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和思想已浸透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中去。从古至今,无论在士人还是在老百姓当中,《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一部不可逾越的圣典,很多人通过研读《论语》获得了成功的智慧和方法。宋代开国宰相赵普就曾自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的智慧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它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更是一部世俗生活的指导书,所以,它能够跨越时空,到今天仍可以给我们的心灵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不管你是学生、普通职员、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只要你进入《论语》的世界,就必能在其智慧光辉的沐浴下心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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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典,其蕴涵的深刻哲理浸透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中。“半部《论语》治天下”,历史上,无论在士人还是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或富于变化,娓娓动人。全书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的智慧具有广泛普适性,它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更是一部世俗生活的指导书,所以,它能够跨越时空,到今天仍可以给我们的心灵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文若愚等编著的《论语大全(上下)》除《论语》原文之外,包括题解、注释、译文、名家品评、精读论语等五个部分。“题解”中不仅有篇章结构、段落联结上的提示,而且有对原文意旨以及历史背景的点拨;“注释”和“译文”对《论语》进行了准确细致的翻译;“名家品评”精选了历代文化名人对《论语》的经典点评;“精读论语”在把握《论语》原文要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带领读者聆听《论语》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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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人其事
尼山降圣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为殷王室商纣王的庶兄微子的后裔。按古代宗法世系来推算,可以追溯到商代的开国君主商汤。所以孔子自叙身世“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商汤“吊民伐罪”,推翻了暴君夏桀的统治,被尊称为“圣人”。所以历史上传说孔子是圣人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闵公共。闵公长子弗父何依法当立为宋君,但他将国位让给弟弟厉公。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侯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继任为宋国的大司马。按照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侯”,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宋穆公病,将子殇公嘱托给孔父嘉。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并杀孔父嘉。其后代为避难逃到鲁国的陬邑(在今山东曲阜县境内),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开始失去卿位,下降为士,变成了鲁国人。孔子曾祖父孔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梁,又称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了九个女儿,无子。其妾生男,取名伯尼,又称孟皮,是个有足病的跛子。在当时封建宗法社会里,认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父业。叔梁纥的贵族地位虽己没落,但毕竟是个陬邑大夫,认为跛子儿子有失体面,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继承自己,于是复娶颜徵在。婚后不久,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孔子。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又说孔子生下来头顶四周高,中央低,像尼丘山的样子。所以取这个名字。古人按照“伯仲叔季”来排行,“仲”表明孔子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第二。据史书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六寸,折算出来是两米多。
孔子学礼
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颜徵在的娘家是曲阜大族,于是她携孔子与孟皮移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鲁国为西周初年周公(姬旦)长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颜微在母子住在这样富有古文化传统的环境里,对孔子未来的教养和成长具有很大影响。孔子年幼时,不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玩耍。孔子最初学习的是礼仪,一是自小就喜欢,二来他少年时就开始做吹鼓手,多次见识了礼仪的场面。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选择了学“儒”,即学礼仪的职业。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作一种行礼的游戏。这在当时贵族社会十分重视祭祀礼仪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颜徵在希望孔丘能学好这些东西,作为将来回到贵族行列中去的阶梯。孔子自幼受到严格母教,加上早年丧父,家境衰落,因而“十五而志于学”。孔子十五岁时,母亲托了父亲的老关系,请人带他去鲁国太师处学礼。孔子向鲁太师学习礼仪的设备种类和使用方法,以及各种典礼的实行程序。这是孔子学礼的一个方面。所谓理论加实践,孔子学礼的另一方面,就是实地参现,向有关人员请教,即使被人嘲笑,他也心平气和,从不放弃。他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将学习对象的群体扩展得更加广泛。
不久,他好礼的名声就在鲁国周都传开了。有不少贵族专门去向他学礼,甚至有的父亲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去当孔子的学生。而当时,孔子才十七岁。
孔子学琴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孔子到晋国向闻名于诸侯的乐官师襄学琴。据说,孔子向师襄学琴,学了十来天,还是老学同一个曲子。师襄对他说:“此曲你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曲调已学过,奏曲的技巧还未纯熟。”过了一会儿,师襄又说:“技巧已学好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能领会这首曲子的志趣神韵。”过了些时,师襄说:“已领会志趣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体察到此曲作者的风貌和精神呢。”又等了些时,孔子抬头仰望,若有所思地说:“我已体察到作者的为人风貌了,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出这样的曲子呢?”师襄站起来连连作揖说:“对呀!我的老师传授这首曲子时正是说此曲名叫《文王操》呀。”由此可见,孔子学琴的态度是何等认真了。
孔子不仅会弹琴奏乐,而且很喜欢唱歌。他和人同歌,如果谁唱得好,必请那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常和人谈起音乐问题,而且领悟力、欣赏力很强,以致后来在齐国听了演奏《韶》乐后,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入迷程度。
赴周室考察礼乐
孔子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视野,丰富教学内容,还专门到当时周天子的首都雒邑(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去学习周礼和古文献。雒邑是春秋时期全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保存着完备的礼仪典章制度,收藏着天下最丰富的文物典籍,聚集着各方面的人才。孔子十分向往,但从曲阜去雒邑,千里迢迢,旅程艰巨。正好鲁国的贵族孟僖子要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孔子,向孔子学礼。因此,南宫敬叔向鲁昭公建议,请鲁君帮助车马路费,并说他愿意与孔子同往。鲁君就颁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御者,由南宫敬叔陪同孔子前往。
孔子先后去参观了周天子议事和宣政的明堂和太庙,详细考察周公规定的全部礼制,又“问礼于老聃”。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家族世代为史官,负责掌管周王室的典籍,所以孔子便向他请教具体的礼仪制度。老子具体而详细地做了回答。但在孔子最后一次请教古礼的时候,老子没有直接回答孔子的问题,而是对他说:“你所说的人,他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留下一些话而已。君子要懂得审时度势,如果时运到了,就应该趁时而起;如果时运未到,会做生意的大商人会深藏财货,好像什么都没有似的。有大德的人,外表看上去却是一副愚笨迟钝的样子。所以你应该去掉骄气、贪心和过大的志向,因为这些皆无益于身心。”
周朝所遵循的乃是“礼乐文化”,“礼”教和“乐”教本就相辅相成。因此,在向老子问礼的同时,他还去请教了周王室的乐官苌弘,亲身体会到了音乐的巨大感染力,认识到音乐与政教之间的关系,由此更加肯定“乐”与“礼”不可偏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能激发志向、启迪情感,但情感的过分泛滥会给人带来不利影响,而“礼”能对情感进行理性地规范,但过分克制情感同样会产生消极的后果,这时用“乐”能匡正“礼”的弊端,从而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
这次周室之行,让孔子开阔了眼界。考察结束后,孔子就要回鲁国去了,他向老子辞行。老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听说,富贵者赠人财物,仁义者赠人善言。我不是富贵者,只好盗用仁者的名义,赠你善言:聪敏能洞察一切的人濒临死亡,因为他喜好议论是非;雄辩博学的人危害自身,因为他喜好揭露别人的丑恶。为人子的不要与人相争,为人臣的不要与人相争。”
这次周室之行,孔子亲眼目睹了许多夏、商、周时期的文物、典籍,进一步加深了他在礼、乐方面的造诣。他由衷赞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返回鲁国后,弟子们纷纷围上去问长问短。说到老子,孔子对弟子感叹道:“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能走的可以用网捉,能游的可以用钩钓,能飞的可以用箭射。至于龙,我搞不清它是如何能腾云驾雾.直上九天。我所看到的老子,他就像龙一样。他的学识高深莫测,志趣超凡脱俗,像蛇一样能随时屈伸,又像龙一样能应时变化。老聃,他真是我的老师啊!”
景公问政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他向孔子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秦国国土狭小,地处偏僻,为什么秦穆公却能当上称霸诸侯,还当上了盟主?”孔子说:“秦国疆域虽小,志向却很大;虽然位置偏僻,但却能善用贤能,秦穆公慧眼识英雄,从牢狱中提拔了百里奚。不仅如此,秦穆公居然还大胆地让这个曾经的囚徒、还是个外人来执掌秦国国政。单看这件事,秦穆公的胸襟气魄,即便是统治天下都没问题。”
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到了齐国,孔子自然又和齐景公见面了。而这一次,齐景公则是向孔子“问政”,也就是向他询问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基本上涵盖了对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要求,简单说就是:国君有国君的样子,臣子才能有臣子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才能有做儿子的样子,要严格彼此的规范界定,不要僭越失其所在,这样国家才能好起来。因为当时鲁齐两国的政权都操纵在卿大夫的手里,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所以孔子才这么说。
已经上了年纪的齐景公一心只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出发,连连称赞说:“这话说得太妙了,要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恐怕连饭都吃不上了。”但这八个字显然只是一个宏伟的蓝图和美好的目标,来连施政大纲都算不上,现实中如何执行?齐景公显然不满足于这个答案,又“问政于孔子”,这一次,是希望孔子给他提供具体的治国方法。孔子说:“政在节财。”(言为政须尽量减省开支)当时齐景公生活铺张奢侈,上行下效,骄奢淫逸的风气普遍盛行于齐国卿大夫间,君臣父子间伦理道德败坏的局面,也导致了上下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这个道理直接针对的是齐国现状,措施也比较切实可行,景公深以为然,觉得孔子还是很有治国的才能。齐景公自然萌生了任用孔子的想法,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晏婴以儒家因循旧制、礼仪繁琐、不合时宜、难以治国为由劝阻景公不要重用孔子。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手中,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孔子师生在齐国大约居住两年,期间,孔子和齐国的乐官(太师)谈论音乐。他听了虞舜传下来的名为《韶》的古乐,并学着奏唱,专心致志,以致接连三个月食肉而不知肉味。齐景公对孔子说:“寡人不能像鲁国对季平子那样对待夫子,使夫子为上卿,也不忍心让你为下卿。我能给予你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地位。”但过了几天,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我已经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感到岌岌可危,只好仓皇离开齐国,再次回到了鲁国。P1-3
世界文明史提示人们,要想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温习历久弥新的人类文化经典。记载着孔子言行思想的《论语》一书,就是这样一部穿越了两千多年历史烽烟的、现代人不可不读的人类文化经典。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论语》成了中国社会的“圣经”,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个人的待人接物、一言一行,都在它的规范之中。要想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不能不读《论语》。
《论语》一书蕴含的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新思潮,都不能掩盖《论语》的光辉;相反,却一遍又一遍验证着它的普世与超越。
《论语》是中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书中记录的大部分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也有其弟子们的对话,全书共二十篇。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论语》的地位非常高,影响非常大。到了东汉时期,《论语》已被列入经书之列,成为学者必读之书,对其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后代学者对其注疏者不计其数。宋代大儒朱熹视《论语》为经典中的经典,并作《四书集注》,成为当时及后代士子的修身圭臬。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将《论语》钦定为科举必读之书,此举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及思想发展影响深远。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书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名言。
对于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学者,以及每一个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中国人来说,《论语》都是一部必读之书。进入21世纪,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持续不衰的“国学热”,人们开始在古代经典中寻找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智慧,其中《论语》就是最受国人关注和重视的一部经典。大家纷纷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求心灵的升华、情感的依归和生命的价值,从“至圣先师”的名言中探求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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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现代读者领悟《论语》之魂的理想读本。科学简明的体例、充满哲思的文字、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设计理念,多种视觉要素有机结合,打造出一个多元的阅读空间,全面提升本书的艺术价值。品读传世经典,汲取圣贤智慧,本书是值得你一生收藏、品读的珍品,也是馈赠亲朋的佳品。打开本书,让我们轻松进入《论语》的丰饶世界,领悟《论语》的思想内涵,掌握其中的智慧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