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伦或莫里哀的《唐璜》，到梅里美的《卡门》，再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众多杰出的外国作家倾洒过大量笔墨赞美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故乡，今天编者和我们终于看到了用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美丽隽永的中文书写的这样一部有关西班牙的作品。

编者期望这部杰作能够改变中国人对西班牙的传统印象，并在中国唤起到西班牙旅游的热情。

　　过去，西班牙为人类贡献了塞万提斯、委拉斯开兹、戈雅等艺术大师；二十世纪，她又独领风骚，为世界奉献了毕加索、达利、米罗等众多巨匠。无论你喜欢与否，她的狂放与精美、多元与奇特都是绝无仅有。

本书是五位中国作家的“西行漫记”，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角度与视野对西班牙当代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山川美景、饮食烹调及其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述。文章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给人以感悟和启发；其别具一格的故事和幽默风趣的文笔，让人在阅读中得到极大愉悦甚至报以会心的微笑。

亲爱的，西班牙

亲近遥远——西游日记

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夜晚

用骨头思考，用肉体生活

西班牙色彩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落日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下那张有三平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币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因为它是新世纪的北京，天空就久恒地呈着炊烟的灰暗，永远永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雾漫的气候，在这个庞然诺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天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六色五颜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至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余皆就是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隆重呼吸和心跳的轰然。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问，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埃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做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我幻想我以巨速冲刺的力量冲向游人如织的柏林墙时，不同肤色的人，会不约而同地用各自的语言发出各种怪异的尖叫后，他们共同看到的是一滩流液的血红和一具东方人的尸体，而后是长久的沉寂和惊愕。而我，苍白扭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个最根本的了然而止和嘎然的解脱。

当然，从我心深之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祥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陪客和一员。希望落到拉美亚马逊河的岸边上，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掏将出来了。

那枚五分钱的锡制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她们身上的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上，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和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掷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那些人就把眼睛做作装假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眼前这边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逊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不肯着黄泛白的草棵和藤绿。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问。

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这块鸡状的红黄里。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去。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那儿虽然是死亡的去处和选择，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抑的人，我不想让我的死攀亲附高地和宗教扯在一块儿。当然说，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如果那样我就只能如我预想的——从天安门城楼或八达岭长城的那个最高的嘹望台上跳下去。那样儿，我的死就带有政治色彩了。可是事实上，我的死除了与我的命运相关外，它和政治、信仰、文化的关联就如同非洲大地上被太阳蒸腐的动物的死尸和北极冰雪的融化没有直切的关系样。

我的死只是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和归处。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严然而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我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就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息的吊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燎亮了，乳色银泽的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处犹豫一下，停顿了水泡破裂那么一点一滴的工夫后，突然掉头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硬币先是响出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柔软的厚，几乎完全叠混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丝差毫别了。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穿越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着滚动立下了。

倒去了——

那是西班牙。

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哥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它令我熟悉得犹如我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癞子》，可它令我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发茬和后勺内的深度和深刻，我无法得知它，也不愿认识它。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生命结束在西班牙。P2-5

达西安娜·菲萨克，学者。1960年生于马德里。现为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于1978年陪同西班牙国王首访中国。后在北京学习逗留，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开始研究中国。曾先后在那不勒斯、斯坦福、莱顿、牛津等大学访学并进修汉学。翻译过巴金的《家》、钱锺书的《围城》和鲁迅、高晓声、铁凝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每年都来中国走走看看。

不论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人们总是习惯于强调两国文化的不同。然而，自多年前开始从事中国学研究至今，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共同点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这种想法随着每一次研究的深入而越发强烈。

尽管在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我们确实多有不同，但是在内心深处，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相似之处却是如此之多。在我和中国人的很多交往中，无论男女老幼，都产生了巨大的认同：对重要的事情，我们有相同的喜忧；对生命中弥足珍贵的情感，我们同样珍惜。虽然各自漫长的历史和不同的生活轨迹让我们站在了遥远的两极，两种文化的基因看起来也迥然不同，但是实际上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离得比人们想象的近得多。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也为了增进彼此了解，人们不仅需要自我审视，同时也需要借助他人的目光。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看到自己不曾看到的那一面。

缘于这种想法，本书诞生了。为了获得关于西班牙的全新视角，借上海世博会的契机，西班牙馆邀请五位中国著名作家来西班牙观光游览并撷取他们的感受，使之诉诸笔端，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国家国际展览署的鼎力支持使这一计划得以圆满实现。

二○○九年十月，阎连科、劳马、周嘉宁、张悦然、陈众议从北到南走访了两班牙几个城市，行程不可谓不紧凑，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回国之后，他们把这段经历浓缩成了这本书。作家们友善而坦率地谈论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描述这次旅行，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此外，他们不仅讲述了访西印象，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多重愿望和忧虑；甚至在描述西班牙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中国。

这本书用近距离的、敏锐的、令人心动的笔触让中国人看到了西班牙人，也让我们西班牙人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