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顺调分子听啦，一定义愤填膺，痛不欲生。其实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酱缸也。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

由饮到吃 文化的移植，往往只有二流以下的货色最为容易，高级的因格调太高，不是短时期内就可生根。所以女人和酒中最高级的艺妓文化，台湾不能接受，而酒家的一套，却大为流行。

玉皇大帝独坐天庭 看中国史书，尤其看所谓“正史”，都会发现一点，所有的大人物，全是生下来就伟大不堪。这种“上天注定”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怖的一部分。《二十六史》里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仅只造造产床上的谣，骗骗天下类似乎你我这种可怜兮兮的小民，不过小焉者已。

钻到肚脐眼里 中国历代政权的兴衰过程，差不多都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先是老家伙拳打脚踢，提着头乱闯，不幸失败，被人捉住，当作大贼巨寇兼不安份的奸民，喀嚓一声，身首异处，尸首拖去喂狗。一旦闯出点腕儿，坐上了金銮宝殿，就成了“啥祖”“啥宗”“啥皇”“啥帝”。但问题也就这么无情，一旦老家伙翘了辫子，政权传到儿孙手里，好像政权不是老家伙打出来的，而是真的靠异禀异样，从天上掉下来的。

拜年之风 过年而禁绝拜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无法办到，而我们也并不以为过年而不拜年才是英雄好汉，只不过反对那种蟒蛇出洞式的拜年罢啦。盖拜年乃温暖的人情，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所以，至少有两种意义的拜年，应保留下来，甚至应发扬光大也。

英雄可扭转历史 中华民族是弹性和潜力最大的民族之一，无论经过多少苦难，只要稍稍安定，立刻就威不可当。这可不是往自己脸上乱抹粉，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比起一铁锤下去，就被打得稀烂，再也不能复兴的民族，中国人实在不很简单。

新相对论

文艺算老几

互相干你娘

求名得名

司徒雷登

方块字

玉皇大帝高坐云端

爬虫之子

“七十二”学问

好像失了火

少有大志

头转身不转

一根白发定终身

鬼话家惯例

肚皮上搞一下

声音有点特别

梅花鹿奉命出动

石头咚咚作响

破鞋也出了笼

满天都是飞虫

院中找草

钻到肚脐眼里

“成大事者不恤小节”

几个模式

《孝经钩命决》

立即派两盏明灯

梦里脱帽

方头的朋友有福矣

柏杨先生八十～世

有时喷出紫气

几个月娃儿会说话

婊子养的畜生

神仙显灵

木星侵略北斗

手提机关枪

条条开列

各有千秋

诗也派上用场

杀妻奇案

奇异的香味

间接受精法

手里握着一块

硬不肯生模式

严重的危机

活该他喝酪浆

下棋万岁

关键在“围”字

鬼打墙

必要时连走两步

棋王故事

飞象过河

镇神头

文化倒灌

最大差别

棋谱传奇

绝世奇书

炮的威力

七不下

性命交关

其声凄厉

一场误会

弈律棋律

围棋和人生

电影之癌

千古之谜

好一个姬夷皋

且看“良史”

挑剔个没有完

费掉一大碗唾沫

《报刘一丈书》

再婚

月饼

历代古医

酒的诱惑

酒浓情浓

惊险绝伦

最为惨烈

由饮到吃

中国菜

拚命地吃

驼峰猴脑

啥都能吃

大蒜万岁

昭然若揭

没啥可吃

拜年之风

春节春联

鼓得白，丁巳！

回头望戊午

看九个戊午

十四到二十

英雄可扭转历史

打了不少小报告

祸国之官

最近的三戊午

记不得出自何书，有一故事曰：一天，皇帝老爷摆驾登天安门，望着下面芸芸众生，叹日：“不知道他们忙些什么？”旁有一官曰：“为两个字忙，名利是也。”皇帝点头久之。此故事甚妙，不但该皇帝点头，恐怕无人不点头也。有些人不信人生目的竟是如此简单，硬要再发明些别的项目，那只有天晓得。深夜自思，恐怕连自己都不舒服。盖一个人一旦宣称，他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该人如不是一个白痴，定然心怀大志。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语云：“三代以下，无不好名者。”好名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三代以上的人何尝不然乎？不过那时交通不便，无纸无笔，没有办法泛滥耳。好名绝对不是坏事，而且我们知道，幸亏人类有好名的特性，文化才有进步，飞禽走兽中就无一好名者，两条狗当街可以性交，老鼠且公然窃盗，它们是典型的不好名，故啥都不在乎。

美国军人有三大信念，日荣誉、日国家、日责任。荣誉即好名，居了第一之位。盖好名十分重要，具有良善的本质。中同社会，却常常讥讽某也好名，某也出风头，其实只不过醋酸在暗暗作怪，恨自己没有露一手，一旦有机会可以露一手，也会照露一手不误。因之，那些以好名为非的人，真应该喝口凉水。一个人如果连荣誉心都没有，连好名声都不愿博取，则该人啥伤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干得出矣。呜呼，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在于人好名，禽兽不好名也。

不过好名似乎得有一个境界，一些攻击好名的学说，可能是指境界以外的好名而言。桓温先生有言日：“大丈夫生不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话可圈可点，没有人不反对。但这个年头，大家却一窝蜂照着去做，很多具有地头蛇和眼前欢气质的当权人物，似乎都如此这般。反正往好处干不行，不如往坏处干还容易些。好像一个丑八怪女人，既然每天搽一吨脂粉，走到街上都没有人看，便索性脱了裤子上马路，看你瞪眼不瞪眼也。呜呼，这种“女人脱裤”式的好名之法，正是这个乱七八糟时代的特性。

有很多人的好名，简直好到发疯，好像明天就要翘辫子，如果不赶紧传名，就来不及矣。于是别人不肯捧场，就自己下手，自己下手还嫌不够狠，就化名出来猛干。一旦机会到来，不管晴天阴天，不管下大雪或下冰雹，先脱了裤子再说。

昨天经过台北中山北路大桥，发现桥头有很多新种的鲜花，每株花前都有一块小木牌，上书台北市政府大小官员职衔姓名，日“此树某官植”，“彼树某官植”，不禁大惊。人而好名到如此程度，实教人皮紧。我最担心的是那些小木牌，不知道能支持几天，小小木质的玩艺，不要说行人一脚都会踢掉，便是大风一吹，也会吹得无影无踪，拿纳税人的钱去脱自己的裤子，难道一点都不心跳耶？

植树置牌，这种风气实际上说已太落伍。二。年代，这一套最为盛行，每逢植树之日，小职员先一星期便签报时间地点，届时工人们忙得满头大汗，把坑刨好，把树放好，然后官崽乘汽车风驰而至；然后向其部下频点其头，以示民主；然后扶锹而立，请摄影记者拍照；拍照已毕，再钻入汽车，找名女人调情去矣。官崽去后，办总务的部下，以事先做好的木牌插于树前，若墓碑然，以便行人验明正身，哈哈大笑。

现在那些官崽全都完了蛋，植的树何在，谁也不在意，但它之使人伤感，固始终如一也。想不到在台湾宝岛，得以重睹昔日盛况，思古幽情，油然而生，虽有点皮紧，也算值得。

和植树置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国务院邀请”节目。这些年来，常在报上看到某人某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往美国考察数月或研究数月。看了之后，肃然起敬，一个人能到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地步，真是祖宗坟上冒了青烟。可是后来似乎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其不对劲处有二，一是，“国务院邀请”的人越来越多。明王朝末年，有“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之谚，而今则成了“受邀者满街走，被请者贱如狗”之情。呜呼，无论啥玩艺，一多便有问题。一是，若某某，若某某，本来啥也不是，却有一天，忽然也被美国国务院邀之请之，平地一声雷，使人有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之感；其实不仅是刮目相待而已，简直是非剜目相待，不足以示惊讶也。会写文章的朋友，还在文章里一再强调他之赴美，乃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能够训话的朋友，在大庭广众之中，更拉着嗓门直嚷。每逢遇到这种场面，我就出汗，一半羡慕，一半紧张也。

于是有一天我就终于发现了答案，隔壁住有一位酒家之女。年前来舍，手提一篓木瓜，请帮忙写一封信给她的恩客某大亨，信上日：她听说美国国务院邀请的名额，饮食业公会，分有两名；大家竞争甚烈，有的已花了好几万，使她心焦。她盼望恩客帮她谋取，如果成功，自然继续舍身以报；如果不成功，那就证明他不肯卖力，她就抖出他的底牌。信发后，过了两个月，酒女前来辞行。再过了两个月，翻看报纸，她阁下已在美国西海岸发表她应国务院邀请访问的感想矣。柏杨先生一口气没有喘过来，几乎当场昏厥。不过该酒女比大小官崽和大小文豪以及大小实业家，有人味得多，就在我几乎昏厥的第二天，接到她的礼物，一件衬衫，恤老怜贫，实好心人，必得好报。

于是，我们就逐渐明白国务院邀请的内幕，竟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洋大人以固定名额给当局，当局再转配各单位。农会方面若干名焉，中等学堂方面若干人焉，大专学堂若干人焉，新闻界若干人焉，其它方面若干人焉。各单位在争得配额后，大官手握大权，当然是先把自己的尊名大姓填到表中，七轮八轮之后，剩下的全是中等以下人物，争夺战便惨烈矣。你请客，我送钱，你说你有才干，我说我主管的业务重要。于是，达尔文定律出现，“优胜劣汰”，谁的办法大，谁的后台硬，谁就出国；谁的办法小，谁没有后台，谁就吃瘪。

呜呼，虽然如此，“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美丽之词，仍然层出不穷，他们讲这种话时脸红不红，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这和女人脱裤的分别不大。好名好到这种程度，也属一绝。P8-11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的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要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

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柏杨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消、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荡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之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分，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呼唤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利，理应得到的尊重与尊严。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②，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经过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

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了第一系列——疯狂女性，第二系列——解构酱缸。现在是第三个系列，以针砭社会习惯与心理为主题，我们把它归纳为“针砭社会”系列。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他人，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击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柏杨针砭社会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解构酱缸”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针砭社会”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在“针砭社会”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模仿得惟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

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惭形秽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

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是“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

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方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嘉。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相反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

在“针砭社会”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

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他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是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最彻底的历史祛魅。

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作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特别强，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

柏杨针对的是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为了进好学校，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的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进而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唯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的唯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十白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地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得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象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