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的遗迹，尤其是作为大型遗迹的都城遗址，相对于遗物来说，不是那么直观和易于观察，但它正是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有人说，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的，甚至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您相信吗？许宏著的这本《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是继《何以中国》之后，从另一个角度对早期中国的解读，同时也是考古学者用自己的方式构建历史、体现考古学家在古史构建中发挥作用的又一力作。如何观察古代都城在先秦时期的时代变迁，如果理解“大都无城”现象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化内涵，我们跟随考古学家，从本书中寻找答案。

“大都无城”的说法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作者许宏在《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一书中，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宏观了两千余年都邑动态大势，解读了上古历史大都无城时代。

引子

 不是“无邑不城”吗？

 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实

城与城址

城市与都城

城与郭（小大城、内外城）

宫城与皇城

 大家都曾怎么说

俞伟超：合东周两汉为一大阶段

徐苹芳：秦汉都城是划时代变革

杨宽：两汉都城无外郭城说

刘庆柱：秦汉都城形制滞后说

 城郭形态千年观

 文献的视角：大邑无城墉

一、魏晋以降 城郭里坊

 魏晋至隋唐

 宋元明清

二、秦汉京畿 帝国霸气

 西汉长安：城郭之辩

是城还是郭

城外有无郭区

东西两市究何在

朝向与轴线

设计思想探源

 秦都咸阳：有城还是无城

 东汉洛阳：最后的无郭之都  67

三、东周城郭 乱世独作

 内城外郭话春秋

鲁都曲阜

齐都临淄

郑都新郑

 城郭并立惟战国

齐都临淄

赵都邯郸

鲁都曲阜

韩都新郑

燕下都

东周王城与成周

楚都纪南城

 西土模式看雍城

四、三代大都 王国孔武

 春秋：“大都无城”的孑遗

东周王城

晋都新田

楚都纪南城

秦都雍城

 西周：“守在四夷”的自信

周原

丰镐

洛邑

曲阜与临淄

 殷墟：开启数百年“无城”时代

洹北城（方壕）洹南大邑

 二里岗：城郭“帝国”二百年

郑州城

小双桥

偃师城

周边城邑

 二里头：“大都无城”的肇始

二里头

从围垣到环壕

余论：晚出的大中轴线

后记

焦作府城

城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区西南，地处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山前平原上。北城墙外有小河自西向东流过。其平面略呈方形，边长280米余，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夯筑而成，底宽4～8米，东、南城墙基槽的宽度在15米左右。西、北部城墙保存较好，南墙仅存基槽部分。

城内北部偏东共发现4处夯土基址，相互有叠压打破关系。其中1号基址最大，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约55米，面积约3500余平方米。分为南、北两个院落，两个院落之间应为正殿，东西有回廊或配殿。城垣与夯土基址的方向均为北偏东4°左右。

以往的调查发现，城东部有路土、夯土、烧土和灰坑等遗迹，似为生活区。此外还发现一处小面积的石块和半成品石器集中堆放的区域，似为石器作坊。遗迹、遗物仅局限于城内，城内曾出土有

二里岗文化晚期的铜戈。

城墙与城内夯土基址都应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部分基址和城墙延续使用至二里岗文化末期的自家庄期，至其晚段最后废弃。

垣曲古城南关

城址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坐落于中条山脉之中的小盆地内，黄河北岸的阶地上。城址修建之前，这里曾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一。

城垣平面略呈梯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长约350米，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其中北、东城墙为单墙，现存宽度6～15米。西、南城墙由内外两道夹墙构成。西墙中部偏北处有缺口一，应为门道，缺口以北有东西向横墙连接内外墙，门道以南为双道夹墙，两墙相距7～10米，形成一条窄长的通道。西墙外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护城壕，南端直通台地南缘的冲沟中。南墙西段的双道夹墙相距4～14米。其外墙西端与西城墙之外墙不相连，其间有宽16米的缺口。南墙中部依地形向内微微折曲。除西墙外，南墙和北墙上也发现有缺口，有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垣的东南部分由于河水的冲刷而无存。

城内中部偏东的宫殿区，是以南北并列的两座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四周有整齐的夯土墙相围的一组建筑。宫殿区南北长约88米，东西宽约50米，面积达4500平方米。自西城墙门道，有一条宽12米左右的主干道横贯城内中部，直通宫殿区。城内东南隅为一般居住区，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厚，房址、窖穴、沟壕、墓葬和陶窑等遗迹十分丰富。在居住区以西，即城址南半部发现了数座保存较好的陶窑，这一区域有可能是制陶作坊区。城南发现随葬铜器的墓葬，应属规格略高的贵族墓。

由城址的地层关系可知，该城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岗文化晚期。区域聚落研究表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没有二里头文化聚落密集，且仅集中于垣曲盆地的南部，以垣曲古城南关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分布范围约60平方公里。

这座城址地理位置险要，防御坚固，军事色彩浓厚，而物质文化面貌又与郑洛地区二里岗文化中心区保持着一致性，因此很可能是商王朝设在晋南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铜矿产地和其他资源，保证开采运输，抵御外来掠夺的作用。

P195－197

不是“无邑不城”吗？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诸族群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也随处可见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斑驳的古城墙。至于湮没于地下，为考古工作者发现而重见天日者，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城是这块战乱频仍的土地上的一大“特产”。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大都——庞大的都城，城墙高耸，壁垒森严。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还在的明清北京城，至今还断续可见的明南京城、元大都，淹埋于黄土下的北宋汴梁城，被考古学家移到纸面上的棋盘格似的隋唐首都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等等。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不惟公众，学术界一般也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鲜明的阶段性。经历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都城邺北城。再往前追溯，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城郭齐备的状态源远流长吗？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背后的动因又如何？何为城，何为郭？都城究竟朝哪个方向？如此种种，看似细碎，其实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间观点的严重分歧、激烈的论战，首先聚焦于汉代这一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果我们说，在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夏王朝后期或商王朝前期？）诞生，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居然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您相信吗？“大都无城”，就是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概括。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做一个大场景的“巡礼”。而在这之前，先把上文中提到的令人眼是的几个概念捋一捋。

……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有楚大夫沈尹戌的一段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竞。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楚国及其同时代的诸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慎其四竞（境）”的外线作战思想和大国气度，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我们现在把军队比喻为钢铁长城，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冯时据此认为，居于中心的王都由于有诸侯的藩屏，实际已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除诸侯负有拱卫王室的责任之外，早期国家特殊的政治结构以及君王内治而重文教的传统，也使王都必须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易·彖传》云：“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邑为宣王命之所，所以这里说“告自邑”；“即戎”即言兵事；“攸往”为教命流布之意。古之君王重文德教命，而邑无城垣，虽不利战事，但利于教命远播，“即戎”不合文教，故日“所尚乃穷”；邑无城垣之阻，宜于教命远达，故日“刚长乃终”。卦辞显示，王于邑告命，故不能以深沟高垒将王与诸侯彼此分隔，这样将会影响王命的传布；相反，宣命之所应以破除城垣的邑为形制，如此方可加强内外服的联系，使教命宣达于四方。

那么，三代都邑的外围又是怎样的形态呢？《周礼·夏官·掌固》：“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可知三代都邑皆有“沟树之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邑”所从之“口”为“封域”，应为壕沟或封域的象形。即都邑外围或有壕沟，挖壕之土堆于其外为“封”，又设篱笆荆棘等以为防护。如有山川之险，则利用自然地势形成屏障。尽管都邑也有“沟树之固”，但沟树的作用与城垣适于军事的目的大为不同，而只具有防避兽害及规划疆界的意义。因此，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些观念都应是早期王都以邑为制度的重要原因。

“大都无城”的概念，萌生于我二十年前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观察与思考。二里头至西周时代都邑的聚落形态，与之前的龙山时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址林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时的学术视域限于先秦，只能得出早期都邑城垣或有或无的粗浅结论。当我们把视野下移，及于秦代两汉，再与更后的古代都邑相比较，“大都无城”这一中国早期都邑乃至社会层面的特质，就昭然若揭了。

然而长期以来，把城垣看作纵贯中国古代都邑之始终的标志物和必要条件的观点，影响甚巨。这就难怪有年轻朋友认为“大都无城”的提法，具有相当的“颠覆性”了。但读了这本小书，读者朋友可以知道这并非标新立异之说，只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它由具体的考古资料支撑，是否能够成立，还要靠读者来检核指谬。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是我最想与读者诸君共勉的。

2000年，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出版。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以及其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愈益感到“总平面图式”分析都邑遗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动态解读的理念。如果说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田野工作是这种理念的现地实践的话，那么对曲阜鲁城、燕下都直到这本小书所囊括的先秦秦汉主要都邑的重新梳理，就是综合研究层面上的一种践行。大家会注意到某些都邑遗址分见于不同的章节（时段），其布局在发生变化，包括城郭的有无。可以说，这本小书的使命，就是要勾画出一处处早期都邑多彩生命史的轨迹。

本书力图从对每处都邑的动态解读，引向对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动态解读。而这些，又都建基于学术界由浅人深的、动态的都邑考古探索轨迹和心路历程。从书中介绍的对各个都邑具体演化过程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感知动态解读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这是足以让人感到欣慰的。在此更要感谢诸多田野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提供者，这是“大都无城”这一学术概念的立论前提。

“大都无城”概念的明晰化，始于2013年年初。当时我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东亚都城的比较探索国际公开研究会”上有一个发言，名为《从城址林立到大都无城——中国初期城市发展阶段论》。正是当时日本山口大学马彪教授和我的同事石自社副研究员的肯定鼓励和相互切磋，才有了后来的论文《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和这本小书。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写作过程中，严志斌、徐良高、付仲杨、谷飞、陈国梁、岳洪彬、何毓灵、田亚岐、刘延常、韩辉等同仁和李翔同学提供的图文资料或修改建议，葛韵、李宏飞同学绘制并惠允先期使用的分期组图等，都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另外，本书引用的线图、图版，有的做了修改、调整或重新组合，对原作者及原图绘制者也一并致谢。

这是责编曹明明女士编辑的我的第三本小书，在这些书从酝酿到问世的时光里，我们有着多年愉快的合作。此次，三联书店领导和明明女士又宽容了我的“任性”——用倒叙的写法来展开中国古都的画卷；海量图片的编排、彩版的使用等，都颇为用心。感谢他（她）们为这书的好看付出的辛劳。

最后想提及的是，是恩师徐苹芳先生带我走进了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之门，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值先生仙逝五周年之际，谨以这本小书作为粗浅的研究心得，奉献给敬爱的恩师。

许宏

2014年9月初稿

2015年3月再稿

2016年元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