听说，沙叶新先生也因他的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译一本书，为一本书辩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就可能被人罗织罪名，遭受批斗，甚至蒙受牢狱之灾，这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来说，已经很难想象是怎么回事了。

光阴荏苒，转瞬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笔者蜇居北美一座小城里，过着平淡而清静的生活。二○○六年某日，家中电话铃突然响起。阔别了四十二年的老友沈志明先生从巴黎打来长途。我们分手时都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热血青年，现在都已升级，当了爷爷。我们相约到上海见面。就这样，我们在当年的五六月间在上海见了两次，畅叙别后种种。他告诉我，他现在是以商养文，正在编一套法国名家论文学艺术的丛书。第一辑五本已经出版。会见时，他带来一本两千三百多页的《德彪西书信集》，请我从中编译出一本德彪西论音乐艺术的小册子来。盛情难却，我便接受了下来。回加拿大后，我开始阅读厚厚的德彪西书信集。其中确有许多关于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但编译起来颇费时日。这期间，我常常上网查阅关于德彪西的资料，为编译做些准备工作。

我在网上发现，《克罗士先生》一书，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已于一九七一年出了新版，收集了德彪西发表过的所有音乐评论和记者对他进行采访的报道。而且一九八七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德彪西晚年曾有计划把他写的音乐评论结集出版。但当时正值第一次大战期间，加上病魔缠身，没有能力修订稿子。直到他身后，一九二一年才在比利时首次出版。当时只印了五百册。一九二六年，伽利玛出版社接手出版此书。一九六三年的中文本，即根据该社一九二六年第十七次印刷的本子译出。当时该书只收了二十五篇文章，而且经过了大量删节，文章也没有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这对了解德彪西的音乐思想和审美观点显然是不确当的和不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彪西的价值越来越被世界乐坛和听众认可。而且，半个世纪之后，德彪西的同时代人，几乎都已去上帝那里报到，需要忌讳的人和事早就不存在了。因而，我向沈志明先生建议，译《克罗士先生及其他》（完整版的书名）。沈志明先生欣然接受。

克罗士先生这个假想的人物，是作者为了让他说一些自己不便于坦率直言的话，也为了让刻板的评论文章变得活泼一些。但德彪西只运用了少数几次，后来就完全放弃了。该书的英译本就改用了《德彪西论音乐艺术》。我觉得英文译者改得好。所以中译本也就借鉴了英译本的名字。

历时八个月的努力，比最初译本多出两倍的新译本终于告一段落。也算我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一点表示吧。

印象派音乐作为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今天欧美各国的广播、电视、电影和音乐会上演奏得最多的音乐之一。德彪西是这一流派最杰出的代表。印象派音乐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中国人民有权分享。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人们的音乐欣赏水平提高了，包容各种流派音乐艺术的能力也加强了。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这是译者深感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