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自孙中山先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来，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中国革命犹如一艘扬起快帆的船，顺风顺水，一日千里。数年间，已统一两广，取两湖，掩闽浙，饮马长江，坐拥东南半壁。旌旗所指，望风披靡，眼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然而，蒋介石却是心事重重，剪不断、理还乱。世事如棋，暗藏杀机。胜利浪潮中潜伏着的各种暗礁，如今渐渐都露出了水面，各方面的矛盾已呈现出表面化和尖锐化。在这诸多矛盾冲突中，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及左派人士才是他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最大障碍。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1925年中共召开“四大”时，全国仅有990多名党员，到了1926年11月，全国党员总数已增加到18000多人，在斗争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工农运动也在迅猛地发展。1927年春，全国工会会员达到200万人，农民协会会员达到900万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赖以发展、活动、壮大的雄厚的社会基础。
这一切，让蒋介石看得嫉妒、心惊胆战。
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酝酿。
随着北伐军抵达湘鄂，1926年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对这一切，最初是持支持态度的，他在1926年11月19日的电报中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的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性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想摆脱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这有利于实施他的篡权计划。按他的说法，是“意以为共党势力在粤，迁之使其失所凭藉，易于取缔”。同时还有阻止汪精卫回国、压制实力强大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等多重妙用。
但是事与愿违，在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下，武汉已逐渐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两湖地区的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的发展也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势。
武汉方面的军队蒋介石也无法掌握。唐生智素有野心，利用北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控制了武汉的地盘；而另一支武装力量则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张发奎与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一向走动甚勤，他们都不是能让蒋介石随便摆布的。
更让蒋介石反感和揪心的，是武汉的所谓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根据有关决议。它有代行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职权的权力。在联席会议的成员中，既有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又有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詹大悲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他们都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可能帮助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军干政，实现独裁统治的目的。
因此，蒋介石突然改变此前迁都武汉的主张，径自决定改都南昌，不惜“视党国如弈棋。失大信于天下”，挑起了迁都之争。
这一次蒋介石未能得逞，他纵横捭阖的作风自“中山舰事件”后，人们已有所领教。苏联顾问鲍罗廷在一次宴会上，公开指责蒋介石说：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即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打倒的。”
鲍罗廷的警告被蒋介石引为一生的“奇耻大辱”，他气急败坏地提议驱逐鲍罗廷：
“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我们不必顾虑外界的议论，应该站在独立的立场确立革命行动。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
武汉方面的反击也是有力的。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不仅坚持了既定迁都武汉的主张，而且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旨在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从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党务诸方面，对蒋介石的权力作了限制，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团结合作的力量。
更让蒋介石感到震惊的是。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居然被中共发动的工人武装起义占领下来。北伐军虽然兵不血刃地进了城，但毕竟未出一点力而有客居之感。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壮大，这使蒋介石寝食难安。尽管迁都之争以失败告终，但他很不甘心，他先在南昌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暴行，然后从赣州、九江、安庆一路杀向上海，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将反共的浪潮推向了顶峰。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宁汉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宁方占有闽浙全部及苏皖大部，和川粤军阀相互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北方的张作霖也利用吴佩孚的溃兵进军河南，觊觎武汉。武汉政府如漂浮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处于反革命的包围下。面临着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严重危机。
不久前刚刚回国，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心里发虚，他掂量着自己的实力，与政敌蒋介石相比，最大的不足就是手中没有军队，只能利用左派的面具，借助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与蒋介石抗衡。所以，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立即发出反蒋通电，斥蒋“既违反中央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悖谬，悍然行之，无疑甘为民众之公敌”。P1-3