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了解前人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辉煌业绩，都来读一读，想一想，学一学前辈孜孜不倦、不畏艰辛地寻求真相、报道新闻的敬业精神，曾任《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副社长的罗伊·J·小哈里斯撰写了《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

本书勾勒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普利策金奖报道史，跨度九十余年（1917—2009），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报道故事，例如，水门事件、卡特里娜飓风、五角大楼文件、神父猥亵儿童等等。共涉及普利策、伯恩斯坦、伍德沃德、布雷德利等100多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奋进不挠的故事见证了新闻媒体的良心和责任。

书中涉及的几十个“公共服务奖”得奖报道，讲的都是真实的美国故事，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此，本书也是一部没有经过粉饰的美国现代史。本书不仅适合新闻从业者、相关研究人员和在校大学生阅读参考，也适合美国问题研究者参阅。

记者因报道真相而为其所在的报纸赢得了普利策金奖，这是记者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和梦想。

罗伊·J·小哈里斯所著的《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为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讲述普利策金奖的著作！

《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勾勒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普利策金奖报道史，跨度九十余年，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报道故事，涉及一百多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奋进不挠的故事见证了新闻媒体的良心和责任。

前言

第一部分 新世纪的金奖

 第一章 雨过天晴

 第二章 最重要的普利策奖

 第三章 聚焦教会

 第四章 受到挑战的新闻编辑室

 第五章 波士顿水落石出

 第六章 从《纽约时报》到《洛杉矶时报》

第二部分 走和成熟

 第七章 第一枚金奖

 第八章 报道众怒

 第九章 从经济大萧条到战争时期

 第十章 众多金奖

 第十一章 一堆新问题

第三部分 金色帕七十年代

 第十二章 秘密的文件、秘密的报道

 第十三章 主编的班底

 第十四章 两种类型的团队

 第十五章 大卫与歌利亚

 第十六章 比蛇更加凶狠

 第十七章 普利策奖，自我改革

第四部分 新时代的挑战

 第十八章 人人之事

 第十九章 事物的天性

 第二十章 《华盛顿邮报》连响两次

 第二十一章报道“非波特兰”

后记 奖赏未来

关于信息来源的说明

参考文献

第一章 雨过天晴

在许多公共服务奖中，上帝发挥了真正的作用。

——1982—1991年普利策奖金理事会理事麦克尔·加特纳

墨西哥湾沿岸8月份的酷暑正在迅速消退，但是2005年飓风的肆虐却处于顶峰。《时代花絮报》主编吉姆·阿莫斯就像当年惴惴不安地注视着12号热带低气压一样，紧张地关注着风暴的变化。他的新奥尔良报纸作了最坏的准备，或者说，他思想上作了这样的打算。

在阿莫斯主政的15年间，他使这家报纸名闻全国，他组织的班底特别善于从事宏大的报道工程。在1992、1996、1997和1999这4年中，《时代花絮报》成为美国报界最向往的普利策奖的最后决赛者。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上的新闻报道探讨了许多环境保护和社会问题。在这4年中的1997年，该报中选，荣获它的头两个普利策奖。获奖的是：漫画家沃尔特·汉德尔斯曼和《时代花絮报》的公共服务报道。受到表彰的以“麻烦的海洋”为题的系列报道分析了墨西哥湾和全世界渔业面临的问题。

获奖之后，阿莫斯把记者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海岸问题：低于海平面的城市在应对不可避免的海洋袭击方面准备得太差了。这个报道揭示了该地区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飓风的灾害。2002年，记者马克·施莱夫斯坦和与他一起采写“麻烦的海洋”系列报道的老搭档约翰·麦奎德通力合作，帮助采写了分为5个部分的系列报道，指出这个地区的堤坝系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组报道的标题是：“被冲走”，第二天的大字标题写道：“大飓风可能使这个地区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即使是中等程度风暴引发的洪水也会吞噬数以千计的人命。

2005年8月29日星期一的凌晨，随着“12号热带低气压”的光顾，这个时刻到来了。“12号热带低气压”后来被国家气象局更名为卡特琳娜飓风。在墨西哥湾沿岸人们的脑海里，它叫做“卡特琳娜杀手”。

飓风袭来，该报的办公大楼首当其冲，它位于庞恰特雷恩湖以南和密西西比河弯道以北。它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塔楼，下面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掩体，作为使用紧急供电的新闻编辑部。它为140名员工提供了一个安全冷静的环境，在那里可以安营过夜。星期一凌晨，正常供电中断，再也听不到发电的嗡嗡声。突然出现的静谧同外面号叫的风声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天清晨打瞌睡的人们突然惊醒。主管办公室的大玻璃窗被大风砸碎了，许多玻璃窗相继破碎。暴风雨疯狂袭来，大雨倾盆而下。许多房屋遭到破坏，附近大厦圆屋顶裂开一条大缝，清晰可见。稍后，阿莫斯苦中作乐，吟诗自慰：“站在我们楼房的大厅，可以听到大风呼啸着走进门洞，像长笛鸣奏着凄婉的哀乐，有时候突然尖叫着、哀号着，随后又重新奏起三拍的挽歌。”

暴风雨疯狂到顶点了，那该是《时代花絮报》行动的时候了！

阿莫斯讲道：“星期一早晨，我对员工们说，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大场面，只有我们能够进行现场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行这样的报道，只有该报具有独特的资源，这些资源来自该报采编人员对新奥尔良这个复杂的社区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全面知识。

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有的坐船，有的骑自行车，从位于中心地带的总部，向四面八方出动了，看看卡特琳娜到底干了些什么事！这一天，电话不通了，手机死机了，无法像平常那样随时向总部汇报情况。记者的记录必须亲自送回总部才行。

从阿莫斯可能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来判断，城外广播记者的视野显然太狭隘，过于集中于城里。许多人躲藏在河流沿岸的法语区和花园区的旅游地区。不过，有一点城外人的看法似乎是对的：大风终于逐渐减弱，显然没有出现洪水，他们高兴地说，新奥尔良躲过了一劫。有着137年历史的《时代花絮报》也是这么想：“太好了。没事了。”阿莫斯回忆道。

星期一晚上9点30分，阿莫斯借助地堡的应急灯光，召集编辑们开会，安排次日的报道工作。他说：“当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商量如何妥善地报道两种不同的情况：城区得救了，可是第九区和圣伯纳德教区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刹那间，这种区分不灵了。

特稿编辑詹姆斯·奥伯恩和文艺批评家杜格·麦卡什气喘吁吁地冲进会议室，报告了一个谁都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他们骑着自行车巡视了6个小时，亲眼看到通向湖中的第十一街水道的堤坝上有裂缝。往北的大片城区一片汪洋，湖水向南奔腾而去。从林荫道上方的铁路桥梁眺望，他们看到一条新形成的汹涌河流，’有7英尺深，正在扑向城市的商业区。

“别发愁编造故事了，”奥伯恩向编辑们直言道，“我们将在水下行走。”

起初还半信半疑的人们，不由得恐怖起来。再次夺得普利策奖的想法早已搁置脑后。自我保命成为更加现实的问题。大多数职工已经撤离了家属。但是，对于如何报道周围的破坏，心中无数。再者，即使报道了，有谁会读他们的文章？于是他们当晚决定次日不发表印刷版的报道，改由该报的“在线版本”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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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一个黑洞

今天美国报业的不景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读者群的缩小、互联网的严峻挑战和营业利润的滑坡。不过，当看到在上个世纪报业整合过程中生存下来的1500家日报时，某些喜爱印刷媒体的人也有自己的苦楚。这些读者感叹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报”正在不断增加。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报纸忽略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些发行人以经济拮据为借口，编辑方针缩手缩脚，不愿意把宝贵的资源用于公共服务项目，不报道严重的社会问题。经理人员可能辩解道，维持生计的报纸无法进行这样的工作。当削减预算的时候，这些报刊往往把矛头指向那些最有能力做些有价值报道的高级记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困难。

在全国数以百计的报纸竞技场上，大报生存下来，甚至兴旺发达。每年的竞争越来越厉害，都盯上了新闻界的普利策奖，特别是最有价值的公共服务金奖。

什么样的工作有资格获得普利策金奖呢？《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班子揭露了警察射杀平民的惊人数字，帮助扭转了这个趋势，因而获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金奖。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调查了移民归化局的情况，警示了这个联邦机构沾染了种族主义，成为2001年普利策金奖的得主。《波士顿环球报》之所以获得2003年普利策金奖，是因为它的记者揭露了天主教牧师们的性侵犯行为，而教会当局却进行掩盖的惊人事件。2005年夏季卡特琳娜飓风肆虐期间，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和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不顾自身遭受严重破坏，竭尽全力帮助社区恢复元气，因而获得这一年的普利策金奖。《纽约时报》获得2002年普利策金奖，是因为它开辟了“国家蒙难”每日专栏，包括“悲恸群像”专栏，从而给了纽约人精神武器来对付“9·11”袭击及其后果。

媒体对公共福利继续作出重大贡献，2007年的普利策金奖授予了《华尔街日报》：它揭露了一些公司秘密地把购买股票的期权给予他们的主管，并违规地改写成过去的日期。该报的4位记者(其中一位是最近从耶鲁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出了一种算法，可以解析最复杂的案情。这个丑闻被揭露后，至少有70名主官失去了工作，联邦政府对140多家公司进行了调查。

公共服务新闻可能使报纸的零售额大增，从而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但是也不尽然。有时，报纸在经营方面反而会由于出色的新闻报道而遭其害，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沃思堡明星电讯报》获得1985年的普利策金奖，由于它的一项调查性新闻报道揭露了贝尔公司制造的直升机存在一种设计上的问题而导致的严重坠毁事件。这个报道使这个地区最大的贝尔公司愤而抵制该报。小石城《阿肯色新闻报》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偏不倚的报道，使它赢得了1958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但却因此而蒙受了读者大为减少的损失。俄亥俄州的《坎顿每日新闻报》1927年获该奖，它揭露了地方的恶霸同政界的联系，结果导致它的主编被谋杀，接着该报被迫关闭。

今天的记者和编辑对美国新闻史上的这些重要事件可能知之不多，这意味着新闻行业在精神上的病症。

比尔·布伦德尔是美国著名的写作导师之一，他在许多报纸工作过。他认为这个病症是“美国新闻行业心脏上的一个黑洞。几乎所有的报业员工都不了解美国新闻界的历史，包括他们正在为之工作的那些报刊的历史”。就公共服务新闻而论，这个黑洞尤其巨大，人们很少做什么工作，让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了解前人在这个领域曾经取得的最佳业绩。

迄今为止，摄影、特写、社论和讽刺画获得普利策奖的情况已都有相关的著作。却为什么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普利策金奖获得者的书呢？首先，获得公共服务奖的报纸往往强调团队因素。这种做法是高尚的，可以准确地反映许多报道工程的性质。但是，团队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不容易被读者所了解。许多报纸的内部工作——如《总统的班底》——在媒体颇为辉煌的今天已越来越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

再者，就公共服务奖而论，引人注目的，是被报道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同那个事件有关的出色报道工作。从各个角度论述天主教牧师丑闻的著作很多，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论述揭露这件事的新闻报道工作。过去15年来，有4家报纸由于报道暴风雨而荣获普利策金奖，然而吸引著作家的只是暴风雨本身。这就是目前总的情况。遗憾的是，新闻工作者被撂在了史册之外。

只有一个例外，也是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使卡尔·伯恩斯坦、鲍勃·伍德沃德和本·布雷德利成了名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的《总统的班底》——和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如同他们的报道对国家的贡献一样大。

我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了解近期和过去重要新闻作品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校的学生的。我希望关心新闻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美国历史爱好者也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它的价值。

在可能的情况下，普利策金奖也试图给人们一个惊喜，正如记者和编辑们所发现的那样，某些似乎平凡的工作竟然成为终生不忘的故事。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将是这些案例研究的最有趣的因素。

跟大多数趣事一样，这项工作是作为一种爱好开始的，起初的规模并不大。2002年9月9日是我父亲的百岁华诞，我提出一个计划，想写写《圣路易斯邮讯报》多次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位职业新闻记者，曾经为这家报纸获得1950年公共服务奖，在1937年至1948年期间又先后帮助该报3次获得普利策金奖。当1952年《圣路易斯邮讯报》再次获得普利策金奖时，它成为当时先后5次荣获金奖的唯一的报纸。然而当我提出这个写作计划时，《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新闻工作者，从主编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业绩竟，一无所知，不了解这家报纸为什么5次获得这样的荣誉，也不知道与之有关的记者、编辑和发行人。

当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我发现，关于普利策金奖获得者的情况，人们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发掘得越深，越被那些常常被忽视的故事所感动：新闻工作的基本惯例、报道编辑的运营规则，多年来仍然保持原样，尽管技术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辑部门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截至2009年，普利策金奖共颁发95枚。本书仔细研究了最新的十几例。其他案例的选择是因为它们不仅有着动人的故事，而且说明了多年来普利策奖金颁发规则的演变，展示了多样化的主题和报道风格。

目前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报刊的新闻写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洛杉矶时报》的前主编约翰·卡罗尔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在他的《洛杉矶时报》由于揭露一个大医院的问题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以后不久，他跟其芝加哥论坛公司的老板发生争执而离开了该报。

2006年4月，他在哈佛大学简·肖伦斯坦政治中心的岗位上提出了一些关于新闻工作者的难题。他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沙龙上的最后呼唤》。他要编辑们想象一下，没有报纸的美国可能是什么样子。他问道：“如果警察对嫌疑犯刑讯逼供，谁还会像《费城问询报》那样发出警告呢？”(该报因此而获得1978年的普利策金奖。)“更加日常的事情，谁会到市政厅进行查询？美国城乡各地，谁会每日去法院或者去警察局进行检查？谁会对数以万计的行政官员们进行监督？”更为广泛地说，他问道：“一个主编竟然拿公共服务作为借口，来为他的预算辩解，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但是，当每年4月份颁布普利策奖的时候，美国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仍然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为这个行业做了些什么，他们及其报纸应该怎么做，才能跻身于普利策奖获得者之列。

我们在寻找新的模式，以便使报业在经济上和新闻业务上都重新兴旺发达起来。我们希望，本书提供的一些案例将唤回新闻事业在美国的民主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模式，公共服务都应当处于中心地位。

罗伊·J·小哈里斯

于马萨诸塞州欣汉姆

奖赏未来

普利策奖到2007年已经满90岁了，而美国报纸的财政状况却是越来越差。印刷品读者数量直线下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转到别处看新闻，或者是不看新闻。广告商也跟着转移了。出版商迫不得已而苦苦寻思怎样通过时髦的电脑万维网去牟利。有些负债累累的报团已受到破产的威胁，而全国金融系统的危机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然而，尽管有许多报纸借口环境严峻而削减它们的公共服务，有些报纸却依然奋力向前。它们的新闻编辑室充分利用互联网，使自己的报道对读者有吸引力。普利策奖则是扩大了入选标准，鼓励互联网新闻报道和报纸新闻报道彼此协调配合。2009年，普利策奖头一次欢迎那些并不附属于报纸或其他媒体的网络新闻机构也参加申报——对于一个成本昂贵、迫切寻求一种有利运营模式的行业来说，这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从2007年到2009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得主，其报道的内容很不相同。头一家是有着118年悠久历史的《华尔街日报》，它自从1980年以来平均每一年几乎都有一项普利策奖，但它赢得的第一枚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却是在2007年，因为它的一个报道组详细探明了一些企业弄虚作假，为了让经理人员非法牟利，而对股票期权的履约价格“倒填日期”。2008年得奖的，又是《华盛顿邮报》，它揭露出美国一些在战争中负伤的伤员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受到极其恶劣的待遇。2009年，则是一家小报《拉斯维加斯太阳报》赢得它的头一个普利策奖，极其引人注目。该报一位新聘的女记者在她头一篇报道中揭露了拉斯维加斯赛车场建筑工人的高死亡率，使有关当局深受震惊。这一成就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大发利市的好日子”

2005年秋，《华尔街日报》驻波士顿的调查组在马克·马雷蒙特领导下，最先注意到一个消息，即一些公司在玩一种奇怪的游戏，奖给经理人员的股票期权，其履约价格不是填写实际的日期，而是“倒填日期”，填写在实际日期之前股票价格最为有利的日期。在多数情况下，这价格本应是公司董事会批准发放股票期权的日子，其数额表明公司对经理人员各人一定时期业绩的评价。但在一周之内，马雷蒙特经商界人士透露消息，从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中通过某些合法途径获悉了一些公司的弄虚作假做法，又获悉学术界有人研究过股票期权时间问题。

最初，他感到难以看懂那些档案。某些公司在股票期权的账目上几乎肯定是耍了一些花招，但马雷蒙特还看不明白账目所掩盖的究竟是什么。至于学术界的研究，给他最早透露消息的人叫他看看艾奥瓦大学教授埃里克·利耶的一项研究报告，其中谈到公司经理人员股票期权的低履约价格模式可能是反映出这些公司是事后回过头选了早先的低价日期，把股票期权定在那个时候。马雷蒙特还找到了另外几部学术研究著作，其中包括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戴维·耶马克的历时8年之久的著作，它们表明，一些公司操纵股票期权，为此还有可能操纵它们发布的相关新闻稿，避而不谈那个成问题的日期。

到了2005年10月底，情况更清楚了。马雷蒙特回忆说：“我所考察的公司之一将它的3名高级主管解职，说他们在股票期权履约日期方面作出了荒唐可笑的事情。”马雷蒙特与另两名记者合作撰写的一篇稿子刊登于11月3日第七版，主要是报道加州芒廷维尤市的墨丘利互动公司这家软件制造商的问题。这是《华尔街日报》不同部门的记者彼此合作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两位记者与墨丘利公司有密切联系，而马雷蒙特刚刚熟悉了股票期权倒填日期的事情。一周以后，马雷蒙特又发表了他自己的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联邦监管机构和学术界人士在广泛考察了公司给自己经理人员的股票期权的履约日期以后，发现有不少公司采取了不恰当的倒填日期的做法，让那些内幕人士额外发一笔横财。”他又重点谈了墨丘利公司，该公司已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中承认自己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在介绍了艾奥瓦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后，他提到了另外几家公司已透露它们正在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这篇报道是作为“特稿”刊登于头版，表明了《华尔街日报》对该稿的重视。

《华尔街日报》这家全国性大报通常在头版只刊登它表明自己特色的3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它的社论。另一篇是华尔街重要商情报道。关于股票期权“倒填日期”的报道放进了头版，这是很不寻常的，是在头一天的报社全国新闻会议上作出决定，由常务主编保罗·斯泰格尔最后拍板。

马雷蒙特很快就有了另两位记者跟他一起采写这一专题，他们是驻纽约的詹姆斯·班德勒和驻波士顿的查尔斯·福雷尔。(最后，驻波士顿的斯蒂夫·斯特克洛成了这一报道组的第四名成员。)25岁的福雷尔是不久前从耶鲁毕业，本来是学数学的。这一报道组从学术研究文献中知道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公司的调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要查明有哪些公司年复一年按低价格拨出股票期权，从而评估这一倾向是否相当广泛，足以构成一篇幅更大的头版特写。

利耶教授提供的资料表明，有些公司的股票期权履约价格从历史上看是很低的，但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华尔街日报》需要有过硬的证据来证明某些公司是采取了倒填日期的手法。“我们明白，这些公司是不会一被查询就马上承认它们做了手脚，”马雷蒙特说，“要发现一只鼹鼠是要费很大力气的。”

学数学出身的福雷尔想出了一个主意。有一天他在走廊里跟马雷蒙特交谈时，建议他们自己进行概率分析，来判断这些年来的低价有多大可能性是偶然选定的。马雷蒙特赞成这一做法，请班德勒和福雷尔合作，利用每日股票交易电子数据按照一个公式进行计算，用以检测哪些公司可能做了手脚。这种算法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因此在运用上要极其小心。“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是在股市行情表和我们自己的数学分析的基础上，指责这些公司行为不当甚至非法，”马雷蒙特说，“这里没有(水门事件那样的)‘深喉’。”这里也没有政府或公司内部的透露消息的人士在一旦他们算错时就站出来给他们纠正。他们完全靠他们自己。

他们用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仔细演算哪些公司是1995年至2002年期间股票期权低履约价格的最坏典型，从而足够登上《华尔街日报》的头版。然后他们采访了这些公司的工薪委员会主管，看他们是否能回忆起当时发放股票期权的情形。与此同时，福雷尔继续用心改善他的演算方法，还请教过耶鲁大学一位统计学助理教授。

就这样，第一篇专稿发表于2006年3月18日头版，标题是《大发利市的好日子》。这标题是《华尔街日报》头版编辑乔·巴雷特想出来的。在这主要专稿旁边的侧条中，福雷尔写道：

为了量化一次独特的授予股票期权所具有的异常程度，本报计算了该公司在每一授权日期之后20个交易日内股票升值有多少。然后将这一增值量与同年其他各交易日之后20日股值升降量加以对比。该年252个左右的交易全都作此对比。

《华尔街日报》的制度是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均先供头版选用。常务主编斯泰格尔和他的副手们最后决定选用什么稿件(决定选用股票期权“倒填日期”一稿时的副手是赢得过普利策奖的丹尼尔·赫茨伯格)。基本的头版编辑工作则是由一个专设的头版编辑组来完成，组长是迈克尔·米勒。负责完成“倒填日期”稿及其后续报道稿的编辑工作的，是老资格的编辑丹·凯利。

《华尔街日报》为了充实当时开办仅数月之久的星期六版的内容，才决定将《大发利市的好日子》发表于星期六。不过马雷蒙特最初曾对此有点踌躇，因为星期六版通常是刊登较软的新闻和生活方式一类的报道，还不曾登载过如此严肃的调查报告。不过周末也有一个好处：版面不那么紧张，可以多刊登一些图表。

当头篇报道——由福雷尔和班德勒署名，并有部分内容署名为乔治·安德斯——在与其他报道竞争头版地位方面取得缓慢进展之际，马雷蒙特为首的报道组的神经也经受到了考验。《华盛顿邮报》曾要求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公司作出反应。但文章迟迟未见报，这些公司就有了时间采取较多措施，而不只是简单地表一个态。例如其中的一家，联营电脑服务公司，就宣布它已经开始在自己内部调查股票期权方面的不当行为。《华尔街日报》自己的特写文章尚未作好发表准备，就蓄意将联营电脑服务公司的这一消息编写成一条小新闻，刊登在里页不显眼的地方。马雷蒙特说，“我们要把它记录在案，·但又不希望它引起太多注意。”

联营电脑服务公司成了3月18日文章中的领先事例。有意思的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里奇的评论分量之重几乎相当于《华尔街日报》精确得令人惊讶的统计学计算结果。这报纸指出，一个公司在七年期间随机偶尔得出联营电脑服务公司那样的一些低履约价格的概率只有“3000亿分之一左右”。有一个低概率数字可供比较：“买一张1美元强力球彩票而中大奖的概率为1．46亿分之一。”可是杰弗里·里奇却将反复出现的有利的期权履约日期的选择说成是“盲目交上好运气”。他只是承认，倘若是倒填日期，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他是在接受班德勒采访时说这些话的。班德勒对于自己终于能采访到这个人而且能引用他一些重要言论，是感到高兴的。马雷蒙特则是觉得“盲目交上好运气”的说法很可笑。

这篇文章使得“倒填日期”成为全国报刊议论的话题，但《华尔街日报》一直领先。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报纸上了网，付过费的读者可从网上阅览，在这方面，它为自己的网上读者提供了一大方便，就是精心制作了可移植的文档图表(PDF)，它把各个公司的股票期权倒填日期的事例联系到了一起。

后来，当联邦政府追查各公司与倒填日期相关联的证券欺诈、逃税漏税等违法行径时——许多公司都是《华尔街日报》提到过的——官方列举了这些公司的具体违法事例。例如，在谈到墨丘利公司时，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名列出了该公司一些原高级经理人员“从1997年到2005年采取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欺骗手法给他们自己和另一些雇员谋取秘而不宣的津贴，办法是倒填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让成亿美元的津贴开支不入账，并伪造文档来推行这一套做法”。到了普利策奖理事会宣布公共服务奖授予《华尔街日报》时，已经有140家公司成为联邦政府的调查对象，已免职、辞职的高管达到70多人。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大标题很快转向了另一不同性质的事件。它赢得普利策金奖之后才几个星期，它的母公司道琼斯公司就接到了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公司提出的50亿美元收购建议。当时在道琼斯公司居于控制地位的是班克罗夫特家族——其祖先克拉伦斯·巴比曾协助《波士顿邮报》揭露金融骗子查尔斯·庞齐而赢得1921年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他们曾试图提高要价，却未成功。默多克顺利完成了这一收购。默多克的新闻公司当时已有股值约700亿美元，而且已有它自己的全球报纸。但最能赢利的是它旗下的福克斯电影和电视业务以及全球卫星业务，它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都远远超过了印刷媒体。

“另一个沃尔特·里德”  在报界，大多是主编派某某人与某某人去执行某某采写任务。但在《华盛顿邮报》，负责调查性报道的高级记者达娜·普里斯特却是一个例外。她曾因情报事务方面的报道而赢得了2006年普利策独家新闻奖。在《邮讯报》，她可以自己主动提议要采访什么，并决定如何去进行这一采访。因此，她在2006年9月听说美国陆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回来的伤员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受到非常恶劣的待遇，这时她不需要请示，就开始先摸清情况，再决定是否可以报道。

经过最初两三周的采访，她确信外界人士也可以进人那个医疗中心。这时她清楚感受到她需要有一个伙伴共同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于是她找到了安妮·赫尔。赫尔的报道已有五次进入过普利策奖的最终评选。普里斯特和赫尔彼此不是十分熟悉，但她们觉得两人彼此有所不同的报道风格可以密切相配合。正如赫尔所概括的，“达娜从业以来主要是考察那些破碎了的或遭人漠视的体制或机构，我则是主要报道遭到那些体制辗压或遗忘了的人们。”

普里斯特和赫尔都更加明白的是，这一次的报道必须谨慎小心。只要一泄露出她们对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感兴趣，就会招来暴风雨般的竞争。她们甚至推迟了《邮讯报》摄影记者的随同采访，因为只要一拍照片，就没法不让别人注意到她们在采访这座医院。出于如此谨慎的态度，她们在开头4个月当中，始终是慎重地挑选她们所要采访的伤病员及其家属，要做到安全可靠，而且不会给有关当局报信。她们的每一次采访都给她们自己带来新的震惊，那医疗中心管理混乱，给伤病员造成诸多痛苦，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采访了几十人又几十人，网越张越大，”赫尔说，“每个人的陈述都各具特点，令人心酸，让人想到各个不同的方面。”

然而这可以构成《华盛顿邮报》的一次专题报道吗？普里斯特回忆说：“当时这一些各自不同的问题搅得我的脑袋转得发晕，我使劲琢磨这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模式，以便把它们放进一个框架之内。但我也在想，也许，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或这一个家庭是这么奇特，或是怎么的。”除了框架以外，这两位记者还在寻找一个能充当整个报道内容的象征的事物，来引领第一篇文章，让读者得到一个生动的印象。随着文章思路理顺，普里斯特也找到了那个象征，即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的18号楼——它又脏又破，墙角发霉，老鼠横行，糟糕到几乎无法形容的地步。“对于我来说，这是打开了局面的关键一着，”她说，“我们先是听到别人议论那个18号楼，后来过了至少一个月，我们才去了那里实地考察。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要真的有这么一栋楼，它就是一个象征。”

共包括两个部分的系列报道于总统日那一周末见报。首先是一段概论，以18号楼为实例。然后是采访伤病员及其家属的情形，主要由赫尔执笔。稿子的编辑是《华盛顿邮报》的老资格编辑戴维·马拉尼斯，他是赫尔喜欢的编辑之一，在《邮讯报》以外是以非小说类书籍作家而著称。

普里斯特尝试过自己给18号楼摄影。她记得她曾以为自己得手了，回到报社把自己照下的镜头拿到摄影部一看，只见那些灰蒙蒙的墙，并不能激起厌恶的心情，远不如她和赫尔去实地观察时的感受。只是到了这时，普里斯特和赫尔才终于欢迎一位老资格摄影记者迈克尔·杜奇尔加入她们的报道组。(杜奇尔是精巧摄影的高手。普利策奖理事会在嘉奖词中不同寻常地把他的姓名与两位记者的姓名井列在一起。)

普里斯特自称为“赶急稿者”，她至今仍念念不忘她欣赏到的赫尔和马拉尼斯一起推敲文稿的情景：“就像两个孩子在糖果店里似的，对每个句子都那么兴奋。”这样润色出来的流水般的散文也让普里斯特高兴，因为“那是与我不同的文体”。到了6月，又有另一些报道谈道，一些精神上有病的人，例如患有创伤后应激紊乱的军人，没有得到军方应有的关照。

普里斯特说，这次报道的不足之处是记者没有坚持让《华盛顿邮报》网站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网站如今已成为新闻包装过程的关键。尽管如此，许多读者还是纷纷上网查看沃尔特·里德丑闻的简介。

在2008年普利策评奖季节，《华盛顿邮报》一直是公共服务奖方面的领跑者，跟6年前揭露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卑劣性行为的《波士顿环球报》领先的情形很相似。在沃尔特·里德丑闻见报以后，陆军的主管该医疗中心的一位两星将军被撤职，人们纷纷要求实行相应的改革，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华盛顿邮报》的地位。这一次的报道引起的反应之强烈，是记者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这让人想到“新闻仍然是去恶求善的有力工具，”赫尔说，“你总以为你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亲眼看到它的作用如此强烈，你就体会更深了。”

《华盛顿邮报》是1972年因报道水门事件而赢得它的第一个普利策金奖，到2008年这一次，它赢获的金奖已有4个了。然而，它在这一年还荣获另外5个普利策奖，这样历年累计下来，它得到的普利策奖已共计有44个之多，仅次于《纽约时报》。

拉斯维加斯赛车场工地出重要新闻

在普利策奖得主的“光谱”上，上面说的《华盛顿邮报》及其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事件的报道组，与这里即将说到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及其新记者亚历山德拉·伯珍，几乎是恰恰居于两端。伯珍是28岁的年轻女记者，2007年刚从研究生院出来工作。她到《拉斯维加斯太阳报》以后，《太阳报》主编给了她一件很不容易的差事：采访拉斯维加斯赛车场繁忙建筑工地上近来接连不断的伤亡事故。这项任务实际上相当于一次招聘面试，伯珍接受了它。

发行量只有1．8万份的《太阳报》为应对自己的资金短缺问题，已与《拉斯维加斯评论日报》在2005年达成联合运营协议，作为后者的副刊继续发行。但是《太阳报》仍属于内华达州的格林斯庞家族所有；在总裁兼主编布赖恩·格林斯庞领导下，《太阳报》继续力争自己的报道铿锵有力，而且聘用了一些能干的人，其中包括原《洛杉矶时报》资深编辑德雷克斯·海克斯，他后来完成了伯珍的好多篇报道的编辑任务。

伯珍采访赛车场工程事故问题后所写出的报道具体揭示了施工安全监管者与施工商相互勾结的关系，还反映了一些人——甚至包括许多工人——持有的一种态度，即认为工程要进展快“那就得死人”。《太阳报》在自己的网站上列举了工地一次又一次伤亡事故以及死者家属的诉说。

伯珍不时地收到一些工会会员隐含的威胁，因为他们不喜欢她描述他们的观点的方式。赌场经营者以及州和联邦两级的安全监管人员也不高兴，因为她的报道指明了他们采取的做法太不得力，未能保护工人防止摔跌、辗压和升降机坠落。18个月之内就死了12人。但是，在伯珍的报道引起政府警觉而在2008年秋改革了相关安全措施以后，死人的事件没有再出现了。  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评委会的一位评委指出，伯珍“不惧权势，勇于面对赌场、工会以及州县两级政府”；另一位评委赞扬了这一报道“克服诸多困难”，来之不易，一家小报做到这一点就更不简单了。(评委会最后评过的另两家报道，一是《纽约时报》分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是《圣彼得斯堡时报》有力地利用了互联网监视总统候选人作出的承诺。普利策奖理事会最后将《圣彼得斯堡时报》的报道转入全国性报道_类，使之获得该项奖。)

《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的2009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还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让普利策奖恢复了它已丧失多年的一个特点：此奖能做到出乎其得主意料。看来，普利策奖组织机构已成功堵塞了其评奖系统近年来信息外露的漏洞。伯珍说“我根本没有想象过普利策奖”。4月20日，她完成一项任务后回到报社。才惊讶地发现编辑部内正在开庆祝会。她事前不曾意识到那是一个“普利策星期一”。

然而，她马上就懂得了这一金奖的威力，因为她曾经在《安克雷奇每日新闻》实习过，那一家阿拉斯加报纸在1976年赢得第一个金奖，1989年又赢得第二个。“我知道这对他们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伯珍说，“想想这个普利策奖也能对我们《太阳报》起同样的作用，真叫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