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 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连皇帝也寝食难安。

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叫魂》(作者孔飞力)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叫魂》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叫魂》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学生必读参考书。

中译本序言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长江下游社会

劳动力的解放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人口、物价与金钱

不平衡发展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妖术、敌意与焦虑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弘历面对谋叛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八旗精英

文化的传播

江南问题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蔡廷章 初识魂魄之力

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头发与邪术

妖术预防法

对于僧道的怀疑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肱股心腹

信息系统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现场的眼线

浙江的撇清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张四儒的厄运

接踵而来的危机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河南的执法

阴谋的升级

救世的追求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妖术西行

运河上的妖术

对嫌犯的围捕

两心相悦的奸情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家内的谋反

一个顽固的债主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剪辫首犯的故事

一个愚蠢的错误

旅途横祸

说服弘历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三年考绩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庇护对抗纪律

揣摩上司的意图

弹劾的障碍

特殊的考评制度

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宫中陛见制度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礼仪行为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严饬属下

重申官场规范

强化个人关系

官僚的抵制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君主：真实和幻影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参考文献书目

致谢

索引

译者后记

《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然而，公众情绪受到的干扰极为深广，使得屠知县不能认为案子就此已经了结。5月9日，他发布告示称：“本县访有剪辫匪徒，为害不法。”调查仍在继续。尽管乞丐们的罪行未获证实，但屠知县的告示要求那些也许曾受他们之害的人们不应畏惧可能会受到骚扰，而应挺身而出，对害人者及其谎言予以揭发。

然而，人犯之一却未能获得释放。5月5日，那两个最初捕人的捕役。(他们因而也在人犯被拘在县的整个期间负有看管他们的责任)报告说，张姓人犯正在发高烧，并已不能进食。屠知县立即下令找来医生为他看病。如果人犯在狱中死去，那便意味着繁琐的发文填表。同时，要是知县被发现有玩忽职守或虐待人犯的过错的话，还会受到罚俸的处分。可是，捕役们又报告道，张姓人犯的情况继续恶化，到了5月20日，他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医生发现，他脉息微弱，皮肤燥热，舌苔发黄。捕役们还报告说，虽经使用草药，却未见效果。当天晚上，病人就死了。

一个乞丐死在狱中自然不会惊动什么人。虽然清代的牢房大概不会比当时其他国家的牢房糟糕多少；但即便对一位意志坚强的英国人来说，1860年在刑部牢房被短暂关押的经历，也算得上是一种考验了：

监狱的纪律本身并不十分严厉。-如果不是因为饥饿，臂上和腿上有镣铐与绳索之处引起的疼痛，脊骨上受到铁制颈梏的重压，爬来爬去的臭虫弄得到处感染，再加犯人们不时会被带走遭到殴打用刑(当被送回来时，他们腿上和身上总是鲜血淋淋，虚弱得连爬都爬不动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狱_中就没有什么别的太大的痛苦了。

一位中国文人曾在同一监狱被关押过一年(1712一1713年)，他对同狱难友们的遭遇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原先的寝食习惯均被忽略，如果得病，亦得不到医药。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死亡的原因所在。”

现在，刚才提及的苏州这个张姓乞丐的案卷被人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各种证词，用以证明他的死因。证词中有来自狱卒的(“小的并没有把他凌辱”)，有来自同狱囚犯的(狱卒“实无凌辱他的，情愿具结”)，有来自县医的(“不治之症”)，还有来自验尸官的(“生前患病身死”)。县里出资为他买了一口棺材，同时，他的原籍所在县也得到了通知，以备他的亲属会提出认尸的要求。

一个囚犯死了，另两个则因缺乏证据而获开释，这实在算不得是一件值得记忆的司法案例。然而，因为这样一件颇令人棘手的事终于得到了解决，屠知县却免不了感到如释重负。虽然为使自己不致在今后受到玩忽职守的指责，他必须发布那道关于这一剪发公案的公告，但他并不因此便认为有理由继续关押丘、陈两个乞丐。这只不过是一件荒谬的小事，只不过是一些在愚昧百姓中流传的迷信谣言而已。至于那个令人讨厌的孩子，也许只是在胡思乱想。

死了一个囚犯？—-可是囚犯死亡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事。

会因为此事而惹出别的麻烦？——可能性实在不大。

浙江省湖州府的法云庵是净庄和尚居住并从事法事的地方，它正好座落在离吴石匠遭遇妖术事件处不远的南苕溪下游。1768年春，又到了要到苏州为庙里补充供给(例如，采备焚香之类的供品)并探亲访友的时候。净庄雇用了一位姚姓的船民，送他和六个同行的和尚乘船顺太湖东岸去苏z州城。净庄和侍僧大来随身共携带了一千文铜钱。其他人身上则带钱不等。他们是5月4日(亦即乞丐们在苏州被逮捕的第二天)出发的。第二天下午，他们的船停泊于湖边的商镇胥口镇。

净庄和尚与船夫上岸去置办食物时，在胥王庙歇脚休息。一位名叫张子法的渔夫进得庙来，问净庄是不是从湖州来的。近来，可怖的谣言已使当地人相信，湖州来的和尚们正在当地剪取人们的发辫。难道净庄和尚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吗？张子法威胁说，他要抓住他们探个究竟，吓得净庄和船夫逃出庙来。张以为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也大喊大叫地尾随他们追出庙来。市场上的人群将这两人团团围住，并开始对他们拳打脚踢，使姚姓船夫受了重伤。

—个匆匆赶来调查此事的捕役收缴了净庄的物品，对之并连同姚姓船夫船上的行李物品一起，．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诸如剪刀等剪人发辫的工具，或是用来害人的迷魂药粉，等等)。然而，周围的人们是如此激喷，使他实在不敢擅自放走这些人。于是，他押着净庄、姚姓船夫、原告张渔夫以及其他和尚上了船，启程前往位于去苏州水路中途的木渎镇上的县丞衙门。

天黑后，船停泊在木渎镇码头。捕役将其他人留在船上，自己押着净庄和尚去衙门。路上，他曾停下来向当地的兵营报到。到了衙门，他发现县丞出去了，便又押着净庄回到了营房。此时，在当地市场上，人们已得知剪人发辫的和尚被逮捕的消息，于是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地聚集到了码头上。一批以唐华和李三为首的当地泼皮发现船上还有几个和尚，便将他们和船夫一起拖上岸来，带到了兵营。当天深夜，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上了船，偷走了那几个过路和尚的钱财衣物，姚船夫的船也被毁坏了。现在，捕役开始担心，如果这几个嫌犯在木渎镇停留更久，恐怕会惹出大麻烦来。于是，他另雇了一条船，连夜将这批可怜的人送往苏州，让吴县知县亲自审理。

因为缺乏剪人发辫的确切证据，知县判定，净庄及其同伴不过是几个守规守矩的和尚。他还进一步判定，张子法作为此事的肇始者，应对整个事件负责。可是，和尚们对自己仅仅获得了开释却并不感到满足。他们又越过知县，直接向知府衙门告状，要求对他们失落的钱财与衣物进行赔偿。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张子法本人偷过任何东西，知府仍命令吴县知县将他扣押起来，并强令他归还和尚们的钱物。P25-28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有名的“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历史。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

孔飞力(Phmp A．Kuhn)

1998年夏于美国麻州剑桥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套用国内出版界朋友们的一句行话，这是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中出现的一本“大书”。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不禁又会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这个故事，又能令生活于今天的人们得到怎样的启示？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叫魂》这本书使人觉得可读和耐读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于书中关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解释是会有见仁见智之处的)。读这本书，是在读历史。但每每又会让人联想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至少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常常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孔飞力教授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于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费正清教授的高足。1977年，当费正清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教授便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孔飞力教授并不属于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事实上，在他迄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写作生涯中，他只出版过两本专著。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初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此书中译本于九十年代初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便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的这本《叫魂》。这两本书出版后，都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普遍被人们认为起到了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作用。《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将政治军事史研究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促成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进行了探讨。《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此书于1990年出版后，获得了当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我们两人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课的时候，都曾以《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颇受学生欢迎，并因而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尽管我们自己都有着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与早已排得满满的研究写作计划，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担负起将《叫魂》一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们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法，由陈兼翻译第一至第五章，刘昶翻译第六至第十章，然后两人分别校阅对方所译章节，最后由陈兼对全书译文进行统校。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竞时时感到承担翻译此书也许是一个“错误”。《叫魂》不是一本好译的书。尽管我们都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并非专治清史)，在国内及美国大学历史系也都已任教多年，但在翻译此书时，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孔飞力教授写作此书时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在论述过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稀奇的故事的同时，将它们同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与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怀糅合在一起，以极为生动精巧的英文写成了这本书。要以流畅的中文忠实地反映出原书的意思与风格，真是谈何容易！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对原文与译文都反复推敲，可谓殚精竭虑，自以为是尽了力量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译文最终是完成了，但其中定然会有许多不妥乃至不达之处，我们只能诚恳地期望读者诸君予以批评教正。

在完成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友人和同行的帮助。孔飞力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清官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并认真解答了我们的许多问题。姚平教授和陈之宏博士仔细阅读了部分章节的译稿，并提出了不少可贵的修改意见。胡少华和李迪两位先生在担任译者之一的研究助手期间，做了许多具体甚至琐碎的服务工作。此外，我们还曾得到林满红教授和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及时提供的帮助。我们谨在此深表谢意。

陈兼刘昶

1998年10月

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

——（美）魏菲德 摘自《纽约书评》杂志

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摘自《纽约人》杂志

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摘自“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