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以通俗面貌呈现的文化史，把高深丰富的中华文化用浅近的形式走近广大读者，举重若轻，雅俗共赏，读之使人忘倦，科学性、普及性融合得和谐而自然。

全书釆用专题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讲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技创造、工艺成就、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方面内容。本书的专题包括了中国通史、哲学史、文学史所不能容纳或语焉不详的内容。书中所提供的知识，连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必备的基础。

本书釆用专题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讲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技创造、工艺成就、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方面内容。本书的专题包括了中国通史、哲学史、文学史所不能容纳或语焉不详的内容。书中所提供的知识，连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必备的基础。各专题均由该领域专家撰稿，内容可自成体系，并充分吸收近年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发现，力求反映学术前沿。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多民族文化融合

 第一节 从聚落到国家

 第二节 神话传说的文化寓意

 第三节 民族融合与民族迁徙

 第四节 汉化与胡化的较量

 第五节 北方民族政权建构与文化冲突

 第六节 北方民族的汉化与民族融合

第二章 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第一节 行政区划的传说与出现

 第二节 大一统的郡县制：秦汉时期

 第三节 由常态到畸形的转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第四节 从郡(州)县两级制到藩镇：隋唐五代时期

 第五节 “强干弱枝”：北宋与南宋(含辽金西夏)时期

 第六节 行省时代：元朝时期

 第七节 删繁就简：明朝时期

 第八节 从复式到单式政区层级：清朝时期

 第九节 结语：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第三章 古代宗法和家族制度

 第一节 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

 第二节 西周春秋时期典型的宗法制度

 第三节 封建社会中家族制度的演变

第四章 古代礼仪制度

 第一节 吉礼

 第二节 嘉礼

 第三节 宾礼

 第四节 军礼

 第五节 凶礼

第五章 历代职官制度的沿革

 第一节 先秦职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第二节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的演变

 第四节 隋唐五代的三省六部制

 第五节 宋朝的二府制及辽金元官制

 第六节 明朝的内阁制

 第七节 清朝的职官制度

第六章 历代选举和科举制度

 第一节 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和“禅让”

 第二节 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

 第三节 封建社会初期选举制度的变革

 第四节 两汉时期的察举和征辟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第六节 科举制度在唐朝的确立

 第七节 科举制度在宋朝的发展

 第八节 元朝科举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第九节 明清科举制度的三级考试

 第十节 关于八股文和试帖诗

 第十一节 明清的监生和贡生

 第十二节 清末对科举制度的改良和废除

第七章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第二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第三节 汉字结构的主要变化

第八章 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 简牍制度

 第二节 卷轴制度

 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第九章 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及发展

 第一节 商周时期的祖先崇拜和道德取向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

 第二节 先秦诸子学术思想

 第四节 阴阳五行及五德终始观

 第五节 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两汉经学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及儒、释、道合流

 第七节 唐朝的义疏之学和韩、柳重振儒学

 第八节 宋代理学的兴起

 第九节 明朝的理学与阳明学派

 第十节 清代的考据之学与今文经学

第十章 古代神道观念和主要宗教

 第一节 鬼神观念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第十一章 古代音乐文化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音乐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音乐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

 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音乐

 第五节 宋元时期的音乐

 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音乐

第十二章 古代碑刻与书法

 第一节 古代的碑刻

 第二节 古代的书法

第十三章 历代绘画艺术

 第一节 战国和汉代的帛画、壁画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第三节 隋代的绘画

 第四节 唐代的绘画

 第五节 五代两宋的绘画

 第六节 辽、金、元的绘画

 第七节 明代的绘画

 第八节 清代的绘画

女真建国前后，生产方式已经过渡到粗放的农耕阶段，因此虽然活动的区域远离汉地，但是接受汉文化的激进程度较契丹、党项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任皇帝熙宗尚未迁都中原，即已“失女真之本态”，“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迁都之后诸帝汉化愈深，文治更盛，号称“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金灭北宋之后，实际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熙宗开始，诸帝都遵奉孔子，力崇儒学，宣讲儒学在金朝蔚成风气。学习儒学为主的学校日益兴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还涌现了霸州杜时升、易州麻九畴、真定王若虚、磁州赵秉文等理学名家。金朝以词赋取士，诗词成为文人普遍采用的文学体裁。金人诗词继承北宋，模仿苏(轼)黄(庭坚)，金末元好问以其倾注饱经丧乱情感的诗词，独特的艺术造诣，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魁首。女真人自金太宗至金末，内迁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多习汉语，衣汉服，效仿汉族生活习惯，甚或弃武就文，趋尚文墨，民族特色逐渐丧失。金亡之后，中原女真人大多改用汉姓，如完颜改王，乌古论改商，纥石烈改高，术虎改董，蒲查改李，赤盏改张等，与汉族更少分别。元朝将女真人列入“汉人”这一等级，更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使之彻底融为一体。只有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依然保持旧俗，成为后来满族的前身。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而其民族关系也远比辽、西夏、金要复杂，全体百姓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地位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元人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民族之间的接触往来更加频繁。因为幅员辽阔，许多重点地区需要屯兵镇守，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诸地。他们与汉族杂居，且互为婚姻，由于受到强势的汉族社会文化影响，逐渐汉化。许多人使用汉文字号乃至汉姓、汉名，有些人受汉族习俗影响，开始遵行守节、丁忧之制。(图1一15)《元史·列女传》即记载了若干蒙古、色目族妇女因守节拒绝改嫁而受到朝廷旌表的事例。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色目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为汉姓，此举无疑加速了新的民族同化。

但是，作为元朝的统治民族，我们应当看到，蒙古族内迁汉地的只是一小部分，民族的主体仍然居于漠北草原，并且没有因为元朝的灭亡而消失或同化于他族，而是长期作为草原的主人活跃在历史的舞台。由于坚持游牧、狩猎生活方式，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蒙古族与契丹、党项、女真相比较，汉化进程明显迟缓，而蒙古文化除汉文化之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实，元朝色目人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今天中华民族重要的成员回族。当年伴随着蒙古对中亚、西亚的征服，有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国，汉人称之为回回人，他们被元朝政府列入色目人之中。回回人的种族、语言、籍贯并不相同，但入居中国后，在伊斯兰教强大的整合作用下，形成为新的文化共同体。他们散居在全国各地，长期与汉人相处，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又始终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致力于兴教建寺活动。元朝灭亡后，内迁色目人基本融入汉族，只有回回人没有消失，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回族。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之一，无论其影响的幅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在疆域辽阔且统一巩固的多民族帝国里，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中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占据了主角位置。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清政权与明王朝之间已经有着经常的接触。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之初，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中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要素，他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将《明会典》、《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等书翻译成满文，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等文学名著。清初的科举考试中，也设有专门的翻译科。汉文经典的大量翻译，势必影响文化相对落后的满人在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改变处在“半游牧”状态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皇太极都经常引用汉文经典训诫诸王“世守孝悌之道”、“体恤士卒”。清兵入关之后，随着满人大批内迁，满汉之间的地域界限被打破，进而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尽管清初实行“崇尚满洲”的治国方略，强制推行圈地、投充、剃发等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并在科举、任官甚至居住区域诸多方面，刻意地区分满汉，以求维护满族文化的地位。但是在汉族地区的统治趋于稳固之后，置身于汉文化汪洋大海之中的满洲贵族，逐渐迷失了自己，依然没有逃脱被汉化的命运。清代的康、雍、乾三帝白幼都接受过良好的汉化教育，就其个人文化素质而论，甚至超出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康熙帝一生以好学著称，精通汉文经典名著，亲自撰写了多种解经著作。他崇尚程朱理学，重用汉人理学名臣，还亲自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务令精熟贯通。康熙又爱好自然科学，对农学、医学、气象都有浓厚的兴趣，还专门向欧洲传教士学习过几何学等西方科学知识。雍正帝在经史之外，通晓佛、道之学，还自撰论著阐述治国理念，对华夷之別、君臣职分等重大政治问题都进行过深入透彻的论述。乾隆帝擅长诗文书画，写作的汉文诗篇达五万余首，题字遍及天下，在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在诸帝的示范之下，满洲贵族学习汉族文化蔚然成风，由于享有优渥的物质待遇，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消磨在汉族传统士大夫热衷的诗书琴棋画等艺术门类。《八旗通志》记载有五百多种满族士人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满族画家二百九十余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普通的满族百姓在与汉人的交错杂居中，也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与汉族通婚，语言文字习用汉语，许多满人已不会说满语，最后连姓氏大部分也改用汉姓。可以说截止到清末，除了部分区域和家族，满汉民族已然融为一体。

在清代多民族一统的帝国平台之上，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清代初年，今天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在边疆地区呈现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之后，陆续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领袖并派出驻藏大臣，(图1—16)加强对西部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些举措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清廷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方面，不但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归拢到东北腹地，还经过多年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此间，汉族百姓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也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各族杂居。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过清代的民族融合，汉、满、蒙、回、藏最后成为中国境内五大代表性的民族。P32-35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群体，自古至今生生不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四大古老文明，它们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我们的中华文明。前三种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只有中华文明波澜起伏、绵延至今，从未中断。与前三种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并非起源最早的，但是它以源远流长、根基深厚、溯古通今而著称。

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远古四川巫山人颌骨、牙齿化石的考古发现以及远古安徽繁昌人遗址的考古发现，把中华大地上人类生存的时间上推到200万年前。从而引发出少数学者向“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传统结论提出挑战，认为人类起源或许不止于非洲一处。作为国家级项目，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牵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这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第二个大型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项目，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关中华文明的起源，还有许多悬念有待我们去破解。过去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使我们的视野更宽广了，思路更开阔了。上世纪80年代初，内蒙古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充分证实了五千五百多年前那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它要先进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引发了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种思考和讨论。同样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存的发掘表明，三星堆古蜀国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具有全方位认识古蜀社会及探索上古社会概貌的重要学术价值。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原夏商时期，甚至更早的一个灿烂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经过上个世纪60-90年代的多次发掘，发现了17000年前的人骨化石以及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等，其中的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是世界上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此外，还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这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此外如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等，都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这一切充分地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是以中原地区一处为中心，它是多中心的；它不是篝火一堆，而是花开遍地。这些古代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诞生和繁衍成长。

悠悠岁月，历史延续至今天，我们正在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然而面对灿烂而丰富的中华文化遗产，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处于什么地位？它们对于现代化究竟是包袱累赘还是一种积极因素？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至今在科学技术上还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就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一切以西方的模式来衡量中国的国情。难怪就有人把中医斥为“伪科学”了。虽然这只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但是却触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必认真思索过这些问题。有的人往往自认为正在为社会的现代化而努力，但同时，可能就在丢弃甚或破坏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例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地方剧种尚有三百六十多个，由于不断向大剧种模仿以及引用西洋乐器、美声练唱等，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正在消失，现在能够称为地方戏剧的据说已经不到100种了。在秦皇岛的泥塑展览馆中，传统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被改编成秦始皇要霸占孟姜女为妃，逼得孟姜女跳海自尽。过去孟姜女哭倒长城是对封建统治者暴政虐行的抗议，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与心声。而这个泥塑展览上的孟姜女则是为了个人的爱情婚姻而死，大大冲淡了原有的重大意义。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本是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价值的，然而当今许多人却只是停留在“吃”的层面上，吃完粽子、月饼就算过节了，“吃”成了过节的唯一内容。当我们许多国人还在盲目地以“历史悠久”洋洋自居，陶醉于“文明大国”的时候，我们的邻居日本早在50年前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他们对于“茶道”、“和服”等倍加呵护，强调保护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韩国也在2005年向联合国成功地把“端午祭”申报成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正当韩国在向联合国申报“韩医”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在中国却有人跳出来贬斥中医为“伪科学”，要予以鄙视和抛弃。这一切还不值得我们奋起反思吗？

中华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连续性，自古至今从未中断过。在中华大地上即将实现的现代化社会也必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身体的DNA保证了我们中华民族人种的传宗接代的话，那么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DNA，它们保证了我们中华文化即民族精神的延续与传承。试想，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民族，一个没有自己民族精神的民族，还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吗？正因为如此，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一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和目标。所谓“中国特色”首先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体现。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在2006年决定把6月10日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最近又决定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作为法定休假日，以强化它们的人文内涵。

中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予以重视的问题。中华文化对我们全民族起着凝聚力的作用，它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继往开来的文化事业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应该加强全民的传统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形成民族凝聚力，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努力中前进，再前进！

《中国古代文化史》曾于1989年开始出版，作为国家教委“六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国家教委向高校文科推荐的教材。1993年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1996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等奖项。参与编写的作者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学术权威。大家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体现学术前沿的精神，以深入浅出的写作把大量知识介绍给读者，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近二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当然原书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我们虚心听取了读者的意见。这十余年间，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我们的观念、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和提高，因此这次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出版，能为维护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尽一份责任。

《中国古代文化史》(全三册)，自1989年起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社会影响广泛，国内主要高校均将其列为“中国文化史”课参考教材，并曾获得教育部、北京市、北京大学等各级奖励，作为编撰者，我们深受鼓舞。鉴于该书出版已达十余年，其间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可资利用，我们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保持原书分列专题的框架形式，但对部分专题进行归并简省，并适当增加新的专题，编写人员也进行了部分调整。修订之后，共设二十六个专题，涵盖民族源流、典章制度、精神生活、科学技艺、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文化层面。各专题既自成体系，同时兼顾全书架构。内容方面则充分借鉴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资料发现，力求反映学术前沿。为便于教师和学生使用，文字篇幅较原书有所压缩，但增加了四百余幅图表，以增强直观效果。

全书各章撰稿人分工情况如下(按章次顺序)：

许树安(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前言、第五、六、九章

刘玉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第一章，后记

李晓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第二章

盛冬铃(原中华书局编审)，第三章

胡平生(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四章

裘锡圭(复旦大学教授)，第七章

吕 艺(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第八章

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第十章

阴法鲁(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第十一章

黄永年(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第十二章

杨 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第十三章

陈美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第十四章

许树信(中国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第十五章

丘光明(中国计量研究院研究员)，第十六章

金秋鹏(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第十七章

范楚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第十八章

杨 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第十九章

赵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第二十章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第二十一章

罗哲文、罗扬(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二十二章

马洪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第二十三章

许青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第二十四章

李知宴(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第二十五章

王世襄(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二十六章

值此修订再版之际，我们深切缅怀最早倡议并主编奉书的阴法鲁教授，还有撰稿人黄永年、陈宏天、金秋鹏、盛冬铃诸先生，他们的睿智与学识，借助本书的传播，将会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心田。

此次修订，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合作的成果，我们作为主编，主要负责确定架构，拟订体例，并最后进行文字、图片稿统筹。由于中国文化史头绪多，涉及面广，本书的内容架构、文字叙述肯定还存在不少疏漏之处，希望作为教材使用的高校师生和广大社会读者不吝指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女士，作为责任编辑，全过程参与了本书的初版以及修订再版工作，对其高度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部以通俗面貌呈现的文化史，把高深丰富的中华文化用浅近的形式走近广大读者，举重若轻，雅俗共赏，读之使人忘倦，科学性、普及性融合得和谐而自然。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任继愈

本书是体大思精的力作，主编及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内容严谨翔实，文笔生动活泼，达到了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在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读物中，这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值得信赖的著作。

——中央文史馆馆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袁行霈

我看过海峡两岸以及日本很多种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无论是以时代变迁为经纬，还是以文化事类为纲目，万变不离其宗。在这一形式的文化史著作中，我以为阴法鲁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应当是最好的一部。这部书不仅内容准确、资料丰富，而且是以课堂教学的经验为基础编写的，在反复讲授的基础上才渐渐形成了这一体例和框架。讲什么，如何讲，看似乎易，实际用心。至今在同类著作中，它仍然是最值得信赖的一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