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心
司马迁著史,笔到之处,心早已到。而他心到之处,千百年后,读其文者未必能够完全领略和感知。《太史公自序》即是一个例子。
司马迁著史,笔到之处,心早已到。而他心到之处,千百年后,读其文者未必能够完全领略和感知。《太史公自序》即是一个例子。由此还想到《史记》的谋篇布局,想到《史记》中的粗细轻重,想到《史记》中的高低长短,想到《史记》中的详略浓淡,想到《史记》中的事件人物……“史迹”中可寻见的史家“心迹”又有多少呢?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讲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即“拨乱世,反之正”。同时还表明《史记》不同于《春秋》,没有“采善贬恶”之意,且大力歌颂了“当世之治”。这种“绕来绕去”的笔法,无非是为了既能躲避政治迫害又要借古讽今,使《史记》成为二面针砭时弊的镜子。司马迁在此文中一口气讲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遭遇与作为,列出了《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兵法》、《吕览》、《说难》、《孤愤》等文,落笔的话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过去之人,虽然每个人的遭遇境况不完全一样,但在司马迁看来,不同时代的此类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能够在逆境中保持气节,忧国忧民,力陈主见,以文示世,表达出自己内心世界对时事的真情实感。读《史记》,不读《太史公自序》不行,汶是此书的入门处。
言外
文中李商隐未写出自己的议论,也没有对李贺的直接赞语,更未见为李贺鸣不平之声,然而,李商隐在文中贯通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愤、惋惜、哀痛、怀念,尽在不言中。
李贺的诗文,可谓大气磅礴。李贺的人生经历,更是一曲悲歌。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的序言中,状长吉之奇甚尽:“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凤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眵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李商隐从杜牧为李贺诗文作序说起,另写了一篇传记精品。李商隐笔下的《李贺小传》是一篇读了让人心灵震撼的妙文。文从“小处”入手,讲的是传闻逸事,以侧烘主,将李贺的创作精神凸现出来。从“人间”写到了“天际”,突出了李贺其人其学之“奇”。二十几个春秋,太短暂了。在这短暂的人生中,诗人的成就,诗人遭受的诋毁,诗人贫寒的家境,交织成一场悲壮的活剧。李商隐在文尾感叹万分,他写道:“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当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李商隐笔下的两则逸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逸事在李贺身上,人们完全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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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街并非平坦,坎坎坷坷中穿越不同的“地形”,曲曲折折中走过不同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升进交融阶段,也形成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在这“时代背景”中,每个人的品性、智慧、才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机遇”,同时也就会有不同的际遇感受和作为。感受的东西可能会变成文字,凝固在文章、著述中,而有作为的东西,会被史学家和后人收集起来,变成一种“史实”和“评价”。后人在看某一时期某一人物的言论和行为时,常有一些不解或疑惑:“他为什么会这样讲”、“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人们的注意力,相当多的时候只是停留在孤立的人和事上,而容易忽视人和事附着的“时代背景”。“地形”不同,人在史街上的际遇也不同,因而人的品性、智慧、才能发挥和展示的条件也不同。忘记这种差异,就不容易把握人物主观、客观上的复杂的一面,也就会在视角上“失准”、“失实”。“纯的东西”,在历史上从不存在。然而,人们时常自以为看到了“纯的东西”。这说明了“视力”的局限,也隐含了人类的一种病痛:在说那里“是什么”的时候,尺能凭“总体”来判断,“不得不”甚至“不能不”去“下结论”,“大红大绿”的东西里含的“小蓝”、“小白”、“小黄”、“小黑”等等往往就不见了。辩证地看人论事,做到了,做好了,也并不容易。
唯物史观,必须坚持。古人的一言一行,不可“纯粹”地去听和看,离开了时代的背景,离开了特定阶段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底版”,恐怕会失真失色很多。评价一个人,评论一件事,“时人看”与“后人看”,有时差异不小。不少于当世“小益”的选择,于后世可能有“大害”。做出于当世“有益”而又于后世“大益”的选择,真正成为一种境界,可成为值得后人赞颂的人生追求。千年之过程,于史街,不过眨眼之间,而于万千百姓,却是年年月月,日日夜夜,甘甘苦苦,一粒一滴。于是,文字又不可冷漠对史,而当于冷静中蕴藏厚爱深情。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聚焦大成大败、大起大落、有争有议、有毁有誉的人物,往往于寻长索短间接近人物的原本,也常常使后人得到人生的醒悟。兼有正反两面的人物,从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比相对单面的人物显然厚重得多。因其人生的复杂程度,其心灵深处藏掖的东西亦比较难以察觉。所以,能探得某种收获,已算相当珍贵。
面对史街,处于某一时代的人,既无法回到事实之“始点”,又无法认知其“终点”,站在超脱而又有局限的时点上,说“明白”、看“清楚”很是困难。
世上物品,可产于不同工匠之手、不同工厂车间、不同国别地域,有差异,但总可找尽差异。世上文化,可言可书之文化、不可言不可书之文化,其诸多生成元素往往无法尽知尽晓。“品味欣赏”的眼力、听力又无法一致无别。文化之斑斓璀璨魅力,是否源于此?杜甫、李白的诗句,一行一字算来,总可穷尽;然而,古今中外的读者心中,感受千般万般,谁人可数算得出?世间文化,由里及外,由外而里,第一复杂。由文化到文化人,也简单不了。世上财富,若少了文化,少了文化人,少了众人心中的文化感受、感觉、感悟,岂不损失大半?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史街上,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是居多。这是人类努力之结果,也是人类繁衍发展之必需环境。这使我们能够保持足够的乐观。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史街是变化多端的,史街上也不时闪过一些悲剧。史街如河,这河时宽时窄,时直时弯,时缓时急;河面上的天空,时晴时阴,时雨时雾。
在这如河般的史街上行走不易,匆匆忙忙中,人们需要应对应付的东西太多,因而悟出行走的经验亦难。这中问,总有些入,忍受了一时的孤寂,放弃了一些“时利”,思久远,谋长益,因而于千百年后仍可赢得非同寻常的芸芸众生的追想。
论诸子百家生活的年月,“华衣”者何,“美食”者何,“车马”者何,“家用”者何?然简陋中燃烧出的思想火花,千百年来不熄不灭。山林野池间,碧溪江畔里,孔子、老子、孟子、苟子、墨子、庄子……谈天论地,说道论德,讲仁话义,“一瓢饮”间所见,令繁华都市中享用一切现代生活的入猜想其奥秘而不能全知全悟全获。以“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的精神境界,先贤之人生收获,实在无法用物质多寡衡量。当初“简约”的生活,是不是思天想地、解世悟道的最佳摇篮?换句话说,人是否只有在除去了包裹在身上的诸多“外物”之后,才能找寻到距人生真谛最近的视点?
比如孔子。对身处的动荡时代,孔子无法选择,亦无法回避。这其实是他痛苦之源。孔子在那个时代是孤独的,尽管他有为数可观的弟子伴随左右,且对他尊敬有加,但他的内心深处,仍隐藏着无法言喻的失落和忧愁。也许,他把孤独排解给了自己的身后,期待着更久远的共鸣。《论语》的广为传播,使孔子渐渐走出了孤独,但至今孔子的思想,仍处于融会于世的过程之中。孔子的孤独,是一时的孤独,而其所期待的众多知音,竟在他的身后。从孔子'想到了更多的曾徜徉史街上的古人。作为后人,我们的知既有限又无限。知其一算知,知其二也算知。要知得更多,“数”越大越难,甚至永远无法尽知。这成史学家的困惑,也见史学的奥深。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也讲过古为今用,虽然他将史与道紧紧连在一起,但“御今之有”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启迪后入的光芒。在史街上产生回响的东西,相当一些曾经高高扬起过,对某一时期、时代产生过暴风骤雨般的激荡,也还有一些从问世至今一直沉寂着,藏于锈锁紧扣的“铁皮箱”中,待后人打开和识别。“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往往最不易觉察。人们兴致甚浓地收获的,或许只是轻飘飘的“花叶”,而沉甸甸的“果实”尚在树枝高处。
走在史街上,多数人行色匆匆,直奔远处,只有少数人,能偶尔回头一望。在这一瞬间,听见时空交错音符的人更是稀罕。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有声”、“有形”的东西易听易见,而“大声”、“大形”的东西,往往掩潜于平淡无奇的岁月旧痕里不被识别。
该留的留不住,该去的却逝不了,这是历史进化中的迂回现象。对此,亦不必悲观视之,因为从总的趋势讲,历史演进的主流,一定是积极而正面的力量,而消极负面的东西,总是左右带过的支流。看清历史演进的主流和支流,就能够于些许失望和怅然中,拥有更有价值的发现,找见真正“大声”、“大形”的东西。
史街上,有看得见的昔日岁月的足迹和印记,有听得见的故往的人和事的音律。……史街上的瞬间画面,往往是平面而宽泛的,而纵向的东西,蕴涵得较深。“背后”的一切,在当时一般看得不太清楚。这是时入的悲哀,却是史学家的幸运。
有时候,在时空里已经“走远”的人和事,会让人觉得就在眼前;有时候,躺下的古人会被人想到而突然“站起”,引来一阵响声;有时候,活着的人们会因看见了史街上某个晃动的影子而怦然心动……
“问史”不是收敛心绪,而是放飞心绪。根据“闻”与“见”的一切,换一种视角和心路,去“再看”、“再思”。
历史,像地壳的“土层”、“岩层”、“水层”,层层叠叠,起起伏伏。个人,如这中间的一粒泥波一滴水,局限其中,又幸在其内:能够努力认识世界,可谓伟大;而有限的生命中无法尽知世界,又显得洲、……
走在史街上,有时会有这样的体验:沉甸甸的东西,倏忽间变得轻飘飘的;不觉分量的东西,转眼间变得拿不起、放不下。“看一时”、“看一事”与“看一世”、“看许久”、“看恒久”会让人懂得“有限”和“无限”的差异。
史街上的回声,在许多时候,不是当时人所能准确而清晰听得到的。离得太近,甚至身在其中,反而听不到内力、外力间撞击的鸣响。“熟悉”中的“陌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一些事物的利弊得失短长,显现起来,也有一个过程。
历史长河,静水深流,止而思动。人世间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现象,“见”之“不识”,“见”之“初识”,“见”之“深识”,“见”之“大识”,差异是免不了的。从“不识”,到“初识”,再到“深识”、“大识”,常常是“穷尽一生”而无法完成。人生苦短,愈加求索,愈知“苦短”之滋味。
由“认’而“识”,这一过程很漫长,几十年,或几百年、上千年,于是,也就出现了从前投下的“石块”,隔了很多年,或许多代,才落入“水中”,发出“咚咚”的声响。因而,看人论事议物,眼界须广远,心胸须宽阔。
对某一时点上的人来讲,无法早生,无法自选所处的时代,只能是在具体的时点和空间的客观条件下,面对现实问题和矛盾,即时即刻做出某些决策。“急症急治”的有,“发病慢治”的有。效果和影响,于当时可见可现可评可议的,会是一部分。而其他的部分,则隐延于后,需挨些时日,才会渐显出来,形成事物运行的完整轨迹。
“不忙于下结论”,史学家看历史人物,往往很冷静,很沉得住气,这是史学研究的需要,更是准确、客观、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需要。历史人物的言行,“出于一时”,而作用力和影响力“延伸于后”。历史事件的出现,“发于一时”,而作用力和影响力,同样会“延伸于后”。
“看准了再说”、“想好了再做”,这是一种理想境界。对历史人物而言,于所处时点上和空间里只能于相对的状态做出选择,不能强求句旬正确,件件得当。一时正确,不见得永远正确;一时得当,不见得长久得当。谋一时之利,言一时之理,易;谋长远之益,言恒久之理,难。站在这个方向看,近忧与远虑,能够兼济而统筹解治,是最为可贵的。
从史街上的回声,想到了更多的层面。人类从故往的艰难困苦中来,又将不断经受并战胜新的艰难困苦而翻开新篇新页。风霜雪雨虽难免除,但晴朗温暖的日子,总是大多数。这回声里,有叹息,亦有喝彩;有警醒,亦有激励。倾听史街的回声,益处颇多。史街的回声或于当时可以听见,或是延时而鸣响,不管怎样,人类能够听到所有的回声而获益……或早或晚似乎已不重要了。
《史街拾墨》是作者庹震的系列历史随笔集第三部,记述了其在遍阅文史典籍时迸发的思想火花。远至《诗经》《论语》《战国策》,近至黄仁宇、柏杨,作者对于记载了中华文化精髓的大量典籍与篇章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并得出了深刻丰富的体悟。从修身立德之道,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史街拾墨》都从散发着纸墨芬芳的史街之上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庹震所著的《史街拾墨》分文苑微语、《论语》读悟点滴两辑,可视为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写出来的通俗、简要的“史论”。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读史书时一些随想式的札记,关于修身与自悟、知己与知彼、寻人与识人、文志与文品,以及著史与论史等题材所创作的读书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