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也是著名的律师和妇女运动的领袖。她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奋斗了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撰写史良的传记,阐述研究她一生的思想与活动,对研究中国近现代爱国民主运动、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历史,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均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周天度、孙彩霞专著的《史良(群言典藏)(精)》力求在尽量搜到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在历史大背景下评价史良的历史功绩和过失。
史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也是著名的律师和妇女运动的领袖。周天度、孙彩霞专著的《史良(群言典藏)(精)》利用丰富的材料,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史良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发展,真实地再现了她从30年代初即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直到逝世,在长达5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和中共密切合作,是共产党的忠实盟友;还生动地介绍了她深刻同情深受压迫的广大中国妇女,为争取妇女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平等,为中国妇女谋求解放作出了巨大而又艰辛的努力,以及她勤奋学习,勇于进取,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性格特点。而且还多视角、多侧面地介绍了她的人民民主思想和在法律实践活动中坚持民主原则的精神。
《史良(群言典藏)(精)》是国内外第一本史良的传记,史料丰富翔实,且撰述严谨,无论是其功绩,还是在反右运动扩大化过程中的过当言论,均秉笔直书,忠于历史,求真求实。
三、救国会的领袖人物之一
救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北平、南京、武汉、西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纷纷成立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将全国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进一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代表共70余人,齐集上海,秘密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史良作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全面提出了救国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意愿。史良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40余人,被推为执行委员。随后,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等14人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而史良则是这个机构的领袖人物之一。
救国会成立后,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7月10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救会派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彭文应、沙千里5人,组成代表团进京请愿。9日代表团赴京,13日向全会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但未获圆满结果。当日代表团在京招待新闻界,史良在会上报告了全救会的组织经过,要求新闻界予以支持,扩大救国宣传,推进抗日救国运动。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援绥抗日,决定发动会员于9月6日上街为绥东抗日军队募捐。为了避免和上海市当局发生冲突,决定把募捐队分成4人的小队,只在弄堂里募捐,不上马路。但当局仍然不允,5日晚通知救国会取消这次活动,说日本方面已经提出警告,如不取消这一次行动,日本陆战队要全部出动.直接干涉,捕人开枪,在所不惜。但救国会没有听从当局的恐吓和摆布,救国会委员其中包括不少妇救会会员仍于次日(6日)上街募捐,向民众宣传抗日,并将募集的款项汇寄给绥远前线抗敌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竟然发表一项通令,诬蔑这一爱国行动为“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并攻击救国会为“反动分子之集团”。为此,史良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联名发表声明反驳说:“相伯等对于救国阵线,或身居领导,或直接负责,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声明还严正指出:“国难严重若此,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惶,讵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且其所指事实,系九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绥远抗敌军队募捐,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史良等人还以救国会的名义,于11月17日分别致电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张学良,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致张学良的电文说:“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士兵援助。”
当“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时,救国会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纪念会,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事先曾为上海市当局所默许,但后来当局又下令停止召开纪念会。救国会认为“九一八”不能不纪念,但经过几度磋商之后,再三忍让,决定放弃召开纪念会的原议,仅仅和上海各公团在离市区三十里之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救国会会员有限制地参加。然而这个最低限度的正当要求,仍然遭到当局的无理禁止。但群众已经接获通知,救国会虽然极力设法减少参加人数,18日下午仍约有2000人集合在小东门一带。此时大批的军警特务,已经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地布置在那里,驱逐并逮捕群众。随后约八九百人向漕河泾行进,史良和王造时赶往领导,避免发生事端。群众行至老西门时,即遭到早已布置在那里的大批军警的阻拦,不准通过。史良上前与警察讲理:“为什么不能走,人民不能在自己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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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也是著名的律师和妇女运动的领袖。她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奋斗了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1900年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她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受新文化的影响,她很早就萌发了民主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正在武进女子师范读书的史良,是常州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次年,为争取和维护女子教育权利,她带领同学和女师教员一道,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护校斗争,迫使当局撤销了停办女师令。
1927年,史良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起初被分配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养成所工作,随后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和青岛国民党特别市党部训政科工作。黑暗的社会现实扯碎了她的梦想,只好回到上海,开始律师职业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积极参加了上海群众反日爱国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同时出任该会律师。她为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奔走。她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贺龙家属、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史良不避风险,全力以赴营救被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和信任。
1935年日本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抗日救国“八一宣言”的影响下,史良率先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救国团体——上海妇女救国会,并被推举为妇救会领袖。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被选为执行委员。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她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救国会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救国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反对国民党“安内攘外”的错误国策,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史良是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国民党出于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悍然逮捕了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爱国领袖,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史良在狱中,不畏强暴,正气凛然,拒绝国民党的诱降,坚持爱国正义的立场。由于全国人民的大力营救,加之“七七”抗战爆发,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史良等人获释出狱。
史良出狱后,为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奋斗。她利用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在动员、团结和指导全国妇女加紧从事抗战建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冬至1940年春,各抗日民主党派针对国民党政治上的逆转,在重庆掀起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党治,实行民主政治的宪政运动,史良是领导成员之一,并且是妇女宪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她主持的妇女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各界座谈会中最为热烈、最有成绩。1944年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史良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国民党反民主反人民的一党专政,要求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
抗战胜利后,史良从重庆复员回到上海,她除从事律师业务外,作为民盟和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抵制召开非法“国大”,积极保护学生爱国运动,为建立一个和平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作了许多工作。国民党对她恨入骨髓,1949年南京政府倾覆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要“不择一切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她闻讯后,辗转躲藏,历尽艰险,直到上海解放,才虎口脱险。不久她到达北平,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史良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她在任司法部部长的8年内,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人民政权的巩固,作了大量的奠基和开创性工作。1957年以后,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司法部被撤销,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文革期间,她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1979年史良以近80岁的高龄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随后又当选为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恢复民盟组织活动,努力把民盟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化”服务的轨道上来。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家属留下任何遗产。史良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一生,她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撰写史良的传记,阐述研究她一生的思想与活动,对研究中国近现代爱国民主运动、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历史,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均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在写作中,力求在尽量搜到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在历史大背景下评价史良的历史功绩和过失。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不吝指教。
在《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付梓之际,掩卷回首,民盟先贤们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不绝如缕,久久难忘。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每每被他们为信仰、为理想奋斗的坚定精神所感召和感动。
人不能没有理想和信仰,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我们的先辈们,正是怀揣民族富强、人民福祉的赤诚之心,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凭借自身高尚的人文品格和社会良知,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探索了一条新的宪政之路;和平、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如今,面对着他们的拳拳之心和丰功伟绩,我们感叹!赞叹!怀念!更要继承!
《民盟历史文献》在整个创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厚爱。我们要特别感谢为此丛书孜孜不倦地考证、核实、梳理、完善的各位专家、学者,是他们的认真严谨,才使此丛书能够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貌;更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与民盟中央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和重视,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不可能完成如此厚重的出版工作任务;还要感谢各省、市、地区的民盟组织,为搜集、挖掘、抢救民盟的历史文献资料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感谢每一本书的作者,是他们的辛勤笔耕和一点一滴的忠实记录,才集成了民盟历史的全貌;感谢为此丛书付出辛劳的编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
谨以此丛书献给所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献给为共和国诞生抛洒了智慧和热血的先贤们;献给那一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峥嵘岁月。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