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本书从中精选了一纪，十四列传。为注译本，有原文，有注释，还有译文，以便读者阅读理解。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

《后汉书》由范晔编著而成。

光武帝纪

刘盆子列传

寇恂列传

冯异列传

吴汉列传

郑玄列传

梁冀列传

班超列传

张衡列传

蔡邕列传

董卓列传

范式列传

梁鸿列传

严光列传

乐羊子妻列传

【译文】

光武帝行进到邯郸县，以前的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向光武帝献策说：“赤眉军现如今在黄河东边，只要决开河水淹灌他们，就可以使赤眉百万大军变成水里的鱼虾了。”光武帝没有应允，离开邯郸便去了真定县。刘林于是就使用欺诈的手段，让从事占卜的王郎冒充汉朝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十二月，刘林立王郎为天子，建都在邯郸，于是就派遣使者招降下属的郡国。

更始二年(24年)正月，光武帝因为王郎新近强盛，便北上巡行蓟县。王郎发布檄文悬赏十万户捉拿光武帝，而以前广阳王的儿子刘接便在蓟县起兵来响应王郎；于是蓟城内一片混扰，接着，民众又相互惊恐起来，传言说邯郸使者就要到来，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出城迎接去了。于是光武帝急忙驾车向南驰去，从清晨和夜晚都不敢进入城邑，吃饭睡觉都在路边。到达饶阳县后，下属官员们都没有粮食了。光武帝便自称是邯郸使者，进入官方的客馆。客馆的差吏刚刚端进食物，随从光武帝的人已经饥饿不堪，都争相抢夺起来。客馆的差吏怀疑其中有诈，便击鼓数十通，欺骗说邯郸将军到了，光武帝的属员们都大惊失色。光武帝想登上车子飞驰离开，接着又担心无法脱身，慢慢地又回到了座位上，说：“请邯郸将军进来。”等了很长时间才驾车离去。客馆中有人对着远处的看守喊话，要求将城门关闭。门长说：“天下的事情怎能知晓，而现在就将有德之人关起来吗？”于是光武帝一行人才得以从南门逃出。清晨和夜晚都加倍赶路，冒着霜雪，当时天气寒冷，每人的脸上都冻得裂开了口子。一直赶到呼沱河，没有船只，恰好遇到河面封冻，才得以通过，但还没有过完，便有数辆车子陷入水里去了。行进到下博城西边的时候，又惶恐困惑得不知该往哪里走。这时有位白衣老人站在路边，用手指着道路说：“使出气力吧！信都郡替长安坚守着，距离这里有八十里地。”光武帝随即赶赴那里，信都太守任光打开城门出来迎接。世祖于是征调附近各县兵力，得到四千人，先行攻打堂阳县、贳县，两地都归降了。王莽和(戎)[成]郡卒正邳彤也率领全郡投降。此外又有昌城县人刘植、宋子县人耿纯，各自率领同宗亲族子弟，占据所在的县邑，都来拥护光武帝。于是光武帝带兵北上降伏了下曲阳县，人马随即聚集起来，乐于归附的人达到数万人。光武帝又北上攻打中山国，攻克了卢奴县。在所经过的地方征调闻命奔赴的勇士，发布檄文到附近所属郡县，要求共同攻击邯郸王郎，这些郡县都回复表示响应。光武帝南下攻打新市、真定、元氏、防子诸县，都一一攻克了，于是进入赵国境内。

【译文】

此时，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县屯兵，汉兵不知情况而向前进军，偏将朱浮、邓禹所率领的前锋部队被李育击破，丢失了很多军需物资。光武帝在后面得知这个消息，收集了朱浮、邓禹的散卒，和李育在柏人县郭门激战，击溃了李育，尽皆夺回了被李育所掳去的军需物资。李育退回县城坚守，光武帝攻打不下，于是率兵攻克了广阿县。正好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自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等人率领突击骑兵前来协助攻击王郎，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前来讨伐王郎，光武帝于是隆重地犒赏了士卒，便东进将钜鹿城包围起来。王郎的守将王饶坚守城池，一个多月过去了，未能攻下来。王郎派遣部将倪宏、刘奉率领数万人前来援救钜鹿的守军，光武帝在南栾迎战王郎的援军，斩下了敌人首级数千。四月，进军再次包围邯郸，接连作战将邯郸城攻破。五月甲辰日，将邯郸城攻克，诛杀了王郎。收集王郎的文书，得到了(此前)自己下属官吏和王郎相互勾结并诽谤诋毁自己的书信数千封。光武帝没有审查，将众将军召集起来当面烧毁了那些信件，说：“让那些翻来覆去内心不安的人心安。”

更始帝派遣侍御史手持符节册立光武帝为萧王，命令他完全停止作战赶赴更始帝所居的地方。光武帝以黄河北面还没有完全平定为推辞理由，未应其征召。从这时起光武帝便背离了更始帝。  【译文】

这时长安政局混乱，四面八方都背叛更始帝。梁王刘永在睢阳县擅权行令，公孙述在巴蜀自称为王，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在琅邪郡起兵，董宪在东海郡起兵，延岑在汉中起兵，田戎在夷陵起兵，这些人都自行设置将帅，侵略周边郡县。又有其他名号的众多贼人，如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等，都各自统率自己的部属，这些力量汇总起来有数百万人，各在自己的地盘上抢劫掠夺。

光武帝准备攻击这些贼人，先派遣吴汉北上征调十郡的兵力。幽州牧苗曾不听从号令，吴汉于是将苗曾斩杀而后征调了他的军队。这年秋季，光武帝在鄹县攻打铜马贼人，吴汉率领突击骑兵前来清阳县会合。铜马贼人多次挑战，光武帝加固营垒亲自守卫；有贼人出去掳掠时，就立即出击消灭掉，断绝了他们的粮道。累积的时间一长，贼人的粮食用尽，便趁着黑夜逃走了，光武帝率军追击到馆陶县，将他们击溃。受降铜马贼人的事宜还没有结束，而高湖、重连两处的贼人从东南赶来，和铜马贼人的余部会合，光武帝又与这些贼人在蒲阳山大战，全部击破并迫降了他们，并将投降的盗贼首领封为列侯。但那些投降的首领仍然内心不安，光武帝知道他们的想法，命令他们各自回归营寨指挥军队后，却独自乘坐轻装战马考察巡行各部的阵列。投降的首领们相互议论说：“萧王对我们推心置腹，怎么能不拼死效力呢！”从此以后都心服于光武帝了。又将投降之人全部分配给众将，光武帝的军队于是拥有了数十万人马，所以关西一带称光武帝为“铜马帝”。赤眉军在外地的将帅和大肜、青犊的贼人有十余万军队在射犬村，光武帝进军攻击，将他们击溃，那些贼人都逃散而去。光武帝又派吴汉、岑彭率军到邺县袭击并杀死了谢躬。

P11-15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益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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