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是师陀历时八年创作的代表作，风格特异，尤其是作品的语言，可谓匠心独具。书中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篇目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抗日战争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其基调滞重哀痛，沉郁复杂，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在这个表面看似和谐宁静实质没落封闭的小城中，读者看见了“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诅咒的旧社会”。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篇目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抗日战争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其基调滞重哀痛，沉郁复杂，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作者在《果园城?序》中十分明确地交代了写作的目的：“有意把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因此，作者有意识地选取了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作为叙述的对象，从各个侧面反映小城的历史、现状，透视着小城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小城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果园城

“鬼爷”

葛天民

桃红

贺文龙的文稿

颜料盒

傲骨

阿嚏

塔

期待

说书人

灯

邮差先生

狩猎

一吻

三个小人物

北门街的好汉

新版后记

        傲  骨

“牢骚，没有完的牢骚!”当人提议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相识们总是摇头皱额，仿佛他们对他已经没有办法。

于是我们想，什么是造成这个所谓“没有完的牢骚”——我们往往觉得，这对于当事者本人，要远比字面上所说明的可怕得多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最近十年老中国的生活莽原上，在激烈的斗争中，出现一批愤世家。他们愤恨政治腐败；反过来，如果他们坚持下去，活一天便遭受一天的压迫排挤。这些人无疑都是好人，自认为灵魂纯洁得像秋天的鸭跖草，但是，假使这话不致过分的伤害他们，我得说他们中间很少真正的强有力者。这个人就是这种好人，不管我们怎么评判，世人又怎么指责，纵然社会人士全离开他，故旧们全轻视他，他的同道却仍旧对他存着敬爱。人家说他脖子后面生着一块傲骨。

这是一块可怕的包括正直与自负的傲骨。同时，你当然能够猜出，他们像九九表，几乎有个一律的身世。他们的父亲是老邮政局，骨科医生，铺子里的掌柜，或是个纯粹的小地主，他们谨慎的在豪绅与官吏的气焰下，在不安定的恶劣空气中活着，只怕被别人注意，只怕被别人看见。不，他们什么都不缺少；最坏的就是这个什么都不缺少；你想想，他们有收入，家里有钱，乡下有田地，那么，他们为什么老战战兢兢，怕那些官吏和豪绅——也就是流氓和烟鬼呢?

果园城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谣谚，所谓“灭门知县，倾家地方”。地方就是地保。这种不适于呼吸的空气从小时候就刺激他，气恼他，使他成为愤世家。

这个后来的小愤世家终于进了学堂。

“这是谁?”他的同学们问。“这个家伙，瞧他那股子神气!”

“呸!他爸爸是个小肥猪。”另外的快嘴些的回答，也许他忘记自己的爸爸也是“小肥猪”了!

这是真的，一开始不愉快就等着他了。你当然同样能够猜想出，在十五年前，几乎所有小城里都有这种现象，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英雄，他们大半才刚刚十二岁至多十四五岁，但是他们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和先生那里学会换“金兰谱”。这些小老先生们——常常挨板子或被罚跪在太阳下的刘、关、张们，他们自然不把“小肥猪”的儿子放在眼里，就经常向他挑战和袭击了。他被锻炼着，直到他的心都被弄硬起来，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五年。唉!他长长的叹口气，于是离开家乡，在一个比较大点的城市里考进师范学校。  

“我们果园城的人没有第二个考上这个师范学校!”他父亲笑着对别人——也许是个剃头匠说。老头子从来没有进过“师范”，在他的想像中，觉得它是很大很大，除去北京的京师大学。要算它最大了。他欢喜的等着，等着将来做“封翁”耀武扬威。  

可怜的老头，他怎么能想得到儿子的命运，怎么能想得到儿子的将来呢?这个还没有长成的果园城的傲骨，他的想法显然跟父亲不同。他的年龄渐渐大起来，翅膀渐渐硬了，对于过去的他什么都没有忘，都放在心里。

P48-49

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是1999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评选的发起者、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卓越宏大。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程序谨严，无可挑剔。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广泛性、代表性诸原则，果有群言一堂、和而不同之胜状。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艺术特点突出为主，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代表地位及影响面，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来把握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台湾香港澳门，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精当、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可信，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一时享有“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之美誉。

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人选作家的荣耀，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披沙拣金，平心切磋，优中选优，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对于许多对中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供他们流连观赏；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指路导航，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据我们所知，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诚然，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我们只能说，入选者堪称优秀，而百种所限，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无庸讳言的。

然而，一批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的菜单，这总是激动人心、令人神往的。于是，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决定协同行动，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家变》及《北岛诗选》未能列入重版，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可爱的中国》、《尘埃落定》和《酒徒》补入。这样，百种图书中有小说51种，诗歌23种，散文17种，报告文学2种，戏剧7种。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附在每种书中；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

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丛书统一装帧，典雅考究，成套配装，蔚为大观。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烛照后世。那么，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读者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愿我们的工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在，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年5月

校改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但愿推开这些老印象，时作时辍，精神上老在斗争。今天再来看这些小故事是令人痛苦的。虽然没有按照计划写完，写的时候也只凭童年留下的印象，片面、肤浅，都是它的严重缺点，但是如果拿它来和我们今天的小城镇比一比，拿那个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一比，从反面——从对旧时代的憎恶中，也许倒能发生点积极作用。假使真能如此，那就不算白花时间了。至于写它的起因和经过，这小书原来有一篇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写的旧序，全部重印既不必要，为省事起见，现在且择要节录在下面：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底，我从北平来上海，绕道靠平汉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朋友当下把我安置在他家的破楼上，推开后面的板窗，从窗外结了青青果实的枣树枝隙中望出去，立刻可以看见挺立城头的塔。……有一天朋友牵着他的刚会蹦蹦跳跳的小女上来闲谈，我告诉他想拿他们小城写一本书。我当然不是天才，看那么十几二十天便自诩能了解这个小城，可恶的是它的果树，它们一开头就把我给迷住了。我生平还是头一回看见城里栽这么多果树，出去走走，沿城脚到处是花红园。……

“这就是我要写‘果园城记’的缘起，可是并不曾马上兑现。数日后我们同时离开他的家乡，我既到南方，日子照例糊里糊涂混过去；他先在我的家乡教书，随后又上山东做官。天下真有许多怪人，我的朋友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过去他曾当过跟小兵差不多少的上士；夹过公事皮包；当过教员；跟土匪拜过把；也写过白话诗。据说有一年他正给什么警备司令当秘书，和上司弄的挺好，突然接到朋友的信，便不辞而去，跑到民团里去当兵。他就是这种人。不相识的可能把他想象作怒目横眉的浑汉，而实际上他为人忠厚谨慎，彬彬有礼，也没有野心。他的可爱处就在撒得开。

“接着是所谓‘七·七事变’，北方先打起来了。他丢掉官跑到济南办报，写信来说：‘肯不肯来热闹热闹?千万别相信报；你在上海报上天天看见济南轰炸，这边城上却是一片蓝空。’可是我这边还没来得及斟酌，他那里济南先失陷了，韩复榘发完两个月冲锋陷阵的空头新闻，自己终于向后转跑了。我以后再没有接到他的消息，自己从此也就流落洋场，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一住八载。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日子都是怎么样混过去活过来的。民国二十七年九月间，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头一篇‘果园城’。这也并非忽然想起来要践约；……只是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罢了。第二年——民国二十八年更困难了，我搬进一间更小，更像棺材，我称之为‘饿夫墓’，也就是现在的‘舍下’的小屋。就在这‘墓’里，从新拾起‘果园城记’，

“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个我想象中的小城，……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说过，我只写我了解的部分。现在我还没有将能写的写完，我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

“我还得提起我那位好朋友。好几年来我很有理由相信他早已在鲁西战死了，最近据辗转得来的消息，听说他直到现在还在山东。那么他假使有机会看见这本小书——果园城的一角，可能认为跟他的果园城大有出入。这是我的果园城。其中的人物是我习知的人物，事件是我习知的事件，可又不尽是某人的写照或某事的拓本。……”

上面说“我的果园城”，并不是我真有过什么城；还有“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的话，其实也是夸张。少年时期我的确在这种小城里住过几年，但也就是几年。后来每一回想，留下的印象总是好的方面少，坏的方面多。在解放以前，中国的县城本来都是大农村，很少例外。它们和普通农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豪绅地主更集中，做官的固然是他们，在社会上活动的是他们，开铺子的也多半是他们。大概从秦始皇时代起，土地就成了剥削阶级投资的主要目标，连纯粹的商人，一赚到钱也总是拼命买土地。居民中当然也有农民、行商走贩、商店职员、手工业者；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这些人都生气勃勃站起来了；但是抗日战争以前，跼蹐在重重束缚和压迫下面，却很难使人寄以希望，虽然他们是好人，他们也有说不尽的痛苦、牢骚。本地也往往出几位革命家，可是在这浅“水”里根本不能存身，要么就得像徐立刚似的永远不回来，要么就得像我那位“怪”朋友，偶然回来也只是悄悄住几天。我凭着印象写这些小故事，希望汇总起来，让人看见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被咒诅的社会。又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土地，毕竟住着许多痛苦但又是极善良的人，我特地借那位“怪”朋友家乡的果园来把它装饰的美点，特地请渔夫的儿子和水鬼阿嚏来给它增加点生气。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一点。

按当时的计划，我预备至少写那么三四十篇，想起来就写，尽可能各方面都写到，给这小城大体上画出个轮廓。前不久偶然翻烂纸堆，从里头翻出个纸包，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怎么会留下来的，纸包里有三份“果园城记”的目录，目录中有些题目是已经写成的，底下注着写成的日期；有几个题目一直没有写；另外还有几则零星札记。这些没有写的题目是驴夫的故事，地方戏艺人的故事，手工业者的故事，当然还应该有铺子职员与学徒的故事，县官的故事，国民党党老爷的故事。但是我毕竟是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我在旧序上说“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事实上远在写序以前，我就应该知道写不下去了。远在日本人投降以前，新的形势在吸引我，我满脑子的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没有法子勉强把自己摁进旧的回忆里。随后我和上海的普通居民一齐为胜利欢喜欲狂，可是立刻又掉进更大的痛苦里。后来有人赠给国民党反动派一副对，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若论他们丧心病狂的程度，抗战以前比胜利以后到底还逊色的多。即使从消极角度出发来写这些教人咒诅或教人同情的小故事也没有必要了。我嘴里说要写下去，感情上却早已关了这小城的门。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第二点。

另外还有几点似乎也需要附带说明。第一，旧版共十八篇，删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写成的“刘爷列传”和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的“孟安卿的堂兄弟”两篇，补入在上海等待解放时为消磨时间写的“北门街的好汉”，凑成十七篇。第二，原来旧序上说我不知道马叔敖是谁，这是不确实的，他把这小书贯串起来，同时又是其中一个人物。按原来计划，我是预备用最后两篇的篇幅来专门写他的：他因为历史上的关系，最后逃避搜捕，离开这个小城。因此，第三，马叔敖并不是我自己，虽然由现存的小故事看，他的观点和感情有一部分就是我的，安到他身上也许并不完全合适。

最后我想还应该对那位“怪”朋友加点解释，单从旧序上他的履历看，别人是很难理解的。其实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老像打闪似的调换职业。他到山东去做“官”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到济南办报想来也是奉了党的命令去的。不久济南沦陷，因为这个关系，揣度他可能转移回到聊城。一九三八年聊城被日寇包围，反动派已经丢尽脸，便拿范筑先领导的军队作为他们的军队向老百姓冒功，在报上宣布范氏与司令部全体壮烈殉国。我相信他战死鲁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写信向一位在皖北工作的朋友打听他的消息，也说早已失掉联系，过了七八年，又来信说听“一位山东来人”讲他还在山东。希望他看见这本小书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其实只要人活着，看不看见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山东来人”的话也是传闻，解放以后得到证明，他在聊城战役中担任部队的政委，和范筑先同时在战斗中牺牲了的。他叫做赵一平、赵伊坪、赵罗坪，可能还有别的名字。用赵石越、伊坪、蔚灵等笔名发表过诗。也就是那一回翻烂纸堆，发现他的一张变黄了的照像和几封旧信，大概可以算作我难得保存的最老的纪念品了吧。

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从他家乡的小城城外走过，来不及停留，只见那座吓人的塔还在城头上，不知什么时候被炮弹打飞了“宝顶”。我有两种感情，快乐而又悲哀：人所期望所拥护的革命终于成功；同时想到他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革命成功的快乐，又不得不为之“腹痛”。……

现在想来，这塔应该和那代表封建势力的城墙一齐被拆掉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夜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