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缘起一张出土的老照片
本书缘起几年前出土的这么一张老照片(图1)。从其斑驳裂痕与水渍涂鸦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
这清楚是张家族照，里面人物从白须老者到襁褓婴儿，各年龄层都有。
这些人显然处在时代的巨变中，他们身穿不同样式的服装。但服装的差异并非全是来自个别偏好，若我们仔细比较，将不难找出其中的类别规则。
首先不分男女，年长者都穿着传统唐装。
再者不分年龄，所有女性也都穿着唐装。
如此服装的差异很清楚地主要表现在男性的不同年龄层身上。
中坐的两位男性老者穿的自是唐装，而青壮年中生代则全部穿着西式的现代服装，譬如类似中山装的立领西服，甚至有一位还穿着西式礼服并打着蝴蝶结。而前面坐着的几个男孩则有穿着和服的。
从这些穿着多样化的人们聚在一起拍照的背景，可以看出是在一间有着高梁的传统老屋的中庭，正是拍摄家族照的理想地点。
这个家族上下几代与男女服装上的差异，呈现了一个巨变中的时代剪影，照片底下的文字明白指出这点：“台湾台南市顺兴商店家族会／大正拾贰年癸亥孟春摄影纪念。”日本大正十二年是公元一九二三年，中国传统的癸亥年，民国已经进入第十二个年头，而日本帝国统治台湾也已二十七年了。
这张一九二三年拍摄的老照片是我母亲那边施氏家族四代同堂的合照。他们是台南的一个经商家族，商号叫顺兴商店，住的房子叫施顺兴堂。家族院落就在现在台南市海安路与民生路之交的西南角，旧名叫番薯港，如今海安路二二五巷进去那一带，在前清时期是台南五条港流域最南端的一条小港汊。
我初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受到相当的震慑。在这之前，我从成长于日据时期的父母亲那一辈人所留下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中，形成了他们是接受日本教育的现代人的印象：在这些老照片上他们从来就是穿着西服洋装，留着西式发型，偶尔还会有和服出现。这样的印象与我小时候老祖母的一身唐装，并梳着传统发髻的形象有着强烈的对比。然而在这张出土的老照片上，我母亲与她两个亲密堂妹在她们就学前的幼龄时光(母亲那时才满四岁，前排左一)，身上穿的竟是传统台湾衫。
由于母亲是洋裁老师，她向来给我的形象都是穿着洋装的，这两位阿姨也是如此。而照片上这几个穿着传统台湾衫的小女孩的形象，却一时让我感到万分惊奇，也才惊觉到母亲这辈女性在她们的成长岁月中，曾经历过一番服饰之变。或许是因为我从小看着母亲裁裁剪剪各种洋装，对人的衣裳较为敏感，在这张老照片上，除了因能一一指认施家每个长辈年轻时的模样而有着不小的乐趣外，他们身上的各种服饰也让我有着重新发现的惊奇感。
照片上男性青壮辈，即我的祖父辈，并没太出乎意料全都穿上各色各样的西式服装了。然而他们的同辈女性，即我祖母辈，在她们青壮年时却还全部穿着老唐装。两性在服饰现代化上的步调差异如此之大，就让人想进一步去一探究竟了。我虽从小就跟在穿传统台湾衫的祖母身边，但从来不曾把祖母的形象放回历史的流动之中，总觉得上了年纪的祖母穿着老唐装是理所当然的事，好似以为当时还是中年的母亲年老之后也会绾起发髻、穿起老唐装那样。直到这张老照片呈现了我祖母她们那一整代人在年轻时候就已经是如此穿着，甚至还继续将她们的女儿从小就如此打扮的这种情况，才让我惊觉到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在后来搜寻家族老照片时，我又看到了一张年轻时候的祖母穿着唐装的照片，于是唐装才不再与年老的形象连在一起了。
如此就打破了我原本以为只穿洋装的母亲印象，并继而让我认识到他们那一辈曾经是在那么一个新旧交替与华洋杂处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对我有若当头棒喝，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刻板印象就此松动了。原来每代人的服饰品位并非只是年纪的表征，也非全是他们的个人喜好，而是随着历史之流变动的。
说这张照片“出土”并不为过，因为它是施家一个族人准备搬迁，在整理家中旧物时发现的。若非有此一偶然的“挖掘”，这张照片将继续埋没在那堆旧物中，甚至在将来某天可能就被后人当废物处理掉了。P27-31
从一张出土的家族老照片开始，竟然铺陈出这么多故事来，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除了靠照片影中人的回忆外，我还去多方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依靠多年来累积的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认知。然而在书写这些文章时，我发现所能凭借的历史文字资料其实甚为有限。
我曾在多处谈到父亲那代人是“失语的一代”，他们是台湾人全盘接受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只进过传统学堂的祖父所学得的古典汉文在日据时期变得毫无用武之地，而抛弃汉文学会了现代日语的父亲在光复之后也一样讲不出口。因此我的父祖是连续失语的两代人，他们除了在言语上不善表达外，也没留下太多书写自己的文字资料(除了一些公开的政治社会运动与少数文学作品)。
接受现代化教育是我父亲辈可以自觉“优越”于我祖父那代人的理由，然而这却也是他们精神失落的主因，因为他们就此开始以日语作为媒介去掌握排山倒海而来的现代化事物，却失去了母语的书写与论述能力。而失去母语的这方面能力其实就是失去了台湾闽南语这个发展了将近两千年的汉语传承，于是我父亲这辈人也就跟着失去由这个母语所承载的几千年的历史。不仅如此，他们也跟着失去了记录书写自身事物的能力，失去了运用母语来自我认识的能力。他们新学得的日语基本上不是用来记录自身与认识自我的，而是用来在现代化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往外追求的，而这个“上”与“外”即是当时竖起现代化标杆并统治他们的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
无怪乎在那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留下来对于本土自身记录的几乎就只有日语文本，而基本上也是由日本人来写，除了连横的《台湾通史》、林献堂留下来的日记，以及文化协会等志士发行的报刊等少数例外。这些留下来的日文文本至今仍被我们这世代奉为对那个时代自我理解的知识圭臬，譬如伊能嘉矩的台湾民情踏查、鹿野忠雄的台湾博物学记录、矢内原忠雄对日本帝国下的台湾经济考察等等。甚至对台湾当年的抗日、文化与社会运动也得依赖日本人留下来的官方记录，譬如《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
光复之后，我父亲这失语的世代仍旧无能书写论述，他们甚至难以将自身的经历口耳相传，遑论对自身环境的认识了。而学校因为背负着灌输反共信念的政治任务，也无能弥补缺乏自我认识的这种知识体系上的重大缺失。我遂在这么一种环境下的一九六○年代成长，在课堂外我认识到多少个西方大哲，捧读过多少本西方文史哲名著，重温过多少“五四”风华，觉得外头的、上面的世界是多么地精彩浩瀚，但心中还是有着那么一个自我认识上的缺憾。我在一九七。年代初的大学时光，曾想为了知道他们那代人在日据时期干过什么事，而努力啃着当时仅有的叶荣钟的《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也找到杨逵、赖和，以及光复后钟肇政的小说，但也只能一瞥当时的某个侧影。
在这段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求学过程中，倒是有一位台南一中的地理老师黄钟熊曾经让我感动过，当他教到有一种海岸地形，由于地层逐渐上升与长期风吹沙土而形成波浪状时，随口就说台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解释说台南市从海岸到内陆，从西向东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上坡下坡的波浪状地形，一直延伸到靠山的玉井乡。他的这么一个举例让我惊觉，我就是天天骑着脚踏车从接近运河海平面的低处，由西往东奋力爬坡从中正路绕过圆环转入青年路，然后过了博爱路后就一路舒服地滑下坡，而在接近胜利路时又得开始奋力踩踏上坡了。那一堂课让我惊觉到学校传授的知识竟然可以跟我每天的生活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不只是我们要背诵来应付考试的东西。
然而这样的一堂课在那时毕竟只是凤毛麟角，对大部分青年学生而言也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毕竟大家关切的除了大专联考这一生命大关之外，就只能是那些东西方圣哲大师们带来的各种恢宏高远的“美丽新世界”，那才是让所有文艺青少年目眩神摇的新世界，即使只是生吞活剥也足以耗尽他整天的精力了。黄老师那一堂课的启发与感动只能暂时藏在记忆深处，没能与六。年代的“启蒙”追求挂上钩。总的来说，在我们那时的成长过程中，不管是从家中长辈还是学校教育，都极为缺乏学习自身知识的机会，包括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
由于父亲这代人是那么地无言，他们所活过的历史遂由现在的人来书写与编织了。因此我们战后新生代在这个自我认识上成了十分关键的一代，我们是还接触过前清遗老的最后一代人。然而这也要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慢慢有此自觉，不幸的是这个自我认识之路却不免受到同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对于台湾人民如何活过日据时期的研究遂充满了争议，让人理解到一个社会的自我认识之不易，就像一个人难以充分自觉一样。
然而历史真相难道就因此而飘忽渺茫不可得见吗?或许任何历史真相都难以全面揭开，但我相信是可以多面趋近的，只要能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这是我浏览咀嚼家族老相簿而书写这些文字所怀抱的心情，以此我从父母辈的世代服饰更新开始，写到战后新生代男性难以大范的公共行为，不只探索历史变动对台湾男女两性几代人的不同冲击，也让我认识到当下台湾的种种现象其实牵涉到时代性以及人性层次等复杂的历史因缘。当然我也只敢说，这也只能趋近当时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
我企图从家族老照片中描绘出这些影中人，在那变动年代下多样而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些人都来自常民家庭：我父亲的郑家、我祖母的杨家，以及我母亲的施家等各家族都是久居台南府城的寻常人家，就如同当今台湾大半政治人物的出身，父祖辈也多没牵涉到这百年来各种社会动乱与政治运动，不曾成为其献身者或推动者。由于这么个寻常百姓家的背景，他们的生命历程虽不会在历史事件簿上记上一笔，却也是时代变化的真实反映。其中的重点在于，这些变动中的常民生命甚难完全以现有的各种大叙述来涵盖，而是充满着拼凑、反复、混杂与矛盾，或许他们无言的真相必须从这些混杂与矛盾之中慢慢梳理出来吧?这本由影像来叙说他们的故事，也算是这么一个企图。
这本书取名《寻找大范男孩》，即是出于这么一个对常民历史的关怀。这个对常民历史与时代精神的发掘，有助于我们对台湾现今政治与社会人物的公共行为的理解与同情，他们大半出自与我同一背景的寻常人家。也就是说，对父祖辈生命历程的理解，有助于如今是当家做主、不再无言的我们这一辈战后新生代台湾男性的自我理解，包括我们种种看似可笑可议的政治与社会行为。
这本书从构思到成书得到印刻安民兄很大的鼓励，也历经数年工夫，其中数篇曾发表在《印刻文学生活志》。在《寻找大范男孩》一篇登出后，日本横滨关东学院校长富山隆先生来信，指出该文一张我父亲在东京的照片的地点说明可能有误．细察之下果然如此。接着他又凭着这些老照片，帮我找到了父亲结婚前在东京工作所在，解了家里多年来的谜题，让我感怀不已，并写了《解开父亲在东京之谜》这一章。
这些影像篇章得以完成，在材料方面，除了家里老照片与先母口述是最大来源外，还有祖母、父亲、三叔、四叔与启宗三舅等人生前提过的往事与留下的遗物，以及来自大姑妈(郑碧梅女士)、四婶(李金娥女士)、云娇和丽娇两位表姑妈、文里堂姊、嘉荣堂哥、嘉辉堂弟与维修外甥等人提供的回忆与照片，是我要深表谢意的。此外，黄天横先生慨然提供收藏的台南老地图与照片，黄玛琍帮忙整修了《旗袍、洋装与台湾衫》一文的老照片，在此一并致谢。最后还要感谢这些文字的初稿阅读者，包括丁乃非、文庭澍、林载爵、陈光兴、赵刚、钱永祥等诸友，以及家兄、大嫂和吾妻。
一
我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联考，而且据说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就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效果：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地理课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学校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时，我们整天都在上国语与算术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个年代升上初中是个大解放，不仅不再需要补习，下午四五点就及早放学，课程也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国、英、数之外，还有博物、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工艺、体育，五花八门。而其中一开始就上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对战后婴儿潮的台湾新生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
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三十五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一九四九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是零零碎碎的，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下着大雨的日子，下水道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了“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然而这样的民族教育有个明显的缺I漏，那时两岸剑拔弩张互相对立，我们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那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这个触摸不到的感觉，这种对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也就在那玩儿“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约是念小一的一九五八年，学校有次举行防空演习——当得知敌机将要来袭时，学生要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时担任小排长，除了负责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课桌同学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学时将这排同学整队带出校门解散。演习是在上午举行的，我只听到老师突然说“敌机”来袭了，我们要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为“敌人”真的来袭，就糊里糊涂地把这排同学整队带出学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其中有几个同学住得远，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玩耍，我就把他们带回家玩弹珠、看小人书，以为这就是“敌人”来袭时我们小学生该做的事。就在看小人书、玩弹珠的时候，我们竟也争论起“敌人”是否真的攻来了，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街头巷尾的大人们一无动静。记得几个小鬼头还在为金门、马祖防御坚强、敌人是否过得了那一关而争辩。接着就是老师发现防空演习的结果是弄丢了一整排同学，赶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带回学校，继续上课。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那幼年时刻就以如此的方式铭刻于心了。
国民党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影响是如此重大，我读高中的六十年代末期，还有同学组织的地下社团取名“丹心会”，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丹心会之名自是取自文天祥《正气歌》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铭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当年受过这种教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后来有不少却走上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路。然而无论如何，对活在当年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它鼓励的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
二
我们家住在台湾南部老城，是日本殖民政府曾经费大力气进行现代化改造过的地方，至今留下甚多类似于上海外滩的十九世纪欧式建筑，这些建筑现在已被定为“古迹”。在家里，我们不像外省人家庭，难得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然而到了学校之后，我们这些战后新生代的学童却顺利地接上了那套民族教育，接受了五千年传承的历史与一叶秋海棠的疆域，以及两岸严峻对立的现实。
我们的父母辈是经受过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一代，而且是台湾的第一代现代化人，他们对周遭事物与文化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化的产品，对传统文物则比较轻视，例如他们要听西方音乐，而不看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这些地方民俗对他们而言代表着落伍。此外，他们所接受的现代化教育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其中基本没有中国历史与地理的位置，可说是一套断裂的教育；而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又让他们对“国府”离心离德，更不用说去接受“国府”的那一套民族思想了。
然而他们的子女却顺利地连接上了那断裂过的历史与地理教育，虽然现实上是再一次的分断。如今想来，这么一个重新连结也并非只是从上而下的灌输，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其实就有着诸多潜移默化的民族因素，例如街头巷尾的庙宇、在庙埕搬演的歌仔戏，还有那幸存的孔子庙的主体建筑。而那些没有被日本现代化教育严重影响的台湾人还大量存在着，包括算是前清遗老的我的祖父母辈，以及数量更多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等中下阶层，这些人里面很多是不识字的。
我成长所在的台南城因为华南移民的缘故，庙宇林立。与我家隔几户就是一座妈祖庙，叫朝兴宫，往另一个方向走没多远又是一座小庙关帝厅。这两座庙宇在前清时代都在附近别处，而且规模大很多；是因为日本殖民政府要在传统格局的台南城里开辟现代马路，修筑现代建物，而被迫一再搬迁，最后幸存于被大马路围起来的传统小巷弄里。
这些偏处一隅的庙宇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节庆时的酬神野台戏了，主要是歌仔戏，也会有布袋戏（闽南偶戏）。小小庙宇五脏俱全，狭小庙埕里搭起临时戏台，提供周遭居民各种历史与神话故事的声光娱乐。为配合居民作息，演出一般都在晚饭后开始，直到深夜。锣鼓震天价响，唱腔如泣如诉，但似乎并没人家在意或抗议。只有隔天一早还要上学的小孩比较“苦恼”：往往一出戏正看得入神，却被家人抓回去睡觉！除了我们这些凑热闹的小孩外，大半观众就是我的祖父母辈，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而父母亲那一代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不会来看这些传统野台戏的。
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是郑成功“开台”三百周年，原来被限制的妈祖绕境活动利用这个时机争取开放了。台南市所有大小妈祖庙宇全部出动，“迎妈祖”的盛大队伍弯弯曲曲，绕着台南城里狭小的古老街巷，到每一家躲在里面的妈祖庙巡礼，其中当然也包括朝兴宫。巡礼队伍每到一处，都会把小巷弄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炮声震耳，硝烟迷漫。那真是盛况空前，野台戏连演了好多天。
在这次的野台戏盛会中，有个晚上竟然来了一班京剧团。不同于歌仔戏较为斯文的小生小旦，这次出场的竟是一群武生花脸。那些大花脸角色呈现出的各种京剧脸谱以及深厚的重低音，虽然未能让台下的老祖母们全了然，但戏台上的人物与故事倒也都是熟识的。而花脸们头顶上一堆晃动的小球球、背上插的一排飘舞的三角旗、手执的各色兵器以及铿锵的锣鼓声，更让小孩子兴奋不已。据说这场戏是特意为庙里喜欢看武戏的另一尊神祗“池府千岁”安排的，主事者为避免在这场盛会中冷落它，特别找了京剧团来搬演。后来我才了解，以前通常是找用官话演出的北管乱弹戏班来演的，只是因为前清时期在台湾盛极一时的北管乱弹大戏渐趋式微，六十年代的台南地区很难找到戏班，只好找一个唱官话的京剧团来代替。在地方民俗的层次，各地的不同戏曲曾经是那么彼此交融，互通有无。
我在童年时代就是看着这些野台戏长大的，而我祖母除了看这些野台戏外，也会带着我去仅存的传统戏园看戏。不识字的、全身老唐装打扮的她那一代妇女，就是靠着这些传统戏曲蓄积着她们的民族因素。她们或许不知道当代知名人物，但是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如关公、吕布、山伯、英台却都耳熟能详。他们与其他中下阶层的市民一样，是庙宇的忠实信众。或许就是靠着这些较不现代化的信众，庙宇及其民族因素才能躲过日据时期由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大潮，以及光复后的严苛管制，而存活下来。
如此，战后新生代竟然与前清遗老隔代挂了钩。也许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因素，国民党政府带来的一套现代民族教育遂能顺利地接榫。在战后台湾的特殊环境下，上层的现代民族国家教育与下层的传统地方民俗文化本是钟鼎山林，上下互不干涉，而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却能够游移其间。
然而，我们所接受的中华民族教育与我父母那代人所接受的日本殖民教育，虽说同属现代化范畴，却有着情感上的不投契。我父母那代人的现代化启蒙来自日本的殖民，没有经历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历史，光复之后又发生了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以致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那套民族思想十分疏离。这种疏离感多多少少传染给了子女，但我们却通过民俗文化中的民族因素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教育接上了线。这里似乎有个国家与文化的分合辩证关系。
六十年代的台湾青少年在这种错综矛盾的情境下成长，他们会寻找什么样的出路呢？
三
就在妈祖绕境“硝烟迷漫”的氛围，以及学校民族教育的灌输中，那时的青少年学生又开始感受到另一种文化景象的冲击。
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严厉气氛之后，台湾从六十年代开始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书与丛刊；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也开始大批翻印他们二三十年代在大陆时期的老书，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种景况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带给当时台湾的青少年另一类重要启蒙。而这是我们父母辈未曾经历过的。
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有心的青年学子，当还记得柏杨批判传统的“酱缸文化”、讽喻警察的“三作牌”这些攻击言辞，还有李敖追求青年个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的呼喊。这些是当年众声喧哗中声音最大的，主要的诉求是反权威、反传统、追求个性。这些带着叛逆因子的主张正好投合了战后新生代进入反叛期的青少年的成长需求。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思想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一环，不仅经由翻印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得到重演，这一切有若在为战后新生代补中国近代史的课。李敖等人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五四时期，而且其中也充满各自隐讳的政治意图，却无损于这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实质论辩，无损于这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
但是这些补课与重演却都必须限制在当时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是读不到左翼阵营参加这些论辩的图书文字的，我们学习到的只能是五四丰富意涵中的有限面向。不仅如此，我们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前辈的活动也毫无所知，甚至连林献堂等人较为温和的抗日活动也不见诸当时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开始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对既有体制的造反行动和文化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等，大量传入。台湾的文艺青年在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接受全球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加上台湾是美国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哨，驻台美军与来台休假的越战美军也带来一番美式风光。除了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成了学生朝圣之地外，全部英语广播的美军电台更是大家聆听“上国”之音的重要频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带着叛逆因子的西洋流行音乐节目。因此，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外，还有着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潮流，也感染了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圈。这是来自盟邦“上国”而能穿透管制的一些左翼因素。而与此同时，“现代化”在年轻人心目中戴上了神圣光环，以美国为标杆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现代化理论”，也在台湾的知识圈开始发声。
于是只能间接感受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余威的台湾战后新生代，在接受民族精神教育之余，竟在六十年代台湾文艺思想的复兴风潮中汲取了另类的丰富养分。其中除了个性解放、现代化的理念外，也开始有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虽然是以颇为隐讳的方式呈现。
四
台湾的战后新生代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接受了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及五四运动的补课（虽说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认识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这个身份对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青少年来说，像是呼吸空气那样的自然。在那冷战的严峻时代，台湾就是中国的代表，中国就在台湾。青少年的宏图大志是以全中国为范围的，如我的同学所组织的丹心会即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一叶秋海棠是我们筑梦的天地。
那时的知识青年写文章搞活动都是言必称中国人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发生的自觉运动。那年五月一个美国的“留华”学生狄仁华在回国前夕写了一篇文章《人情味与公德心》，登在报纸上引起极大回响。这篇文章讲的是中国人有很丰富的人情，却缺乏公德，普遍存在像自私自利、上车不排队、考试作弊等行为。很多青年学生的自尊心遭受打击，于是提出了“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等诉求，并在台大发起了旨在“自我改造”的运动，该运动遍及了全台湾的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学。那时我读小六，正面临初中联考的压力，也天天密切注意报上的消息，深受感染。后来发起保钓运动的王晓波，那时还是高三学生，也同样面临联考压力，却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进去。这个运动最后被命名为“中国青年自觉运动”，虽然只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台湾。
这种中国人的认同意识俯拾皆是，例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台大学生报纸《大学新闻》上有篇评论白景瑞电影《新娘与我》的文章，标题是《给中国电影界的一帖药方》；另一篇《中国人要什么》的文章则主要在谈台湾社会的缺漏；某个学生社团请了外国留学生来座谈他们“对中国青年的感想”，有位学生则以《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的平心而论》进行回应；而在一篇政治评论中，学生也以《谁是中国的主人》来自我定位。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这些战后新生代在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说出“我们中国人”是毫无心理障碍的。不管后来变成什么派，中国民族教育曾经是这代人成长时期接受现代启蒙的起点，革命救国的理念深植于心。即使自由派也是师承上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那匮乏的，一切都巴望着美国、日本的年代，中国的民族情怀是这代人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初恋。
五
到六七十年代之交，台湾战后新生代在精神层次上既满怀丰沛的民族情怀，也渴求个性的解放，而在心理底层，则有着地方民俗与殖民遗留的潜流。在这样错综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战后新生代对现实环境是充塞着不满与批判的：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启动，社会变动激烈；另一方面在美日的现代化标杆下，“国府”的统治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尤其在政治管制与行政效率上。如此便到了钓鱼台问题浮出台面的时刻。
在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几个英雄好汉如殷海光、李敖、陈映真、柏杨等人，或者已经去世，或者身系囹圄。六十年代中期参与自觉运动的那批人也都毕业离校或出国留学，校园几乎一片沉寂。然而就在进入七十年代之际，美国宣布将琉球群岛以及钓鱼台列屿交给日本的计划，竟然就在太平洋两岸的校园同时触发了保钓运动。这场海内外有如惊蛰般的运动，可说是台湾战后新生代在累积了六十年代能量之后的一次爆发，也开启了台湾此后不同的政治走向。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从充满着地方民俗文化的老城台南来到台北上台湾大学，翌年加入有着批判传承的大学论坛社。一九七一年春天，我随着论坛社的弟兄卷入了保钓运动，也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被保钓的后续威力所拉扯，直到毕业离校。《青春之歌》一书即是我从六十年代高中时期到七十年代大学时代，以保钓运动为重心的一群台湾知识青年的记录。
我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为《青春之歌》一书搜集资料，寻访老友，整理回忆，并着手书写，而在二○○一年定稿出版。那时距离书中故事已有三十年时光，虽说很多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但更多的情境却是与书写时的当下现实息息相关。书写的那几年正是民进党取得政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在历经保钓运动的三十年后，竟然发生了如此的政权转换，而且上台的是一个对保钓抱着事不关己甚至敌意态度的政党。这当然也影响到我书写时的心情，于是将这个巨变回溯到三十年前台大学生在保钓之后的一场重要论辩“民族主义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局限于校园，并未带来立即的社会影响，却是代表着当时不同立场的战后台湾新生代知识青年对中国与两岸问题的第一次交锋。
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底的那场论战中，保钓派师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了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的质疑与围剿。那时台湾正处在中国大陆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开始和解后的极度焦虑不安状态中，各种立场的人争相发言。接着就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将两年多来的校园躁动画下了句点。
撇开统独立场，那场论战也代表着追求国家自主的反帝民族主义，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这是三十年后我在写作此书时的重新认识，我也试图在书中厘清当时会有如此思想变局的历史与国际因素。
六
从李登辉真正掌权到陈水扁接续当权的那十多年，是台湾分离主义的最高峰，也大约就是我开始书写《青春之歌》到书写《寻找大范男孩》与《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的这段时期。台湾社会几乎所有的论述，包括传媒与教科书，无不望风披靡，卷入去中国化的潮流。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苏东集团解体、美国独霸、新自由主义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对于这场大潮两岸皆无能回避，相率竞逐其间。
在这大潮下，分离主义在其去中国化的论述中，也竭尽所能抬高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贡献，例如，纪念嘉南大圳的设计者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二○○八年五月八日马英九在当选而尚未就任之际，曾前往南台湾乌山头水库参加一场“八田与一技师逝世66周年追思音乐会”。翌年同一天，他以正式身份又去参加了67周年的追思音乐会。八田与一是谁？
八田与一是日据时期来到台湾参与并负责各项水利建设的工程师，他负责的水利工程中最有名的是乌山头水库及其引水灌溉嘉南平原的嘉南大圳。一九四二年日本攻占菲律宾，他以陆军专员身份被派遣去调查水利设施，因所搭船只遭美军潜艇袭击沉没而亡。八田与一作为一个爱国者，对日本帝国诚然尽心尽力，包括在日本帝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下，增产台湾的米粮来供应帝国所需，最后也算是战死沙场。他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建设官员对台湾也有贡献，毕竟那些绑在土地上的现代化建设在日本退出台湾时不会被带走，而留下来继续为台湾入所用。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八年浴血抗战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为何要去纪念一个战死的日本人？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其殖民地干的都是同样的事，难道每个落后的殖民地都要追思纪念这类事情吗？
分离主义者用纪念八田与一来贬中扬日，自不在话下，陈水扁在其任上就颁布过褒扬令；然而老保钓马英九也亦步亦趋，这里就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了。最简单的说法是，他在为选票与和解考虑，然而这也正反映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去中国化大潮。
日据之前的台湾并非缺乏水利建设，开辟水田一定要有灌溉渠道的，前清时期台湾南北就有不少，而且规模甚大，例如台北盆地的瑁公圳、中部彰化八卦山边的八堡圳、南部凤山地区的曹公圳等。然而这些先民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前现代水利建设，却没能得到他们后代子孙与给予八田与一同等规格的追思纪念。分离主义者不去纪念光复后的石门水库与曾文水库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国府”的政绩。但连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也一并忽略，就显示出不仅是在去中国化，也是在去台湾化，甚至不只在去台湾化，也在去自我化：即将前清时期的先人事迹从自己的历史中抹去，将现代化的起点当成历史的起点。这种心态除了基于政治的立场外，还有一种凡属前现代遗产都令人自惭形秽的自我否认心理。如此我们面临的就不再只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更是现代化带来的失去自我的问题。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台湾很多的“进步青年”将保钓运动看成不上道的东西了。
七
现代化是落后国家追求的理想，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的国家模式都曾是这个理想的具体标杆。由于这些不同标杆的交错影响，落后地区的现代化之路遂呈现出各种复杂而矛盾的发展，很多冲突因此而起，如国共内战、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等等。这是我在体会到现代化的问题后，再回头观看台湾时的新认识，等于是开启了一个重新理解两岸历史的新视野。
我在二○○四年写了《台湾的大陆想象》一文，企图以此新视野来重新审视百年多来的四代台湾人，如何在不同的现代化影响下面对大陆。在文章中我首次将台湾分离意识的问题放在两岸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冲突中来考察：从一八九五年割让给日本之后，台湾走上了与大陆不同的现代化之路。正当大陆的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大革命等中国人自主的现代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接续展开之际，台湾人却在民间武力抗日失败之后，在日本的殖民地改造计划下被迫现代化了。
台湾的现代化启蒙主要是日本殖民政权从上而下强加的。当然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化协会、民众党、农民与工人运动等活跃的抗日分子进行着台湾社会的自我改造，但在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抬头之后，也一一被扑灭了。可以说，台湾的现代化是一种非自主的殖民式现代化。
台湾在日据时期的现代化虽然缺乏自主性，但因为是由一个现代化的先进国家所强加的，在现代化的排序上就有着较高的位阶。这样的处境在光复之后一直影响着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知识精英心目中的位置，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到二○○○年国民党的败选，其中都有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在现代化大潮下的自主性与竞逐，成了我的关切所在。然而纯粹理论的探讨容易陷入现代化论述的漩涡，唯有重新去审视具体的社会变化，或许较有可能呈现真相。何况理论文章非我所长，回头审视自身的成长经历却是我较能掌握的。在这段时间我陆续写了些与此有关的文章，如二○○六年的《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以水龙头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来呈现发生在两岸的各种竞逐关系。此外，我更进一步去爬梳家族几代人在这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以为任何地方史都是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起码这是我该做的。在这样的心境与动力下，我陆续完成了《寻找大范男孩》与《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二书。
这两本书都是以家族史的形式来呈现三四代人之间，在现代化大潮之下的不同反应与相互关系：从我的祖父母辈——精神上算是前清遗老，历经父母亲辈——接受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湾人，最后到光复后接受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的我这一代人，以及在全球化风潮下的下一代人。我在《寻找大范男孩》一书中描绘台湾这几代人历经殖民、回归、分断、疏离种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后的生命情境与精神状态，试图在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不同现代化冲撞中，寻找如今当权的我这一代台湾男性的扭曲心理及政治表现的历史缘由。
当《寻找大范男孩》的题材构思与资料搜集大致完成时，《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一书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本书藉由洋裁这行业在台湾的兴衰，及百年来服饰的演变，来呈现台湾现代化对庶民影响的一个重要面向。先母生于台南一个经营小生意的传统家族，她在少女时代偶然接触到洋裁之后，即以此为志业终其一生，直到七十七岁退休。这整整一甲子的时光，经历了台湾社会从传统唐装到量身定做的洋装，再到如今满街名牌成衣的演变。此外，泛黄的老照片是不可少的，这些具象的历史资料正可弥补抽象概念之不足，尤其是对缺乏历史观、常以当下主流价值来评断一切的现代人而言。
八
这是三本由生命成长与社会变迁交织而成的书，不仅有关台湾，也有关两岸，记录了笔者从保钓的启蒙到重新认识两岸现代化落差的历程。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台湾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便有其特殊性，是解决两岸问题时需要特别重视的，这是我在完成《寻找大范男孩》时的想法。
然而当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二。一二年，隔海远眺，香港竟然传来阵阵鼙鼓。其中有些香港青年的‘‘呛声”竟让我想起台湾在光复之初那几年的景况，真令人有点惨不忍睹。台湾光复之后几十年来内部的种种冲突与磨合的历程，在香港九七之后好似被浓缩再现了，我惊觉到后殖民的同样处境与机制：香港与台湾一样，是曾被现代化先进国——英国与日本——长期统治过的中国地区，都在由上而下的模式中被现代化了。如果香港与台湾有着相同的处境与机制，那这个问题就不再只是台湾的特殊问题，而恐怕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难题的一部分了。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解放了生产力，经济高速成长。在新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成长之轮仍继续滚动。放眼望去，不只一线城市有成片的摩天大厦，二三线城市也高楼成群。这种极为具象的高楼竞逐不免透露出复制欧美日大都会天际线的积极性，似乎也正走在台湾与香港曾走过的同一条现代化之路上。如果大陆百年来的现代化之路最后还是与被殖民过的港台同向而趋，那我原来以为的那个与港台有别的“自主”道路或许就该打上引号了。
当然现代化这件事不能在自主与否上二分看待，台、港的现代化也非完全被动，两地各有其复杂、特殊的际遇。反过来说，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在其自主性上也是充满着吊诡。这或许是包括港台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共同问题，必须一体多面地来看，也就是说，两岸三地的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有着共同因素，也需要寻找共同出路。如今当京广高铁通车而我无须在中国地图上画铁路线的时候，或许我们应回到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碰撞的起点，甚至更早时期中国自身的演变中，去开启一个不算新的视野来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这是此刻我这三本书在大陆出版时的心境。我当继续摸索，也期待读者一起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