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西鲁本·丰塞卡所著、符辰希翻译的《新年快乐》一书精选鲁本·丰塞卡数十年短篇小说创作的名篇，其中大部分故事与犯罪有关。作者利用他在巴西警界工作多年的经验，透过一个个简短而有爆发力的故事，揭示了巴西社会因为司法不公、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光怪陆离的阴暗面。

这是巴西当代文学大师鲁本·丰塞卡在中国出版的首部作品，收入十三个短篇小说。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基本来自生活绝望的社会底层。作者利用在巴西警界工作多年的经验，透过一个个简短而有爆发力的故事，以冷酷直白的语言，描述了人们在绝望中求生存的暴力犯罪，揭示了巴西社会因为司法不公、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光怪陆离的阴暗面。

《新年快乐》一书是巴西鲁本·丰塞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部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和《索取者》的精选，收入十三个故事。出版于1975年的《新年快乐》甫一面世，一年内就售出三万本，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丰塞卡用他笔下的里约热内卢，表征了一个深刻分裂的巴西、一个伦常颠倒的社会、一个水火难容的世界。

夜游

索取者

贝蒂

雨棚天使

事故报道

骄傲

名册

肉与骨

一个青年作家的辛酸

另一个

新年快乐

曼德拉克

侏儒

译后记

夜游

我提着公文包回到家，包里装满了信纸、报告、调查、研究、提案和名片。妻子坐在床上悠哉地看着信，床头柜放着一杯威士忌。她眼也不抬地说，你看上去很累嘛。女儿在房间练发声定位，儿子房间传来四重奏曲，这是家里仅有的声响。包你拿着不放了？妻子问道，把衣服脱了，喝点威士忌，你得学会放松。

我走进书房，这是我在家中喜欢独处的地方。同往常一样，我什么也不做，在桌上摊开调查报告，却并不看那上面的文字和数据，只是等待。你整天工作个没完，我敢打赌，你同事拿着一样的工资，干的活儿还没你一半多。妻子端着酒杯走进屋来，可以吩咐开饭了吗？

女佣做菜量足且精细，孩子们长了不少，我和妻子也胖了。这是您爱喝的红酒，她满足地咂了下舌头。上咖啡时，儿子问我要钱；品甜酒时，女儿问我要钱。妻子什么也没问我要，我们的银行账户是共有的。

开车出去兜一圈？我发出邀请，尽管知道她不会去，因为这会儿是电视剧时间。我就不明白你每晚开着车出去转悠有什么意思，当然了，那车买来挺贵，不用就可惜了，但我对钱财是看得越来越淡了，妻子说道。

孩子们的车挡住了库门，我的车出不来。于是我把他俩的车开出来，停在路边，再把我的开出来，停在路边，再把他俩的重新开进车库，关上库门。这一系列操作让我略感恼火，但一看到车头凸出的保险杠，那双倍加固的镀铬钢条，我又不禁心跳加速，愉悦舒畅。我把钥匙插进点火开关，强大的引擎藏在流线型车盖下，默默地发出能量。上路了，同往常一样，我也不知要去哪儿，但一定得是条僻静的街道，这座城里的人比苍蝇还要多。巴西大道不行，那里总是车水马龙。我来到一条街上，黑灯瞎火，树影沉沉，很理想的地方。男的还是女的昵？其实无所谓，可是当时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开始有些紧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甚至很喜欢，这样更能得到释放。此时，我看见一个女人，就她吧，尽管女的不太令人兴奋，因为比较容易得手。她步履匆忙，手里提着一个普通纸袋，面包店或菜场里常见的那种，穿着衬衫和裙子，快步走着。石块铺就的人行道上，每二十米有一棵树，这可是个有趣的难题，这要求更高的灵活度。我熄灭车灯，加速向前。直到听见橡胶轮胎撞在马路牙子上，她才意识到我要从她身上轧过。我正中那个女人膝盖以上，两腿中段，稍微偏左，完美的一击。只听得两根大腿骨遇到撞击而断裂，我猛然左转，如火箭般紧贴着一棵树穿越而过，轮胎唱着歌似的滑回柏油路面上。真棒，我的引擎，从0加到100码只用了九秒。我还瞅了眼那个被我撞到的女人，身体扭曲，血染斑斓，趴伏在郊区小屋的一堵矮墙上。  我在车库里检查了一遍车，用手自豪地轻轻抚过那无印无痕的挡泥板和保险杠。找不到几个人，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能像我一样灵巧地驾驭这台机器。

全家正在看电视。兜了一圈儿，现在平静点了？妻子躺在沙发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问道。我要睡了，大家晚安，我答道，明天我在公司还有可怕的一天呢。（P001-003）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白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隋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译后记

巴西，茨威格笔下的“未来之国”，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代里，奥地利作家在这片南美绿洲看到了平等与包容，和平与希望；巴西，暴力与纷争是它的另一张名片，从推翻帝制，到二十世纪的两场独裁，巴西在枪弹与血泪的洗礼中，承受着蜕变的阵痛。一次次，这个国度与“巴西崛起”的期许擦肩而过，渐成为“永远的未来之国”。今天，当我们提到巴西，与炫目的桑巴足球、明丽的里约海滩齐名的是贫民窟层出不穷的毒品交易、黑帮枪战，腐败警察与犯罪分子间的暴力升级。鲁本·丰塞卡正是这样一个暴戾巴西的描绘者。

鲁本·丰塞卡一九二五年出生于巴西东南部的茹伊斯迪福拉市，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他年轻时就读于当时的巴西大学（现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法学院，后从事警察行业多年，在警校专长于心理学研究。得益于早年经历，丰塞卡的小说多以直白、干枯的叙事语言表现巴西城市生活中“暴力”的存在，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出版之初为作者惹来了极大的争议，但终于在二〇〇三年为丰塞卡带来了葡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虽然不直接触碰政治议题，丰塞卡笔下那个属于杀手、疯子、妓女、穷人的边缘社会却无时无刻不与独裁政府所粉饰的太平世界构成巨大的反差与深刻的反讽。因此，当我们阅读丰塞卡，透过那个令人作呕、被色情与暴力所扭曲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罪恶满盈、耸人听闻的现实世界，还有孕育它、掩盖它、鄙夷它、抛弃它的虚伪强权。

一独裁时期的抗争与写作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左派总统若昂·古拉特领导的民主政府，开启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席尔瓦总统发布了《第五制度法案》（AI 5），宣布无限期中止国会，并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增加总统和军队的权力，强化新闻审查制度，严禁报道任何示威抗议行动。《第五制度法案》的颁布深刻影响了巴西的政治空气，它意味着军政府对异己的迫害达到空前残暴的程度，因此其被称为“政变中的政变”。怀有民主诉求或左派思想的文武官员、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在独裁的高压下溃不成军，或隐忍沉默，或拿起武器成为游击战士。

独裁时期政治恐怖的风向也实时影响着巴西文学的发展光景。从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八年间，相对宽松的文化管制与新闻审查仍为知识分子留存了较为自由的表达空间，这一时期堪称巴西民众抗议文化的黄金年代。但是，随着《第五制度法案》的出台，政治大清洗的开始，一批作家、艺术家、学者或锒铛入狱，或流亡海外，不可避免造成了一段时期的文化真空。同时，诚如巴西作家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布兰当（Ignácio de Loyola Branddāo）所言，审查者成为“后《第五制度法案》时期”写作的一个重要新元素。知识分子与审查制度斗智斗勇的前沿阵地首先是报纸，当审查者“枪毙”稿件时，一些报社不会补上备选稿件，而是选择大板块留白，将隐藏幕后的审查者曝露于天日之下。后来，官方不再允许“开天窗”，圣保罗州某报社又在删稿处登上十六世纪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明眼读者一望便知。当与时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卡蒙斯也被禁止，报社干脆在遭到审查的重要版面讽刺性地刊登菜谱。

七十年代，军政府的两大动作对当时的巴西文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一是雷纳托·塔帕若斯（Renato Tapaj6s）的被捕，在其半自传小说《慢镜头》中，作者对游击抵抗的直接描述让当局无法容忍；其二是一九七六年的一道禁书敕令，对两部一九七五年出版并畅销一时、誉满巴西的著作禁止发行并收缴撤回：布兰当的《零》和鲁本·丰塞卡的《新年快乐》。

据布兰当自述，《零》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在报社的工作经历。独裁恐怖之下的巴西，每天每家报纸的每篇文章，都要通过审查者的层层过滤才能排版发行，而在布兰当办公室的一张空桌上，就这样堆满了厚厚几摞被审查者否决的稿件。一次整理办公室时，布兰当本要一次性处理掉这些“垃圾”，可一念之差又让他把这些不得见天日的文字偷偷存下，他意识到，这些被审查制度阉割的报道，这些独裁者眼中不和谐的音符，其中那个被遮掩、被忽略、被禁声的现实才是时下真正的巴西。而《零》的写作，恰有很大一部分直接取材于这些毙于审查者之手的“垃圾”。

与《零》一同遭到封禁的是鲁本·丰塞卡的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联邦警察部在禁令中指斥这两部作品包含“有损道德、伤风败俗”的内容。除此之外，政府爪牙亦不遗余力在舆论阵地中攻讦两位作家，尤其对于丰塞卡，其创作主题中频繁出现的暴力与色情元素，更为当权者提供了政治、道德“双杀”作者的借口。参议员迪纳特·马里兹曾公开贬损丰塞卡的作品，称：“这是档次极其低下的黄色刊物，即便在这个国家最偏远落后的角落也很难找到。”

以道德名义打压文艺作品虽在任何极权社会早已见怪不怪，军政府当局这一粗暴举动仍在巴西文化界引起了激烈反响。上千知识

鲁本·丰塞卡，巴西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1925年出生于巴西东南部的茹伊斯迪福拉市，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他年轻时就读于当时的巴西大学（现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法学院，后从事警察行业多年，在警校专长于心理学研究。他也曾在巴西著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深造、任教。得益于早年经历，丰塞卡的小说多以直白、干枯的叙事语言表现巴西城市生活中“暴力”的存在。  丰塞卡一生创作类型多样，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其中尤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冷酷尖刻的语言，直指巴西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出版之初为作者惹来了极大的争议，但终于在2003年为他带来了葡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同年，他还在墨西哥获得胡安-鲁尔福文学奖。 《新年快乐》是鲁本·丰塞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部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和《索取者》的精选，收入十三个故事。出版于1975年的《新年快乐》甫一面世，一年内就售出三万本，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丰塞卡用他笔下的里约热内卢，表征了一个深刻分裂的巴西、一个伦常颠倒的社会、一个水火难容的世界。分子联合发表宣言抗议审查，签字者中不乏文化名流。作家、诗人热拉尔多·梅洛·莫朗（Geraldo Mello Mourāo）对丰塞卡的遭禁表示震惊，并讽刺说，如果《新年快乐》有悖伦常、法理难容，当局应当对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也统统拘捕。

在为丰塞卡鸣不平的诸多抗议声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阿弗兰尼奥·科蒂尼奥（Afrênio Coutinho），这位德高望重的巴西文学院院士于一九七九年专门撰文《文学中的色情》为鲁本·丰塞卡辩护。他在文中开章明义地强调：“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首要原则是看它的艺术成就。”而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情色文学”（literatura er6tica）的谱系中，我们应当区分赤裸裸描写性行为的低级黄色与含有艺术价值的情爱文学，后者的范畴可以涵括莎士比亚这样的世界文学巨匠，以及巴西文学的开山鼻祖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科蒂尼奥引用阿西斯为例进一步阐发道，一部作品是否算作情色文学与其是否使用敏感字眼或是否直接表现性爱场面无必然关联。阿西斯的《沉默先生》《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与《子夜弥撒》等经典作品都可划归为情色文学，乃是因为性与爱构成了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而非因为作者使用了什么色情词汇或描写了什么淫秽场面。因此，那些审查者与道学家所指摘的元素并不必然与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相互排斥，科蒂尼奥借机反问道：“莎士比亚写下‘whore’与鲁本·丰塞卡打出‘puta（婊子）’这个字眼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解开围绕丰塞卡的诸般政治构陷与道德诬蔑后，我们方能看清，作者赖以在巴西军事独裁时期的抵抗文学中独辟蹊径的是其优秀的文本质量与背后尖锐的社会批评。在一个国旗上书写着“秩序与进步”的国家，一个暴政雇用审查者粉饰太平的年代，鲁本·丰塞卡试图用最直白的语言，速写出一幅地下世界的可怖图景，还原一个堕落腐化、暗流汹涌的巴西。正如德国人指着《格尔尼卡》问毕加索：“这是你画的？”毕加索回答：“不，是你们画的。”丰塞卡小说中展现的色情与暴力也无不是强权者的创造。

二暴力与色情：悲惨世界的真实色彩  鲁本·丰塞卡一生创作类型多样，包含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等，其中最以短篇小说见长。诚如巴西诗人、批评家卡洛斯·内加尔（carlos Nejar）的观察，丰塞卡的热情（pathos）更多倾注于短片小说的写作，“因为这是一个简洁、直接的灵魂，在长篇小说的拖沓中难免生厌……短篇小说是智慧的极限”。从一九六八年《第五制度法案》出台到一九七九年军政府开启民主化进程，这段政治现实最紧张、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丰塞卡出版了两本后来成为其代表作的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与《索取者》，收录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就展现丰塞卡笔下的暴力巴西而言最具代表性。两个故事都以极端凶残、冷漠的暴力犯罪为核心，主人公皆来自生活绝望的社会底层，他们虽不属于巴西庞大的文盲人口，但现实却无情地把他们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于是暴力不仅是他们满足生存需求的必要手段，更成为了他们抵抗边缘化的无声语言。在丰塞卡的大多数叙事中，暴力是这些社会边缘人唯一可以轻松获得并自由使用的武器与资源，恰如迪欧尼西奥·达·席尔瓦（Deonísio da Silva）所言：“除了边缘性，他们一无所有，这就是暴力之路。”

这些作品中，丰塞卡不仅运用极具冲击力的语言让读者领略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现场，并且努力还原出施暴者扭曲、不堪的日常生活。例如，在小说《新年快乐》中，杀虐上演前，故事先从几个“主犯”的生活环境写起：边远贫困的街区，破旧污秽的楼道，臭气熏天的房间，食不果腹的日子……当几位主角从这样的境遇里走出，扛着枪走上街头，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骇人听闻，却也尽在情理之中：闯入一场新年派对，抢劫珠宝，胡吃海喝，强暴妇女，甚至打光好几发子弹只为看看能不能把人黏在墙上。比描述这一切暴行更有力的，是作者对施暴者心理的准确把握和直白表达。《新年快乐》中，当遭到打劫的上流社会中有人试图安抚暴徒情绪，让他们随便吃随便抢，只要不伤人，这却激起了劫匪心中更大的不平与愤怒：

“狗娘养的东西。吃的，喝的，珠宝，钞票，这些对他们来说九牛一毛。在银行里，他们拥有的多得多。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糖罐里的三只苍蝇。”

贫穷、饥饿与性压抑让这些绝望的动物必然诉诸暴力，然而报复的快感也不过一时的泡影。贫民窟里走出的歹徒很快认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一次暴行只能一次缓解他们的饥饿与愤怒，横亘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经济鸿沟远不是新年派对上的一点吃食所能填平的。枪弹所能抢走的，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九牛一毛，因为“在银行里，他们拥有的多得多”。万般沮丧之下，施暴者意识到，要实质性伤害到这些遭人嫉恨的权贵者，只剩一种可能——剥夺每个人最基本、最平等的权利：生命。达·席尔瓦对丰塞卡笔下这类人物的总结甚为精悍到位：“杀戮，即生存。”在一个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的社会里，当实现公平的一切出口都被堵死，底层与边缘诉诸暴力则不再是为了抢夺，而是一种绝望的抗议，一种被排挤、踩踏到绝境时不计后果的反击。

不过，暴力并非穷人的专利。小说《夜游》的主人公工作体面，有家有业。妻子和儿女都清楚他有晚饭后开车兜风的习惯，只是没人知道，他的乐趣在于，每晚把车开到行人稀少的街区，路上随机寻找一个行人，将其撞飞后逃之天天。如果说贫民窟劫匪的犯罪动机尚可以理解，《夜游》中的汽车杀手则怪异得令人发指。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一桩荒唐的罪行、一个毫无道德感与同情心的冷漠灵魂。选择目标下手时，男主人公只是一心在盘算，怎样撞人自己才能获得最大的放松与快慰；而回到家中，他不无自豪地抚摸自己的爱车，赞叹自己的车技，然后若无其事地跟家人道了晚安，第二天在公司还要忙碌。在极其简短的篇幅里，作者不仅揭露了上层社会中同样暗中发酵的暴力倾向，更用“豪车撞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情节，构建了一个阶级倾轧的社会隐喻，而犯罪者的心安理得与逍遥法外更大大增添了现实的残酷与令人不安。由此可见，丰塞卡所表现的暴力，并非社会边缘分子的特权、专利，而是如达·席尔瓦所言，乃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常数”，只不过一些人的暴力比另一些人的更受体制保护罢了。丰塞卡多部作品的主角曼德拉克律师，就是一个“体制化暴力”的化身。他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在富商、政客和警察中间游走，左右逢源，他的欺上瞒下、玩世不恭、以暴制暴、以黑吃黑，彻底揭露了社会的腐化与法治的沦丧，而小说第一人称展现的心理活动，更直白暴露了“法律工作者”以权谋私的无耻心态。

因此，鲁本·丰塞卡为我们讲述的骇人故事，并非个别心智不全、仇视社会之徒的极端案例，而是强权统治下巴西社会必然要遭遇的悲剧，一个同时属于穷苦人与特权派、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悲剧。一方面，以“安全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军人政权利用威权统治创造了所谓的巴西奇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实现了每年11．2％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贯穿了军政权时期的始终，抛弃公平的经济发展在巴西社会中撕开了至今仍未愈合的裂痕。穷苦底层走投无路，辈出亡命之徒；中产阶级为了起码的体面疲于奔命，整日怨气满腹；特权者为了巩固自身利益，更不惜举起枪口。由此观之，鲁本·丰塞卡的“暴力小说”，虽很少涉及制度议题，本质上却无一不是独裁这口高压锅里此起彼伏的“内爆”现象。丰塞卡用其高超的文学技巧极力表现的，不仅是巴西社会生活中日益寻常的暴力，更有其背后道德与价值体系不可挽回的崩坏。如果一个社会里，不分阶层、不分地域，处处可见对“恶”的执迷，那么可以说，它的每一个故事，每一种荒诞，都在指向暴政这一毒瘤。  至于丰塞卡小说中的“情色”，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哗众取宠或污染视听。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做爱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一次高潮就是一次打击。在作为公共话语场的文学空间里，专制者所极力禁止的，准确说，并不是性爱本身，而是性爱的表达，因此，鲁本·丰塞卡作品中露骨的情色描写，自然构成了对“道德正确”的军政权最直接的挑战。

丰塞卡似乎对自己的小说在读者中激起的反响与争议早有预见，在葡语选集《新年快乐》的末尾，作者为自己安排了一场虚拟的“采访”，对于情色、暴力、审查等出版后可能面对的话题给出了正面的回应。“小说”中的采访者问作者，是否视自己为一个黄色作家，作者直接回答道：“是的，我的书里满是没有牙的穷苦人。”的确，“没有牙的人”在丰塞卡的故事里，既是具体的小说人物，也是一整个社会阶层的隐喻。在《新年快乐》与《索取者》中，故事的主角癞子和“索取者”都“碰巧”没牙齿。那为什么说是无牙者的黄色文学呢？因为丰塞卡试图在最后这一篇自白中重新定义“色情”。世界各地的儿童都听过这样一个童话：约翰和玛丽被狠心的父母丢在森林里让狼吃掉，但聪明的他们一路留下记号，找回了家，最终又和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丰塞卡说，这才是真正的“色情”（pornografia），“因为这个故事里充满了下流、欺诈、可耻、猥亵、鲁莽、肮脏和卑鄙”。判定一篇作品是否黄色下流不应以是否使用“脏话”为标准，因为一个丧失体面却依然禁忌重重的社会虽藏污纳垢，却在语言上虚伪地避免着某些字眼。“人们不惜一切避免说‘禽’：‘他们睡觉，做爱（有时用法语词），发生关系，同房……我曾有个法学教授，说话委婉到每次要用拉丁语：introductio penis intra vas’。”

语含机锋、话里藏刀的丰塞卡，显然是试图在内容与语言的两重层面挑战与颠覆权力者设下的藩篱。带着语不荒诞死不休的劲头，作者进而发挥道：“应该设立‘全国脏话日’。压制所谓色情文学的一大危险在于，它为审查辩护，并扭曲了这个制度。他们声称，有些字眼毒害如此之大，以致完全不可以写出来。所有阻碍言论自由的企图都会利用这一论断。”在选集《新年快乐》“满纸荒唐言”的末尾，作者至此终于图穷匕见。

三丰塞卡：黑暗文学的意义  《新年快乐》甫一面世，一年内就售出三万本，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有人将丰塞卡作品的广泛接受归功于其“警察小说”的体例，然而时间证明，丰塞卡的成功是一个不可脱离时代背景孤立解读的文化现象，需要更多智识层面的关注。在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当所谓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不再泾渭分明，鲁本·丰塞卡在后现代作家与独裁时期文学的谱系中独辟蹊径，脱颖而出，凭借的不仅是独到的选题与角度，更重要的原因依然在于其对写作品质与文学语言的追求。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们注意到，当整个巴西社会在两极分裂，雅文化与俗文化彼此疏远时，丰塞卡却在努力寻求拓展其话语的作用范围。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作者才力图探索一种直接、客观、冰冷的语言来表现极端暴力或淫秽不堪的社会现实，并且对市井污言毫不避讳。然而，丰塞卡在艺术上的创新与实验，在获得承认与荣誉之前，除了异见知识分子的廖廖附和，更多引来的是社会舆论的争议与军独当局的封禁。评论家达·席尔瓦一针见血地指出：“各式各样的审查总是迫害当代作家，经典作家往往可以幸免于难。显然，历史不用多久就会将当代作家变为经典作家。”今日，独裁政权已崩塌廿载，作者已获得卡蒙斯奖在内的承认，七十年代军政权对鲁本·丰塞卡的道德攻讦与粗暴审查，已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其中映照出的，不仅有国家权力的逻辑，还有写作者通过文学顽强抗争的见证。

归根结底，丰塞卡小说中的色情与暴力元素，不过是被强权者利用的浮浅借口，它的真正锋芒在于，这些或荒诞或恐怖的故事触到了当政者的痛处。批评家马尔科姆·西尔弗曼（Malcolmsilverman）总结道：“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地下世界，丰塞卡创造的人物淹没在阴谋诡计中，有时甚至是自己设置的陷阱。其中主要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归于这个堕落腐化的社会，而人性只会加剧它的丑恶。”因此，边缘人的愤怒与暴力，社会上上下下的变态性趣，成为一九六四年后巴西城市生活中无法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主题。无需高谈阔论政治的形而上学，也不用歌颂少数头破血流的志士仁人，丰塞卡用他笔下的里约热内卢，表征了一个深刻分裂的巴西、一个伦常颠倒的社会、一个水火难容的世界。正如西尔弗曼所言：“鲁本·丰塞卡所叙述的巴西，是个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度。”在花团锦簇的巴西奇迹之下，丰塞卡用一个个令人读罢发寒的故事，向全社会严肃地发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巴西？属于谁的巴西？为了谁的巴西？

符辰希

二〇一四年八月于威斯康辛大学

巴西作家鲁本·丰塞卡……是这些当代作家中的一个：从图书馆里逃逸出来，用从大众文化里偷来的材料和技巧创作了高品质的文学。他生动地诠释了那句古老的谚语：“以贼捉贼。”——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鲁本·丰塞卡作品里最美妙的是，不知道他将带领我们到达何处。每次翻开他的书，我都仿佛在午夜接到一通来电：“嗨，是我，你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事。”好吧，或许一开始我是不相信，但很快我就相信了一切。他的写作创造了奇迹，真不可思议。他的每一本书不仅仅是一趟有价值的旅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必要的旅程。——托马斯·品钦

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地下世界，丰塞卡创造的人物淹没在阴谋诡计中，有时甚至是自己设置的陷阱。其中主要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归于这个堕落腐化的社会，而人性只会加剧它的丑恶。——马尔科姆·西尔弗曼

是的，我的书里满是没有牙的穷苦人。——鲁本·丰塞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