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建文帝是个没坐稳皇帝位子的皇帝，但他勤于政事，也有认错的雅量。有一次，他上朝晚了，御史上书进谏，话说得很不客气，但建文帝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大度地把御史劝谏自己的事宣示天下，让全国百姓都知道自己的过失。建文帝当时在民间的形象，是个仁厚的皇帝，这或许与他知道认错有关。

明成祖是个暴虐之君，但也知道有错自责。对于自己处理过的奏章，他规定必须由六科复查，发现不当，便改正过来，通政司的官员劝他说，这样会损害天子威信，明成祖却说：“改而当，何失也？”意思是把错误改成正确，又会失去什么呢？明成祖虽然暴虐，但建立过很大的历史功绩，寻其原因，能够有错自责，恐怕是其中之一。

正德皇帝是明朝的一个花皇帝，荒淫得很，但临死前也有自悔之词。他向守在病榻旁的司礼太监说；“我的病已无药可医了，请转告太后，还是国事重要，多和阁臣们商量吧。过去的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与你们这些太监无关。”这个荒淫了一辈子的皇帝，临死前总算承认了自己有过错。

清朝，除了乾隆皇帝下过罪己诏，还有好几个皇帝也下过罪己诏，或是以其他方式自责过。

顺治临终前，下过一个长篇的罪己诏，检讨自己亲政十年的过错，诏文从“朕罪之一”，一直检讨到“朕罪之十四”，严肃自责，情词恳切，被史家认为是一篇奇文。写作时，先是由翰林起草，每写完一部分，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于此可见顺治的自责心之切。

嘉庆皇帝是个平庸天子，扮演了清朝从极盛而转衰的皇帝角色。自莲教纵横数省，天下扰攘，为此他自责道：“官逼民反之语，信非谬也。”“予受玺临轩，适逢此患，实予不德所致。”嘉庆虽然平庸，但自责之语却还算有些见识。

咸丰皇帝失政失民，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事。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咸丰下罪己诏说，由于自己“不能察吏安民”，致成祸乱，对此，自己“寝馈难安”，“再三引咎自责”。虽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统治酿成了大祸，但为时晚矣，已然是河溃鱼烂，自责又有什么用处呢？

上面所举的，只是手边资料中的几个例子。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肯定不会只有这几个皇帝认过错，做过自我批评。我虽然没有能力把中国历史上好几百名皇帝是否做过自我批评都一一统计出来，但我相信，曾经认过错的皇帝，肯定不会只有上面这几个。

皇帝认错，当然不是常态，而且，认错的皇帝，可能有的是出于真心悔恨，有的则是为了敷衍群臣和百姓，收买人心，还有的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那些临死前才认错的皇帝，大概就像是俗语所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前有了些良心发现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帝毕竟认错了，毕竟没有死不认帐，死不认错。作为一个口含天宪、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这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中国的君王，最早下罪己诏的，大概是大禹和商汤。《左传·庄公十一年》上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意思是大禹和商汤有了错便做自我批评，所以使国家兴旺起来。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是讲敬天法祖，效法先王的，所以，禹汤罪己的举动，成了后世皇帝效法的一个榜样，而且居然还渐渐形成了一个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自然是软性的，稀松的，罪不罪己全要看时局的需要和外界的压力，更要看皇帝个人的“觉悟”和意愿。但不管怎么说，不管这个传统多么软性和稀松，有它总比没它要好，因为它毕竟多少促进了一点皇帝的自我约束。  最后，再点评几句“自古君王不认错”这句君王论。这句曲词，虽然看似不尽全合史实，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客观真理性，更蕴含着批判专制独裁的意味，因而具有历史批判的力量，同时也具有道德（政治伦理）批判的力量。这是一条“资治通鉴式”的历史教训。俞平伯先生的感叹，从表面看，与这句曲词似不相同，实则与之有着同样的意味。P4-6

今年初春，一次政协会上，老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秀平老师对我说：“我们社可以给你出一本随笔集，你够格”。我听了颇感惊异，以为听错了，我真够格吗？人民出版社，或是它的副牌子东方出版社，那可是出大书的地方，是我一向仰视的出版社啊！但我感到，张老师是真诚的，她那信任的目光，果断的语气，既让我有些惶恐，更让我兴奋和感激。我高兴地接受了张老师的雅意。

我与张老师相识有年，总隐约感到她身上有一点我曾交往过的另一位资格更老的人民社老编辑戴文葆先生的影子。我感觉，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难以言述的气质，我想称之为“人民社的大气”。他们都是有眼力，有学问，肯诚心提携作者，策划和编辑过许多蜚声读书界的好书的编辑家。戴先生曾为我的一本研究中国民众造神史的学术书写过序言，那是一篇相当漂亮的学术性序言。前几年，戴先生故去了，我每翻读这篇序言，总生出一缕莫名的惆怅。但我又幸遇了张老师。我仿佛觉得戴先生还在。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绝大多数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文章曾受到名家的好评，有的获过奖，有的收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华活页文选》，也有些文章，发表时看着不错，后来就觉得平庸了。但无论怎样，这些文章总归是表达了一点思想和看法，留下了一点时代印记和历史信息，有的文章还多少有一点学术味道。所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出一下也还是有点意义的。

自序是我对自己这二十年来写作随笔的思想脉络和方法所做的一点回望、梳理和再思考。其中总结了多年来我写文章的一贯立意。但这个立意，我平时写文章时并没有刻意地去想它，也许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顽强的潜意识了。要民主与科学，不要专制与愚昧，要社会主义，不要封建主义，我的爱憎和取舍是很分明的。这应该与我爱看鲁迅先生的书有关。上中学时，我读过一本《鲁迅语录》，算是读鲁迅的发蒙。上大学时，李文海教授说，无论如何要读两种书，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鲁迅全集》。我就真的认真读了《鲁迅全集》，尽管不少文章半懂不懂。我觉得从鲁迅先生那里获益极大，特别是先生反封建反奴性反愚昧的态度和见解对我有深刻的感召和影响。

翻看这几十篇随笔的清样，我又想到一个关于文体的问题。现在报刊上，大多数的议论性文字，都是新闻评论和时评性杂文，这类文章往往能够干预和影响现实，有的甚至能促使国家的某项政策和法规的改变，作用是很大的。我佩服能写这类文字的写家，觉得他们脑子快，有捷才，自如地驱遣文字从键盘下汩汩流出，真不可及也。我虽是个报人，却不擅长写这类文字。我写的随笔，大多不是专门谈现实中的某一个问题的，而是从现实考虑出发，谈古今皆有的某一类现象；常常是对现实问题有了一点看法之后，再向纵深看，往古远看，鸟瞰着看，抽象着看，用一些材料作谈资，并用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统驭这些材料，进而写成文章。我觉得这样写，文章可能会更耐读一些，影响也会稍久远一点。

老话说，“文章千古事”，但真正千古的文章并没有多少，太难了！但这却是中国文人从古以来的一种执著的追求。我不敢妄生这种追求。我对这本书的最高期望是，读者若买了这本书，翻一翻后，说一声“还行”，我就很满足了。

李乔

写于仄斋之南窗下

2011年9月12日

自序

一、王朝侧影

 皇帝的自我批评

 坑儒辨’

 荆轲与“两个凡是”

 唐太宗曾言魏征“妩媚”

 阿Q与朱元璋

 “笔挟风霜”的《点将录》

 写入青史总断肠

 奏章上的“奴才”

 清朝人的官诀

 也说曾国藩的可怕

 韩家潭的帽影鞭丝——清代官吏病态生活一瞥

 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

 “屡败屡战”发微

 一个绍兴师爷的贫富观

 绍兴师爷的恐惧

 天国遗恨说洪杨

 洪秀全的一张“大字报”

 “以乡谊结朋党”

 ——蒋介石对曾国藩的一点继承

二、昨日霜天

 军队到，文人也到

 “日寇给狼牙山五壮士鞠躬”之说可信

 一把剪刀运动

 不该这样责难陆川

 念兹痛史断人肠

 满天风雨满天愁

 光明俊伟张将军

 读满妹回忆录杂感

 剃头痛史

 八娟九儒十丐——“臭老九”发微

 作坊里的斩杀术

 瓜葛——阿Q与红卫兵之关联考

 九千岁

 师爷笔法

 为一个“迫害狂”诊病

 “红底金字”年代的北京孩子

 读史鳞爪

三、芸窗札记

 孔子的“中庸”说与矫枉过正

 陈婆虽麻，豆腐未尝不好吃——从《论语》的一个命题谈起

 关于“走偏”——谈班固的一个思想方法

 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合二而一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探源

 《谷撒地》的渊源

 从“太史公日”到“芸斋主人日”

 细听易水别离歌

 关神的谥号

 “新闻总人《夷坚志》”

 一故纸堆里觅“新闻”之一

 《红楼梦》里的“新闻”——故纸堆里觅“新闻”之二

 “冰弦玉轸播新闻”——故纸堆里觅“新闻”之三

 一个“贩卖新闻”的人物——故纸堆里觅“新闻”之四

 报业史上“政治家型报人”略识

 一篇论西路军文稿的发表

 古代日本的“拿来主义”

 说“宗吾”

 书山乱叠读《夜语》

 “思人风云变态中”——《三平斋夜语二集》读记

 厕中援笔赋《三都》

 镰刀斧头，还是镰刀锤头

 关于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镜问题

四、吾土吾民

 民间的“官魂”

 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

 做“中国人”，不做“乡曲人”

 师法北方之强、燕赵之风

 《狂人日记》背后的真史

 流言家

 清谈只宜闲散人——一条清人笔记的注议

 恶武侠乱少年心

 刺青：刻进肌肤的“水浒气”

 人兽之间一层纸

 《论“他妈的”》之余论

 鲁迅先生的忠告

 床头杂记

 大丈夫小札

 老王写故人

 《前尘忆》补忆

后记

我平生写文章，分两类，一是学术著述，二是文史随笔。前者只有零星成绩，随笔则写了不少。我这些随笔，常常援古证今，今古杂糅，大都贯穿着一个思路：视古今为一脉，把今古综合来看。我看出，今古的距离实在不远，用雅驯一点的话说，就是：“今古咫尺间”。

我自认，“今古咫尺间”可算是我的一个史观，是我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看法。我观察到，古人与今人，古事与今事，其实似远而实近，它们之间有太多的相像，有时简直就是一个样。今人是古人的延伸，有时也像是古人的影子。现代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实都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或是身上带着历史的基因和残物，或是干脆就延续着旧的历史，或是在扬弃旧史的基础上创造新史。古月照今尘，今月照古人，今古确在咫尺之间。

我形成“今古咫尺间”这个思路，与先哲的启发大有关系，特别是因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先生著文，经常援古证今，借古喻今，而且常古人、今人一并论及，有时干脆就说“我们古今人”如何如何。我感觉，在鲁迅心目中，古今的距离是非常之近的。

试看鲁迅的两段话：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在鲁迅看来，“我们古今人”相似或相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民国就像是宋末明末，酷刑更是古今一脉相传，真仿佛今古就在咫尺之间。

鲁迅先生谈古，为的是解决现世问题，他说过：“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戏剧看客动辄“替古人担忧”，鲁迅则是“替今人担忧”，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我追摹先生，写历史随笔时，心里也总是装着一个“今”字。因今而思古，谈古为论今。

不仅是鲁迅，我观察，从古以来的许多大学者，都总是把古今融在一起观察和思考。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的为资治而写通鉴，陈寅恪先生以写《柳如是别传》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垣先生以写《通鉴胡注表微》传播抗日思想……他们的“发思古之幽情”，都离不开解决当世问题。他们学问大，但都不做死学问，他们的学问与天下兴亡大有关联。我是历史系毕业的，读过不少史书，也熟悉中国有名的史学家的事迹，我推崇两司马和二陈这样的把天下兴亡装在心里的史学家，我觉得这才是对中华民族有大用的史学家。我写历史随笔，常常想到这些伟大史家。他们的学问，是高山，我只能仰视，但他们关注天下兴亡的情怀，论说天下利病的眼光和方法，我可以学习。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鲁迅先生引古书，说古事，把游荡在现世的咕老幽灵捉出来给人们看，其立意是为挖掉封建老根，为改造愚弱的国民性，为使我们民族的思想园地成为一片净土。我觉得，鲁迅的这种立意和法子，今天还用得着，因为，封建遗毒还在。

关于清除封建遗毒问题，小平同志有不少论述，他说：“搞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又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i甚至包括干部终身制。”（《邓小平年谱》）例证是极多的，举不胜举。庐山会议后，一个爱搞个人独裁的河南某县第一书记说：“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一个县委委员又发挥说：“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当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这条史料后，脑中油然现出了几个字：“县级秦始皇”。到了十年动乱时期，封建遗毒就更是大发作了。

封建的东西，在我国，韧性是极强的，剪不断，理还乱，纠结一团，至今不绝。马克思曾感叹，“中国真是活的化石”。这话是说清代的中国不长进。话说得有点尖锐，但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性，认识封建主义那一套的顽固性，确有启发意义。鲁迅所说的“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实际与马克思的观察大体相同。这就需要韧性的战斗。我写随笔，常常想起鲁迅挖封建老根的韧性，以及他的战法。

桐城派姚鼐提出，著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曾国藩加了一个经济（经邦济世的古今知识），成为四位一体。这大意是说，写文章要有思想，材料要准确，文字要美，还要有经世的心胸和内容。这几条，我很是认可，觉得可以作为著文的守则，衡文的标准。我写随笔，心里就常悬着这几条要求。

义理，当然是须首重的，思想第一。有思想的随笔最可贵。我办理论版多年，虽未写出理论著作，但学到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对提高随笔的思想性有一点用处。我多少懂一点考据，这对使用的材料更准确有帮助。洪迈说，他写《容斋随笔》，是“意之所之，随即纪录”。我却并不那么随意，我用的材料，都是要尽力查考准确的。把文字做美，实在是不容易，古文底子要好，还要有才气。像鲁迅、孙犁、黄裳那样的杂文随笔，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的。何满子、钱伯城、王春瑜、李零诸先生的随笔文字，也是天下不易得。我受先生们文字魅力的吸引和激励，常生模仿的念头，但却总是学不像，常废然而叹。

写有思想性的随笔，必要有经世的心胸。曾国藩“经世致用”的观念，对成就他的文学名声和谋国事功起了很大作用，对后世的志士仁人也有很大影响。自谓“独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泽东，其文章具有强烈的经世性，大抵就与从曾国藩到梁启超的文章风格的影响有关系。鲁迅的以笔为刀也与曾氏的经世主张相通。《曾国藩家书》虽是平常家信，却溢满经世的心思，思想性、知识性兼具，实际也是一篇篇随笔。我是个报人，职业使我天然地关心世事时势，天然地具有为文经世的本色。这成了我好写随笔且重视随笔的思想性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动力。

这本书里的文章，内容驳杂，颇难归类，勉强分了四类，每类里还是驳杂。随笔古来属于杂学。杂而不专，向来老儒睥睨，讥为齐东野语。但也有学人高看杂学随笔，说是上承诸子私乘，随心言说，汪洋恣肆，其实不得了。浙东史学有一个传统，不尊正宗官史为圣物，而是尚博览，颇看重野史杂记。周氏兄弟好杂览，喜杂学，重野史，便与此乡邦学术风气的熏染有关。这都让我对杂学随笔产生了敬意，也成了我写随笔的一个动力。

其实，我原本也有喜杂览的癖好，特别是喜读有关社会万象的杂书。我对古今社会的许多现象有强烈的追问谜底的兴趣，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影响了我们民族和国家命运当然也包括我个人命运的一切事情感兴趣，我总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为什么会是那样。这就要去读杂七杂八的书，思考各式各样的问题，读了，想了，便有些心得，便写出了这些随笔。

这本书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我曾清夜默思，在我求知识、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文革”，结果弄得满脑子愚昧，还落下赢弱的体质，我叹息生不逢时。但我又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又感叹生正逢时。若不是赶上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若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我是写不出这些文章的，写了也发表不出去。这本书，是我这二十多年来精神轨迹的一点记录，同时也记下了一点时代风云。虽是敝帚，亦自珍之。

是为自序。

李乔

2011年8月29日

李乔编著的《今古咫尺间》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我曾清夜默思，在我求知识、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文革”，结果弄得满脑子愚昧，还落下赢弱的体质，我叹息生不逢时。但我又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又感叹生正逢时。若不是赶上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若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我是写不出这些文章的，写了也发表不出去。《今古咫尺间》，是我这二十多年来精神轨迹的一点记录，同时也记下了一点时代风云。虽是敝帚，亦自珍之。

李乔编著的《今古咫尺间》的文章，内容驳杂，颇难归类，勉强分了四类，每类里还是驳杂。随笔古来属于杂学。杂而不专，向来老儒睥睨，讥为齐东野语。但也有学人高看杂学随笔，说是上承诸子私乘，随心言说，汪洋恣肆，其实不得了。浙东史学有一个传统，不尊正宗官史为圣物，而是尚博览，颇看重野史杂记。周氏兄弟好杂览，喜杂学，重野史，便与此乡邦学术风气的熏染有关。这都让我对杂学随笔产生了敬意，也成了我写随笔的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