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38年连续记述，1000余万字完整存世。一代宗匠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在竺可桢生前，其日记是秘不示人的，作为史料宝库，如今以全貌公诸于世。本卷收录1955-1957年的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19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0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本书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前言

关于竺可桢日记

日记编例

第14卷说明

1955年

 日记

本年事要

松松成绩

杂记

剪报

1956年

 日记

杂记

剪报

1957年

 日记

本年事要

杂记

剪报

附录一 第14卷人名简释表

附录二 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附录三 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附录五 竺可桢日记中常见略语符号表

1月23日 星期日

今日除夕。决定生物地学组论文。

上午八点半至院，开地学生物组论文审查小组会。地质方面有：1.宋叔和《黄铁矿类型铜矿床研究》(甘肃白银厂)，2.全伯良《酒泉盆地大地构造》，3.中国地质学编委会《东北地层的发展》，4.叶连俊《锰矿沉积研究》四篇。其中，全伯良一篇为酒泉石油报告的一章，材料丰富，但科学性还不够，所以未被选人。宋叔和文对甘肃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矿床研究有很大贡献，联系大地构造与矿物共生程序，是近年来我们对有色金属矿床研究最有贡献之一(孟宪民推荐语)。叶连俊文亦无问题。《东北地层的发育》，侯德封和尹赞勋二人不赞成，以为未成熟，许杰、武衡主张加入，所以亦入选。气象方面，有叶笃正的《西藏高原对于大气环流的影响》(顾震潮合作)，第五篇为李瑛、萧前椿等的《西藏地质地理和农业》。生物方面，肯定了沈善炯《金霉素的生物合成》、赵洪璋《“碧蚂一号”的选育》、北京中检所《兔化牛瘟病毒疫苗》三篇。陈桢《金鱼演化史与品种形成的因素》，因已登《动物学报》，周建人审查认为可以不提出。曾呈奎《紫菜生活史》，大家认以为题目小，且不见得是创见，所以未人选。此外，尚有马文昭《磷脂类对细胞组织作用》，张锡钧说苏联专家估价甚高，但马本人病，所以暂不考虑。广西卫生部猴类眼角膜移植也闻已成功，但情形不详。十二点散。

下午五点院中请苏联顾问科夫达、拉菲科夫和谢尔久琴科夫妇。待至五点半始陆续到齐，到七点始散。约简焯坡、刘若端夫妇及尤芳湖、姚杏仙晚膳。

1月24日 星期一 夏历乙未年元旦晴。晨暖如春日，(31°F)0°。日中略有风。

赵九章、严慕光、解俊民、王淦昌、张宝堃、黄宗甄、尤芳湖、蒋硕民、硕健、张其春来。黄墨谷夫妇、寿振黄来。

晨七点起。上午张宝堃夫妇来谈。又解俊民来，他和其爱人均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解做科普工作，很有成绩。近来与长春汽车厂合作，要把汽车零件及内容装置加以说明，作为普及工作，预备作一展览。他的太太原名王蕙，与何友谅同时被特务所捉，解重庆，以后何即为特务所杀。尤芳湖、徐学乾？[疑为徐友乾]来谈。王淦昌来，谈及雨量中的放射性物质。据云，在六、七、八各月曾经试验，在中国查不到。余告以日本于五月间尤其十六左右，发现雨水中有大量放射性物质，多至10－7(Miyake Y.,The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 in Rain Water Obserred in japan)。《气象研究所欧文报告》五卷二期，昭和29年(1954)二月。说五月十六曾在京都量得0.08×10－6Curie/liter的数据，并从许多站的雨水化验，自从五月八日Bikini比基尼岛的氢弹爆发而来。

十一点和松松、姚杏仙及尤秘书夫妇至北海公园一走。十二点半回。乃超及孙姓友人、陈志刚、乃贤等来。一点半硕民夫妇和硕健来。午后苏子蘅来，谈今年二月间将开抗生素会议于波兰事，卫生部事先并不告知我们云。严慕光来。又张其春来，他仍[在]国务院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晚膳时谈到乃超所带孙姓友人。允敏批评他对结交女友的不适当，因此谈及竺家人对女子态度，这就使我大为不快。

1月25日 星期二 晴，Calm。

涂长望、郑作新、林超、罗开富、武衡、熊伯衡、陈立、吕炯、杨昌业、席泽宗、蔡邦华、严希纯、黄章恺来。士俊、过郁芬来。

晨涂长望夫妇来，与谈气候学。五年来对于气候学未为人注意，现因农业生产为国家所注意，气候遂又成为重要科目。地球物理所向未看重气候，因之朱岗昆、吕炯、张宝垄均为不满，但若移地理所，因无基础兼之领导不强，所以大家不愿。现由叶笃正、赵九章建议，由卢温甫出来兼组长，以杨鉴初为副，成立此一组。惟温甫身体不好，时常有失眠症，所以杨鉴初要负大部责任。林超、罗开富来谈。又农业机械化学校陈立夫妇及熊伯蘅来。

下午吕炯、杨昌业来谈。中午士俊夫妇及四男孩碚、平、西、庆均在寓中膳。碚已人中学，余在小学。士俊方于年底自合肥视察蚕桑回。据[云]，合肥今年大雪深达二尺，此为1930年以后第一次。1930年冬寒而1931年大水，而今年长江流域亦严冷达－20°，是否为夏季大水之预兆乎？昔年我曾著文《冬寒是否为夏水之预兆》，恐未必然也。据士俊云，实验生物篦麻蚕在上海、广州推广有困难，但在安徽，经省政府发动，1954年大为成功，所以1954年只推广500斤种子，1955年将扩充到二十万斤云。

1月26日 星期三 晴。晨－4°。日中晴热，凰。

叶企孙、贺昌群、傅承义夫妇、刘崇乐来。式敏、权、业和功来。阅徐近之《青康藏的气候》文。

晨七点起。上午叶企孙来谈，为星期六开中国科学史座谈会事。南京刘庆云要报告。企孙谈《本草》应出一个新的版本，这是一件大事。要出古代历史十二科学名人传记。要向图书馆留二三间房子，作为中国科学史用。书籍方面要各方添买。

式敏带二小孩来。她在中央歌舞团，身体甚好。她两小孩声音洪亮，余谓将来歌舞团中人也。未几，式业、式功和式权亦来。余忆及式权乃二十年前时所见，其时四五岁耳，不图今日子女亦如此大矣。式业在警卫师团做文工团工作。余和他打羽毛球半小时。今日取出照相本一看，乃二十年前所撮影，那时常见的仁甫、雄弟不幸均遭非命，仪孝堂老人物故，翼如、雨岩先后去世，即余家中侠魂、梅、衡亦不能永年，不胜今昔之感。但后一辈人均已兴起。叔同一家有五个小孩在京，雨岩有两个，我家更多。士俊四子虽年幼，均在京。士楷七个小孩均逐渐长大成人。年青一辈子是幸福的，前途光明灿烂，与蒋介石时代漆黑一团糟迥不相同矣。晚阅徐近之《青康藏气候》。中午式业、功、敏、权统在寓中膳。

晚阅徐近之《青康藏的气候》，文中未能参考新立甘孜、昌都、邦达、倾多、则那宗太昭、拉萨六个站纪录。

1月27日 星期四 晴。晨－3°。上午阴，下午晴。

下午和秘书处同人谈学部报告。

晨七点起。上午在院看公文。下午和过兴先、张克明、叶笃正、薛攀皋、宋振能等谈学部报告。原来报告系八月间薛、宋二人起稿，分五年来成绩、今后方针任务及学部任务，其中罗列事实甚多，有一片流水账形势，但院外许多工作仍未列入。文中没有重点，看不出关键性问题，也没有提出存在的问题。我以为郭院长的总报告应该是一个总纲，所以必须先做好总报告，如陈毅副总理所讲，“研究院应以解决基本问题为任务”是否应写入。此外，院中存在问题和其解决办法统应该提出。

1月28日 星期五 晴。晨－6°。日中晴，Caim。

农林各科专门学会学术讨论会。

晨九点至农大，开七学会(农林)学术讨论会，即农业、林业、昆虫、植病、园艺、土壤和畜牧兽医。到邹钟琳、曾省、吴福桢、陈凤桐、冯泽芳、施平、孙晓村、李继侗、裘维蕃、邓叔群、俞大绂、沈其益、王云章、陈鸿逵、杨新美、蔡邦华、刘崇乐、朱弘复、陈方济、李连捷、钟俊麟、毛宗良。农业部杨显东主席。筹备委员沈其益作了报告后，即请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讲话，他在上午讲两小时，1954年农业情况和当前任务。下午因周总理召集谈话，未再听有关于农业合作化及学习苏联二项。据刘报告，1954年虽有洪水，但粮产3400亿斤，超出1953年100多亿斤。水产达到规定208万T，但棉花只2200[万]担，比53年少300万担。今年春耕初，合作社可达六十一万户，去年只十一万，发达迅速，技术跟不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到1957年，要产粮食4070-4100亿斤，每年要加7%。棉花'57年要3710万担，比'54年多1530万担，面积达9840万亩，@37斤一亩。55年要2850万担。畜牧'57年大家畜9680万头，绵羊6870万，山羊4800万头，猪一亿三千八百万只。水产270-300万T。困难是小农经济，到'57年仍有40%户不合作化，即五千家或二亿人口。'57年要开荒三千万亩，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亿亩，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亿亩。目前16.1亿亩，要加至廿亿亩云云。1954出茶叶二百万担余，其中约20%出口，红茶占十几万担，约一半云。

三点至中南海西花园周总理谈话，到郭院长，李、张、吴副院长，钱秘书长、周培源、钱伟长及刘贯一、刘宁一、陆定一、廖承志，谈发动宣传原子能问题。周总理首先谈及目前因艾森豪威给国会咨文，要授权与他任何时在台湾可以用武力，因此引起世界紧张局势。英国和新西兰想出面来要联合[国]出面来停止台湾海峡的战事，这是干涉我国内政，周外长已严词驳斥。艾氏的咨文在下院已大多数通过，只三人反对。在参院委员会中以26:2通过，反对者有威廉·朗杰和韦恩·莫尔斯。莫尔斯称之为先发制人的战争。英国工党艾德礼和贝文认台湾是我国的一部，但艾登要来探试由安全理事会出面，使台湾中立。周总理意，只有控诉美国干涉内政，我国方可参加。周总[理]认为，美国将尝试由联合[国]或第三国或再派荷马啥尔或开日内瓦会议的方式来决定。我国人口不集中，所以原子弹威胁不如欧美。我们主张原子弹任何时候都不能使用，要做和平建设，所以主张要科学院发动来组织做文章，开座谈会，组织讲演(宣传部)，调干部等工作。还谈到建筑要以合用为第一，经济第二，美观第三。五点半至院。并至北海溜冰。

P15-18

一

竺可桢，字藕舫，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1974年2月7日病逝于北京。

进入20世纪之前的中国，科举制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主体。1898年维新派主张改革教育制度，新风所被之处，绍兴东关镇也办起了新式学堂。竺可桢由此得以在家乡读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之后又进了唐山路矿学堂，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新学基础。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断断续续，波波折折，直到20世纪初，才通过新学制把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全面引进中国的课堂。随后的留学大潮又把现代知识分子群推上了新世纪的舞台。幸逢如此历史机缘，加上自身勤奋有恒，竺可桢终能跻身于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行列。

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创办“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科学》杂志，发起成立了“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汇人到这股科学救国的洪流中，成为该社的第一批社员和《科学》杂志的早期编辑。以此为起点，他一生中始终坚持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利用各种机会呼唤全社会注重科学事业的发展，倡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勇于担起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

回国后的竺可桢，先后在武昌和南京任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为日后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早期专门人才。在推动科学教育升级转型的同时，他长期参与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工作，被推选为继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之后的第四任社长。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的科学体制处于团体化组织自流发展的状态，而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中国科学社，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

中国科学社按英美模式勾画了未来中国科学事业的蓝图，但囿于国情条件，此梦难圆。1928年以后，蔡元培等力主引进法国模式，中国科学体制由此进入了中央研究院时代。鉴于竺可桢的学术地位，从蔡元培着手筹备中央研究院之日起，他就被邀请来负责筹建气象学方面的研究机构。1928年至1946年间，他一直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自1935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他亲自主持在南京北极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出一支精干的队伍。与此同时，他为国家争权益，经过苦心经营，中国终于从1930年元旦起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对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他本人在台风分类、季风、中国气候区划、气候变迁以及物候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处在科学的前沿。《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的编者在卷前撰有“竺可桢的生平与贡献”，对此已有较系统的评述。

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浙大前任校长推行法西斯主义教育，招致广大师生的激烈反抗，使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竺可桢长校之后，尽力按哈佛办学模式塑造新浙大，着力革除弊政，聘选优秀教授，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的大学进入颠沛流离的状态，而浙大是搬迁各校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所。每到一地，即能迅速开课，图书馆、实验室也都随即开放，保证了教学与科研的进行。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浙大每到一地，都为当地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其影响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清晰可见，因而浙大的西迁被称为“文军长征”。经历了遵义湄潭时期的相对稳定之后，浙江大学竟在艰难困厄中崛起，这所原为普通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竺可桢即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建院之初的首要任务，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重新组建新的科研机构。由于竺可桢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历来认为发展科学事业的关键是人才问题。在尊重人才、使用人才、吸引人才和保护人才方面，都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随着后来领导体制的变化，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执行“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任务上，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工作。他亲自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与各方面协调，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察队。他在70岁的前后，以年迈之躯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和北漠南疆，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这些考察成果为国家宏观规划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此相随，在全国布置了略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和观测台站的网络，并直接促进了在冰川、冻土、沙漠、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许多新兴研究领域的拓荒与耕耘。

人口、环境与资源，与竺可桢所从事的地学研究有关，更与50年代以后他分工领导的工作有关。在对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保护、开发和改造等方面，他都有过艰苦的考察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思考，著述亦多。通过物候学的研究和资源考察工作，他较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晚年则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他从20年代起即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50年代以后，面对人口陡增的形势和政府对策失误的现实，这一关注就更为持久和益显沉重。他在著作和日记中殷殷述说中国古人盲目开发资源而给后世遗下无穷祸患的惨痛历史教训，呼唤今人负起历史责任，不要再因我们的失误而殃及子孙后代。竺可桢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最为关注的是人口增长和水土流失两大问题。与源于西方的工业忧患不同，他表达的乃是源于本土的农业忧患，今人由此可以隐约看到“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在中国的早期萌动。

自20世纪30年代起，竺可桢在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中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50年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4年起当选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他的一生，除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事业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外，在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突出成就。

59岁以前的竺可桢，先后领导过一个系、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大学；59岁以后，他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学事业；66岁以后侧重于对地学和生物学科研的领导；晚年遭遇“文革”，开始“赋闲”，在特殊的政治保护中幸得“平安”。不过，早年的思想棱角已被连续淘磨多年，他尝以“落伍者”自责，对时代政治大局欲解而难解，对国家科学事业欲为而难为。他只有“躲进小楼成一统”，充分利用原来难得的时间，继续研究并潜心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又与合作者共同完成了《物候学》一书的修订。此外，他坚持逐期阅读国际上两种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关注国际科学进展，思考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前途；他认真检索几十年的日记，为澄清对有关人士历史问题的审查而认真书写证明材料；也曾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命运和保卫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书周恩来总理。当然，还有许多时光消耗在与病魔的周旋中。因“文革”时期宅内冬季供暖不足而周期性引发的肺气肿，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二

竺老离去的30年来，科学界、教育界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他的怀念。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浙江大学，在他的诞辰和忌日，于1984年、1990年、1994年、2000年举办过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

竺老的纪念文集和传记著作，已出版近20种。在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中，竺可桢名列第一组之中。

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设“竺可桢故居陈列室”，为该地文物保护单位。

在竺可桢的故乡命名“竺可桢中学”，为浙江省级农村示范初级中学。

由中国气象局投资，在浙江省绍兴市气象局辟设“竺可桢纪念馆”，作为中国气象系统开展传统教育基地之一。

江苏省气象局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的会议厅命名为“藕舫厅”。

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竺可桢学院”“竺可桢杰出学者年度讲座”，在竺可桢学院大楼内辟设“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

在浙大西迁所在地遵义，建有“竺可桢碑亭”，并将附近一座新建桥梁命名为“可桢桥”。

中国科学院及其直属机构设有“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竺可桢科学史讲席”“竺可桢科学史奖”和“竺可桢南森国际研究中心”。

竺可桢塑像见于各地：南京大学东南大楼、浙江大学校园、江苏省气象局内中研院气象所旧址、中国科学院917大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研楼和上海青浦“东方绿舟”的知识大道等。

多年以来，在众多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

上述种种，尽管出面主持者的名义不同，但都发乎于人们内心那份历久弥深的真情。

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竺老之一生，“三立”皆备。他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享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一代宗师之誉，研究水土风云，成果惠及百代，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竺老以地学为专攻，重实地考察而躬行各地，又终生奋笔不辍，著述虽多有佚失，而现尚可得各类遗存文稿约300万字，日记约1000万字。

出版界早就有人打算为竺可桢出集子，也作过收集文章的准备。1962年，主管科技界的聂荣臻副总理曾提出：“象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给他出个文集。”

1977年4月，中国科学院决定编辑《竺可桢文集》，此书于1979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选收论文79篇，约70万字。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文章未能人选。后来还有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1981)，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看风云舒卷》(1998)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竺可桢文录》(1999)等，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编选的本子，文字量不大。日记方面，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总共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约300万字，占原本字数的三分之一。

当历史走进21世纪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把过去的世纪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回顾、梳理和研究，于是悄然出现一波文化名人全集热。如蔡元培、胡适、顾毓■、吕叔湘、赵元任等人的全集，基本上是学术界与出版界自发合作的结果。《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出版，虽然也是时逢竺老逝世30周年的一种纪念，但从更深层说，和其他全集一样，已走出了宣传和纪念的局限，而更多的是为了透过文化名人的著述，去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

《竺可桢全集》拟出版20卷。第1-4卷，收录作者已刊和未刊的中文著述，既含讲演稿、工作报告、自存手稿以及新闻报道中引述、摘录的讲话，亦含书信、题词、诗作、自传、学习体会、思想汇报、履历表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19卷收录竺可桢1936～1974年的日记。最后一卷拟含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

《竺可桢全集》的前4卷和第5卷，无论何种学科、体裁的文稿，一律按时间先后排序。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无法严格区分学科领域和体裁类别的困难，更多的考虑还是想给读者提供一种历史考察的方便，无论是什么学科或体裁的哪一篇，都是竺可桢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留下连续足迹的一个印记。

全书编辑加工以“存真”为基本要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为后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

《竺可桢全集》所收文献纵亘1916～1974年，计59年，历经中国现代史之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不仅所记述史实弥足珍贵，其文章写作样式、编辑出版规范、社会流行语言、术语译名演变，等等，也都真实地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样态和流变趋势，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为此，我们坚持力求如实保存文本原貌，未完全按现有通行的编辑出版规范作加工处理。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作者文章中表述的学术观点和论据，有后世学者提出较大争议和较系统考订者，本书亦未予逐一注释和论列。编者的主要工作是广泛收集遗存文稿，考订其发表的时间和背景，选择适合入选文本，辨读文本内容，酌情予以必要的点校、考证和注释，对不同文本作参校订正。

三

《竺可桢全集》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当务之急是搜集竺可桢的遗存著述，途径有四：(1)以《竺可桢文集》后附“竺可桢著作目录”所列篇目、竺可桢纪念文集和传记所引文献以及现存竺可桢全部日记有关记述为基础，按图索骥；(2)原“竺可桢研究会”在80年代收集的各类文稿；(3)对《科学》杂志、气象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刊物、浙江大学校刊、中国科学院档案等作了系统查阅，并对近年相关出版物，如《蔡元培全集》、《南大百年实录》作了查索选录；(4)通过竺老亲属、浙大校友会北京分会等渠道，向与竺老有过各种联系的人员发函征集。

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国气象局图书馆、农业部办公厅档案处、中国科协秘书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科学时报社档案室等单位，为本书提供了查阅和复制文献资料的方便。

王玉春、王昭雯、王涌泉、王鹏飞、尤芳湖、申图、冯雪骥、任葆薏、刘文漪、李玉海、宋琦、沈文雄、张九辰、张直中、陆家桔、陈立、陈邡、陈学溶、金宗达、竺宁、竺安、竺松、竺碚、赵新那、赵德煌、胡宗刚、胡思梅、姚鸿瑞、洪星、陶为霖、陶渴平、钱燕、钱永红、席泽宗、戚叔纬、舒昌荣、解莉华等同志，向编委会提供了信函、照片和重要的背景资料。

李岩峰、佟亦军、陈京辉、张蕴洁、周东军、赵小敏、沈颐等同志提供了录入、摄影和扫描等方面的帮助。

89岁高龄的黄宗甄先生和87岁高龄的陈学溶先生，在高强度的审校文稿工作中，投入了他们对竺老的爱戴之情。他们的严谨、执著和敬业精神，对全体参与者是极大的激励。  过兴先、任知恕等先生也承担了部分审稿工作。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在全程工作中提供了人员、物质方面的保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为本书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资助。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本书的出版纳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自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即决定承担本书的出版，参与编辑出版各环节的全体人员为保证整体工作的进度与质量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上述各种支持，保证了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时间跨度大，涉及领域多，在文稿搜集方面还会有遗漏。编辑出版者水平有限，虽尽可能勤勉从事，但在对人编文稿的甄别整理、辨读点校、考订注释、排版校对诸环节上，也一定会有讹误与疏漏。为对上述两方面有所弥补，拟在全书的最后一卷中，加设“补编”和“勘误”两项，盼识者予以指教。

《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

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