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编著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和事》通过解读，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去触摸他们那些或伟大或渺小，或崇高或委琐的灵魂，读出每个作家在不同情境中的欢欣、愉快、抑郁、悲伤和痛苦，读出作家个人的人格、性格和矛盾，更读出每个作家的精神。

孙德喜编著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和事》是一部文化随笔集，讲述了二十多个中国现当代作家，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的人生历程，比如闻一多、胡风、丁玲、吴晗、曹禺等等。

《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和事》通过对作家某些生活细节、人生片断、人生侧面的审视，从而对他们在特定环境、特定情形下行为和选择进行解读。

第一辑

　“历史的误会”翟秋自

　闻一多的政治朋友

　第二种忠诚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趴下的狮子

　曹禺的自我否定

第二辑

　看啊，天边那片云

　忧郁女神石评梅

　孤魂萧红

第三辑

　好人茅盾

　非主流的张恨水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

 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交出自由的陈白尘

 大彻大悟的牛汉

 现代农奴林希

第四辑

 糊涂周作人

 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花瓶冰心

 从“农民诗人”到“向阳”诗人的臧克家

 可敬可鄙的周扬

 双重人格周立波

 “只跟古人为伍”的姚雪垠

 “马列主义老太太”杨沫

后记

“宗派矛盾”

然而，胡风的那颗为中共燃烧着的赤诚之心，并没有被认可，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包括当事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胡风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时受到冷落，并且后来受到迫害，被捕入狱，主要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早在1933年，胡风由于不了解左联内部的矛盾，刚从日本回国时，就与周扬、冯雪峰、鲁迅等都有联系，但是随着打交道的日益频繁，胡风发现周扬的那一套有点官僚主义的架势，而鲁迅则比较平易近人，而且拥有共同语言，于是他与冯雪峰、鲁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与周扬等人关系相对疏远。后来彼此之间又为两个口号闹得不可开交。抗战爆发后不久，周扬等人奔赴延安，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坚强堡垒，形成了强大的势力，特别是他们由于及时领会、宣传和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意图及其制定的各项文艺政策，因而颇受当政者的宠爱和器重，于是他们的话语借助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具有摧毁性的强大力量。而胡风尽管也长期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且有效地运用他的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在国统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使得国民党当局也有几分惧怕。到了整个中国大陆都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时，胡风和周扬这两股文艺界的势力汇聚到了一起。此时，胡风尽管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是他并不掌握话语权，特别是他的理论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极容易让人误解为“主观唯心主义”；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之说由于指出劳苦大众的弱点，没有正面肯定和歌颂工农兵，因而很不讨人喜欢，极易令人反感。这就决定了胡风一开始就很容易让周扬等人抓住把柄。为了防止胡风掌控将来的文艺界大权，同时为自己将来在文艺界确立一定的地位，早在1944年就有人在重庆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和姚雪垠的创作，进而通过外围战以削弱胡风的势力。幸好当时有周恩来调解，这次批判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头。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特别是胡风思想理论的软肋还明显地暴露着。抗战胜利以后，胡风复员回到上海，不曾想到邵荃麟和乔冠华等人在香港又一次发起了对他的批判。如果说仅仅是宗派主义的矛盾，那也不过是几个文人之间的争斗，最高领导层就会通过适当的干预令他们停止内讧，团结起来，共同工作。20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等大肆围攻鲁迅和茅盾时，中共就是通过一定的干预来平息这次矛盾冲突。后来在解散左联与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上，周扬、徐懋庸等人与鲁迅的关系搞得很僵，还是中共方面出面调解，于是冲突被平息了。然而，到了1949年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最高当局不仅没有丝毫调停的意思，反而推波助澜，使得对胡风的批判不断升级，甚至连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出面亲自领导和发动对胡风的斗争，钦定胡风等人为“胡风反党集团”（后来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且将胡风及其朋友们逮捕入狱。此时，胡风的遭遇就不是简单的宗派主义的问题了，他和他的朋友们遭受迫害也不仅仅是宗派主义的内讧了，而是新政权内部的知识分子与当政者的矛盾冲突了，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胡风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一位很有思想而且勇于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理论工作者和批评家。他自从到日本留学就阅读了《马恩文选》、《辩证唯物论》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当地出版的各种普罗文学期刊，与日本的宫本显治、冈泽秀虎、江口涣、藤枝文夫等左翼学者和作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并开始对一些文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胡风以其突出的才干深得鲁迅的赏识，创办杂志，评论创作，成就卓著，在文艺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与此同时，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对于毛泽东来说，除了指挥军事斗争之外，最急迫的任务就是通过抓住文艺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树立自己的权威。于是，他从这个需要出发，针对根据地的文艺状况，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将其简称为“讲话”）。这个“讲话”由于巧妙地借用了五四新文化的话语体系表达着政治对于文艺的诉求，突出了以往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兵的地位和政治挂帅的理念，再加上毛泽东的领袖身份，因而成为共产党统治区域的文艺政策和文艺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对于这一文件，身处国统区的胡风虽然知道，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别人将这个讲话当作党的文件来学习，并且准备用它来武装自己头脑的时候，胡风却不同，他没有将其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仅仅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看待，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现象来研究。胡风的这种态度在许多人看来，就是缺乏政治头脑，没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其实这正是胡风的可贵之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却不愿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思考和经过研究得出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因而保持了他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极其伟大的人格。应该看到，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文人忙着用别人的思想武装自己的时候，他们已经十分可悲地失去了思考能力，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学着鹦鹉人云亦云，结果不仅失去了言语能力，而且由于不能完全理解和把握当政者的意图，常常不得不扭曲自己，顺从和迎合别人，将自己异化为别人的工具。而胡风则不然，他爱领袖，但更爱真理。虽然不能说胡风的理论就是真理，完全正确，然而他的理论还是具有一定科学性。因而他非常自信，一直坚持自己观点的行为就是不愿轻易地放弃思考的权力而盲从当政者。

胡风的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当别人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的精神不顾现实环境要在国统区培养工农兵作家时，胡风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不可能，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作实际斗争”（梅志：《胡风传》，第491页）。胡风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弄得到会者很不高兴，然而他们又没有办法驳倒胡风，以至双方僵持着，使问题讨论不下去。后来再开这样的会，没人再邀请他参加，因为会议组织者不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不能容忍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受到丝毫的挑战（尽管胡风本人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然，身在国统区的那些政治型的文艺工作者由于当时的情况，也只能将胡风晾在一边而已，至多在背后提出批评，但还不能拿胡风怎么样。

P30-33

2003年我调到了扬州火学工作。扬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任务基本上是秋季学期略多。春季学期很少，有的老师甚至没有课上。这样，到了年终，我们这个专业的许多老师工作量不足，于是我们就得设法向校方申请上公选课。由于我进扬大比较晚，所以原先没想的一些课程已经有人上了，只好另辟蹊径。我想到了当前传记文学书籍比较畅销，我们的学生可能对传记文学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在这方面开设选修课，希望对学生的人生设计有所启发和帮助。

我所从事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我搜集了不少以现当代作家为传主的传记作品，已经读了不少，而且颇有一定的感触。现在既然要开设公选课，那就将这些感触写出来，积累到现在，于是就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现在的大学教师大多忙于申报课题项目，撰写论文论著。而我却没有将开设传记文学的选修课的材料写成论文去谋取科研经费或者什么奖项，而是写成了随笔散文。这在功利化日趋强盛的今天确实是不合时宜，因为我不是作家，而是一名教师，写了这些东两既不能评奖，也无助于谋取更高的职称。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些东两于我还是有意义的。其一，只有随笔这样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达我的思考，尽管思考的结果难免天真、幼稚和浅薄，但是我仍然喜欢，这毕竟是属于我的东西，人生在世百十年，“神马都是浮云”，唯有思想、灵魂和精神属于自己。我有时有些过激的想法：与其写那些注水的泡沫“论文”、“论著”浪费社会资源，倒不如写砦虽然不被承认但是表达出自己声音的散文随笔。其二，论文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比较深奥，因而人们往往敬而远之；而随笔则不同，其中虽有一定的理论存在，但是并不着重于理论阐述，它可以通过感性描写和情节叙述、议论和抒情强化其亲和力，不会让一般读者望而生畏，而且对选修本公选课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中国现当代作家很多，包括台、港、澳的，能够进入大中华文学史的可以说有数百人，而这里所列的仅仅二十几人，那么到底依据什么选择这些作家作为品读的对象呢？坦率地讲，这里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择，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主要在于本人比较崇尚自由，不喜欢受某个标准约束一只要读了以某一一作家为传主的传记，对这个作家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就写成一篇。所以，这里涉及的作家并不都是非常著名的，他们并不都是20世纪中国最高水平的作家，而且读者可能注意到鲁迅、胡适和老舍这样非常重要的作家竟然空缺。有时我觉得，写些边缘作家或许更有意义，因为这些作家在文学史上很少得到叙述，常常被人忽视，即使有些文学史著叙述到他们，却也非常简略，因而人们对他们了解和认识很少，然而他们在徽人的意义上并不比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耀地位的作家的差，所以我们更有必要了解和认识他们。不过，对于某些作家没有作认真的了解总是缺憾，这既有可能是没有找到比较理想的关于他们的传记作品。也有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谈论他们的合适的视角或话题，与其谈不出新意，还不如不谈。等到将来灵感来了，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再写成文章。另一方面，写作这本书还受到所能读到作家传记的限制。本人读书现在基本以个人藏书为主，况且还有些作家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的传记出版，所以读到哪本，就以哪个作家为写作对象。对于那些没有写到的作家，将来会利用一定的时间阅读相关的传记，继续写成随笔，待到数年后可以另行编辑出版，或者加入本书将来的修订版，当然这得有个前提：本书能够得到读者朋友认可。

这里需要向各位朋友声明的是，我这个人向来不善于考证。我所写作的依据都是有关传记作品的叙述和记载。至于这些记载和叙述是否真切可靠，我没有去考辩。我们应该相信，传记作家写作所持的是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们一定会为传记中的真实性负责。当然，每个作家所掌握的材料都是有限的，传记文学写作中难免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已经注明了材料的出处。因此，本书可能引起一定的争议全在意料与情理之中。对于某个人的看法与阅读文学作品一样，往往是见仁见智。本书引起争议是很正常的，作者热忱欢迎各位朋友来邮就此展开讨论、商榷、争鸣和批评指正，本人的电子信箱是sundexil960@sohu.com。

非常感谢扬州大学的包容，没有给我太多的任务和太大的压力，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

衷心感谢香港的《文学评论》、《前哨》、《香江文艺》、台湾的《大海洋》、内地的《闲话》、《长江学术》、《浙江师范大学学报》、《风雅》等期刊发表了本书中的部分文章。

非常感谢众多的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作者们，是他们为我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尽管有些史料的真伪尚待甄别！非常感谢良友书坊臧杰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提供的方便！还要感谢我的挚友胡健、陈思广和汪树东先生，他们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本书并作了严格的校对，同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孙德喜

2011年2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