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基地霍巴塔遇袭,在政治、执法与生命之间,看他如何抉择?
比萨帮,西西里黑手党,拉·科萨·诺斯特拉,构筑全球毒品网络,看他如何出击?
穆迪案,大学炸弹客案,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诸多炸弹高手,看他如何与之较量?
俄罗斯驻美使馆的神秘地道,潜伏多年的“灰衣人”,美俄间谍战风云诡谲,看他如何反败为胜?
从最初的“执法传奇”,到“最失败的任命”,他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路易斯·弗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揭露美国政坛黑幕,揭示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与纷争,揭开美俄间谍战的神秘面纱。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自传体回忆录。
美国空军基地霍巴塔遇袭,在政治、执法与生命之间,他会如何抉择?比萨帮,西西里黑手党,拉·科萨·诺斯特拉,构筑全球毒品网络,他该怎样出击?俄罗斯驻美使馆的神秘地道,潜伏多年的“灰衣人”,美俄间谍战风云诡谲,他如何反败为胜?从最初的“执法传奇”,到“最失败的任命”,他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美国政坛丑闻泛滥,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90年代,各类案件、各色人等纷至沓来,轮番登场。路易斯·弗里坚守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秉公执法,维护国家安全。在书中,弗里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家庭经历以及在担任FBI局长的八年里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在出色服务国家的过程中成了一名见证人——一个讲真话的人——他见证了克林顿时期白宫内所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对于围绕着克林顿总统职位的大多数争议,都可以归结为:你相信路易斯·弗里还是相信比尔·克林顿?
1996年6月25日,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晚上将近10点,一辆由真主党(或称“上帝之党”)沙特分支重要成员哈尼·阿尔沙耶赫(Hani al-Sayegh)驾驶的达特桑汽车停靠在达兰市(Dhahran,位于沙特阿拉伯盛产石油的波斯湾沿岸)的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空军基地131号楼旁边一个停车场的深处。这座属于住宅区的八层公寓楼被大家称为霍巴塔,当时它里面住着两千多名美国、英国、法国和沙特士兵。13l号楼几乎被美国空军的成员独占,他们在这里是为了执行对伊拉克南部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设立禁飞区的任务。与阿尔沙耶赫一同在达特桑车里的还有阿卜杜拉·阿尔·杰拉什(Abdallah al Jarash),他是在大马士革的萨耶达·柴那布清真寺(SayyedaZeinab)被招入真主党的。
几分钟后,一辆白色的雪佛兰汽车进入了停车场,它在等候达特桑车的车灯闪烁——这是解除警报的信号。当车灯闪烁后,一辆油罐车跟在雪佛兰车后面驶入了停车场。这辆油罐车是他们在月初从一家沙特人开的经销店里用了约7.5万沙特里亚尔买的,然后他们又将它开到了卡提夫(Qatif)外一家离达兰市20多分钟车程的农场。在那里他们将5000磅炸药装上车,从而将它变成了一枚强力炸弹。
当油罐车倒车至131号楼北侧前的围栏后,司机艾哈迈德·阿尔穆格哈希尔(Ahmed al—Mughassil,沙特真主党军事翼的指挥官)和阿里·阿尔侯里(Ali al—Houri,真主党的重要招募者)跳出驾驶室,奔入雪佛兰车并驾车而去,达特桑车紧随其后。
此时,中士阿尔弗雷德·格雷罗(Alfredo Guerrero)正要从131号楼顶撤岗,他看到油罐车的司机和车里的另一个人双双弃车,还有两辆车迅速逃离。几乎可以肯定,这辆油罐车是一枚定时炸弹。格雷罗和另两名哨兵迅速拉响了警报。接着,在达兰刚驻扎了一个月的格雷罗,跑遍了131号楼的顶层,警告人们撤离。当他撤离了两个楼层的大部分人时,油罐车爆炸了:炸出了一个35英尺深、85英尺宽的弹坑,掀掉了公寓楼的北面。
尽管有阿尔弗雷德·格雷罗(他也在没受重伤的情况下逃离了)的英雄行为,但还是有19名美国人在霍巴塔遇难,60多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总共有373名美军人员在爆炸中受伤。自1983年10月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海军军营被炸并造成241名陆战队员遇难以来,霍巴塔事件是13年中美国公民在国外遭到的最致命的袭击。而且伤亡总数原本可能高得多——由于油罐车司机的仓促,他把车停在了131号楼的垂直方向,如果他当时将车和大楼并排停的话,那爆炸的冲击力就更大了,也许能成功地炸毁整个建筑,从而造成灾难性的更大伤亡。
霍巴塔恐怖袭击发生时,我的妻子玛丽莲(Marilyn)、我以及我们的孩子们正在位于新泽西州北卑尔根(Noah Bergen)的我父母的家中。1996年6月25日是个星期二,而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那天难得有机会让每个家人都聚在一起。我也让自己的安排宽松些。另外,学校也刚在几天前放假,夏令营和其他活动很快就要开始了。玛丽莲和我想利用这小小的机会之窗,然而似乎就像在繁忙的生活中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机会之窗在我们就要通过它时竟然关上了。我母亲在为家人准备晚餐时,联邦调查局指挥中心的电话打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半小时前发生了恐怖袭击。(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比东海岸时间早7小时。)我从未听说过霍巴塔,但这无关紧要。玛丽莲和我立即着手让孩子们上车并把他们的用品也装上了车。
我的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塞辛斯(William Sessions)外出时要求一大群保安人员陪同,包括一名司机。他这么做也许很明智,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疯狂。而我自己曾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普通一兵。我没有选择在我管辖的地方过一种炫耀的生活。玛丽莲和我也不想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成长期间想着他们被安全监护或去看望祖父母时要有护卫。
我驾着自己的车,在无随行的情况下开往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在车上我先和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我的直接上司和与克林顿政府联系的第一人——讨论了这次袭击。袭击刚发生后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也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R.“桑迪”·伯杰(Samuel R.“Sandy”Berger)通电话谈了袭击的事。桑迪在下一年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辞职后将接手成为主要顾问,他在帮助协调国家安全反应,而联邦调查局正是其关键。我在用的是一条不安全的车载电话线,所以即使珍妮特和桑迪比我获得的情报更多,他们也不能与我分享。在袭击刚发生的那几个小时乃至随之而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很难找到答案。
就在霍巴塔遭袭的6个半小时后,约在东海岸时间晚上10点,当玛丽莲和我将车驶入位于弗吉尼亚州大瀑布城(Creat Falls)的我们家的车道时,比尔·克林顿从椭圆形办公室以简短讲话的形式首次向公众宣布了这次袭击。
“爆炸似乎是恐怖分子所为,”总统解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像所有美国人一样对此表示愤怒。做出这种残忍行径的懦夫必将受到严惩。数小时后,联邦调查局将派遣一组人员前往沙特阿拉伯协助调查……”
总统在结语中重申了前面的话:“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将追查此事,”他以严厉的声音说道,“美国必照顾好我们自己。干下此事的那些人必须受到严惩。” 这是言辞也是承诺,我决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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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当我从联邦调查局退休时,并未决定写这本书。身为局长,我从未追求过出名或成为公众的焦点,因为这有时会让公职人员陷入困境。事实上,我已有意回避这一角色,甚至谢绝了那种例行公事的退休欢送会;传统上,这样的欢送会是为了向局里离职的领导表示敬意。然而,2001年6月25日,那是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我却下楼来到联邦调查局的大院——就是我在1993年9月1日宣誓就任局长的地方,我的家人也在场,我为有幸与联邦调查局的各位同事共同工作了两届而表示谢意。身为局长,我的任期是最有趣和最有历史意义的。自J.埃德加·胡佛(J.EdgarHoover)于1924年接管联邦调查局以来,我只是第五位在局长办公室工作的人。共和党人任命我为联邦法官,之后民主党人任命我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于这一职位,我没有任何政治关系,也不想被选上,甚至在最初拒绝这一职位,自然也没有为当选付出多少努力。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完全独立地工作。
在接近八年的任期里,我花了大部分时间来调查曾任命我为局长的那个人。虽然我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具政治分化的年代里担任这一极为敏感的职位的,却没有任何国会众议院议员出于党派性的或不公平的理由要求我离职。在国会和媒体面前,在联邦调查局、美国及其他68个国家挑剔的审视下,我做过数千次的演讲并公开露面过几百次。我的言行从未使联邦调查局或国家遭遇难堪或受到伤害。联邦调查局内外也没有任何人对我的信誉或正直有过怀疑。在过去的八十多年中,我是唯一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愿放弃这一职位、解甲归田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据小布什总统说,我的退休使他“感到突然”,但我显然不是故意的。虽然我清楚国家的最高机密,我却一直受到信任,因为甚至到今天,我都不会泄露这些机密。
为什么我从联邦法官的位置调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后在那里一待就是八年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在12岁时就想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了。这个理由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25岁为保护和捍卫国家做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就职宣誓。我对联邦调查局的各位同事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的超常忠诚与牺牲精神的尊敬和感动从未停息过。身为局长,我尽可能多花时间与他们共处。在任职期间,每个联邦调查局的部门我都去过多次,在视察的那些日日夜夜里,我选择在队长不在场的时候接触每个小队,听取队员的意见,并与他们合影,这样能让我更明白和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及他们的需要。
在我参与的所有会议、情况介绍会、危机和事件中,我没有一次发脾气、大声吼叫或者粗鲁、违反行规地对待任何联邦调查局成员。对于他们工作的最基本信条我有着太多的敬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随时准备为国家献出生命。这一点发人深省。
我每月都要去位于匡蒂科(Quantico)的联邦调查局训练学院好几次。在那里,我会和新特工班的学员一起慢跑,同他们合影,指导他们,与他们一起射击,并力争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八年里,我只错过了三次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上,我会去见学员的所有家人,为他们对联邦调查局的服务和牺牲表示感谢。
对于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中的各班学员,我也是这么做的。在我任职期间,来自地方、州、联邦和国外的八千多名高级警官每年分四届进入联邦调查局学院。在海外的时候,我总会访问联邦调查局特工、海军陆战队使馆特遣队员以及我们遇到的东道国的警察,我还会和他们一起慢跑。
我一直保持着对联邦调查局同事们的极大敬意。我会利用每个机会来感谢和称赞他们。如果有人蒙受了损失或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不幸,我会去看望这个人,打个电话,或送去字条。在我做局长期间,对美国本土每个在执勤中牺牲的执法人员的家人我也都会这么做。而打电话给警察局局长、警长和机构主管通报这类事情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更为困难的是,我手下的四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执勤时惨死。这些英雄是:玛莎·狄克逊·马丁内斯(MarthaDixonMartinez)、迈克·米勒(MikeMiller)、比利·克里斯汀(BillyChristian)和查克·里德(ChuckReed),失去他们,我一直感到悲伤和负有责任。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将永远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为保护我们所有人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为了纪念他们和另外30名自1924年以来在执勤中牺牲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定做了烈士纪念品并把它放在联邦调查局每个办公室的显著位置上。
最终,我是带着极大的自豪、感激之情和某种优越感离开联邦调查局的。在这八年的历程中,我收到的奖状、奖章、荣誉证书、学位等加起来大概数以百计。虽然所有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我并没有用它们来装饰我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七层的办公室。相反,我放的是一些私人照片,在我离职之时,有一面墙上整个贴满了我的六个儿子1993~2001年间画的图画和素描。这些图画和素描没有什么设计和秩序,很随意地贴在靠近我书桌的墙上。我选择这堵墙,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在打电话或开会期间等需要我专注于现实的时候看着它们,这对我在华盛顿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也很重要。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我答应过自己,当我成为局长时,我不会变成那类华盛顿人,他们通常在事业下滑时会宣布离开政府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其实,当我做局长时,我花了一切可能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当一名记者问我在华盛顿取得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就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利亚姆(Liam)和科林(Colin)。”
然而,上面的内容都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我决定写《我的FBI生涯》是为了告诉人们那些特殊的英雄——我的联邦调查局同事们的故事。这些非凡的美国人最好地体现了联邦调查局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在压力下和最紧张危险的环境中展现出的一贯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以及诚实优雅的态度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他们每天都在激励着我,有幸与他们共同工作将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骄傲。
书中的案例和轶事、成功与悲哀将有助于美国人民了解和尊重联邦调查局极为特殊的工作。它也将用来纠正许多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怯懦的观点,因为联邦调查局真正是以它的信誉和技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各类错误描写联邦调查局最擅长之事的无知发言人也需要得到这样的反驳。总体而言,我要重申《我的FBI生涯》很少写的是我自己,而更多写的是那些我尊敬和爱戴的联邦调查局的同事,他们的故事可以通过我与他们共事的经历讲出来。所有美国人和爱好自由的人们都可以与我一起为他们的出色工作而庆贺。
离开联邦调查局后,我准备听任这样的事实发生,即我再也找不回自己在超过26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所拥有的友谊和奉献精神了。
结果,我的这种看法有点言之过早。当我第一次遇见美信银行创始人查理·考利(Charlie Cawley)和阿尔·勒纳(Al Lerner)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对他们传奇般的魅力和成功印象深刻。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同事朱尔斯·伯纳沃伦塔将我介绍给考利,朱尔斯和考利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圣本尼迪克中学(st.Benedict's High School)的校友。朱尔斯和勒纳也有联系,他在离开联邦调查局后就在纽约市为勒纳做私人侦探的工作。
考利和勒纳是在一家被遗弃的A&P①商店里创建美信银行的,他们成功地将这个当初只有百人的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最大和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他们的正直与爱国心。他们俩都十分专注于他们的家庭,关注为他们工作的员工。他们奉行得体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也将这种价值观应用于他们所有的业务往来和日常生活之中。正是他们的这些基本原则——它们让我想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核心价值观——将我带入了美信银行。
我到了美信银行(巧的是,我第一天全天的工作都是有关“9·11”的)马上发现,很显然查理和阿尔为美信银行挑选的员工都有着同样的标准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