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是宋朝的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成书于1086—1093年,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因写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得名。
《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
《梦溪笔谈》一书,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本书为《梦溪笔谈》的注译本,有原文,有注释,还有译文,以便读者阅读理解。
《梦溪笔谈》是宋朝的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地质、物理、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人事、军事等诸多领域,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
《梦溪笔谈》由《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译文】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即地祗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按高低声分为五等,这五等各用宫、商、角、徵、羽来命名。首先是宫,其次是商,再次是角,再次是徵,再次是羽,这就是次序。名可变,次序不可变。圜钟为宫,那么黄钟应是第五羽声,现在却称它为角声,虽称它为角声,名变了,其实质是第五羽声,怎能变呢?牵强地称它为角声罢了。远古的圣王制乐的本意大概不是这样。民间的音乐和郊庙的音乐差别在于,如果圜钟为宫,那么林钟为角声,乐中每逢有用林钟的地方就变成用黄钟,因为这是祭礼天神的音乐,所以如此,并不是说能把羽声变成角声。如果函钟为宫,那么太蔟为徵声,乐中每逢有用太蔟的地方就变成用姑洗,因为这是向地祗祈祷的音乐,所以如此,并不是说能把羽声变为徵声。如果黄钟为宫,那么南吕为羽声,乐中每逢有用南吕的地方就变成用应钟,这是向祖宗祈祷的音乐,所以如此,并不是说能把韵外的音声变为羽声。应钟,是黄钟宫的变徵,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不再用变徵、变官两个变声,所以它们在韵外。鬼神在音乐上的喜好应当用一类的事情来推求。朱弦(祭祖用的乐器弦为红色)、蒲席、太羹(不放调料的肉羹)、新酒,这些用来沟通鬼神的东西都和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祭祀鬼神的音乐要交易它的乐声的缘故。
郊庙祭乐中不用商声,从前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厌恶商声是杀声。实际上黄钟为宫时的太蔟,函钟为宫时的南吕,都是商声,因此未尝不用杀声,不用商声的原。因,是因为商声是中声。官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所以商为中声。迎接天上地下的鬼神,把中声,即人声空出来,去掉人声是为了专一地向鬼神致敬。宗庙的祭乐,宫排列最前,其次是角,再次是徵,再次是羽。官、角、徵、羽依次排列,这是人乐的顺序,所以用它来迎接祖宗。民间的音乐以宫、商、角、徵、羽为序,相比之下,宗庙的祭乐只是没有商声而已,其余的乐声都用,这是人乐的顺序。怎么知道宫排在最前,其次是角,再次是徵,再次是羽?是根据律吕的次序知道的。黄钟最长,其次是大吕,再次是太蔟,应钟最短,这就是四声的顺序。在圜丘、方泽祭礼天地时用的音乐,都应该将角排列在最前面,其次是徵,再后是宫,最后是羽。在五行中,“角”代表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过“金”,因而不用“商”音。木、火、土、水之间的顺序,因此,可以以它作为祭天的礼仪。五行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里不用“金”,其他都用。这一顺序就是天地的顺序。怎么知道将角排列在最前面,其次排列徵,再次排列宫,最后排列羽呢?这是从律吕的顺序得知的。在律吕中,黄钟最长,太蔟比黄钟短一些,圜钟又比太蔟短一些,姑洗又比圜钟短一些,函钟又比姑洗短一些,而南吕在律吕中最短,这就是律吕的顺序。这是祭乐中四音的次序。
天之气始于子,所以把黄钟放在前面;天之功完成于三月,所以把姑洗放在最后。地之功从正月开始显示,所以把太蔟放在最前面,完成于八月,所以把南吕放到最后。幽阴之气,聚集于北方,这里是人最终的归宿,是鬼藏身的地方,劳以祭祖宗的音乐以黄钟开始,以应钟结束。这是三大祭乐的开头和结尾。角,是万物初生。徵,是万物成熟。羽,是万物蛰伏。天之气始于十一月,到了正月万物萌发、活动,地功开始显现的时候,天功就已经成熟了,所以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全都生长出来了,天功完毕的时候,地功就成熟了,所以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万物全都成熟,这时地功祀天终结,所以南吕以为羽。祭天的圜丘乐虽以圜钟为宫,却说“乃奏黄钟,以祀天神”;祭地的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却说“乃奏太蔟,以祭地祗”。大概因为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祭天地的音乐,只是世俗音乐中的黄钟一韵而已,把这一韵黄钟,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韵,黄钟为官,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则用于方泽乐而已,唯有圜钟一律不在韵内。天功在三月完毕,那么宫声自然应当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应当用夹钟,天地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韵?大概黄钟是正韵,也含了全部乐声,和其他十一韵不一样。所以《汉书·律历志》说:“自黄钟为宫,那么都以正声应和,没有。误差。其他律虽然在其所对应的月份为官,然而应和之律会有误差或者没有相应的律与音阶对应,不能获得其正声。”黄钟官一韵开始于十一月,终结于八月,统摄一年的事情。其他韵则各自主持所对应的一个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约的《宋书》说:“下徵调法: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以正声黄钟为变徵,就称为下徵调。”马融《长笛赋》说:“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说的是南吕原本是黄钟的羽声,变为下徵调中的商声,都是以黄钟为主而已。这是天地二乐互相更迭的次序。祭礼祖先的音乐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汇聚于幽阴之地。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是因为幽阴的魂魄,在东方渐渐显现。如果完全处于幽阴之地,就不能与人交接;渐渐出现于东方,所以祖先才能被礼拜;祖先最终会回归于幽阴之地,恢复其常态。唯独羽声比其他韵音距要长,这是因为世俗之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是天地间时令的一个循环。鬼道无穷,不像时令是有尽头的,所以要穷尽十二律然后终结。侍奉祖先追怀先人的礼节,要极为忠厚,这是庙乐(指祭祀的音乐)的开始和终结。祖先之乐从道理上讲要穷尽十二律,则开始于黄钟,终结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序,那么始于宫声,自然应当以黄钟为宫。祭天神之乐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那么宫声应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于是自然应当以圜钟为宫。祭地祗之乐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序,那么宫声应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有函钟当韵,自然应当以函钟为宫。祭天神之乐的官声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不称为夹钟而称为圜钟,,是按天体来说的。不称为林钟而称为函钟,是以地道来说的。黄钟没有别名,是因为人道。这二律为官,次序定理,是不可以随意穿凿附会的。
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集于卯,卯是黑夜和黎明的交汇点,所以能交上下、通幽明、合入神,所以天神、地祗、祖宗都能够在这个点上礼拜。自辰时以后都是白昼,自寅时以后都是黑夜,所以卯时为昼夜的交汇点,是在它们的中间,白昼和黑夜夹着卯应对的音律,所以称为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为南吕,四变为姑洗,五变为应钟,六变为蕤宾,七变为大吕,八变为夷则,九变为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为姑洗,四变为应钟,五变为蕤宾,六变为太吕,七变为夷则,八变为夹钟。圆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正好到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官为四变,五变正好到南吕,南吕无清官,直至大吕清官为五变,六变正好到夷则,夷则无清官,直至夹钟清官为六变。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官,总称为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都无清宫,只是占个位置罢了。这些都是天理不可改动的。古人认为难以理解,大概是没有深入地探索。聆听其乐声,推求其义蕴,考察其顺序,没有丝毫可以改动,这正是所谓的天理啊。一是祭祖宗的音乐,以宫、商、角、徵、羽为序;二是祭天神的音乐;三是祭地祗的音乐,都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四是以黄钟一韵分为祭天和祭地两种音乐;五是六变、八变、九变都会聚于夹钟。
P68-70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益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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