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山
1954年夏，祖父祖母到重庆缙云山避暑，带哥哥和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离家去避暑。记得我们住在上山大道左侧一座独立的房子里。出门举目可望高山，山林葱郁，房子不远有一小溪流过。我在这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和这小溪有关。
这条路边还有几座构造类似的房子。往上走的一座住着熊克武先生，我们叫熊爷爷。熊爷爷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广州起义。关于广州起义，历史书中有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说，而熊爷爷是当时突围出来的幸存者。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任l~Jll省督军——四川省最高的军政长官。著名而传奇的战将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之前曾在他的麾下。后来在内战中，熊爷爷逐渐淡出军政界。1949年祖父在准备起义时，和熊爷爷联系密切。据祖父回忆：
1949年10月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做了部署之后来到成都。首要的活动是“建立组织，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我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
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转向西南，蒋本人飞临四川指挥军事，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压力日益增大，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祖父到成都后即处于被监视状态，他写道：
当我来成都后不久，我的玉沙街住宅对门即出现一连宪兵，四周布有大批便衣特务，甚至把特务派进我家里作用人。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我住宅旁面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我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故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连卫兵驻在我住宅内，在周围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出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来到成都之后，形势更加复杂。12月6日晚，在川康军人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缓冲角色的张群在即赴云南前到成都我家里来后，祖父担心张群一走，已率部退到成都的胡宗南等人会对他和家人动手，遂连夜让父亲开车把祖母和姑姑送到交往甚深的老中医王朴诚家中，把我母亲和哥哥送到我外祖母家，祖父则带父亲住到老部下邹善成的儿子邹荫萱家里。12月7日，祖父只带两个随从出城和邓锡侯将军会合，到彭县组织起义，派人带话指示父亲转移到南门外乡下的邹善成家中。邹善成在当地乡间很有影响，消息也灵通，住在这里如有事变，可有回旋余地。
据父亲回忆，当时，熊克武也住在邹家。作为国民党元老，熊爷爷对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极度失望，决意不去台湾。他和父亲讲到，蒋介石曾派人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到台湾去，他把手枪拿出来说，如果一定逼他去台湾他就自杀，派来的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为防止被绑架，他找到祖父，祖父把他隐蔽到邹家。父亲说，他在身边放一把手枪，晚上就压在枕头下面，伴他安全地度过了那段动荡的时光。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刘伯承任主席，熊爷爷是副主席之一。其他几位副主席是：邓小平、贺龙、王维舟、龙云和祖父。。。此次他们在缙云山避暑，便都是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来的西南行政委员会)成员而被安排的。
在缙云山避暑期间，我家和熊家常来往。熊爷爷的大儿子熊伯齐、二儿子熊仲华常和我们在一起玩。熊伯齐比我大七八岁，在我那时的印象中，他是个带着红领巾，唱着歌，昂着头的少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我怎么也不能把沉稳的他和当时的印象连接起来。熊伯齐潜心国画、书法和篆刻，后来成为著名的篆刻家。在缙云山时，他总是和哥哥走在前面，我则跟在后面跑。我印象最深的玩法，一是采蘑菇，二是在竹林里抓笋子虫。笋子虫是有点像绿色蚂蚱那样的节肢动物，身子比较肥胖。把它们抓来放在火上烤一烤很好吃。我们迁居北京后，熊伯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常来家里玩，教我们练习田径，画国画。记得他曾送给我一幅他画的茶花，上面题诗云：
当年别乡富童痴，八载居京成人时。蛰伏众生北国地，江南茶放遍春枝。
他到底大我许多岁，在我于北国地“富童痴”之时，他已生出成年人的思乡之情了。那幅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并浸涵着我们早年友谊的画，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期间，也不知道被折腾到哪里去了。
把思绪拉回到缙云山中。一次，我和哥哥又到熊爷爷家去玩。傍晚准备回家时被告知房后的溪水旁边有一只豹子在喝水，我们暂时不能出屋。熊爷爷打电话到家里，祖父和祖母叮嘱我们不要急着回来，等豹子走了再说。我们静静地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记不清是熊爷爷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熊伯齐说，我们可以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豹子喝水的声音。
过了一阵，祖父的警卫员量鹏叔叔来接我们。我们到溪边去看，果然有豹子踩水后留下的湿足迹。
第二天，量鹏叔叔带上枪和另外一个人进山寻豹子。我在家门口看着他们时隐时现越来越小的身影，直到隐没在山林中看不见为止。后来，他们回来了，我急忙去问碰到豹子没有，他们带着未如愿的神情告诉我说没有找到。不过，此后在我们住在缙云山的那段时间中，再也没有听到豹子来的消息。
2003年到2004年期间，我带研究生在重庆市西彭镇做该镇的发展研究。在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北京之前，此项研究的联系人兼合作者赵宜胜先生(迈德房地产顾问公司总经理)，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闲聊间问我吃完饭后想到哪里转转，我就说起对缙云山有些童时的印象，不知现在怎样了。一起吃饭的人中正好有一人是缙云山所在地区的领导，他说起那里在搞旅游开发，还提到在贺龙曾居住过的地方搞了一些纪念标志。这一下子使我想起，我曾听大人们讲，祖父带我们在缙云山居住时，贺龙便住在更前面的一栋房子里。也许后来开发的贺龙居住地就是那时的那片地方？也许凭记忆还能找到一些实地印象？我要求去看看。我的要求被满足了。
……山路边那一栋栋小房子就在眼前了。我能够找到一些感觉。路和山的走势以及搭配有点眼熟，但土路已经成了柏油路，路面太光净了，没有土石和鞋底摩擦的感受。当时住过的就是这种房子：几级木头梯子，栏杆，侧面的门。但是住在哪一栋记不清了。溪水没有了。站在房子边上仰望山顶，还能找到依稀印在脑海里的量鹏叔叔他们进山时的图景。不过，图景的尺寸似乎变小了一些。尺寸感变化最大的是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当时觉得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要走一段路，现在看来不过是十几步路而已。那时毕竟个子太小了！我忽然有些犹豫。或许，那些房子已经拆了，现在这些根本不是？……
三联书店出版我父亲这本集子，让我写篇回忆的文字放在末尾。展读遗著，首先浮起的念头是：如果父亲活到现在，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变化，那该有多好。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父亲因癌症去世，终年八十二岁。达到这样的高龄，是超出大家预期的。他的身体自来不算好，但解放以后，精神饱满地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次重病之后，身体才逐渐衰弱下去，进入暮年。然而，就在这最后几年中，他仍然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几年，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的精神是压抑的。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景，仍然充满希望。一九六九年以后，他多次病危。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有关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他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险关。如果不是后来患了癌症，他一定能够看见“四人帮”的被粉碎，看见我们国家扫除阴霾，重见光明。只差三个多月的时间，他终于怀着对祖国的担忧而去世，这是多么遗憾的事！
写回忆父亲的文字似乎是容易的，因为对他那样熟悉，好像可写的东西很多；但真正拿起笔来，又感到困难，因为毕竟是两代人，而且解放前我年纪轻没能参与多少事情，解放后又是各做各的工作，因此要写出读者愿意看下去的东西，也不那么容易。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写些见闻，作为这本集子的零星补充吧。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广大人民欢欣鼓舞，盼望着祖国统一、繁荣、富强的日子早些到来。然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他们背信弃义地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江河日下，人民生活比抗日战争时期还要困难。这一切，使我这个大学生，日益愤慨，因此，逐步倾向革命，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运动。我的这些活动，我父亲当然不可能没有觉察，但他从不干涉，这就使我觉得他是开明派。稍后，我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进我父亲出资办的《西方日报》做一些工作从那里知道他给报纸的方针是“中间偏左”；由于资助一些进步同学继续读书和支持学生运动，我曾向父亲要钱，他有求必应。这些，使我觉得他是同情进步活动的。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春以前，我丝毫不知道他和党早有联系。
……
周总理对父亲身体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令人感动的。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搞打、砸、抢、抄。周总理非常关心我父亲的安全和健康，命令专人护送他到某医院“疗养”。一九七二年父亲不慎跌断胯骨、并发肺炎，病情比较危险。周总理指示医院用一切办法全力治疗，将病况随时向他报告。一九七五年医院发现父亲得了癌症，汇报后，周总理又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只要有危险就随时向他报告。敬爱的周总理是这样地关心别人，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时他自己早已得了癌症！
我父亲一直把周总理看做他的良师益友；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把周总理看做党的统一战线的存废、国家的安危之所系。有几年没有机会和周总理面谈了，一九七二年一次会后，父亲见到总理。忍不住要表达他上述想法。他对周总理说：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二十四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他回家后把这事告诉我，并说。总理听了哈哈一笑。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又一次病危，他感到可能不起了，几次嘱咐我们说：以后要紧跟党，紧跟毛主席，紧跟总理，总理好。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我们全家震惊，陷于深深的悲悼之中。那时，父亲刚从医院回家，还十分衰弱，不能行动，而且正是严冬季节，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医生、家人，都劝他不要外出，但他非去不可，结果让我们用小车推着他向周总理的遗体挥泪告别。不久后，他再次住进医院，六月去世。他去世时周总理已经不在了，但他的遗言我们是一直铭记不忘的。
父亲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了。他一生的功过，将由后人来评论。但我想，他的爱国思想总是会得到肯定的。他晚年常说：我的起义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这个愿望达到了，又没有完全实现，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深信，中国人，包括他在台湾的老朋友，绝大多数都是有爱国心的，国家的完全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总是努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一九七四年春节，他写了篇对台湾的广播稿(即本书的《新春寄语》)，还不顾病体，在医院录音然后播出。他就是这样切盼着为祖国的统一而尽自己的力量、最后以没有亲见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感到遗憾的。在目前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下，父亲这个祖国完全统一的愿望，将会更快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那一天，我们会把这个你切盼的好消息告诉你的，父亲！
(一九七九年五月)
2006年6月24日，是祖父逝世三十周年。当时产生一个念头：把和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的情形写成一本小书，算作一个纪念。这个东西，不是为发表，不是为大众读者而写，只是给亲友们看看。后来，断断续续动手做了一点。但是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完成。
2007年，是祖母诞辰一百周年。动笔写回忆作品的念头因此又起，并因原来的写作计划迟迟没有多少进展而感到某些不安，遂决定加快进度。
祖父刘文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1895年1月10日(甲午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川西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在家乡受过家族私塾教育以后，于十三岁上(1908年)离家到成都考入公费的四川陆军小学读书，此后又考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q：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四川从军。时值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祖父在内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十年中从一个下级军官变成四川军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在其军事、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内战、经边、反蒋、联共、起义等活动。祖父的一生曲折跌宕，可以看做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折的一个缩影。
我1951年出生于重庆，从那时直到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始终和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此后，到祖父1976年去世之前，我凡回北京探亲、办事，期问也是和他们住在一个家里。虽然从书上读到过一些有关祖父的被描写得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我多年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些寻常事情。事实上，解放以后，祖父就逐渐离开了政治，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开会、会客、读书、看报、散步、休假、生病、住医院、给后辈一些关心……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走他们的生活之路。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也不过是和那时的一些人同样的一种经历，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所受的冲击也比其他许多人要轻得多。这便是本书取名“寻常往事”的由来。
在回忆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时，我不时会联想起我曾经读过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马由缰，随思绪而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想摘引便摘引。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东拉西扯，不合章法。但愿如此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补文笔之拙。
对于祖父的著述，我从未做过系统的搜集因而也未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只是阅读了一些顺便到手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游继业先生。游先生是父亲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组织出版一批民国时期人物的著作，向父亲提出搜集并编辑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里并没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于是父亲就请在四川雅安的游先生帮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档案馆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线索。游先生不负老同学之托，先后收集了几批资料寄给父亲，并说明了选择这些资料的根据。在此基础上，父亲做了初步的筛选和编辑工作。正当此时，原来的出版计划搁浅了，那批资料也就被存放起来。后来，我把那批资料拿到家中，抽空陆续阅读。它们使我对祖父有了更多的了解。游先生已经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于雅安去世，在本书完成之际，我已经不能当面向他致谢，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赵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们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编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设新西康十讲》。为了编这部著作，他们费了不少苦辛，如他们在“编者的话”中所说：“此书虽然印刷于1943年，间隔时间的确不久，然处于抗战最艰苦时期，一切服务于前线，后方物资相当匮乏，从简运作，《建设新西康十讲》用‘马粪纸’印刷，纸张黄黑粗糙，字迹模糊不清，且印刷数量少，坊间非常难寻。我们费了很大工夫及相当经费，才得以寻得一册，又花费不少时间，终于输入完毕。”《辑要》于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后，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赠书。祖父的这本著作我虽然知道，但此前并未读过。新的印刷出版物纸张洁白，字迹清晰，我很快读完了。在我写的这本书中，有多处引到《建设新西康十讲》的内容。
如前所述，《寻常往事》本来只是打算写给亲友们看的，没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变想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学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为熟悉，知根知底，我们有时也聊到一些“前朝旧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应该写点什么给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们社会学者常常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史，我们自己的生活史为什么不能也让别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过我正在写一些回忆祖父、祖母的东西，但我的稿子没有给他看过，所以他虽然使我动念，但对于本书他没有任何“责任”。
另一个，也是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推动的人，是有多年编辑出版经历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养伤期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学前辈潘光旦先生的书。在和策划者、出版者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对方的兴趣。她随即向我转告出版者的兴趣并动员我写一本和祖父有关的书。我告诉她，我倒是写过一些片段，但都是“寻常往事”，甚至是琐事，并夹杂自己的学术习惯带来的引证，不适合广大读者口味。她坚持要我寄两篇给她看看。我寄去了两篇，一篇是日常琐事，一篇则多有枯燥的引证。不料她认为很有意思，并把稿子转给了编辑吴超先生。同样，稿子得到编辑的认可。既然如此，就抓紧写作吧。
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过去听父母讲过的事，我又向父亲、母亲进行了核实；有的事情的时间，记不大准确的，我和世昭、世旭、世昕、世宽在家庭聚会时共同回忆确认过；书中的照片，有多幅是世昭提供的：祖父的年谱，由我和世宽共同编写；已经被拆掉的旧居的草图由世昕绘制。书稿完成后，堂弟刘石对个别事实及几处古文引征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个大家庭的和睦，令我心情舒畅。
根据吴超先生的建议，祖父写的回忆文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作为“链接”收入到本书中，以便于读者对祖父有更多的了解。这篇文章完成于1962年1月，最初刊登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祖父的一部文集，文集的名称就取用了祖父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则被作为首篇选入。在这部文集出版之际，父亲写了一个后记。本书也将这篇后记作为“链接”收入。
作者
2009年1月26日，春节
刘文辉（1895-1976），中国现代转折时期的特殊人物，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国民政府川康两省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
本书作者自小在祖父身边成大，陪伴祖父十七年，以自己成长为线索，以亲历事实为依据，周密细致地追叙了祖父刘文辉在建国后鲜为人知的寻常往事。此间钩沉史料，引征文献，较为翔实地描述了刘文辉历经二刘战争、两次反蒋、西康靖边、彭县起义，以及西南军政、执掌林业等，惊险丛生、纵横捭阖的传奇经历。 作者写作严谨，文笔生动，真实、鲜明、恰如其分地将其祖父刘文辉的精神风貌，再现于读者眼前。
本书记述了经历过大风大浪，曾经厮杀疆场的刘文辉的晚年生活。作者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知识背景、眼界和立场，对家庭中的“寻常往事”进行还原和观照，书中除了讲到一个不平常的家庭，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特殊的经历外，还在记述家庭往事的过程中，以从事社会学研究者的细致和敏感，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当时当地的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社会信息和细节，并用此角度来表述祖父的思想方法，处事方式，生活习惯，语言特点，对世事的看法及其对子女儿孙的教育和要求等。这一新鲜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已经失去或者正在消失的丰富生动的社会景象，从而激起读者想要从中了解过去时代的欲望。而作者的表述手法，却是不愠不火，娓娓道来，诚挚、深切，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所有事件都是亲历，所有引用都有出处，既有学者的严谨，却也不失生动、丰富、有趣，透过丰邃与睿智的表达，把祖父刘文辉的风貌轮廓，真实、丰满、明晰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