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拜”空袭是二战乃至20世纪军事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二战结束的序幕。空军力量第一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战略空军作为一种改变战争结果的方式正式诞生。

比尔·耶讷著的这本《最伟大的一周（六天改变二战进程）》是一部纪实性著作，讲述的就是二战时期这次重要的空战。

二战进行到1944年初，希特勒凭借犀利的兀鹰军团，占尽空中优势，牢牢盘踞着欧洲大陆。盟军如果想要踏入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就必须先从强大的德国空军手中抢过制空权。为此，美国战略空军制定了一项名为“big week”的秘密行动计划：

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的一周内，美国战略空军第8军和第15军将会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冲过世界上守卫最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向十余个德国飞机制造基地发起摧毁性的轰炸，并尽量给德国现役战机造成损失。

在这六天里，展开了一场二战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行动，约1万吨炸弹被投下，如一场毁灭之雨，倾泻在德国各地，希特勒的飞机基地无一幸免，元气大伤，短时间内难以复原。

比尔·耶讷著的这本《最伟大的一周（六天改变二战进程）》再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空战的诞生

第二章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战

第三章 美国为空战做准备

第四章 参战

第五章 伯克利广场上的神秘住宅

第六章 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

第七章 履行承诺

第八章 明确使命

第九章 波因特布朗克

第十章 不惜一切代价深入

第十一章 黑色一周

第十二章 抓住转机

第十三章 “论证行动”

第十四章 周日破晓之前

第十五章 星期天，2月20日

第十六章 机翼与希冀

第十七章 星期一，2月21日

第十八章 星期二，2月22日

第十九章 星期三，2月23日

第二十章 星期四，2月24日

第二十一章 星期五，2月25日

第二十二章 条条大路通欧洲

第二十三章 突破高墙

第二十四章 全面崩溃

结语

“我看着它从空中坠落，几秒钟就消失不见。”三十岁的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扎沃迪回忆起自己朝利比亚的目标投下第一枚炸弹的经历时，仍然觉得惊心动魄，“不一会儿，我看到营地中央腾起一小团黑云。我击中目标了！”

2011年，全世界都目睹了北约空军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长达42年的统治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不过相比于二战时期那些伟大的战役，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在空战历史上只能算一个脚注。

在整个空战历史中，2011年既不是转折点，也不是临界点，它只是一个百年纪念。

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11年，也是在同一片土地的上空，扎沃迪中尉投下了第一枚炸弹，从而开启了整个空战历史。

20世纪初期，随着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出现，全世界的军队都开始采购飞机。不过就如19世纪军队所用的热气球一样，这些飞行器也只是作为静态的观测平台之用。

在20世纪早期欧洲各国的战争中，意大利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取了北非的一块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利比亚地区。当年11月，意大利便成立了一支空军分队，朱利奥·扎沃迪就是其中的一名飞行员。

“今天有满满两箱炸弹运达，”扎沃迪在给那不勒斯的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会从飞机上将它们投下去。奇怪的是，事先没人告知我们此事，我们也没有从上级那接到任何指令，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炸弹搬上飞机。把这些家伙扔在土耳其人身上应该很有趣。”

余下的故事就是历史了。

三年后，欧洲各大国的军队均已配备了小型的空军部，他们正处在一战开启前的痛苦关头。

然而，主流的技术机构在理解该项设置的战略重要性上还稍显迟钝。1910年10月，《科学美国人》杂志就抨击了将飞机作为战争武器的观点，指出：“除了完成侦察任务外，我们认为飞机的实用性相当有限，因为它的运载能力很小，而且如果要避开敌方炮火，就只能在高空操作，而且它朝陆地上的城市、堡垒、敌营或者军队投下的爆炸物的破坏力相当有限，更别提海上的战舰了。总而言之，飞机对战事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接下来的1914年到1918年间，在一战战场的上空，扎沃迪那一代的年轻飞行员们即将证明这本权威杂志言论的谬误。

的确，在战争初期，飞机仍然只是作为观测平台使用，然而空对空的战争却是空战进化史中的自然步骤。作战双方都拥有飞机和飞行员，他们很快就会在战壕上空狭路相逢，起初的对峙确实比较绅士，或者说很有骑士风范，因为这些空中勇士彼此之间还是有些共通之处的，这是他们在地面上的同胞们都遥不可及的。  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意识到，那些在战壕里握着毛瑟枪瞄准你头颅的敌人，就和这些脖子上绕着丝巾、驾驶着喷漆的信天翁战斗机滑翔而过的敌人一样，向着同一面旗帜致敬。有人在空中拔出手枪，第一架飞机被击落，空战就此打响。

很快，像朱利奥·扎沃迪这样飞过敌军战线的空中观察员就意识到他们可以轻易地投下爆炸物。战术轰炸作为一种学说就此诞生了。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话说，空投炸弹真正开始“对战事产生实质效果了”。

与此同时，一些富有远见的空军理论家开始想象，如果空军部署得当的话，很可能不仅只对战场产生“实质效果”，还会直接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这就是有名的战略制空权理论。

简单地说，战术轰炸就是从空中轰炸敌方目标，比如，军营、机场以及防卫工事等等，作为前线或近前线空对陆整体战争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战术空军与海军和陆军的目标一致，并且相辅相成。

相比之下，战略空军的目标则与前线发生的战事并无特别关联。战略空军主要是一种通过打击敌人后方——比如工厂、发电厂和城市——用来支持战争的手段，最终达到打击敌方作战意志的目标。

战略飞机与战术飞机自然有所不同，前者航程更远，载重更大——当然超过了1914年制造的普通飞机。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航空技术才发展到将大型飞机投入实用的阶段。伊戈尔·西科斯基是俄国的一名工程师和航空爱好者，也是战略制空权理论的先驱之一，他于1913年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战略轰炸机，三十年后，他还发明了惊艳世界的首架实用直升机。第一架轰炸机以10世纪的俄国英雄伊利亚·穆罗梅茨（或者穆罗梅茨）命名，该机本来被设计为大型客机，战争开始后改装成轰炸机，由四个引擎驱动。在此之前，除了该机的原型“俄罗斯勇士”以外，还没有过四引擎飞机。

到了1914年至1915年间的冬天，这类大型轰炸机开始大量投入到对德战争中。每架飞机的载弹量超过半吨，航程接近400英里，能准确击中德国边界后方的目标。当时俄国人发动了400多起空袭，而德国人却无反击之力。只是后来随着其他因素的介入，俄国军队经历一开始的几场胜利后，在1917年的陆战中失利，沙皇退位，俄国十月革命很快来临。伊利亚·穆罗梅茨轰炸机的确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它在这场人类的大戏剧中却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后来伊戈尔·西科斯基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直到下一场世界大战以后，战略制空权理论几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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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拉里·库特登上了飞机。远远地在他下方，一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当然也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行动之一。在他下方，156000名盟军战士正跨过法国古城诺曼底长达50英里的海岸线进行登陆，他们将要开始一场伟大的战役，誓将四年来占领西欧诸国的德军驱逐出去。

包括57500名美军在内的盟军将士在拟定了代号的地点登陆，这些代号对于诺曼底的本地居民而言也是陌生的，尤其是新近移民。德军扛起机枪大炮，死守着他们的钢筋混凝土堡垒。盟军在宝剑、黄金、朱诺和犹他四大海滩登陆。在名为奥马哈的第五个海滩上，美军遭到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被重型机枪和大炮击得溃不成军。

无论是在英吉利海峡上的5000艘战舰上，还是在驻英国各地的司令部中，盟军的规划者们都在紧紧盯着这场正在海浪间、在沙滩上、在悬崖边展开的大战。

不过，拉里·库特的视线却停留在空中。当他所乘坐的“飞行堡垒”近乎懒洋洋地飞过冰冷的天空时，他并没有将望远镜对准2000英尺下方正在上演的大剧，而是投向了眼前这广阔的蓝色苍穹的东端。

他见到一群飞机在与他同一高度处飞行，机身上印着与他所乘坐的B－17上一样的白色星星。下方还有一群飞机，机翼上印着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机徽。

库特的轰炸机并没有飞跃英吉利海峡，而是改道飞向法国内陆，然后再回到海峡，在各登陆海滩上空交叉盘旋着——宝剑海滩、黄金海滩、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在他下方，盟军战士正遭到装备精良的德军的残酷轰击，而在空中，库特一眼扫去，一片风平浪静。

空中到处都是飞机，但全都来自友军。局势本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德国空军曾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高效的空中力量。的确，就在几个月以前，驾驶“飞行堡垒”的机组勇敢闯入欧洲上空，还面临重重危险，他们深知德国空军在这片大陆上掌握着完全的空中优势。

六个月以前，任何冒险飞入欧洲大陆上空的盟军飞机很可能会惹怒一群“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发起突袭，他们将以每分钟700发的速度向盟军发射20毫米的炮弹。事实上，许多像库特现在乘坐的“飞行堡垒”曾在那样的枪林弹雨下化成一堆变形的、陨落的残骸——在这片天空中，曾经有很多次，这些“飞行堡垒”的地板，就像库特下方这片大地一样，染满了美国士兵的鲜血，而这都是拜德国空军所赐。

四年前，阿道夫·希特勒的军团横扫欧洲，强如法国者，也在几周内败下阵来。德军这样辉煌的战绩，全是在空中力量的保护伞下取得的。在德国空军的猛攻和重击之下，敌国悉数投降。只要能被一架“梅塞施密特”或“斯图卡”从高空瞄准，在其猛烈炮轰下，地面目标无一能幸免。

这些恐惧困扰着盟军的作战规划者们，当他们想象着现在正在诺曼底发生的这场大战时，夜不能寐，脊背发凉，驻扎基地也变得像极地雪兔的巢穴一样寒意重重。

“如果我是德军指挥官，如果上天允许我挑选合适的天气来进行防御，我会选择这样的天气条件，”库特一边看向下方，一边思考道，“我希望厚厚的云层遮蔽在诺曼底海滩上空，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中央。如果云层顶端高12000英尺，底部高1300英尺，就能给德国空军制造完美的掩护，他们能从厚重的云层中俯冲而下，冲向军舰密集的英吉利海峡，向任何船舰发起狂轰滥炸，然后在几秒内迅速爬升回云层保护层中。在盟军亮出枪支或者上千架战斗机发起截击之前，他们已经来去无踪了。我比我承认的还要忧心忡忡。”

劳伦斯·谢尔曼·库特少将留着和克拉克·盖博一样的大胡须，举止充满活力，他是帮助形成和建立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群年轻军官中的一员。在库特39岁生日的前一周，他已经是美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他在1942年得到提拔，他是自威廉·特库赛·谢尔曼以后没有经历上校军衔而被“越级提拔”为将军的第一人。

1929年，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的年轻军官已经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在加州的蒙特利担任海岸炮兵军官。不过他很快就被调到陆军航空兵团，并在德克萨斯州获得了飞行章。到希特勒的部队横扫欧洲之时，他正在华盛顿与一群优秀的年轻军官一起，围绕在他们所尊崇的长官亨利·哈里·“哈普”·阿诺德周围，组建这支未来世界上最大的空军队伍，并拟定以此作为武器来赢得二战的战略。

“云层中可能满是德军。”库特观察道，他心里想的却是：“云层中应该满是德军。”

库特将军目之所及，不论是英吉利海峡的上空，还是用高倍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最远之处，到处都是飞机，全都印着星形或圆形机徽，纳粹空军的黑十字标记全然不见踪影。

“我们继续观察着，渐渐意识到，如果一场空战打响，一定是速战速决的，因为这时已经很少有飞机再冲上云霄来，即使有，也是来自友军，”库特后来回忆道，“不仅如此，无电线里也截获不到往常德国空中管制员发出的关于作战路线的信号了。我们这才知道获胜了，空中全是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极目远眺，一列列‘飞行堡垒’往回延伸至英国。那天早上，我们有1800多架‘重型轰炸机’盘踞在法国上空。德国兵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无法出现，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的底牌已经被揭掉了。”

本书就是关于盟军如何打造大礼拜，揭掉德军底牌的这段历史。

“大礼拜”空袭是二战乃至20世纪军事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它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酝酿，标志着战略空军作为一种改变战争结果的方式正式诞生。

一年半以前，当英国军队取得了三年来第一次重要的对德陆战的胜利时，在阿拉曼，英国战时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一次难忘的战时演讲。

“我们有了一次新的体验。我们胜利了——一场确切的、非凡的胜利，”丘吉尔说道，“德国人屡屡加诸给他国战火和炮弹，这回他们也尝到了这个滋味。这不是结束，甚至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已然到来，但或许，这是序幕已经结束！”

“大礼拜”是战争结束的序幕。

与其说它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一个临界点。

如物理学家所定义的，临界点是一个开端，是指从某一个点开始，一种物质从一个已建立的平衡转换成一个与之前的存在状态完全不同的新的平衡。临界点是一个临界质量时刻。

1944年2月的最后一周就是这个开端，而即将从已建立的平衡发生改变的就是第三帝国的经济和发动战争的能力。而那一周所达到的临界质量就是美国第八航空队战略空军所拥有的重型轰炸机数量。

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之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开始对希特勒的德国经济中心发起大规模的空袭，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个三维战场上的史无前例的战役。

在六天内，驻扎在英国的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执行了3300多次任务，而驻地为意大利的第十五航空队也出动了500多次，他们一起朝目标投掷了约10000吨炸弹，破坏了德国飞机制造业的90％。大礼拜期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执行了2350起夜间任务，对这些目标实施夜间轰炸。

“大礼拜”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酝酿期。

事实上，它源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有远见的战略家就已经注意到空中力量，预见到了它的巨大前景，并由此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在战争中，空中力量不仅可作为近前线的战术武器，也可作为能对战争结果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武器来使用。

战略制空权理论有许多创始人，但没有一个比威廉·伦德拉姆·“比利”·米切尔在美国军事界更敢于直言，更具影响力，他在一战时曾担任美国远征军的航空部指挥官。

“世界已经站在‘航空时代’的门槛上，”米切尔在他1925年出版的名为《空中国防论》一书中写道，“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整个人类的命运受制于天空。制空权已成定局。但你也许要问，制空权是什么呢？制空权是指能在空中或透过空中进行作战的能力，因为天空是覆盖着全世界的，飞机可以驶入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它们不需要水或者地面来支撑其飞行。山脉、沙漠、海洋、河流和森林都不能成为阻碍。飞机在一瞬间消解了所有关于国界的概念。现在整个国家都成了国界，如果发生战争，此处和彼处一样容易受到攻击。”

虽然米切尔的逝世距离“大礼拜”前夕已经整整八年，一天也不差，但他的言论和思想对于“大礼拜”的策划者们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

在二战中，空中力量第一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米切尔死于二战开始的三年前，但他对美国空军军官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军官是最早认为美国陆军航空队能让空中力量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先驱者，他们追随着哈普·阿诺德上将的领导。阿诺德是二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总司令，他团结了那些赢得空战的功臣们。

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卡尔·“图伊”·史帕兹上将，他是一名老牌飞行员，战争开始时，他在阿诺德的空军参谋部担任参谋长，当“大礼拜”来临时，他奔赴前线，任美国陆军航空队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官。这群年轻军官们——战争开始时他们还不是将军——起草了总体规划，将比利·米切尔的愿景变成了一个帮助赢得战争的事实。这些人包括拉里·库特、哈罗德·L。“哈尔”·乔治、奥维尔·安德森、霍伊特·范登堡、海伍德·S。“珀桑”·汉塞尔。

在图伊·史帕兹的密切督导下，这些前线军官们执行着这一总体规划，在“大礼拜”时达到高潮。这些人曾一度是，或者现在也仍然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包括伊拉·克拉伦斯·埃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安德森、詹姆斯·哈罗德·“吉米”·杜立特以及柯蒂斯·爱默生·勒迈。

还有一些人不眠不休地为制定作战目标提供具体细节，这些目标合在一起拼凑成了一幅巨大的二战战略空战的胜利版图。这些人中有男人，也有少数女人，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理查德·多伊利·休斯。

而真正实施规划的则是成千上万飞赴前线的年轻战士们——1944年6月，240万身穿美国陆军航空队制服的战士——历经艰险，投下炸弹，浴血奋战。这些人中有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航空兵，像阿奇·马蒂斯，比尔·劳利和沃利·特穆培。他们也并不为人熟知，但他们在“大礼拜”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让他们时至今天在美国空军中也仍然被拥为偶像。

“大礼拜”期间的一切总结起来就是一件事——美国空军为打败德国空军以确保一场史诗般的地面战役取得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那关键的第一天，我们的部队牢牢抓住至少一个滩头堡，遭到狂轰滥炸的已经不是美军，而是德军。”库特观察道，“德国的空军力量在他们盘踞欧洲的垂死挣扎中已经无足轻重了，已经名存实亡了。”

1944年6月6日，当拉里·库特思考着他上下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他意识到战争结束的序幕终于拉开了。战争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但结果已成定局。

这是一场可怕的战役，是一场在诺曼底长达50英里的海岸线上绵延开来的大规模战役。6月6日，直到太阳下山之时，盟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万，这些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没能见到6月7日的日出。然而，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坚守在诺曼底。可怕的苦战还在前方，可盟军的战士们将不会退回到英吉利海峡。在“霸王行动”的一周年纪念日上，响彻诺曼底海滩上空的将不再是炮火雷鸣，只有汹涌而来的海浪声——阿道夫·希特勒也将彻底消失。

正如比利·米切尔在二十年前写道：“现在即使敌人的海陆军联合起来，也无济于事，除非他们能获得空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