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是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是句陈词滥调，但陈词滥调常常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才会一再重复。

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小说有魅力，但也有危险的智慧和突然而至的悲伤，只有一个老道的文学家才能传达出这样的效果。

在这部《俄罗斯套娃》晚年的小说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运用超现实元素，或模仿游记、科幻小说、传奇故事的风格，带着同情展示了人之爱欲、贪婪、虚荣、偏见、野心和暴虐，充满了趣味。

《俄罗斯套娃》是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晚年的短篇小说集，《俄罗斯套娃》首版问世于1991年，包括七则故事，大都和旅行相关，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相信，旅行有助于解放灵魂。这些故事又大都和寻情逐爱相关，却是纯爱故事的反题：恋情罗曼司的女主角本来是不可替换的，但对于孱弱、敏感、不成熟的男性而言，她们更像是层层嵌套、模样近似的套娃，“打破了一个，其余的还能留下来”。

俄罗斯套娃

劳奇的会晤

加图

航海者返乡

我们的旅行(一组日记)

在水下

三首小调幻想曲

译后记

脊椎病迫使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幽居生活，仅有偶尔几次出门看病、做X光检查穿插其间。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前往温泉地区疗养，因为我记起了艾克斯莱班。我想说的是，因其摄人心魄的四季更迭，加上全欧洲最浮夸、最优雅的居民，这座小城声名显赫；而且矿泉水疗效历来为人称道，甚至可以追溯至尤利乌斯·恺撒以前的时代。为了调理精神状态，让身体机能重新活络起来，我想我需要那种轻浮散漫，更甚于泉水。

我飞往巴黎，在那儿待了不到一周；而后一辆列车将我载往艾克斯莱班。我在一座小巧简洁的火车站下了车，那座车站不禁让我思忖：“说到品位，还得看旧大陆的这些国家。我们美洲人就知道炫耀。就算有四座艾克斯莱班火车站，马德普拉塔的新火车站也装得下。”我得承认，这个念头的最后一段成形时，一丝爱国激情侵入我的头脑。

走出火车站，面前是两条大街：一条与铁轨平行，另一条垂直。一个钓鱼人沿着那条平行的大街走来，钓竿扛在肩上，篮子提在手里。我不理会一个不住向我示意的出租车司机，径直走向钓鱼者。

“请您给我指个路，”我说，“请问到王宫旅馆怎么走？”

“跟我来吧。我就往那儿去。”

“您不建议我打出租车吗？”

“没那个必要。跟我走吧。”

我虽然担心拎着两只手提箱可能会损伤我的腰，但还是从命了。我们折向另一条大街。刚踏上这条路，迎面就是个陡坡。为了不惦记我的腰，我问道：

“钓鱼成果如何？”

“还不错。虽说在病恹恹的期里钓鱼不够——怎么说呢？——不够尽兴。少了这项活动的后半段——钓鱼的人得享用他的战利品：要么品尝钓来的鱼，要么送朋友。”

“在这儿为什么不行？”

“这篮子里装着好几条红点鲑。您若瞧一眼，准会馋得流口水。可要是吃了这些鱼，您就会不舒服。比方说可能生病。或许我说得有些夸张，但也不算太过。”

“可能吗？”

“不止是可能，是很有可能。污染啊，亲爱的朋友，污染。我们到了。”

我刚想问到了哪儿：然后就明白他已不再谈论污染或钓鱼的事了。

“别告诉我这就是那家旅馆！”我惊呼道，着实有些迷惑。

“就是这儿。为什么这样问？”

“没什么。”

我后退几步，端详眼前的建筑：体积不小，但确实没有王宫气派，虽然在四层楼高的地方可以读到一行大字：王宫旅馆。

空旷的旅馆前厅里，有几把模样陈旧的座椅。我走向前台，原以为会看见一位身着黑西装的男士，不料一位穿着灰色居家罩衣的漂亮少妇接待了我。

“您的房间是二十四号，”她说，“请随我来。”

 她是个跛子。电梯非常狭小，弹簧门似乎要撞在我们身上，或者把我们囚禁在里面。少妇、我和两只手提箱勉强挤进电梯。在缓慢上升的过程里，我可以读完操作指南和一道市政条令，上面说严禁未成年人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坐电梯。我们在二楼下了电梯。

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挂着已然破损、泛黄的印花装饰布窗帘。卫生间里，坐便器装有可以撑扶的黄铜把手，上方是储水箱，从那里垂下来一条链子。另有一根铜把手挡在坐浴盆侧面。浴缸支脚的尖端塑成鸟爪形状，撑在涂白漆的铁球上。、

一点钟我下楼吃午饭。旅馆经理朝我走来：原来他就是我出火车站时遇到的那位钓客。我问他推荐哪道菜。他现在换上了职业身份，口气坚定地告诉我：

“传统酱鸭应当说是很出名的，但我也可以再为您准备几条从湖里钓上来的红点鲑。”

我跟他说我更偏好牛肉。来一份土豆饼，再加牛排，要完全煎熟的。菜肴精美，虽说在分量上还给人留下了一点期待。招待我的是一位活泼友善的姑娘，名叫朱莉。

我带着些许嫉妒，瞥见另一张餐桌旁，某位男士由一个比朱莉更可人一些的女孩儿殷勤服侍着，同时经理和斟酒侍者也在旁作陪。那些人似乎都在为他的谈吐喝彩，忙不迭地满足他的要求。我暗想：“肯定是个有钱的家伙。”就像证实这个假设似的，在他的餐桌旁，镀银的冰桶里镇着一瓶香槟。我思量着：“这位先生准是个重要角色。没准是本地区最有权势的实业家。”他盘中菜品的分量，跟我的比起来着实多出不少。这种氛围叫我恼火，我几乎就要开口质问朱莉了。我本想说：“看来有人是亲生儿子，有人是继子，”但由于想不出法语的“继子”怎么说，我就什么也没说。等那个男人起身，半转过来，将要离开餐厅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绝非言过其实。那位身份重要的男子，长着黑色髦发，电影明星似的大眼睛，穿着双排扣西装，脚踏尖头漆皮鞋，仿佛是直接从二十年代进口的——那是“少爷”玛塞拉，我的小学同桌。我想他一看清对方是谁，那份惊异绝不亚于我。他张开双臂，也不在乎引来旁边那几位窃窃私语的法国侍者的注意，高声呼喊道：

“我的老兄！你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吧！”

他拥抱我。此时朱莉为我送来账单，玛塞拉对她说，一会儿他来签字。我们走到旅馆大堂，坐到那几张椅子上。由于不喜欢谈论自己的病，我告诉他，背痛不过是个借口，好叫我能在大千世界里游荡几日……玛塞拉打断我，他说：

“然后你就发现自己跟那些拿社会救济的老家伙混在一起了。实在让人厌烦。跟我当年遇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你知道我这个人。我当时琢磨着：眼下这些日子，一笔殷实的法国家产对一个美洲白人来说，是一份了不起的依靠。我刚来法国的时候，发疯似的梦想着要结识最高贵的上流人物，因为说到女人，我对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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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厉——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短篇小说集《俄罗斯套娃》首版问世于一九九一年，包括七则故事。九十年代，比奥伊-卡萨雷斯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然不用打字机或电脑写作，只用钢笔。每当手握德国巴利金钢笔，他就感到自己充满了书写欲望。不过，构思新故事时，他会先邀请一位女士共进午餐。假若这位女友在席间听了故事认为有趣，作家便受到鼓励，而后从容地将故事记下来。当然，身边这样的女性朋友不止一位，有时候是Vlady Kociancich，有时候是Silvia Francis Kom，两位女士都是布城文艺沙龙里的名作家。

博尔赫斯曾将比奥伊·卡萨雷斯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写入短篇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并借他的口说出那句箴言：“镜子和男女交欢都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这句箴言有悖于作家迷恋漂亮女人的秉性。试看，寻情逐爱的主题在《俄罗斯套娃》反复出现了多少次。有趣的是，这些短篇大多是纯爱故事的反题：恋情罗曼司的女主角本来是不可替换的，但对于孱弱、敏感、不成熟的男性而言，她们更像是层层嵌套、模样近似的套娃，“打破了一个，其余的还能留下来”。因此，在《俄罗斯套娃》中，玛塞拉错失佳人后，很高兴地接受了次一等的选择。在日记体小说《我们的旅行》中，我们和路西奥·埃雷拉一次次返回情爱关系崩溃的结点，日记中女人们的名字不同，游览场景不同，但男主人公注定陷入交流的危机，因此对他来说，女人们是可以互换的。这一设置让人联想起刘易斯·布努埃尔《朦胧的欲望》，在这部一九七七年的影片中，两位女演员饰演同一个角色。许多作者和研究者都注意到情爱与性在卡萨雷斯作品中的核心位置，帕斯就曾评论道，“爱，对比奥伊·卡萨雷斯来说，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最全面、最明晰的领悟，它有助于了解这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虚幻。”不难揣度，比奥伊-卡萨雷斯个人的情爱经验与文字生涯交织到何种程度。某一次，博尔赫斯带着些许嫉妒和骄矜对他说：“您有艳遇，我只有爱情。”

在人们的记忆中，比奥伊·卡萨雷斯的第一重身份通常是博尔赫斯的密友与合作者，这样的印象有失公正，两人之间经年累月的对谈对双方的文学养成同等重要。在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妻子西尔维娅·奥坎波的协助下，两位友人合作编撰了《奇幻文学选集》(1940)。就在同一年，卡萨雷斯出版了代表作《莫雷尔的发明》。故事明显受到H．G．威尔斯的影响，讲述主人公困居荒岛，发现身边都是主宰一般的神秘人物莫雷尔所发明的生物与装置。相较于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始终表现出对科学实验与现代医学成就更为强烈的关注。Ⅸ俄罗斯套娃》中的《在水下》和《玛格丽塔或药剂的力量》等篇，不啻为这一终身兴趣的延续(正因为如此，他也被认为是阿根廷奇幻文学的奠基者)。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还有另一项共同爱好，即痴迷于侦探小说。两人借笔名H．BustosDomecq，合写了《堂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难题》。柯南·道尔和切斯特顿笔下的探案桥段不时出现在这部短篇集里，但案情或悬疑本身已经让位于对惯例规则的挪用和戏仿。事实上，这一段合作经验给卡萨雷斯此后的创作留下了重要印记：“迷局”贯穿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故事迂回于侦探小说的旧套路，最终引向形而上学的思考。这一写作风格暗合爱伦·坡的怪异故事，借用博尔赫斯的话，正所谓“伟大的作家创造自己的先驱者”。

比奥伊·卡萨雷斯其后的主要作品包括《逃亡计划》(1945)《英雄梦》(1954)《猪群战争日记》(1969)《一位摄影师在拉普拉塔的历险故事》(1985)等。一九九四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出版了卡萨雷斯的《英雄梦——比奥伊·卡萨雷斯小说选》，收入了《莫雷尔的发明》((英雄梦》《对猪战争日记》《纪念保利娜》《影子的一边》《别人的女奴》等六个小说。

《俄罗斯套娃》是卡萨雷斯晚年的创作，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然而，想象力与修辞术在他生命最后阶段日臻佳境，奇幻颜料突入现实画布的阅读体验已非“叙事精巧”或“训练有素”这样的评语所能概括，而是更多地源自拉美次大陆一位写作者的优雅与教养。就在出版此书的前一年，作家荣获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一奖项代表西班牙语世界对文学创造的终极褒扬。比奥伊·卡萨雷斯一九九九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去世，研究者通常认为，兴起自一九四。年代的一代阿根廷文学风潮也随之谢幕。

《俄罗斯套娃》里的故事大都和旅行相关，比奥伊·卡萨雷斯相信旅行有助于解放灵魂。此书译文初稿也主要是在旅途中完成的。客居美国期间，在北卡罗莱纳外环岛，在纽约或波士顿的地铁上，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我常常捧读此书。翻译过程中，我曾向罗湉女士请教多个法文人名、地名译法，请西班牙友人Susam SamGimenez帮忙斟酌原文里较繁难的句子，成稿后请友人夏笳阅读过奇幻色彩较浓厚的部分章节。经由一件工作将朋友聚合在生活里，我自觉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正像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时常在咖啡馆里把正在构想的故事讲给对方听，权当是互赠的礼物。

魏然

二○一三年七月

比奥伊·卡萨雷斯是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是句陈词滥调，但陈词滥调常常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才会一再重复。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小说有魅力，但也有危险的智慧和突然而至的悲伤，只有一个老道的文学家才能传达出这样的效果。

——约翰·厄普代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