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能够来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葡萄牙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处于伊比利亚半岛最西南端的小国，一百多年前还国贫民寡，即便在当时尚未完全走出中世纪的欧洲，它也是个毫不起眼的边缘国家。
葡萄牙原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及北非等地，建立起了一个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公元七一一年，阿拉伯帝国的5万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横扫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西班牙。
然后，阿拉伯帝国以此为跳板，向北越过比利牛斯山，侵入法国，试图消灭基督教世界。可是他们的战线太长，在图尔附近遭遇基督教军队的顽强抵抗，被迫退回山南的半岛地区。
西班牙残部在欧洲各基督教盟友的支持下，于比利牛斯山区建立根据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抵抗复地运动。
公元一〇三一年，阿拉伯帝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崩溃，自行分裂成了许多小国。退缩在北部山区的基督徒趁机向南扩张，驱逐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步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区域。基督徒稳步推进，公元一〇八五年，他们攻占半岛中部的重要城市托莱多，西班牙人针对阿拉伯人的光复运动几成胜局。
胜利在望，葡萄牙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西班牙之外的国家。经过不断抗争，葡萄牙人于公元一一四三年宣布正式独立，并随后收复里斯本，建都于此。
公元一二七九年，葡萄牙国王迪尼斯一世继位。他在全国范围内排斥西班牙语，推广葡萄牙语，并创立了葡萄牙的第一所大学。
公元一二九七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奥卡尼塞许条约》，明确了国界。大致上，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共分了整个半岛，只有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地区仍控制在穆斯林手里。
葡萄牙人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总面积的约六分之一，领土位置紧邻大西洋，狭长而封闭——它的东面与北面被西班牙包围，西面与南面是浩瀚的大西洋，也就是说，葡萄牙若想与宿敌西班牙以外的世界交往，它只有乘船走海路，别无他法。
公元一三四七年，由十字军东征带回的鼠疫在欧洲蔓延，这种可怕的黑死疾病，很快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欧洲的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一。
葡萄牙躲在欧洲偏僻的角落里，受鼠疫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它的经济与人口都相对出现了迅速增长，国力渐趋强盛。
这时，葡萄牙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此人是国王若奥一世的三子，号称亨利王子。据说，亨利王子诞生时，星象家预言他“必将进行伟大而高贵的征伐，而且必将发现他人无法看到的神秘东西”。
亨利在葡萄牙最南部的阿加维省任总督，他知识渊博，生活严谨，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亨利热衷于航海事业，他渴望能让葡萄牙的商船自由进出地中海。那时直布罗陀海峡为穆斯林控制，地中海相当于穆斯林的内湖。为获取一个进入地中海的据点，公元一四一五年，他率兵突袭了穆斯林摩尔人控制的休达要塞，仅用一天就将之攻陷。
休达城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北非一边的东南角，背靠摩洛哥，与西班牙的穆斯林控制区隔海相望，是战略位置险要的咽喉之地。他的这一举动，后来被历史学家赋予了特殊意义——被视为葡萄牙人乃至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公元一四一七年，摩尔人的军队发动反攻，包围了休达。亨利率兵救援，在北非待了三个月。这期间，他从战俘和商人口中得到一个信息：有条古老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直达非洲内陆林木繁茂、土地肥沃的一些部落王国，那里有诱人的胡椒、黄金、象牙等。
亨利王子想打开这条商路，但他认为从陆路穿过沙漠根本不现实，因为那里属于穆斯林，葡萄牙人前去只能送死。经过调查研究，他最后作出了一个注定改变世界历史的决定：另辟蹊径，沿着非洲西海岸，从海路到达那些富庶的神秘国家。另外，他还有个大胆的设想，希望最终能找到一条绕开中东与北非的穆斯林控制区，而且能够自由进出印度洋的通道。
当时，属于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咄咄逼人地在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上炫耀武力。其疆域之阔、人口之多、军队之强，让整个欧洲大陆都为之惊颤；而横亘在中亚地区的帖木儿阿拉伯帝国，此时虽已衰弱，但仍有效地封锁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些所谓的欧洲强盛地区的人们，若期望通过陆路或地中海自由前往东方，基本等于痴心妄想。
因此，亨利王子计划绕过非洲大陆前往东方的构想，不仅对葡萄牙有意义，而且也是打破整个欧洲孤立状态的不二法门。欧洲要获得在陆地上挑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能力，大致还需要修炼二百年以上。
据说，亨利王子除了热衷于给葡萄牙寻找财富以外，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寻找失落的约翰长老国，给宿敌穆斯林从背后刺上一刀。根据欧洲人的传说，约翰长老国是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在近东、非洲东海岸，或者在靠近印度乃至中国的某个地方。
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亨利在靠近圣维森特角的一个城堡中定居下来。此地在葡萄牙西南端一个突入大西洋的海岬之上，非常便于眺望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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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它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开端。
在此之前，全球各大文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没有建立起充分而直接的联系，数千年间，它们基本上都各自孤立地发展着，没有被卷入到同一个世界体系中。
那时，处于亚欧大陆最西端的欧洲，对穆斯林世界比较熟悉，对印度与中国的知识则仅限于马可·波罗类的传说；而处于亚欧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对印度与穆斯林世界一知半解，对遥远的欧洲则完全陌生。
这一年的某一天，有个名叫乔治·阿尔瓦雷斯的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华裔商人的引领下，第一次来到大明朝的广州屯门（在今深圳境内），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并满载而归。
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此事对葡萄牙人而言，是个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现并证实了中国的真实存在。他们千辛万苦，远渡重洋，为的就是找到这个传说中的神秘之国。但对大明朝而言，这件事毫不起眼，甚至琐碎到根本没人注意，也不屑记载。
然而，没人注意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就在大明朝的浑然无觉中，它基于朝贡体系而建立起来的旧世界秩序逐渐被无情撕碎，一股来自海洋的力量开始将它卷入到一个充满凶险的新世界体系之中。
而且，这标志着历史的风向已慢慢改变，西风开始压倒东风。在此之前，推动人类历史剧烈变化的力量一般来自东方，准确地说来自中国北部的草原。在那里，牧羊人聚集在长城塞外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面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一面不时与中原王朝缠斗，因而锻炼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假如中原朝廷软弱可欺，这些游牧民族就肆无忌惮地掳掠边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假如中原变乱衰落，他们就侵入内地，反客为主，或自化为农耕民；假如中原朝廷强盛，他们就会被从水草丰盛的漠南赶到荒凉的漠北，再从漠北被赶过阿尔泰山，开始向西流浪，侵入亚洲腹地，从而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引发剧烈震荡，改变当时世界的格局。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亚欧大陆的冲击主要有三波：第一波由匈奴人发起，第二波由突厥人发起，第三波为蒙古人发起。
第一波与第二波的冲击，与其说由匈奴人与突厥人发起，不如说分别由汉朝与唐朝发起。
葡萄牙人的祖先日耳曼西哥特人，当年就是为了躲避来自遥远东方的第一波游牧者，不得不从东欧的巴尔干半岛，迁居到欧洲之角的伊比利亚半岛。
公元八十九年，东汉将军窦宪、耿秉越过大漠，与南匈奴会合进攻北匈奴汗国。匈奴人战败，残部躲入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公元九十一年，汉军再次出击，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单于仓皇离开蒙古高原，窜逃到西域。此后数十年，东汉王朝为了防止西匈奴人重新崛起，不断派兵远征。匈奴人怕遭灭顶之灾，只好离开西域，逃往辽阔的中亚。
公元二九〇年前后，在中亚草原默默流浪的匈奴人突然奋起，征服了顿河以东的阿兰王国（即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奄蔡国）。
公元三七四年，匈奴人渡过顿河，进攻东哥特人。东哥特人战败，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向西逃跑，投靠了活动在今罗马尼亚一带的西哥特人。匈奴骑兵尾随而至，与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附近会战，将西哥特人打败，迫使西哥特人逃过多瑙河，躲到罗马帝国境内避难。
罗马皇帝让西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边境上为帝国御边，西哥特人勉强答应，心里却非常不痛快。西哥特人一方面怕匈奴人进攻罗马帝国，自己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又难以忍受罗马地方官员的歧视。所以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后，很快便逃往山区，成了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麻烦制造者。
公元三七八年，罗马皇帝调动大军亲征西哥特人。西哥特人虽然人数少，但素来勇猛，再加上从匈奴人那里偷学了一些先进的战争技术，力量不可小觑。罗马皇帝偏偏犯了轻视他们的错误，结果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被哥特人杀死。
此时的匈奴人早已在南俄罗斯草原站稳了脚跟，他们一方面分兵南下侵入中东地区，另一方面派出小股骑兵渡过多瑙河，骚扰罗马帝国。西哥特人非常惊恐，他们担心匈奴人随时都可能大举进攻。
西哥特人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假如继续留在巴尔干半岛，不单可能会遭受罗马人的报复性攻击，而且还要直接面对可怕的匈奴人；而假如逃离这块危险之地，又能去哪里呢？他们被夹在匈奴人与罗马人中间，几乎无处可逃。
公元三九五年一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临终前，他将帝国一分为二，分别给两个儿子继承。罗马帝国自此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的都城在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西罗马的都城在今意大利罗马。
这对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而言是个难得的机遇，而对匈奴人而言，同样也是个难得的机遇。
公元四〇〇年，匈奴人开始向罗马帝国发动试探性进攻，一举夺取了多瑙河沿岸的许多土地。阿拉里克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他决定躲避匈奴人，躲得越远越好。
公元四〇一年，阿拉里克率领部族向西罗马帝国的腹地进发，他们先是洗劫了希腊，继而拥向意大利，并于公元四一〇年攻陷罗马城，大肆劫掠三日而去。
公元四一九年，西哥特人在今法国南部及伊比利亚半岛地区，以图卢兹（今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为中心，建立起了第一个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西哥特国。这里远离匈奴人的威胁，算是个安全的地方。
然而安全只是相对的，公元四五〇年，匈奴人集结数十万大军，渡过莱茵河，大举进攻西罗马的高卢地区（今法国）。他们摧毁了高卢的大量城镇，兵锋直抵奥尔良。奥尔良是高卢中部的军事重镇，在今巴黎以南一百多公里处。假如此地失陷，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将失去屏护作用，罗马门户洞开。
此时，西哥特人比罗马人还要恐惧，因为匈奴人一旦越过奥尔良，他们的西哥特王国将首当其冲。
为了避免成为匈奴铁骑的猎物，西哥特人一方面把非战斗人员向比利牛斯山以南转移，一方面与罗马帝国结盟，共同抗击匈奴人。
公元四五一年六月，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在今巴黎市郊展开决战。战斗仅一天，双方阵亡者就达15万人。最后西哥特国王战死，余部撤离战场；而匈奴也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只得退回莱茵河以东休整。西哥特人侥幸躲过了一劫。
大约一千年后，这些西哥特人的子孙，驾驶着载有火炮的商船，突然来到了那个迫使匈奴人向西攻击的动力之源——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中国还是那个匈奴人西窜时期的中国，而世界已非那个黏在马背上者代表力量的世界。海洋时代开始了，谁统治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有着亿万人口的明代中国，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力量的策源地，已从亚欧大陆最东北端的蒙古大草原，转移到了亚欧大陆最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
假如明朝君臣知道，那个偏僻的、人口只有百多万的蕞尔小国——佛郎机（明朝对葡萄牙的称呼）——居然根据与教皇的协议，自认为他们发现了中国，那中国就应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一定会笑掉大牙，没准还会封它个“新夜郎国”的封号，以示嘲弄。
然而，葡萄牙人不是夜郎国人，他们当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虽然只约等于明朝的数十分之一，但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如果我们回顾那一年的历史，最能影响人类世界未来走向的一定是忙于在海上探险的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而非陆地上的庞然大物——大明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与这两个生机勃勃的海权国家相比，当时所有传统的陆权国家看上去都暮气沉沉。
明朝人视葡萄牙人为普通的夷狄，既不关心他们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也不关心他们因何来到东方。然而，不管明朝君臣醒悟与否，葡萄牙人的到来，实实在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此不再是——自认为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天朝，也不再是——自认为的——世界的中心，它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主权国家。
这一年，被许多历史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史第一阶段的开端。
大明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它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这一年的某一天，有个名叫乔治·阿尔瓦雷斯的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华裔商人的引领下，第一次来到大明朝的广州屯门（在今深圳境内），与中国商人进行了交易，并满载而归。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就在明朝人的浑然无觉中，它基于朝贡体系而建立起来的旧世界秩序被无情撕碎，一股来自海洋的力量开始将它卷入到了一个充满凶险的新的世界体系之中，然而它浑然不知，依旧按照传统农耕文明的逻辑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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