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国史补充，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科学发展，中华复兴。

这本回忆录收录了近百位亲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的近百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三年困难时期艰难困苦的生活和艰苦卓绝的奋斗。

近百位亲历者近百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三年困难时期艰难困苦的生活和艰苦卓绝的奋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了这样的经历和精神，中国人民必定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岁月蹉跎历沧桑

1961年我高考

难忘的岁月

忍饥挨饿的日子

怀旧也是幸福的

饥荒年月二三事

饥饿岁月留痕

灾年余生

中央国家机关是如何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

久饱记饿

酸楚的记忆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

三年困难时期纪事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

假期琐忆

父亲的七个薯面窝头

猪嘴夺食

在生死分界线上

不忘艰苦岁月 珍惜幸福生活

别了，饥饿

那年那月

饥饿体验

回忆饥饿

到基层蹲点同过“五两关”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

唉，那个年月

回忆三件往事

尘封的感喟

艰辛岁月

刻骨铭心的三年

地瓜干地瓜干(外一篇)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

荒年追忆

结婚琐记

五卜号备用券

“三年困难”实录

特殊的任务

储蓄艰难

票证年代

艰难的回顾

峥嵘岁月(下放日记)

又是洋槐开花时

忆过去看现在望将来

不堪回首的岁月

革命化的婚礼

幸福的经典意味

共和国的艰难岁月

苦涩的记忆

岁月的记忆

饿

大兴安岭的艰难岁月

留住记忆

在那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里

难忘的岁月

“左”风毁林千万顷百鸟飞来无处停

柳树叶红薯秧白菜帮

偷来的美餐

半筐萝卜一斤蒸肉一碗蚕豆饭

一把米一条命

忆年家坪

岳阳县扭转困难局面二三事

三两油票难坏了我

困难时期去当兵

三年饥荒中的一些事

在那“低标准瓜菜代”的时期

狂热的年代

在水族地区整风整社

走过艰难岁月

刻骨铭心的饿

三年困难时期的记忆

菜疙瘩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往事

三年困难时期的票证

后记

岁月蹉跎历沧桑

打开尘封的记忆，那段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岁月，仿佛又呈现在眼前。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遭遇连续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萧条，粮食匮乏，副食供应亦十分紧缺——鱼肉蛋奶以及糖果糕点等一律凭本凭票甚至是出生证明限量购买。为响应政府号召，爸爸的粮食定量从三十四斤减到二十六斤，妈妈则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四斤。由于我家人口多，我们兄妹七个当时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各自的那点粮食定量根本填不饱肚子。

二哥对窝头的眷恋

为了把难以果腹的口粮算计好，免得吃亏空，爸爸亲自动手制作了一杆木杆秤，交给妈妈把关，按天把每一顿可吃的大米、白面、玉米面等约好斤两，绝不敢有半点差池。因为我们兄妹七个中仅半大小子就有四个，光吃粗粮都不够，哪还敢吃细粮。所以每个月妈妈都会把大部分米面票兑换成粗粮票。记得那时每天晚饭后，妈妈都要在临睡前做好第二天的早饭——玉米面窝头。而且这窝头也绝对是一两一个按人数做的。

这天又到了睡觉的时候，可二哥躺下老半天也睡不着，尽管晚饭后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白开水，总算灌了个饱，可几泡尿下去，这会儿肚子又咕咕叫唤上了。他忍了又忍，终于悄悄从床上溜下地，蹑手蹑脚地掀开锅盖，对着诱人的窝头开了腔：“你馋我是不是，你再馋我，咬你信不信？”就见二哥边说边张嘴咬了两小口。那时候日子虽苦，可是妈妈的厨艺非常精巧，她粗粮细作，在每个窝头的尖顶部位摁上一个小坑，再往小坑里捏上一点红糖，这样吃起来格外香甜，也不觉得干硬。或许是二哥这两口下去一下把饥饿和馋虫都勾上来了，随着他“你再馋我，我就吃了你”的叫声，整个窝头瞬问被他吞下了肚。说真的，二哥的胆子也太大了点，这寅吃卯粮的事儿要是被爸爸知道了，大耳刮子肯定得挨上。第二天一早儿，爸爸和我们每人照常拿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头分头去上班上学，只有二哥咽了咽唾沫，毅然背起书包走出家门。这时，妈妈追了出去，硬是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窝头塞到了二哥的手里……

野菜充饥与妈妈的病

在最为困难的那三年里，爸爸妈妈为了一家人的吃食，真是愁白了头。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把所能人口的东西都拾掇来当饭吃。记得爸爸每次去昌平的叔叔家，回来时都要带回一口袋麸子，问或还有豆饼以及农村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等。这麸子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表皮和碎屑，也叫麸皮。妈妈将它兑入玉米面，再调剂着花样做贴饼子或是蒸窝头和菜团子。那豆饼、豆腐渣则要掺和到剁碎的白菜帮里，再撒上把盐，上锅熬成糊状，妈妈管它叫渣豆腐。记忆中这是我们平日里常吃的主菜。那几年，爸爸妈妈还常带我们兄妹一起到郊外剜野菜。当时我家住在广安门内的槐柏树街，而广安门外沿着护城河河岸的滨河路即是寻觅野菜的首选去处。野菜的种类不少，我们常能剜到的有荠菜、苦菜、苋菜、马齿菜、刺菜等五六种。随季节变换还要捎带着掐柳树芽、摘槐花、撸榆钱，甚至剥下榆树皮、杨树皮等用来充饥。后来已上初三的大哥承担起了带领弟弟妹妹们赴郊外采野菜的重任。印象里，每次过护城河都要从一处废弃的铁路桥上通过，两根并排的桥梁相距三四米，而每根桥梁的宽度大约仅够一尺，七八十米长的桥面上布满了错落有致的铆钉，桥下十余米处便是湍急的河水。大哥胆子大，走在桥上如履平地，我则小心翼翼一步一挪。记得最初两次，每当走到桥中间往下一看，两条腿软得再也不敢迈步，已到对岸的大哥只得返回来，拉着我的手走过后半程。而妹妹们都要大哥挨个给背过桥。1960年盛夏的一天，大哥爬到树上摘槐花，当爬到树梢高处时，脚踩的树权突然“咔嚓”一声断裂，大哥随树权同时跌落在地。万幸，只是胳膊腿有几处青紫，没伤到要害。怕妈妈担心，大哥还嘱咐我们，回到家里谁也不许提这事儿。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我们一家人想方设法渡难关的当口，一天，街坊报信说西便门粮店来了白薯，妈妈忙把十斤粮票夹在一张五元钱纸币中，交给二哥让他先去排队。当时一斤粮票可折合换购五斤白薯，十斤粮票能换购五十斤。不料二哥去后排了不多时，白薯即已卖完。回来路过菜站见有处理的西红柿，便自作主张把五元钱给破开了。当他把找回来的钱和西红柿交给妈妈时，妈妈急切地问道：“那十斤粮票呢？”二哥闻听有些恍然，忙奔回菜站找寻，可哪里还有粮票的影子。“这不是要俺的命吗！”随着一声凄楚的叫喊，妈妈晕倒在地。这年是1961年，妈妈四十二岁。在那个粮食当命的年代，十斤粮票的丢失，使妈妈在焦急和自责中“作”下了高血压的病根。直到2007年她老人家八十八岁辞世，服用降压药就没停过。

我十岁生日的祈盼

记得那时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加点或是到各地出差，有时候回来晚了，妈妈就给爸爸煮上一小碗荷包蛋挂面，再点上点儿酱油、醋和香油，看着闻着那叫香！但是当爸爸端起碗将要吃时，看到我们一个个巴望的眼神，又怎么吃得下去。结果大多是给这个吃一口挂面，给那个吃一口鸡蛋，真正能吃到他嘴里的没有两口。当时在我的小脑瓜里就琢磨着，哪天自己也能吃上一碗这么喷香而又高级的挂面呀。转眼问我的十周岁生日就要到了，我向妈妈提出了想在自己生日那天吃一碗荷包蛋挂面的愿望，妈妈也答应了。终于盼到了12月13日这天，中午放学回到家，我便让妈妈给我做生日面。没想到妈妈却说没有挂面，也没有鸡蛋。还数落我说小孩子家，哪有过生日的。看着哥哥妹妹们正在吃的家常饭——掺着麸子的菜团子和稀汤寡水的棒子面粥，我满怀的热切期待一下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不由得跑到院里号啕大哭起来。哭声引来了同院南屋的孙奶奶，当她问明缘由后，把我叫到她家，拿出了半绺挂面、一个鸡蛋外加一包大米花塞到我手上：“拿着，别哭了，奶奶给的。过生日应该高高兴兴的。快回去让妈妈给你做了吃。”(笔者注：当年一绺挂面两毛一分钱、一个鸡蛋五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钱。同院的孙奶奶一家五口，堪称当时的小康之家——孙奶奶在家照看孙子和孙女，儿子几媳上班，每月收入共计一百二十元。)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十周岁生日和慈善的孙奶奶成了我终生难以忘却的纪念。

沧桑历尽渡难关

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九口人就指着爸爸每月七十元的工资生活，妈妈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零用，那真正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心都操碎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家里买菜，从来都是直奔撮堆打捆或论筐卖的处理菜，除非家里来了亲戚客人，那光鲜水灵的青菜几乎与我家绝缘。荤腥也难得一见，但大油和肥肉却不能不买，炼出的油用来炒菜，大油渣和肥肉渣还可用来蒸包子。而穿的方面，从裤褂到鞋帽，全靠妈妈自己做。而且多年都是哥哥姐姐替换下来的衣服和鞋袜，再给弟弟妹妹穿。那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和鞋袜上很少不带补丁的。多少个深夜，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总会看到妈妈仍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针一线线为我们缝补衣衫。妈妈是个极要强的人，即便是打个补丁，也特别注意针脚的疏密和补丁的式样，旧衣服虽褪了色，但也要洗得干干净净，再熨得平平整整，以免我们穿出去让人笑话。

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并没有压垮妈妈，反而使妈妈变得更加坚毅与豁达。为补贴家用，妈妈从街道合作社和附近工厂揽下了四五种加工活儿拿来家做。主要有纳鞋底、缝皮子(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零碎兽皮等手工缝制成手套、坎肩或皮衣)、折页子及糊纸盒等。纳鞋底、缝皮子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严，因此这两样活儿妈妈都是亲手做。当时纳一双鞋底一毛钱，缝一件皮衣一毛五分钱。为了能多挣个块八毛钱，妈妈简直是豁出了老命，早起晚睡，没白没黑地干。而糊纸盒、折页子(印刷厂装订书籍的一道手工工序)这样简单的活儿，我们众兄妹放学或做完功课后都要上手干，一来是为妈妈爸爸分忧解难，二来也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出我们的学杂费和书本钱。自揽下加工活儿后，家里就变成了车问，桌椅板凳和铺板都成了我们的工作台。记得妈妈给我们规定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一般是，糊纸盒一百个或折页子一千张。因为糊一百个纸盒和折一千张页子的工钱一样，都是一毛钱。这样，四五种活儿干下来，全家每月能增加收入三四十元，妈妈的眉头也稍许舒展了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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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厌食，每到吃饭时都是挑三拣四、嫌好道歹的。有时候吃不下，干脆把吃剩的馒头随手扔掉。为此，我常常教训他，说：要是在1959年春天，我们全家连这一点点馒头都没有。后来，我常常拿1959年做例子，教育孩子要珍惜粮食。儿子厌烦了，有一次竟这样顶撞我：“爸爸，你别说59年、59年的了，反正到59年还早着哩！”

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儿子不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笑的是他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我所说的“，59年”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59年”。

过了几年，1994年，儿子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开学的时候，我像好多做父母的那样，专程从山东到上海，送孩子到大学报到。就在那所大学里，我看到一些令我惊讶不已的现象。大学的餐厅很大，也可以称得上很豪华，天花板数百盏荧光灯照得煞白雪亮，下面是一排排米黄色的固定桌椅整齐地排列着。打饭用的是磁卡。那饭菜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当然还算不得很好，但大家吃得一团火热。有新生也有老生，有男生也有女生，还有恋爱中的一对对情侣，勾肩搭背，亲亲热热，看着很有点有福同享的味道。尽管他们吃得很是香甜，尽管餐厅在最显要的位置张贴着“珍惜粮食”、“浪费可耻”的醒目大标语，但在他们离去之后，我还是看到了一副极不愿意看到的景象：餐桌上遗留下大块大块、整个整个的馒头，有的只咬了一口，就扔在那里。而洗碗池旁的水缸里则存了满满两大缸被倒掉的剩饭剩菜。从那白花花的大米、馒头上，我想到了我中学时代的生活。那时候，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地瓜面轧成的乌黑的、又干又硬像鹅卵石一样的面卷，吃着又苦又牙碜。就那，每顿饭的定量也只有一个，连半饱都吃不到。每天只有中午才有一顿炒菜。说炒菜，其实只是白水煮萝卜，或清水炖白菜。一个班五十多人的菜桶里，上面漂浮的油星都没有现在洗碗水里的多。看了眼前的浪费现象，真是令我触目惊心，甚而有点儿愤怒了。那一天，我老是觉得心口发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在那天傍晚，在操场边的草地上，我与孩子们席地而坐，促膝谈心。面对这些莘莘学子，能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又考上名牌大学，我由衷地替他们高兴。但是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性，我实在不敢恭维。作为家长，我觉得有责任对他们施教。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说：“在我小的时候，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有的被生生饿死……”还不待我说完，一个北京来的学生眼睛瞪得好大：“水肿病就是缺乏营养，没有粮食吃，干吗不吃肉、吃鸡蛋、喝牛奶呀！”他说完之后，竟然有几个同学发出附和的声音。

我愕然了。

打死我，我也绝对想不到现在的大学生会这样回答我。

按他们的理解，人不一定非吃粮食不可，除粮食之外，还可以吃鸡蛋、吃肉、喝牛奶呀，只要摄取充足的蛋白质，当然就不得水肿病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那样生活极端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粮食奇缺，家禽、牲畜几乎死光了，又怎么能搞得到鸡蛋和牛奶呢？

这倒令我想起历史上晋惠帝司马衷的故事。时遭荒年，农田颗粒无收，哀鸿遍野，灾情上报朝廷，说民众无粮可食，他倒说得轻巧：“何不食肉糜(为啥不喝肉末粥呀)？”

无独有偶，法国大革命前夕，1788年法兰西歉收，面包供应不足，价格昂贵。翌年巴黎市民抗议面包涨价，攻陷了巴士底监狱，又转向凡尔·赛宫。匆忙中的路易十六玛丽·安东尼王后赶紧向市民建议：“没有面包吃，就改吃奶油鸡蛋卷呀！”

你看，当今的大学生说的竟然跟晋惠帝和法国王后如出一辙，怎么能不令我瞠目结舌呢？  对于1959年至1961年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它的成因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姑且不去论述，单说那场大饥荒的范围之大、危害之深，以及对我国国民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罕见的。

那样深重的一场灾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然而，尽管很多做长辈的平时没少向晚辈们灌输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辛酸往事，但大都只是停留在口头表述上，却很少形诸于文字。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兴衰史，本身就是一笔财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它对于后人，总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成长，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平心而论，那段经历，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场灾难，毋宁说是一笔财富，它使我终生受益。从那时到现在的四五十年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无论生活再艰苦，日子再贫穷，一想到那三年的大饥荒，一切都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每当我的家人或朋友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经常拿那个年代的艰难处境来对比现在，只要能吃饱肚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口，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客观地记述下来，留给后人。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再过几十年之后，凡从那个年代里过来的人，包括那个年代出生的婴儿下世之后，那一段历史将会永远被湮没，被遗忘，后来的人一旦提到那段岁月，人们会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若是如此，将来的历史学家考证起来都会有一定的难度。若干年后，如果三年困难时期完全被遗忘，对于我们今天健在的过来人来说，就显得太失职了。

所以，从上海回来的列车上，我就开始打开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时，我只是想写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根据一个十岁少年的真实经历和耳闻目睹去记录那段岁月。但是，我想得太天真了，那样大的一场灾难，仅以一个十岁少年的见闻和经历去反映，实在难以囊括。况且，我禀性愚钝，想象力又差，再加我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又少得可怜，虽然浪费了不少稿纸，最终写出来的也只是干巴巴的几个章节。1996年，我们夫妇去山西洪洞考察了一趟，回来就着手另一题材的写作。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间，又有一大批经历过大饥荒的人相继谢世。现在活着的人，大概只有五十五岁以上的才有资格回忆那段岁月。这时候，从我心里来说，除责任感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紧迫感。好似一块顽石压在心头，使我喘不过气来。仿佛不完成这项使命，我就无颜面去见自己的父辈和祖宗。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一次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它。

去年冬天，因为女儿要生孩子，需要人照顾，我们不得不客居北京，一边充当保姆，一边见缝插针、忙里偷闲，继续长篇小说的写作。老实说，我写得很苦很累，以往写任何东西都没这样累过。恰在这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突然袭来。一天深夜，我突然感觉心慌气短，赶紧下楼，敲开社区医院的大门，做了心电图，大夫看了竟不敢收治，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后来确诊为冠心病。为此，儿女们再三要求，为了保命，绝不允许再写长篇了。但那未竟之事像一桩债务压迫着我，常常搅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征文这一途径，用天南地北、成千上万的人来共同回顾、展现那段岁月，总比我一个人干干巴巴地叙述要好千倍万倍。况且我有住在北京这一便利。一旦有了这一想法，便立即付诸实施，连夜拟好了征文启事。为了办得稳妥可靠，我们首先征得作协的支持，给开具了身份证明，然后就去了《中国老年报》和《作家文摘》。虽然刊登广告支出不少费用，但我们觉得为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非常值得。

广告刊出后，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无论是信函还是电子邮件，应征稿件像雪片一样飞来。文稿作者有离退休的各级党政干部，有干休所的将军、校官，有作家、记者、报刊编辑，有大专院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和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有民主人士和来自全国各省份农村基层的稿件。文稿内容都是从各种角度叙述三年困难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并不仅限于饥饿，有的写结婚，有的写升学，写参军入伍，写各种票证，写人际关系、社会百态，有的写工矿企业、机关学校，有的写城镇居民，也有的写乡村里发生的令人惊叹感慨的事情。有的年老了书写不便，让儿女们代笔。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偏瘫了，竟用左手一笔一画歪歪扭扭地写了几大张纸寄过来。有的写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生产自救，战胜困难；也有的写干部群众精诚团结，共度灾荒。有很多感人细节，也有很多精彩篇章，令人感慨万端、回味无穷……由于稿件太多，我们只能优中选优。我们的编辑宗旨是客观地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状况，因此，在选材上我们慎之又慎。唯恐有主观臆断或言辞过激的文字。我们感到重大的缺憾是来自农村的稿件稍显不足，而当年受害最苦最重的还是农民。

稿子编好的时候，已经到了2008年年底。明年就是三年困难时期50周年，在这个时候，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它能客观地反映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便于我们党和各级领导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密切关注国计民生，万万不可疏忽大意。二、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对困难，没有消沉，没有气馁，而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克服困难，战天斗地，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度过了三年大饥荒。它说明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是坚强的、伟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蒸蒸日上的。三、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的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正在由温饱步入小康。而现在的青少年，对老一辈人的艰难岁月早已淡漠和陌生，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建设成就来之不易，不知道珍惜眼下的幸福生活。这部书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将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能使他们增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人生观，对现在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

最后，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接受这部书稿，尤其是总编室主任、责任编辑刘延庆先生，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同时，也向来自全国多个省份，踊跃为本书撰稿的作者致以衷心感谢！

潘永修 郑玉琢

2008年11月于北京绿景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