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散文，浩如烟海。名家群星璀璨，佳制异彩纷呈：或饱含哲思，深沉隽永；或清新质朴，恍若天籁；或激情如炽，诗意纵横；或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二十世纪以降，中国广泛吸纳异域文化，许多外国散文名家日渐为国人熟识和喜爱，外国散文的写作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乃至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奥威尔散文》集中展示了外国散文名家乔治·奥威尔的创作风采。

乔治·奥威尔的文字生动简洁，充满张力，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激情涌动。更重要的是，奥威尔的书写摆脱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与宣泄，将其揭露恐怖政治、力图改良社会的庄严理想贯穿在字里行间，其作品自然而然流露出灼人的锋芒和震耳的吁求。奥威尔一生贫病交加，但他就像一位坠落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致力于为人间带来光明的种子，置自己的苦难于不顾，执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将自己短暂而艰难的一生塑成一支温暖的蜡烛。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出生于印度，幼年时随全家迁至英格兰。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时担任战地记者。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创作大量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做出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奥威尔散文》收录了乔治·奥威尔散文中的经典之作。

《奥威尔散文》能够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奥威尔的写作特点及精神内涵。

贫民收容所（1931）

绞刑（1931）

书店轶事（1936）

西班牙战争真相（1937）

查尔斯·狄更斯（1940）

鲸腹之家（1940）

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进程（1941）

鲁德亚德·吉卜林（1942）

马克·吐温——公认的弄臣（1943）

诗歌与麦克风（1943）

威廉·巴特勒·叶芝（1943）

阿瑟·凯斯特勒（1944）

德国被毁后的前景（1945）

有争议的书（1945）

苦涩的复仇（1945）

一杯好茶（1946）

穷人是怎么死的（1946）

我为什么写作（1946）

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傻瓜（1947）

作家与利维坦（1948）

苦涩的复仇（1945）

每当我看到“审判战犯”和“惩罚战犯”等类似的字眼，就想起年初在德国南部战俘集中营里所目睹的一切。

在一个矮小的维也纳犹太人带领下，我和另外一位记者参观了这个集中营。这个犹太人应募到美国军队，负责对战犯的审讯工作。他大概二十五岁左右，一头金发，面容俊朗，警惕心很强，并且比一般美国军官对政治常识要了解得多，因此由他陪伴，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件乐事。集中营建立在飞机场上，围绕牢狱转了一圈后，这个向导把我们带到一个飞机修理库前，其中关押着不同类型的囚犯，用遮板相互隔开。

飞机修理库是混凝土地面，其中一边躺着一排囚犯，大概有十二个人左右。这个犹太人解释说，这些是党卫军的军官，他们得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其中一个穿着邋遢的文职官员，双臂交叉盖住脸，显然已经睡着了。他的双脚很奇怪，已经严重变形。两只脚的形状很对称，但是已经变成了球形，看起来不像人脚，而像马蹄。当我们走近这些囚犯时，这个小犹太人开始变得异常兴奋。

“这是真正的贱人！”他说，忽然，他用穿军靴的脚猛踢一下，正好踢在那只变形脚凸起的部分。

“起来，贱人！”他大声喊道，被踢的囚犯猛然从睡梦中惊醒，这个犹太人继续用德语重复着相同的话。囚犯匆忙爬了起来，笨拙地立正站好。犹太人忽然变得非常暴怒——说话的时候几乎要跳起来——他向我们讲述了这名囚犯的背景。这名囚犯是“真正的”纳粹党人：他的党员号码证明，在早期他就已经加入纳粹党，职位应该是党卫军政治部门的将军。很明显，他曾经负责管理集中营，负责各种绞刑和拷打折磨。简而言之，眼前这名囚犯就是过去五年我们一直在抗争的代表。

与此同时，我也在端详这名囚犯的相貌。他并不像其他刚入狱的囚犯那样衣衫褴褛，身体虚弱，满脸胡须。他的样子的确让人感到非常厌恶，但长得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残忍恐怖：仅仅有点神经质，从某种程度上还微微透着一股聪明劲。他两眼呆滞，眼神却有些贼溜溜的，厚厚的眼镜已经使失神的眼睛严重变形。看起来他更像是被剥去法衣的牧师，酗酒的演员，或者平庸的巫师。在伦敦普通住宅区或在大不列颠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曾经见过很多类似的人。他显然精神错乱——确实是这样，尽管他当时还算清醒，担心再被踢一脚。那个犹太人正在给我们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可能就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纳粹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实施者，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抗的恶魔，如今却沦落到如此令人同情的境地，很明显，他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心理治疗。

后来还发生了更严重的羞辱事件。另外一名身材魁梧，肌肉结实的党卫军官员被命令脱掉上衣，向我们展示腋下党派编号的文身；又强迫另外一名囚犯向我们解释，他是如何地编造谎言，说他并不是党卫军成员，而仅仅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普通士兵，想借此蒙混过关。我想知道，这位犹太人是否真的愿意利用他的权力来羞辱囚犯，他仅仅是——像妓院里的男人，或是初次尝试抽烟的男孩，抑或是在画廊闲逛的游人一样——告诉自己正乐在其中，正在实现他茫然无助时想做的一切。

去责备德国犹太人或者奥地利犹太人报复纳粹党，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谬。很明显，这种报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一家人可能都被残忍杀害；毕竟，给囚犯的不经意的一脚和希特勒帝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此情此景，还有在德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意识到，报复和惩罚其实都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报复。只有在你无能为力时，你才会渴望有朝一日能报复对方，这是产生这种想法的根源。一旦这种无助的感觉消失，那么渴望报复的愿望也会随之不见。  要是在一九四○年，一想到能亲眼看见党卫军军官被拳打脚踢，被羞辱折磨，谁不会欢呼雀跃呢？但是当这一切变成可能，却只能让人感到怜悯甚至是厌恶。据说，当墨索里尼的尸体被示众时，一位老妇人抢过一把手枪朝他的尸体连射五枪，并且大声喊着：“为我那死去的五个儿子报仇！”这可能是报纸编造的故事，但也可能是真的。我想知道的是，在连射五枪后，那位老妇人到底能从中得到多少满足。很显然，这几年来她都梦想着能有这一天。但是，她能够接近墨索里尼并朝他开枪的时候，眼前的墨索里尼只是一具尸体。

如今，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德国强制实行这种恐怖凶暴的和解方案，是因为他们没能提前意识到，其实对敌人的惩罚并不能带来满足感。我们默许了把东普鲁士的所有德国人都驱逐出境的犯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能阻止这种犯罪，但是至少应该反对——德国人激怒我们，让人感到恐怖，因此当他们败北时，没有必要施与同情。我们坚持这种立场，也让其他人为了我们的利益坚持这样的立场，因此我们有一种朦胧的感觉，那就是既然已经开始惩罚德国，就应该把这种惩罚坚持到底。实际上我们对德国已经没有多少痛恨了，在军队中这种痛恨更少。只有少数几个虐待狂才会对战犯和卖国贼穷追不舍，从而可以不断地实施暴行。要是你去问一个普通人应该以什么罪名控告戈林和李宾特洛甫时，他们是答不上来的。不知何故，当惩罚这些战争恶魔的机会到来时，人们对这种惩罚已经没有兴趣了；因为一旦他们被关押起来，他们就已经当不成恶魔了。

不幸的是，人们必须在亲身经历某种事情后，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下面是我在德国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情。斯图加特被法军占领几个小时后，我和一个比利时记者就进入了这座城市，当时城区内还是一片混乱。在战争期间，这个比利时人一直担任BBC在欧洲的广播事务，就像所有法国人或比利时人那样，他对“德国人”恨之入骨，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英美国家的人。当时，进城的主要桥梁都被炸断，因此我们只能走一个窄小的人行桥，很显然，德国兵曾奋力保卫过这座桥。一个死去的德国兵仰卧在桥脚下，他脸色蜡黄，胸前不知是谁放了一束开遍山野的丁香花。

在我们经过这具尸体时，那个比利时人转过脸不敢看。过完桥后，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死人。他大概三十五岁左右，其中有四年的时间一直在通过无线电做战事宣传。经过这事以后，这个比利时人态度大有转变。被炮弹袭击成废墟的城市，对德国人的凌辱，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厌恶，他甚至还去阻止了一场小规模的恶意掠夺。在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同伴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一点剩余的咖啡给了我们所借宿的德国人。一个星期前，亲自给“德国人”咖啡的这种想法还会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甚至颇为震惊。但是他跟我说，在看到桥边的尸体时，自己的感觉有所改变：他突然对战争的本质有所顿悟。然而，假如我们进城时走另外一条路线，那么就不会看到那具尸体——而那可能仅仅是战争中两千万具尸体中的一具而已。

P186-189

——坠落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乔治·奥威尔的文字生动简洁，充满张力，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激情涌动。更重要的是，奥威尔的书写摆脱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与宣泄，将其揭露恐怖政治、力图改良社会的庄严理想贯穿在字里行间，其作品自然而然流露出灼人的锋芒和震耳的吁求。奥威尔一生贫病交加，但他就像一位坠落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致力于为人间带来光明的种子，置自己的苦难于不顾，执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将自己短暂而艰难的一生塑成一支温暖的蜡烛。

首先奥威尔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敏锐而清晰地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并对黑暗的现状表现出最深切的痛恨及最热切的改良愿望。在《穷人是怎么死的》一文中，奥威尔通过其个人的就医经历，生动而详尽地把公立医院中穷苦病人的非人遭遇揭露得淋漓尽致，令人读后久久无法从震撼与骇然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如果奥威尔的文字只停留在激起读者情感回应的层面，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具有普罗米修斯的救世精神。奥威尔文字的深刻之处在于细腻入微地描绘了病人们的痛苦遭遇以及悲哀孤独的死亡之后，又用真实而发人深省的笔墨刻画了病人的对立面——医生。读过描写病人惨状的段落，人们很容易将病人的苦难归咎于医生，而奥威尔却明白地写出了医生们对待专业的严肃态度与学习精神。因此，奥威尔所要表达的不是简单的医患对立，而是要读者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医生对职业的无比敬重和对病人的粗暴无情。在《贫民收容所》中，奥威尔同样真实地再现了贫民收容所对待无家可归的贫民的粗暴态度，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民之中存在的心灵差距，多方位、多角度地思考了贫民问题，从而使贫民问题深入化、根源化了。奥威尔用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社会阴暗的现实，令读者心惊肉跳，形成对悲惨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出路的严肃思索。在另一篇文字优美而细腻的短文《绞刑》中，奥威尔通过对处死囚犯过程的冷峻叙述，提出了生命尊严的根本问题。奥威尔简洁而极富张力的文字在文章中被发挥到极致：

当我看到死刑犯避开路上的水坑时，我突然强烈地感觉到，去突然结束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的性质让人无法言表。这个死刑犯现在并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和我们一样健康有活力。他身体内所有的器官都在运行——肠道在消化食物，皮肤在进行新陈代谢，指甲正在生长，新的组织正在形成——当他站在绞刑台上，甚至当他被绞死后从刑架上摔下来在空中滑落的瞬问，他的指甲可能依然在生长，虽然他存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他的眼睛现在也能看到黄色的沙砾和灰色的墙，大脑也能记忆、能预见、能思考——比如能思考水坑会弄湿他的鞋子。他和我们一样，都是这群人中的一员，都在感受和理解同一个世界。但用不了多久，随着突然的“吱嘎”一声，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就会消失——从此少了一种思想，少了一个世界。

短短一段文字便把等待受刑的对象化了的死刑犯拉回到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使读者回到人性的角度感受犯人生命的终结。同时，这种高度凝练、激情内敛的描写以鞭打人性的方式去拷问人类的刑政及其政治意义，而这正是心怀救世愿望的普罗米修斯所致力探究的。奥威尔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致力于挖掘艰难现实背后的真相与根源，他残酷而异常优美的文字从未停留于抒写个人的喜乐悲伤，而是着眼于所有忍受苦难的人群，其悲悯与高尚的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奥威尔将寻找光明视为其毕生努力的方向。几乎所有评论都会说奥威尔的写作富有政治色彩，对此或褒或贬。然而，奥威尔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影响其审美追求，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要揭露谎言。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的。”因此，饱含政治理念的文字不但没有使其作品失色，却恰恰反映出奥威尔高贵的思想境界。他将恐怖政治视为造成世界不公、人间苦难的根源，因此倾尽心力揭露恐怖政治所带来的丑恶。其实从根本上说，整个文学史就是不断为人类提供理想图景的历史，正如锡德尼在《诗辩》中所说：“……（她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促使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们探寻理想的动力正是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莎士比亚通过探讨人性建构理想，狄更斯通过批判现实勾勒未来，劳伦斯通过对本真情感的追求向往美好，奥威尔则通过对政治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寻找通达理想天国的路径。无论是其著名长篇小说《1984》，还是《动物庄园》，都鲜明地表现了他所认知的社会丑恶的根源，强烈地表达了其根除恐怖政治的愿望。在本书收录的著名短篇中，如《西班牙战争真相》等作品，甚至包括《查尔斯·狄更斯》、《鲁德亚德·吉卜林》、《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傻瓜》等文学批评，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指向，使得奥威尔的作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厚重与敏锐。且不论奥威尔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为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只从奥威尔真诚与执著地关注贫苦大众、关注社会发展这一层面看，我们就应该对奥威尔心怀崇敬。奥威尔的努力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责任，他没有自命清高地离世隐居，更没有曲高和寡地咏春悲秋，他始终将目光放在现实世界，置自身的苦难于不顾，一心一意地为改良社会而努力。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才真正是知识分子所应持有的态度，也是普罗米修斯愿意忍受痛苦而一心将光明带向人间的高贵品格之所在。

第三，奥威尔具有普罗米修斯式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奥威尔短暂的一生中，他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他做过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然而有过许多工作经历的他从未将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作为最热切的追求，每次不同的生活经历都令他写出震撼人心的文字，使读者的眼光越过个人的喜怒哀乐，投射到贫苦阶级整体的艰难生活中去。可以说，奥威尔正是以他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情怀与牺牲精神，心怀高远，将解救穷苦大众作为理想追求。正如前文指出，奥威尔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大师，他一心关注现实社会、一心改良社会的思想并未影响其作品的艺术性和美学光彩。甚至在一些作品中，这位面色阴郁沉重的作家却表达了其细腻而唯美的追求。《一杯好茶》、《书店轶事》等作品便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奥威尔充满生活气息和精致品味的艺术性。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背负太多的社会责任，奥威尔应该是一位极有情调，甚至贵族化的人。正因为如此，也可以反证奥威尔的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学习的。作为有着较为深刻与成熟的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拒绝面对现实、关怀存在，在个人追求落空或仕途失意之后，只选择寄情山水、安抚心灵，以飘然世外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本身带着一种浓浓的诗意，这种诗意为丑恶的现实世界蒙了一层美丽的纱，使大家只会去品味这种略带伤感的美，从而把现实本身当成一种品味和欣赏的对象，使批判不具针对性和尖锐性。以悠然独乐的方式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甚至是现实中本应该被消灭的丑恶与卑劣，本质上是一种逃避的表现，是对改革重任的脱卸和背离。像奥威尔这样摆脱个人情感的发泄，勇于承担社会改良任务，倾尽心力为社会中的贫苦大众呼吁，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进行痛切批判，才是“社会的良心”，即知识分子们所应努力的方向。

最后，让我们以奥威尔的名篇《我为什么写作》中对写作的认识作为理解奥威尔精神内涵的核心。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认为，作家投身创作的原因有四：一是纯粹的自我主义；二是审美热情；三是历史冲动；四是政治目的。从这四种动机可以发现，奥威尔不但坦然承认作家创作的个人目的，以及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了作家创作的政治目的。当然，他所说的政治并不是狭隘的政治斗争，而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渴望推动世界向某个方向前进，渴望改变他人对于他们献身其中的社会的认识”。由此可见奥威尔对文学创作所寄予的理想及期待。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永远不要洋洋自得地标榜自我向善及个体完整，而是普罗米修斯般将目光放在芸芸众生身上。奥威尔便是在人间寻觅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他渴望文学能够成为指引世界发展方向的光明之源，成为令阴暗丑恶的势力胆战心惊的武器，成为唤起劳苦大众改变苦难命运的号角，并为此忽略个人痛苦，一心将整个受苦阶级作为自己关怀的对象。奥威尔作为一代文学大师，以其坚韧及执著的文字申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印证了知识分子的高尚。因此，阅读奥威尔的作品，不仅是阅读敏锐深刻的文字，更是阅读普罗米修斯式的高贵灵魂，感受奥威尔天神般的悲悯情怀与救世精神。

为了能够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奥威尔的写作特点及精神内涵，译者从选文到翻译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尤其感谢同好王莉老师从编选译文到译文梳理等方面所提供的真诚帮助，没有她的鼎力支持，译稿将不能及时付梓。

刘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