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

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这一重器于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然而这已经是西周的事情了，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很久远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最早的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了。“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许宏著的这本《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打开了一个扇面，向大家一一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是个便于记忆的数字。

公元前2000年，在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中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许宏著的这本《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从考古发现入手，站在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从神话到历史的进程，讲述早期中国的故事。

解题

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都城与阴宅的排场

 龙盘、鼍鼓和特磬

 “革命”导致失忆？

 “拿来主义”的硕果

 大邑小国

 小铜器的大问题

 是字吗？什么字？

 寻“夏墟”找到陶寺

 禹都乎？尧都乎？

 衰亡的谜团与意义

二 嵩山的动向

 “地理王国”出中原

 两大集团

 林立的聚落群

 扑朔迷离话城址

 城邑分布有玄机

 危险来自邻人？

 近看大邑王城岗

 “王城”是怎样造出的

 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

 大禹在哪儿治水？

 “王城”下游有大邑

 大邑瓦店的气派

 方正城池的由来

 “贵族社区”平粮台

 不可小瞧古城寨

 暴力：现象与动因

三 新砦的发轫

 新砦的分量

 众说纷纭话新砦

 困惑与收获

 从围垣到环壕

 铜礼器的讯息

 古书中“挖”出铜鬶

 龙形象，权贵的秘符？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那年月，有国家吗？

 逐鹿何以在中原

四 大邑二里头

 山北的政治图景

 二里头人从何而来？

 此洛河非彼洛河

 一水冲三都

 “半岛”上的新居民

 都邑大建设

 走向全盛

 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

 不堪重负的陶器

 难哉，一刀断夏商

五 中原与中国

 文化大扩张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畿外”的殖民据点？

 长江边的“飞地”

 铜与盐，扩张的动因？

 国家群与“国上之国”

 软实力催生“中国”世界

余论

后记

“革命”导致失忆？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贵族墓葬所显现的这套礼仪制度，既有日后被三代王朝文明继承下来的，也有大量就此失传成为绝响的。

回观夏商周三代更替，尽管是伤筋动骨的改朝换代，但诚如孔老夫子总结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下一个朝代对于上代，继承是主流。而始于二里头的三代王朝对陶寺礼制的扬弃，是否要归因于这场内部革命对旧传统的“砸烂”，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失忆？想来意味深长。

陶寺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大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已如前述。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都邑已经现身。

但与三代礼器群相比，它又有些较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此时的陶寺都邑已经在使用铜器，但还没有用青铜来制作礼器。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及。

陶寺“前铜礼器”群的第二个特点，是礼器组合种类齐全，还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是成套出现，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

前述独木船棺的特殊葬具，以及有棺无椁（套于棺外的大棺）的简单葬具，到了三代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

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与后世的三代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问文化特征的差异。

无论如何，陶寺和同时代其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问明确的等级划分以及“前铜礼器”群的存在，说明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

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这一时期尚未发现社会上层的遗存，能随葬几件玉器的墓主人已属较高层级），三代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  P13－15

解题

“何以中国”，本来是拙著《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最后一节的标题。它以设问的形式给了这本小书一个开放式的收束：

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何以中国”，本来是对原因的追问，按说回答也应是思辨性的、哲理性的讨论，但这本小书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显然，仅仅叙述过程，无法圆满回答“何以中国”的追问，但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迫近答案。这本小书所做的就是这种“迫近”的尝试。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

自“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以来，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上个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

在超脱了“证经补史”的理念和话语系统之后，古史建构仍被考古学者引为己任，这里的“史”开始被看作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大历史。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考古人参与写史势所必然，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本书就是这一路向上的一个尝试，试图夹叙夹议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则不是它的强项。受这些特性的影响，考古学角度的叙述与文献史学对历史时期的叙述相比肯定是粗线条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间点，上下浮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这个绝对年代只是一个约数，考古学观察到的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现象只是考古学和年代学目前的认识。以耶稣诞辰为计数起点的这个时间整数，本不具有太多的历史意义。在本书中，它只是我们探究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话虽如此，它又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人点。  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总之，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一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两年前，翻开还散发着墨香的《何以中国》第一版，才发现居然忘了写几句“后记”之类的文字作为收束。至少书中引用了那么多的照片线图，尽管注明了出处，还是要对制作和提供者表示由衷的谢忱；还有三联书店优秀的编辑团队的付出，都是我不能忘怀的。所以一直引以为憾。值再版之际，先向相关诸位表达感恩之情，同时也想对这本小书的“出笼”乃至我的公众考古足迹有所交代。

这是我第二本面向公众的小书，第一本是《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有朋友说《何以中国》就是《最早的中国》的续集吧。从某种意义上，“何以中国”就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是展开了一个扇面，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书的呢？

话题要回溯到2010年，这是我的自媒体——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开张的第二年。这年11月30日，我在博客上推出了一个新话题：《巾原一千年之前言：史上空前大提速》。“中原一千年”，这是《最早的中国》出版后，一直萦绕于心的、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绝好的视角。我的一个企图是写史，用不那么正统、不那么凝重的笔触、用考古人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来写部小史。大家都知道当今的学者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大都处于庸忙中，很难集中时间坐下来完成一本书。但像博客这样兴之所至地化整为零，还是比较现实的。

于是，在有了这样的冲动和一个大致的腹稿后，我从陶寺开始写起，这已是转过年的2011年1月了。每篇千字左右，题目随想随编。“陶寺‘革命’了？”“都城与阴宅的排场”“龙盘、鼍鼓和特磬”“‘革命’导致失忆？”“‘拿来主义’的硕果”……越写越顺畅，写前一篇时不知下一篇的题目和内容，但居然没有什么重复和大的改动。手头没有急活的话，可以平均两三天一篇地往上贴，欲罢不能。正巧那年春天，我被安排去党校学习，封闭式的学习生活，极有利于我的规律性写作。隔一天发一篇博文，是我这段时间最大的“副业”收获。到了6月份，党校临近结业，我最终完成了56篇博文，从陶寺一口气写到了二里头。至此，“中原一千年”的穿越之旅已过半。

遗憾的是，随着党校生活的结束，我的中原千年之旅也戛然而止。各种杂务，导致再也提不起笔来。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从《最早的中国》到《何以中国》，出版社变了，但责任编辑居然没变。这是两本书背后的一段因缘。责编追着作者，作者跟着责编，因解读早期中国而结缘。责编明明女士工作虽有变动，但与作者建立起了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这当然与三联书店作为“大众学术”平台的出版理念密切相关。总之，合作是愉快的，第二本也就这么“出笼”了。

关于书名，颇费考量。因“中原一千年”之旅没走完，全书围绕着公元前2000年这个颇具兴味的时间点展开，以“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登场为收束。要将这个“半成品”包装成一本独立的著作，就得有一个合适的书名。《“中国”出中原》《从中原到中国》等都想过。最后，我与责编一致倾向于《何以中国》。我很感谢三联书店的领导开明地认可了这样一个稍显新潮的书名。在一些资深学者的眼中，这不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甚至语法，但因其言简意赅，故不忍释手。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至于本书的英文书名，鉴于可能的译法不一，我建议并给出了直译方案，但责编“China：2000 B.C.”的提案一出，其他方案黯然失色。碰撞出精品，此之谓也。

除了这本《何以中国》，这56篇博文还有个衍生产品，那就是其浓缩学术版——论文《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或者应该说，这篇论文背后的严肃思考，才是从系列博文到《何以中国》的重要学术支撑。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自媒体、大众学术读物和纯学术成果交融互动的例子。它们表现方式不同，平台不同，读者群不同或仅小有重合。其间话语系统的转换，是公众考古领域值得探究的新课题。这本小书，就是我在探索过程中的又一个尝试。有网友这样评价这本小书的特点：态度是严谨的，观点是保守的，行文是生动的。我感觉还是比较到位的。

如果自评一下本书与《最早的中国》风格上的不同，我想有两点吧。其一，尽管作者、编者都做了将笔调偏于放松的博文“改编”成书的努力，但这书的博客底色应该还在，所以它应该更好读些；其二，注释方便了想要深究这“故事”背景的读者，相信也并不妨碍一般读者的阅读，甚至会感觉更好读？与《最早的中国》贯通之处当然也不少，譬如仍然是小书甚至更小，仍然发挥考古人的特长而多量用图。在这个一切加速度的、读图的时代，这些都会使这本小书变得好读。

表述了半天，发现上一段的关键词只有一个，那就是“好读”。这个词出自读者之口，才是作者最大的心愿。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小书在开始销售的几周内常见于三联韬奋书店的榜单前列，年底又跻身2014年度三联书店十大好书，随后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第七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之优秀选题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7次印刷、印数达35000册……“好读”一词真的从读者口中听到了，这当然是作者最感欣慰的。

现在，值本书初版两周年之际，出版社又建议再版，改进了装帧设计，增加了彩印版面。借此机会，作者和责编也订正了初版中的错谬之处，增补了部分文字和照片，标注了最新的文献出处。这都使得这本小书更为“好读”。  读者的认可和鼓励是我继续为大家写类似小书的最大动力，愿意与读者诸君共勉。

许宏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